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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开拓了治安史研究的范畴
当前治安管理史的研究主要对相关管理制度的出台、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宏观的叙事化陈述,而忽略了对具有独特性的城市治安管理的施政者、治安政策的执行过程、治安客体对政策的反应等方面的具体探讨,本书恰是从这些方面寻找突破口,细化了治安管理研究的具体方面。
创新了城市史研究的方法
当前的城市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近现代城市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几乎割裂开来,看不出古代城市向近现代城市转变、发展的轨迹。本书则分为鸦片战争前、中、后三个时期,对道光朝的广州治安进行了动态研究,搭建起城市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研究的桥梁。
弥补了近代化研究的缺陷
我国史学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将清史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而道光一朝也被腰斩,分属“古代”和近代。从事古代史与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很少交流对话,这无疑使得道光朝及近代化研究出现断裂和空白。本书将整个道光朝作为研究对象,缝合了古代与近代,弥补了近代化研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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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道光朝广州社会治安为研究对象,将治安管理纳入中外贸易、鸦片战争及社会变迁等宏大场景中进行梳理和叙述。广州的社会治安管理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广州地方政府对社会治安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在鸦片战争前夕还是战争期间及战后,均未因时局的变化而适时做政策性、制度化的调整,从而影响了广州近代化的进程。通过对史料的密集扫描和显微呈现,揭示出广州这个城市在历史转型期和社会转变期的阵痛与不安,惰性与突破,困顿与发展。完善了清史研究的弱环,填补了治安史研究的空白,弥补了城市史研究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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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江 波,男,安徽省庐江县人,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曾在《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史类学术论文二十多篇。《道光时期广州社会治安研究》为其首部学术著作。大学毕业后任教多年,现从事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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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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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一、道光时期的广州政区和城区
二、古代治安管理的概念和内涵
三、相关学术史回顾
四、研究思路及资料来源
上编 鸦片战争前夕广州的治安重心
**章 嘉道时期广州城的管理布局
一、广州城官僚体系和基层社会组织的构成
二、内外城的安全防务
三、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治安制度
四、广州地方政府“严打”的恶性治安案例
第二章 针对行商和外国商馆的商业管理机制
一、行商及政府的严控
二、对外国商人及其商馆的管理
第三章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纠纷
一、华夷伤害案的处理
二、中外贸易制度对抗下的纠纷处理
三、特殊案件的处理
第四章 严禁鸦片走私的治安举措
一、打击鸦片走私,扼制纹银外流
二、严厉惩治参与走私、涉及鸦片和私易纹银的腐败、渎职官员
三、对各类“汉奸”的处置
四、综合治理以求根绝之效
五、配合打击鸦片走私行为的其他社会治安整治
中编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社会治安的无序状态
第五章 广州城内外的军事布防
一、林则徐的军事布防
二、琦善主政广州时的社会治安
三、杨芳、奕山的军事防控
第六章 广州社会秩序的混乱
一、驻兵的袭扰引发社会动荡
二、奕山主政期间社会治安失控
三、赎城后的广州城及官府的社会维稳措施
第七章 广州官绅在战时社会治安管理中的作用
一、士绅倡导并组织备战力量
二、行商在战时的摇摆态度
第八章 民众的武装反抗与官府的化解
一、民众的抗英激情
二、三元里人民抗英
三、举人何玉成的抗英行动
四、官府对民众武装力量的化解
下编 鸦片战争后广州社会治安的调整
第九章 广州民众反英军入城
一、官府对英国人入城的态度
二、官民之间的冲突与刘浔事件
三、士绅支持民众反入城行动
四、官府对民众反入城行动态度暧昧
第十章 战后广州处理中外关系的取向
一、广州对外国人治安处罚权的丧失
二、华夷纠纷案的处理
第十一章 军事建设与商业调控
一、军事和城市建设保广州安全
二、商业调控化解民生困境
三、官府的维稳措施
第十二章 处理“夷务”为中心的广州城
一、条约实施背景下的广州社会
二、梳理夷务,确保广州社会稳定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一)道光年间广州治安大事记
(二)人名索引
(三)道光年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及任期表
(四)道光年间广州知府、广州将军任期表
(五)道光年间粤海关监督及任期表
(六)博士论文后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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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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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一口通商”背景下的广州城人口众多,成分复杂,社会混乱,城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巨变时期,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一口通商”政策的实行,使广州成为外国商人进出中国进行贸易的**通道。大量的外国人涌入广州,他们不断突破清政府关于正常贸易和对外国人的各项管理规定,长期滞留甚至居住于广州,从事合法或非法的经营活动。鸦片等毒品的进入导致各种刑事犯罪的增加,资本的刺激使原有的社会道德水平下滑,各种社会寄生群体如流民、乞丐、妓女、游方僧人、江湖术士、传教士、行骗者、黑社会势力、海盗等大量滋生。旧的、传统的城市功能与外来的、近代化的社会发展要求发生了复杂尖锐的冲突,特别是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十年,广州城区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广州城市管理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像“十三行”、鸦片、行商、流民、会党、夷商、夷务和防务等问题,都因为社会形势的高速发展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必然引起社会治安秩序问题的广泛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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