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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诗学评论家陈仲义1999年至2014年诗学论文的合集。分为诗象篇、诗人篇、比较篇、阐释篇、诗语篇等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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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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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深挖一口井”(序)1
第一辑诗象篇
诗歌的“出逃”、承载与挣扎 1
诗写的个人化与相对主义 14
多元诗写流向:象喻、语感、综合24
第二辑诗人篇
永不止息的“波浪”
——蔡其矫诗歌论 37
纸蝶翻飞于涡旋中
——安琪诗歌论53
“一颗心的磨损处,绽出那霞青云淡”
——陈先发诗歌论66
“杀毒霸”的播撒及“互文性”回收
——伊沙诗歌论82
第三辑比较篇
剖解:“民间”与“知识分子”之争99
盘点:海峡两岸后现代诗说、诗论110
比照:海峡两岸后现代诗的“采样” 133
第四辑阐释篇
现代诗读解策略157
启夕秀于未振
——重读台湾名诗人名篇 170
危石当梯阶,几可渡崖壑
——台湾后现代诗技艺采摭183
为大陆“情色诗”一辩197
第五辑诗语篇
现代诗语与文言诗语的分野
——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209
现代诗语的“轴心”:张力227
现代诗索解:纵横轴列的诗语轨迹分析245
现代诗语的重要“纽带”:隐喻与转喻257
学术简表270
跋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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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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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象篇诗歌的“出逃”、承载与挣扎
一、诗歌的“逃向”
跨世纪诗歌,真不敢指望哪一天,“时间神话”会突发慈悲普降甘霖,施以她往日的荣耀。几分孤傲几分拮据,再加几分尴尬,是诗歌眼下比较客观实在的写照。当思想启蒙的排浪,迅速转化为物欲的大潮,二十多年前那种“登高一呼”“发聋振聩”的狂欢庆典,便一去不返了。特殊时期的诗歌,作为时代晴雨表、审判者、吹鼓手,应和着社会变革人心所向,但在超载的历史使命过后,终究要归乎平静。
一旦竞争、务实、效率、交换成为社会普遍准则,谁还有心浸淫于远离实用的高雅境地?诗歌,自19世纪90年代起,灰溜溜地被放逐到社会边缘。本来嘛,就该在边缘上安分守己,可是诗歌,自恃深厚的历史因缘、高贵血统(不是说一部文学史有半部属于诗歌吗)和渊远的教化功能,极想挽回过往的辉煌。无奈经济的杠杆早已高高翘起,任复兴的诗笛一路嚷嚷,也丝毫扭转不了商品消费的扳道。由商品和文化复制操纵的消费社会,注定教璀璨的皇冠、文化金字塔,从内部属性到外部生态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幸的是,诗歌没有走向绝路;不幸的是,诗歌暗淡了往日的容光。世纪之交的诗歌,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在尴尬中陷入两个突围:一个是滑向世俗感官,另一个是逃向诗人内心。
滑向世俗感官主要是指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巧妙启动诗歌,利用它的古老声誉和手段,进行开发,重新聚集诗歌资源,开通诗歌被淤积的通俗部分和成熟形式。诗歌的通俗部分和形式,在极权与计划经济时代,曾被扭曲,其实它天然地潜藏于各种对象中。现在经过一番“整容”,便形成了以当下粗浅诗意为表征,配合各种标的,在各领域可批量生产的“再生物”了:大量扩散的诗歌因子、诗歌元素,诗歌成分,被广泛调动起来,进入销售、消费领域,经过调和“配对”,重新焕发了光彩。
从哪一个夜晚开始,诗歌幸福地和
“好人一路平安”“友谊天长地久”“潇洒走一回”“爱你没商量”一起合唱。“月落乌啼”启用了唐诗流韵,“涛声依旧”截取宋词味道。诗歌迅速穿行于食文化之间,在蓝色火焰、料理、玫瑰花餐纸上,配合着牙床运动、食管吞咽,进行诸如“半月沉江”“红肥绿瘦”“在水一方”的美声命名。诗歌,甚至堂皇地打进保健用品,极尽诗意,以此引领新一轮人生享用。
诗歌多少改变此前清高姿态,放下架子,以唾手可得的诗意,汇合商业文化意图,在假日、节日、黄金周、大众广场以及各种仪式上,载歌载舞,穿梭迎宾——广泛覆盖于社会各个角落。诗歌在招贴、台词、明信片、圣诞卡、贺年片、MP3、广告、手机短信里彻夜漫游……诗歌那部分面朝向公众的功能,承担了年复一年的流行色,很快打开了通往世俗感官的快速通道。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填充生活的“沙拉”,微甜中略带酸涩,悄悄地、不经意间,浸润了生活——那些干巴而粗糙的层面。
在大众由衷的感官拥戴中,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战略转移”。各式各样速配的“准”诗歌、“泛”诗歌、“亚”诗歌,经由感官传递,程式化操作,共同组合“大众诗意”“流行诗意”,蔓延开来:分流欲望又打扮欲望,点缀身心又清爽身心,它与休闲、宣泄,还有附庸风雅,一起加入时代的狂欢。感官欢娱,浅层次心理抚摩、摇荡,多少使不良能量得到释放,大大缓解人的身心失衡。诗歌在被消费俘获、驯服后,自然也成了商业文化的小小随从。
人们似乎领悟到诗歌浑身都是宝,是随时可充当招之即来的“三陪”。由于形式简括,她全身心的每一个细胞都有派场。随便几行诗,镌刻在风景名胜,其效果,是小说散文再煽情的语调,也望尘莫及。随便一组对偶、几个丁当响的韵脚,就可以叫房地产增值千万。“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贴满沿海各种售楼处,房地产商们,难道不应该向海子烧香酬谢吗?!
从积极方面上讲,诗歌与多方“合媒”的结果,至少教大众生命大大开放了它的原始活力:肺活量,配合脸部笑肌,愉悦心情,即兴发挥,时尚谈资,自由自在。积郁于人们身上的污气怨气闷气“尾气”,连同窝囊气,一股脑发泄出来。不良能量得到释放转移,大大缓解身心失衡。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歌和流行文化、商业操作联手,满足了人的部分欲望,拯救了人的部分躯体。
平心而论,是流行文化“有心”利用诗歌的古老声誉和手段,给无辜诗歌涂上“投机”色彩。有时打扮得妖冶一些,令人恶心;有时轻描淡写,倒也清丽可人。流行文化奉行的是快乐原则、感官满足原则,自然远远躲避精神重负。然而,诗歌一旦溶进这般庸常的大众生活,艺术便很快失去自身界限而被生活瓦解。这,肯定要与高雅文化、精英诗歌——以精神深刻和个性突出为追求圭臬的立场发生严重背离的。
逃向诗人内心,主要是指退守于内心深处,诗人更加忠实于自我心灵的感受,即进入隐秘的个我化写作,进入属于“献给少数人”的精神历险与语言历险。逃向内心,势必抛弃多年流行的“宏大叙事”,保持与主流、中心离异的边缘姿态,拒绝大众传媒的盛情邀请,一直把“先锋”“新锐”“前卫”牢牢镌在自己的心扉上。这种“为无限少数人”的艺术,本质上是孤独的。她的可贵之处,是提供心灵瞬间的秘密颤动,因而很不合群,在这个意义上,允许一部分诗歌逃向内心是天经地义的。
逃向内心,并不是提倡诗歌与时代、社会完全脱节。诗歌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已然从直接反映、对应,转换为曲折投影、互文互涉式了。个人内心的创痛,哪怕小小叹息,经由心灵折射加工,完全有可能带上时代擦痕。因为心灵的空间和容量,并不亚于自然的天空和海洋。当然,那种过分耽于内心的“私房话”,过分流于日常琐事的满地鸡毛,是另外一种“失语”,不足为训。
在精神遭到矮化,价值不断陷入迷茫时,逃向内心是一种怯懦,也是一种慰藉和救赎。诗歌在小小的心灵角隅,坚守独立、尊严和稀贵品质,是无奈中的有效,混浊中的“洁身自好”。面临各种异化、愈演愈盛的散文化语境、物欲之流,共同酿造现代文明新的焦虑和创痛,从而加剧都市文明症候和“单面人”进程。正是诗歌,以“自己整个灵魂的发言”(维赛尔),以内心深处不可替代的“对话”——一种独到的个人化体验和经验呈现,成了公共时尚、一次性消费、文化复制和官能刺激的小小天敌。它的逃向,因不肯“同流合污”,而显得那么悲壮,又那么值得敬重!
冠以先锋命名的“小众”诗歌,冷眼城市那些口红写作,对连篇累牍的广告体不屑一顾。反过来,它也遭遇冰冷都市和狂欢大众的漠视。他苦笑着,死不改悔继续以“阳春白雪”自居,一厢情愿地与庞大“风车”作战:对抗都市技术理性,对抗文明中非人性的负面,对抗契约对心灵的沙化,对抗欲望带给良知的愚弄……这样的诗歌,固然算不上精神王国唯一的帝王,但天生的精神性、超越性,使之怀有对物欲高度警戒和某些“免疫”,它触摸人心柔软部位,星星点点于灵魂深处,抒发生命的自由自在,敞开生活的明与暗,切入生存敏感地带,引发生机勃勃的细节、率真心性和语言历险,保持检索式的自明自持,不失为“空心”时代,一种自我慰安、自我救赎方式,也是对现代文明症候的一种针砭。在精神普遍放逐的境遇,它坚守艺术独立、尊严、高贵的品质,在语言迷宫寻找自由解脱。也因此,它成了时代的另类。
这群精神“手淫”的痴迷者,浑身长满反叛骨刺,到处延伸实验触须,牛角般地挖掘诗歌版图,企盼发现诗歌的“脑白金”“脑黄金”,捕捞诗歌的“深海鱼油”,乃至提取诗歌的“卵磷脂”。他们四处碰壁却义无反顾,神经兮兮,天马行空,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以复加的文本实验,几近走火入魔。他们冒着“非诗”罪名,领教“另类”酸楚,在变本加厉的诗歌腹地独行,吞食着与读者隔膜的苦果。公众很难理解此类诗歌行为,纷纷指责那是诗的象牙塔或诗的臭水沟。两极分化的鸿沟越来越大。此类“独行侠”的前卫姿态和大众们“趋之若鹜”
的卡拉欢唱,形成了当下两级诗文化不可调和的反差。
诗歌在无奈中大部分走向逃离和“还俗”,只剩少部分留守内心。诗歌顺应大众文化合法化进程,固然促进俗文化成熟,但,也不能因此降低自身严肃的精神超越性——超脱世俗平面,拓展与揳入人的意识深处——即在生存生命的激荡中,磨亮精神燧石,包括良知、灵魂、人格、情愫等等。
上述两极走向,是新世纪诗歌总体样貌的抽取,它牵动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前者,带给诗歌生态激变。
二、诗歌的“承载”
应该承认,再怎样艰难地寻求突围,新世纪以来,诗歌的生态还是得到不少改善。诗歌的关注度,诗歌的覆盖面,诗歌的传播,新诗教材的全面改进,网络诗歌的写作狂欢,民间刊物的发行通畅,社团的此消彼长……凡此种种,说明了诗歌语境的相对宽松。 以广东省最为典型。笔者曾提出广东诗歌十大亮点:它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诗歌网站《诗生活》,拥有全国民刊中最具专题特色的刊物《诗歌与人》,拥有全国最大的外来移民诗人群,拥有连续多年的民间诗歌年鉴《中国新诗年鉴》,拥有全国女性诗歌最重要的阵地《女子诗报》,拥有全国第一个与境外合办的刊物《中西诗歌》等。由此可以觉察出诗歌的巨大生态改善。诗歌,出现了新的、极强的承载功能。
单单2005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举办各类诗事活动高达400多项。除了名目繁多的各级诗歌节、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诗歌论坛,总之一切与诗能“沾边”的货色,都与诗结成“同盟”或仪式,迅速落实为诸如诗碑、诗墙、诗校、诗村、诗乡、诗义演、诗同题赛、诗摄影、诗收购、诗救助、诗旅游、诗基金、诗漂流、诗医院、诗招贴、诗处方、诗婚礼、诗超市、诗歌万里行、诗行为艺术……
比如:1月13日“荣县·中国诗书之乡”授牌。3月20日“中国桃花诗村”开村仪式。3月“中华诗教试点学校”挂匾。4月9日“中国诗人之家”河南鹤壁煤业集团揭牌。4月诗刊社第四次大型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启动。4月南昌“谷雨诗会”(首推全国诗意化医院,1000幅诗歌张贴画挂满病房)。4月26日“诗行为”艺术:诗人野夫在SOHO广场上搭建4平方米鸟巢,在上面生活一个月。5月“诗墙”在湖南常德(世界上最长)扩容。5月17日“中国诗歌万里行”启动(中国诗歌学会)。6月“处方诗”由乡村医生来一鸣申报吉尼斯纪录——所开药方皆由四句七言韵诗组成(30年完成40万首)。6月18日富春江畔诗歌集体婚礼。7月14日现代诗剧《口供》演出(100名诗人、艺术家参与)。12月24日首届诗歌精品超市大展(深圳)等等。
它明白无误发出一个信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逸出具体文类,正在加紧融入文化。换个说法,诗歌正在加大自身的“分化”,即诗歌的通俗部分正在被文化化、被经济化、被政绩化。
诗歌,一方面抑不住自己的天性,按照自身内部生长需要,积极寻找扩张空间。另一方面,也心甘情愿地配合、承担各种外部
“订货”。在所有文类中,诗歌与政治、文化、经济的直接接触点,拥有最大的横截面。直率地说,诗歌可利用率和被利用率是最高的;诗歌是最挡不住诱惑的,也是最容易制造诱惑的;诗歌既是文化活动的受益者,又是回收的出血者。这也是她的魅力活力之所在。
官方、半官方、主流媒体、民间,仿佛一夜之间达成君子协议:一致要叫半老徐娘洗去多年耻辱,重放光彩。在各色旗号后面,大多怀着美好心愿,但在文化导向、市场经济的铁律下,多少都带有自己一点“私货”。诗歌的功能和利润开始被瓜分了。
不错,行政、经济、团体、行业,正七手八脚把孤傲的诗歌抬起来,抛向天空,制造凯旋的靓丽景观,当然,也指望从她散落的体香、毛孔、分泌物中获得什么。
行政部门恍然领悟,构建和谐社会、文明社区,诗歌,不就是一部现成而明亮的前奏曲吗?因此加大投入,诗歌得到政府行为直接嘉许,几个诗歌节前所未有获得超过100万以上的专项拨款。诗歌喜笑颜开。经济部门灵机一动:向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嘛,不妨改为诗歌突前领唱,变化一下胃口,说不定会引来意想不到的效益?于是,诗歌与观光节、与购物节、与旅游节、与贸谈会顺利签约,共获双赢。
纵身商海,爬上岸来的前诗歌爱好者、前诗歌写作者、前诗歌追星族,为还愿挥之不去的诗歌理想、梦想,主动请缨慷慨解囊,诗歌在等待多年之后,意外接获中奖彩票和礼券。嗅觉灵敏的老总们,紧紧嗅住这富有诗意的商机,精心策划,巧妙包装,很快与广告传媒联做双簧,深度开发,花样翻新。诗歌,在与企业文化的频频传情中,理所当然领到了半杯羹。
诗人的天性,一向喜欢呼朋唤友、率性而为,聚会、海聊、纵情、游冶……天赐良机中,自然顺应邀请,接受光环,领教人情,宣泄情性,不亦乐乎。这一切,都叫近年来诗歌一改黯然脸色,转而神采飞扬起来。
很少人能顶住诱惑——评选、授奖、典礼、上镜、演说、签名……在大众文化簇拥下,诗人们在相当范围内为诗歌争得荣誉、尊严,至少也修复诗歌被误解、被挤兑所造成的部分伤害。然而,也应该看到,与此同时,诗歌也在一浪推一浪的狂欢中,失去某些深沉、深刻的东西。诗歌成了虚荣的俘虏。
对此诗歌逐年升温的嘉年华,女诗人燕窝迅速做出反应,2006年她在《诗歌经济学:两手都要硬》中说:诗歌需要“文化含金量”来增加其商品价值。支持诗歌和钱发生关系,这叫“资源整合”“强强联合”。人家要伸张自己发展平台,我们则借此给诗人提供交流机会,在社会上发出诗歌的声音,没有什么不好。诗歌为何不能卖?要卖得理直气壮,多卖,争取卖,大卖特卖。但,不能卖良知。
不过,对这样的广场狂欢,诗人陈东东有较大保留。他提醒以诗歌的名义进行的活动,的确是一大人生乐趣。但在这个轮廓里,却还要警惕它带给诗人的行业幻觉。行业幻觉,是很容易把原本就比较自恋的诗人导向极度膨胀的。
陈东东:《行业幻觉》,《晶报》2005年10月29日。
徐敬亚说得更尖锐:“工商社会对诗歌的宠幸,可能出现一种非常可悲的结果:当善良的人们怀着巨大的牺牲精神资助或宣扬诗人的时候,他们帮助的可能不是诗歌第一流的深层艺术因素,而恰恰是诗歌汤锅中表面漂浮着的一层闪亮的油脂,即诗歌群落中最追逐功利的部分,即非诗。”
徐敬亚用汤锅表层的油脂来形容,显得有些刻薄。暂时抛开那些显在或隐在的目的动机,从效果上看,你得承认,不管诗歌愿意不愿意,诗歌的通俗部分在时代语境的“裹挟”下,确实正在加快文化化、经济化、政绩化,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我们忧心诗歌那些被“利用”、被过多“承载”的部分,但也应看到她的积极表现:她的大方、外向、明朗、容易牵动人心,对于推进诗歌普及,让诗歌走向大众,营造文明环境,提升社区、企业文化质量,提倡诗意生活,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当全社会以“各取所需”的眼光打量诗歌时,诗歌是不是应该为自己浩大的资源与能量感到欣慰?那么诗人呢?少数诗人可能搭乘诗歌的礼车,借助诗歌的“踩街”活动,表演做派,以获取名声和其他利益,也因此无条件汇入商业文化大军,充当自鸣得意的诗歌“爆竹”。
多数诗人在骨子里还是履行自己的行规和职责,他们对诗歌本身有着坚定不移的诚恳:就是努力写好诗,不为外界诱惑所动。在参与相关的诗歌活动中,他们有自己的守则。力戒哗众取宠、消解“非分之想”,即使受到鲜花与镁光灯的包围,仍保持高度清醒,清醒诗歌的功能“分化”和角色承诺。他们知道,诗歌永无止境的追求,是唤醒心灵、唤醒语言,继续义无反顾的精神历险和语言历险。诗歌那些外在的、浅层的可利用部分,尽可以拿去用,但诗人之“心”岿然不变,尤其那些在底层、民间的写作者们,始终坚守着诗歌的独立品质。
这才是诗歌,深层次的承载。只有这样,诗歌才能赢得社会的尊敬,诗人才能捍卫自己的荣誉。
三、诗歌的“挣扎”
正当笔者为近年诗歌生态的改善略感欣慰时,2006年诗坛闹出了数十个轰动事件,标示诗歌在新的生存环境,在与国家意识形态、商业文化、后现代语境的纠葛中,所拥有的能耐、活力和虚妄。仅抽样其中四个不同类型的诗歌事件,我们就能进一步体味个案中折射出来的文化涵义:在表面繁荣与多重压力面前,诗歌以多变的脾性,不断变换“花招”,继续进行着艰难的自我挣扎,包括文本挣扎、伦理挣扎、市场和技术挣扎。
文本挣扎。“梨花诗事件” 2006年9月中旬,有人将女诗人赵丽华四年前的网络诗重新上贴,掀起一场大规模仿写运动。一时间,帖子铺天盖地,点击率多达几百万,诗歌的关注度创下前所未有的记录。集中体现了诗歌实验文本,在网络与公众中的嬉戏性——相互嬉戏过程中的文本沉沦:到处是口水加废话;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蔚然成风;能指漂浮与所指流失,导致文本虚脱,诗歌文本的可靠性遭到严重质疑。虽然“恶搞”带来许多负面,但就其积极因素讲,还是反映了大众对诗歌文本的基本诉求和“监护”,是诗歌文本在放浪偏离中,一次及时的“他律”。
“恶搞”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大规模仿写,“梨花诗”仿写动摇了诗歌文本相对稳定的规约,加剧了诗歌文本往“无章可循”的泥淖越陷越深。它无不涉及众多诗歌本体问题:诸如诗歌的底线究竟应该划在哪里?如何葆有诗歌最基本的品质?诗与口水的区别,诗与废话的区别,如何界定诗与非诗的区别?什么是好的诗歌文本?似是而非的辩解,不分青红皂白的起哄,幸灾乐祸的复制,充分表明诗歌文本陷于混乱、离散、失衡的暴露中。那种放弃文本的声形意韵,满足于随意即兴的“脱口秀”,或者敲几下回车键的简单做法,最终只能使诗歌自曝其丑,自取其辱。
长期以来,诗歌文本的审美判断一直处于游移、模糊、老子说了算的无序状态,造成诗歌无难度写作与质量下滑的内伤。以这次“梨花体恶搞”为教训契机,实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诗歌起码的文本尺度,回归诗歌文本的诗性标准。
伦理挣扎。起先我是把这次裸体读诗事件 2006年9月30日,以“保卫诗歌”名义,数十名诗人在北京第三极书局发起朗诵会。“物写作”首创者苏非舒,在女友帮助下突然脱掉十六层衣服,裸体默读自己的作品《仅此而已》。大概默读了一分多钟,灯就被关掉了。之后被处十天治安拘留。,当作是一次诗歌的文化反抗、文化自救活动,一次义正词严的诗歌“声援”。可惜“事与愿反”,并未造出新意。诗人苏非舒本来可以在十六层衣服上做文章的,比如在衣服款式上做各种“枷锁”性符码;并且不是往外脱,而是一层层往里穿,从而制成“臃肿”“累赘”效果,其文化上的隐喻,可以避开治安惩罚,且效果一点也不差。
后来往深处里究,实际上,这是诗歌处于被围剿时一次“歇斯底里”的爆发,是诗歌在极度压抑下的“破罐破摔”,是诗人陷入绝地的困兽般冲动,是狗急跳墙式的反扑。一时冲动也好,自我献祭也好,事实上非但没能挽回诗歌颜面,反而遭到公共道德的谴责。在那一瞬间,诗歌与诗人同时落入百米冰窟,连稻草也没能抓着。诗歌的道德声誉坠入了冰点。
说它是诗歌伦理底线的全面崩溃,可能有些严重,但委实反映出日常作息基本德性的下堕。企图以“脱”的视觉大冲击,收获捍卫诗歌的效果,恰恰露出内心的“怯场”,拯救诗歌的结局,变成了很不自信的挣扎闹剧。这绝对是一场诗歌伦理学的败笔。诗歌伦理的基点是对诗歌自身的尊重。看来,重申诗歌伦理的“自律”意识,并非多余,同样是诗歌突围道路上,少不了的“护栏”!
市场挣扎。诗歌在市场的汪洋大海里向来就很难舒展泳姿,“国旗”焚烧事件 2006年8月31日,吉林省女诗人纪向寰拟在广场上焚烧2200册《国旗颂》诗集,并用3000多字悼词举行“葬礼”。她历时三年,完成200首专门描写五星红旗的诗集。她花了三万多元,自印出版,期间卖房还债,四处流浪,闹得婚姻破裂。诗集首印5000册,只售出千余本。,更是突出了诗歌在市场“冲浪”后的灭顶之灾。这一事件的确让人感到几分欣慰:诗歌,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依附强大政治势力,进入流通。这是诗歌的进步。诗歌,同样要接受市场检验;市场,对诗歌艺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该表扬纪向寰小姐,有勇气拒绝政治与道德“优势”,试图只以个人努力进入公共领域,但失败留给我们不少思索,无论是国家意志的“红色”写作,还是少数人的“私我”写作,无视时代语境的变化要求,肯定要到处碰壁;冷静而客观地直面诗歌生存环境,与时俱进做出调节(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一意孤行),它应是诗歌写作中重要的“交通守则”,同时也应是诗歌在困境中,一种起码的“市场意识”。
诗歌,挣扎在市场铁面无情的齿轮之间,是目不斜视,义无反顾,被碾得血肉模糊,继续对着风车挥舞长矛,还是反客为主,以灵活多变的策略,争取“一杯羹”?
技术挣扎。诗歌本来只考虑自身内部的技艺问题就成,但是“机器写诗” 2006年9月25日,一个名为“猎户”的作者,开发出“猎户星免费在线写诗软件”。诗虫们闻风而动。截至2007年5月16日,实时统计诗歌在线写作总量为694199 首,平均每小时生产1237首。随便抽样机器诗《遗忘》:“灵魂曾是心空里的小径 它带走了谁的地狱 灵魂渐消逝, 凄然渐远去 视而不见 终有一天它们结伴于湖畔∥灵魂头也不回地哭泣 我的双眼却像墙壁渐渐欢乐 望着沉郁的灵魂 墙壁遗忘了一切。” 还算遵守语法,有个模样。大规模发生,有如“赤潮”蔓延,使得诗歌版图,第一次面临技术覆盖的危机。外部超强技术
“入侵”,诗歌“国土”渐进沦丧,诗歌会甘心缴械抑或全力抵抗?有人认为,“写诗机”模块套用名诗名篇,构成侵权,纵容写作道德败坏,国家文化部应立马禁止;近乎机械的搭配编程,有损诗歌的尊严与艺术。但也有人认为,“写诗机”根本就不会伤害诗歌,如果诗歌这么脆弱,经不起冲击,那么诗歌这门艺术就趁早消亡吧。还有人认为,“写诗机”是游戏和娱乐化时代的产物,完全没有必要跟它较真。
诗歌在此之前,多是接受政治、社会、伦理的强大支撑,现在转而借助日新月异的技术援助,且正在取得一次超常的诗写大“翻身”、大“颠覆”,它所带来的众多影响与改变,包括诗歌的原创性、诗歌的质地、诗歌的活力、诗歌的欣赏与娱乐等问题,再一次让我们遭遇从未有过的尴尬——没有任何前人可供借鉴的经验,也难以对未来发展做出预判。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数字化智能技术的完善,必须承认,诗歌开始被技术“蚕食”了,或者说,当技术与诗歌双方日益“联手”,当技术以新的面目与能量,部分取代诗歌的品质、属性,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诗歌生态,那么,我们将怎样面临技术日益强大的勾引,面临诗歌的价值、审美取舍?我们将如何在新的逼近与挣扎中,做出新的应对呢?
四、诗歌的“出路”
以上,就近年诗歌的激烈生态变化,就它的“分化”“突围”“挣扎”等现象观察中,初步理出了几点思路。
1文化承载:作为精英艺术的诗歌,已难保曲高和寡的尊容,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投奔文化,向文化靠拢,或者被文化“利用”,或者与文化“同谋”,它既充当文化的先锋,也落入文化的“犬儒”。它被文化超常地塑造着、支配着,它的属性已然发生某些“质变”。尽管诗歌,慷慨贡献了自己的通用部分和流行形式,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媚俗,那只能归结于时代语境下的“变通”。关键是,诗歌始终不能放弃自己独立、自由的魂灵,不能放弃生命人格的烛照;诗歌仍旧要守住自己高贵的情愫,在心灵与时代的临界点交汇,充分发挥体验的灵性、经验的智性,以及朝向艺术开放的无限可能。
2多重压力:原本,诗歌主要承受来自意识形态压力,现在还要加上众多来自市场经济商品时尚类像的掣肘,乃至高科技智能的左右。在多重压力面前,诗歌以自身顽强的活性,不断变换“花招”,继续做着自我挣扎。的确,诗歌的许多挣扎是徒劳的,是以惨败告终的。但是,诗歌形形色色的“崛起”,层出不穷的“追新求新”,依然此消彼长。秉持诗歌这种“老不死”的内在活力,即使一息尚存,诗歌依然有能耐走在文明的前端。换句话说,诗歌本性中固有的先锐,使之一直葆有“在路上”的未完成状态,正是这种永不止息的“行进”状态,伴随着诗歌自身每一次或大或小的
“突围”。
3网络出路:几年工夫,网络便成为诗歌最便捷最有效的输出口。网络与纸媒是两条平起平坐的生产线,但网络在数量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越来越多的诗歌事件、诗歌焦点、诗歌走向和诗歌文本都体现在网络上。
网络成为诗歌与诗歌文化的最大集散地,它已经和正在对诗歌的思维、书写、传播、接受,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一根本性的生态改变,不亚于印刷史上的雕版革命。固然网络在诗歌的精神维度和艺术形式方面尚缺严格规约,经验世界经常被肤浅化,但网络的无限开放,尤其底层的民间自由写作,预示了“诗歌涅槃的契机”。我们庆幸诗歌在多年的艰难跋涉中,又闯出了一条充满魅惑的出路。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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