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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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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街区成为一种旨在推进社会结构整合的新的理性形式的主体表达和空间形态，包含过去时代的信息，是历史记录的真实载体，是国家和民族认同性的物证，甚至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是城市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象征，也是人生永恒的纪念和情感寄托，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情感价值和使用价值。该书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看待历史街区，将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超越单一物质空间，从城市、生态、社会、人的层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系统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实为交叉学科研究结出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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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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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包括三大章节，即 “历史街区：空间、社会与人的统一”“城市化对城市主体身份的解构与分化”“一种旨在重构和整合的社会合理化依据”。作者立足于超越狭义的建筑概念，将历史街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使其超越单一物质空间，从城市、生态、社会、人的动态层面进行理解和阐释。“历史街区：空间、社会与人的统一”中，作者认为，历史街区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更是凝聚了所在地区深厚的的地缘特征和民族文化个性，当其作为一种地方传统的人居环境类型而进行文化阐释的时候，便可视为地方社会文化历时发展的智慧结晶，故可认为，历史街区记录了人类理性形式不断演进的特定空间轨迹和环境坐标。“城市化对城市主体身份的解构与分化”为本书的第二章节。首先作者将眼光放到了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这一观点上来进行回顾。对某一特定历史转折期的研究对象进行文化研究时，将社会史作为事件发生的舞台布景，这是一个突破点。正是抽象的社会结构将历史时空和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此章节内容，观点鲜明，立意深远。运用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开启了本书的第三章节——“一种旨在重构和整合的社会合理化依据”，运用这一工具，针对社会系统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介入与分化问题，重建一种有利于社会结构整合的逻辑依据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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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真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博士。2013年进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历史街区本体研究领域开展相关工作。从事的专项研究主要包括，历史街区建筑学指标体系、地方社会史分析框架下的中国建筑文化传统，以及跨学科从事历史街区本体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方法论研究等。
近年来主要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相关问题，其中尤以历史街区等建筑文化遗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涉及如何通过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城市公共文化建设、如何在城市化浪潮和现代城市语境中为建筑文化遗产准确定位，探寻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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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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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历史街区：空间、社会与人的统一 15
第一节 回归街道，回归城市 15
第二节 建筑、空间语义、主体身份 29
一、物质空间与身份意识 29
二、空间语义与主体认知的生成与转化 43
第二章 城市化对城市主体身份的解构与分化 69
第一节 城市化带来的认识论与价值观 73
一、理性的觉醒与自觉 74
二、理性主义价值观：信仰进步 83
第二节 社会系统化与现代城市标准化 98
一、社会系统化与城市物理空间的解构 100
二、社会系统化与城市文化标准化 124
第三章 一种旨在重构和整合的社会合理化依据 149
第一节 交往行动理论引入 149
一、交往理性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 153
二、社会系统的结构整合 166
第二节 交往行动理论对西方理性主义社会合理化内涵的修正 170
一、理性主义社会合理化内涵 171
二、后现代时期社会合理化总体特征 178
三、社会合理化重构的依据 186
第三节 历史街区：关于理性重构社会合理化内涵的积极意义 197
一、空间尺度、社会互动、公共空间 201
二、语义内涵、主体间性、共同现实 211
三、共时与互补、历时与发展 219
参考文献 237
致谢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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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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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街区是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的针对区域建筑文化遗产的专门称谓之一。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村镇同属于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范畴。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的出现，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文物、历史文化城市基础上，十分必要的结构补充和制度完善。
历史街区同时也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时代产物。作为一种新型文化遗产门类，历史街区专业研究不仅有赖于社会结构分析与文化史学研究，而且时刻需要与当下的社会活动和文化变迁现象紧密结合，在人居环境科学的宏观分析框架下，立足历史街区所在的当地社会和区域发展现实，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建立起动态变化的平衡机制。
文物保护理念以及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国广泛兴起的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普遍根源于日益突显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身份认同。在中国，历史街区保护和专业研究正是受到了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冲击与推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城市保护达成深刻共识，持续高速扩展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使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和边缘地带，历史街区、历史文化村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比如千城一面、乡土建筑衰落等文化均质化现象日渐引发社会批评和专业反思。
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中，历史街区指涉的文化遗产构成及范畴各有不同。因此，很难就其语言表达、概念内涵、研究内容、范畴和特征等方面，设立国际统一的标准或限定。甚至同一国家之内不同地区文化圈和民族聚居地之间，历史街区也存在风格形式、功能属性、空间类型、人口以及文化构成等具体差异。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历史街区作为一项区域性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复杂而深刻的时代特点、地缘特征和民族文化个性，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地开展立足地方社会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专业研究，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方案、管理制度及法律法规。
历史街区保护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目前，这一领域专业研究难以满足当下城市文化发展的诸多现实要求。与之相关的保护管理原则、专业制度与法律法规，仍有待专业指导要求论和方法论体系进一步完善。
历史街区很多时候被宽泛地解释为历史地段。但这一说法在历史街区涉及的历史时段、社会文化内涵及其特征等方面存在诸多模糊性。所幸的是，即便历史街区概念阐释不充分，相关基础研究存在不足，但总体而言，凭借老一辈专业学者的审时度势与真知灼见，历史街区保护研究工作在专业学术界、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推进下成绩斐然，在改善民生、城市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经济发展等人居环境各领域建立了广泛积极的社会影响。各省市地区历年来在历史街区保护研究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与理论探索，不仅为历史街区专业研究奠定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也为历史街区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认识前提。
本书在博士论文《历史街区：现代性都市主体身份重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修订，虽然仍有许多欠缺与不足，但总体上，仍可视为是一次针对历史街区本体研究所进行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原理论探讨。全书的内容和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运用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建立一种历史街区本体论认识基础和解释框架。从历史街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内涵层面，对历史街区的本质属性进行综合研究。
历史街区研究概述
国际社会开始普遍关注历史街区等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较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1933年，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代表国际建筑师联盟拟定《雅典宪章》，初步探讨了历史建筑、文化遗迹及其周边环境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建议将历史遗迹周边环境和地区纳入城市规划设计范围。法国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是现代思想启蒙和社会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一直以来充当了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先锋。1962年，法国率先颁布《马尔罗法令》，专门针对历史地段保护做出法律解释。此后，威尼斯制定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罗毕决议通过《关于保护历史的或传统的建筑群及它们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的建议》（《内罗毕建议》）。这些重要的国际宪章和共同宣言表明，区域性建筑文化遗产正在走向整体保护发展方向，预示着人类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重心逐渐从单体文物静态封存式保护向区域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转变。
在国际社会和共同宣言的推动下，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主导观念也进行了适时调整。1968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986年，中国首次正式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2003年，我国又在最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基础上，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提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概念，明确规定了政府职责，要求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内容。这一系列重要举措标志着历史街区专业保护正式获得国家法律法规的认可，开始步入规范化、专业化、法制化发展的道路。
历史街区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活态建筑文化遗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余年来，随着中国文化遗产三级保护体系不断健全完善，越来越多的活态文化遗产被纳入科学保护系统中来。历史街区之所以重要而特殊，在于它恰好介于动态的历史文化城市和静态的文物之间，既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产物，又仍然承载着一刻不停的日常生活，是历史和现实融会转换的焦点，也是活态文化遗产与静态文化遗产的体系过渡，因而不可或缺。
同时更重要的是，历史街区通常具有一个边界明晰的建筑空间范围，其中所囊括的人口数量和构成、社会活动的类型、族群文化的内容等因素相对集中且稳定，易于整体把握，非常适合作为观察点，对其所在城市的历史沿革、社会组织结构、人口及民族构成、经济活动、文化变迁、建筑文化传统流变等重要方面进行可量化的、典型性分析。反之亦然，当我们研究制定更大范围的历史文化城市的保护规划方案时，历史街区也易于转变为一个风险可控的实验论证平台，在相对有限的区域环境中检验保护规划方案的宏观可行性和适应性。
在深入推进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提倡人居环境整体优化的科学理念，逐渐代替了片面追求城市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建设思路。历史街区作为历史文化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在物质环境和文化语境两方面兼具突出的典型性、整体性和综合性。这一优势正是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得以突显。历史街区专业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在推进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进程中超越单一学科，同城市现代化转型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建立深远联系。
将文化遗产保护同区域发展、社区建设，乃至城市现代化转型等重大社会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项重要的时代命题。为此，众多专家学者倾注大量心血，致力于突破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现实矛盾，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各相关领域专业研究的本土化发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吴良镛先生主持的北京旧城保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功，赢得联合国建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专业领域广泛赞誉，并以“北京菊儿胡同传统四合院有机更新方案”荣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1994年，吴良镛先生正式提出，所谓“有机更新”即采用适当规模、合适尺度、依据改造的内容与要求，妥善处理目前与将来的关系—不断提高规划设计质量，使每一片的发展达到相对的完整性，这样集无数相对完整性之和，即能促进北京旧城的整体环境得到改善，达到有机更新的目的1。
不难看出吴良镛先生话语中隐含的智慧和深厚的跨学科思想，“有机更新”是一项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处理好目前与未来的关系，不仅满足现阶段发展要求，更回应了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而“集无数相对完整性之和，就能使整体环境得到改善”的科学预见，显然建立在格式塔心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具有充分的理论说服力。有机更新同时意味着反对大拆大建，提倡规模尺度适度地修复与保护，区域建筑文化遗产有机更新的最终目的，在于城市整体人居环境逐步改善。因此，有机更新和整体保护两者密不可分，有机更新是方法手段，整体保护是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首要目标，也是实现城市人居环境优化提升的前提。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广义建筑学、有机更新和整体保护思路、人居环境科学等重要理论研究成果相继提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也步入快速发展的深化阶段，社会深层转型对城市文化建设、身份意识和社会认同等问题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2008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先生适时提出“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理论体系，首次正式就这一时代课题做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诠释，展现了宽广的跨学科研究视野和综合分析各专业领域问题的深层思考。许多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所进行的综合研究，事实上超越了任何单一学科局限，成为一项成功运用跨学科融贯研究方法从事文化遗产研究，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学术研究典范。
近些年，历史街区保护与研究工作正在赢得越来越多专业学术界及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2008年，由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文化报共同发起主办“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活动。截至2014年，已经成功举办五届。结合专家评选和公众投票，目前已有50条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历史街区成功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在当地引起了积极的社会反响，极大推动了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普及。为总结五年来的工作经验和成果，2014年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街专业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文集》（专家卷、街区卷），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历年来的工作和所取得的阶段性理论成果。
短短三十余年，历史街区保护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远不止如此。在此，恕不能一一涵盖。根据上述简要线索可以看出，历史街区保护和专业研究具有一项十分重要且突出的特点，就是立足地区社会发展，着眼人居环境整体改善，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协调平衡。在满足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深层要求的同时，综合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这一突出特点，不仅体现了历史街区保护研究工作的专业性和特殊性，也将成为区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根本宗旨。
本书的研究构想和主要内容
但凡活态的文化遗产，无论其规模类型如何，仍是当下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活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败，往往直接体现在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实际影响。历史街区保护同样面临这样的考验。随着保护工作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制定科学合理的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方案，与其说是一项建立在目的论基础上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解决具体问题的工作，不如说是旨在推进地区整体发展的一个社会研究与管理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开端，没有终结。所谓科学合理的保护管理方案，永远只能在保护管理工作与社会生活、公众之间，不断进行调试和修正无限接近。
鉴于此，本书对历史街区的本体研究并没有局限在建筑学或城市规划学单一领域，而是广泛借鉴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史研究成果，对历史街区关涉的社会学层面、历史层面和文化层面进行内涵剖析。
选取这样的研究角度绝非偶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人有幸师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先生。单霁翔教授有关“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的理论思想，至今仍是我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的出发点与思想指针。“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理论体系并无任何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晦涩艰深的逻辑推演。通篇有关文化遗产和城市文化建设的讨论，深刻植根于对吴良镛先生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独特见解，以及扎实深厚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务实质朴而又满怀深切的热情。没有超越狭义建筑学概念，没有从人居环境科学层面对建筑及其空间环境的综合文化认识，便不可能创造性地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
本书有关历史街区现代性的研究，无疑需要首先立足于超越狭义建筑概念。正是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将历史街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使其超越单一物质空间，从城市、生态、社会、人的动态层面被理解和阐释。
2013年，我有幸进入中山大学社会学流动站，跟随周大鸣教授从事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工作，先后参与了两项由周大鸣教授主持的地方社会史以及民族文化研究课题。其中，有关黄土高原以及中国华南地区建筑文化传统的研究工作，给予我莫大的启发。通过参与课题研究，我得以就地方建筑文化传统展开比较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视野赋予我全新的观察视角，从人类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层面，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建筑史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民居丰富鲜明的地缘特征与文化个性。这一阶段研究经历极大深化并拓展了我对历史街区社会文化内涵的认识与理解。
也正是基于上述学习、研究经历，本书有关历史街区现代性的研究，无论对指导理论与论证工具的选择，还是对论证过程的逻辑安排，总体而言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预设的前提下。这一预设构成了本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即历史街区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而且，历史街区凝聚了所在地区深厚的地缘特征和民族文化个性。从地方社会文化传统得以形成的内在逻辑来看，由传统民居、街巷网络、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活动，以及特定民族和地方文化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历史街区，当作为一种地方传统的人居环境类型而进行文化阐释的时候，便可视为地方社会文化历时发展的智慧结晶。这一特殊的人居环境类型蕴含着当地人立足本土对生存生活环境的主体认识、理解与表现，是空间、社会与人的统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街区记录了人类理性形式不断演进的特定空间轨迹和环境坐标。
第二章首先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进行历史回顾，并将其中有关认识论和价值观所发生的重大转变加以强调。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对某一特定历史转折期的研究对象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习惯于将社会史作为事件发生的舞台布景。而这正是第二章试图突破的一点，并在两者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将历史时空和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抽象的社会结构。以社会结构系统化为实质的所谓现代时期，城市的物理空间形态和文化逻辑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地方传统城市宜人的规模尺度不断被切割拉伸，并以功能分区之名恣意任性地为人们指定新的居住生活区域。现代城市的一切新秩序，不再以人的有机存在为依据，而是现代科技中的客观规律和标准为准绳。
即使社会系统化尚未将现代城市拖入反人性的深渊，但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建筑、交通、能源、通信、文化传播、医疗等日常生活领域的运用，以及对家庭、婚姻、亲缘关系等社会基本单元的渗透与介入，已经使人们开始思考自身在生存空间和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是否正在遭遇挑战。
第三章引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主要分析工具，针对社会系统化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介入与分化问题，重建一种有利于社会结构整合的逻辑依据和路径。
结合波普尔、帕森斯、韦伯等人分别就世界概念、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及西方理性主义社会合理化内涵已做出的分析研究，哈贝马斯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行动、社会规范行动、戏剧行动和交往行动四个主要类型。这四种社会行动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发生环境和发生模式。其中，与其他三种社会行动不同程度关涉主体经验世界、社会组织结构和客观世界不同，交往行动主要是指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主体互动和语言交往。交往行动的发生大体遵循在满足日常现实需要的前提基础上，逐渐衍生出内涵与意义体系的模式。这一与交往行动伴生的内涵和意义体系，一方面以主体交往为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又作为语言媒介的形式独立存在并对主体交往发挥影响。
基于对社会行动所进行的类型分析，哈贝马斯最终选择了交往行动作为社会结构整合、重建现代社会合理化内涵的重要依据。本章正是借鉴哈贝马斯对于社会行动发生模式的比较分析，特别是交往行动对理性形式和社会合理化内涵的建构意义，作为历史街区合法化存在的论证工具。
历史街区是城市空间形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日常生活场所，成为人生、记忆和情感的一部分。日常生活领域每一天都发生着大量的主体交往和语言互动。甚至可以说，交往行动就是日常生活领域内在运转的轴心和规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发现成熟完善的历史街区往往也是社会结构更加紧密稳固、社区文化更加协调统一、身份意识明确清晰的城市区域。这当然不是说但凡历史街区就一定是完美无缺的，而是说，以交往行动为基础的日常生活领域主要遵循主体交往和语言互动这一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衍生的语义内涵体系能够激发更加积极的交往行动，促成主体交往良性循环，进而推动社会结构整合。这一过程亦是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产生的主要途径，历史街区在此基础上成为一种旨在推进社会结构整合的新的理性形式的主体表达和空间形态。
致谢
历史街区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的新事物、新现象，也是未来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领域中新的重要研究课题。本书建立在前辈学者的思想基础上，对历史街区进行了一种跨学科综合的理论研究尝试。书中不免存在许多不足和欠缺，希望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或者任何关注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主要内容来自我的博士论文《历史街区：现代性都市主体身份的重构》。在此，首先感谢导师单霁翔教授多年来对我的悉心教导和培养！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从事文化遗产专业系统学习的宝贵机会！谢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专业王列生教授多次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意见！
在校学习期间，本人获准加入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专业委员会。作为会员，曾多次得到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化报和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委员会的关注，受邀参与“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工作和相关学术研讨会。这些专业实践活动，对我的专业学习和论文写作至关重要。至此，特别感谢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专业委员会会长张杰先生以及秘书长江继兰女士给予我的鼓励和帮助！
2013年，我有幸进入中山大学社会学流动站，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站期间，我跟随合作导师周大鸣教授，先后参与了两项地方传统文化研究课题并主要承担区域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工作。对我而言，从事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课题研究，对于深化、拓展专业史学研究与文化分析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尤其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在此，由衷感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以及社会学流动站为我提供的研究工作机会！感谢周大鸣教授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吸纳我加入研究工作团队，学习运用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和理论思想拓展建筑文化遗产专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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