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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傲骨》中选取了胡适、陈寅恪、范文澜、闻一多、朱自清等人，通过她们在各自战线上的不同反日行为，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华不可辱的核心思想，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各行各业都存在的民族气节，振奋了民族精神，打击了各种投降论调。也为今天的中国人树立了一个个高高的标杆，激励我们循着先人的足迹，接过建设祖国的重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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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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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和平，警示未来”，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在新 的历史时期努力的方向。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 集中精力建设美好的家园。然而，和平的愿望，不一定能换来和平的结 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仍然 有少数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拒绝反思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他们的丑行破 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强烈谴责。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目的在于正确认识昨天、精准把握今天、努力开创明天。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 略扩张最终都难逃失败的下场，这是历史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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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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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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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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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标傲世刘文典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等各大高校纷纷举校逃离北国，大部分师生很快随校南
迁。但也有一小部分教授，因为各种原因一时走不开，只 好伺机而动。其中清华大学有一位个性狷介、亦狂亦癫的 教授，也因为家眷太多来不及撤离，不得不滞留北平。
他，就是颇有魏晋风范、孤标傲世的刘文典。
其实，早在1937年以前，曾经留学日本的刘文典，凭着他对日本的了解和跟随孙中山等革命志士进行多次革命活动养成的敏感性，对于日本将要全面侵犯中国的暴行，已经有所预感了。
我们且来看日本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侵华 的一项项暴行：
（1）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东北 全境沦陷于日寇铁蹄下，3000万同胞做了他们的
奴隶；
（2）1932年，无端进犯上海，导致上海16000多军民伤亡；
（3）1933年，不仅侵占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虎视眈眈北平、天津等地，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塘沽协定》，更丧
心病狂地成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俗称“731细菌部 队”），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以鼠疫、霍乱、梅毒等各 种细菌病毒残害广大中国民众；
（4）1934至1935年，加快进逼天津、北平的步伐， 先以在天津修建机场为由，派飞机轰炸伊兰县，２万余群
众身亡；后在北平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夺 取22个县的土地和人民。
……
凡此种种，刘文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对日军的 暴行痛恨不已，迫切希望政府和人民齐心协力把日寇驱
离中华国土。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极力支持学生 敦促当时政府出兵抗日的卧轨请愿活动。而当时参加请 愿的学生中，有一个辅仁大学的学生不顾自身体质羸 弱，和其他同仁志士一道彻夜卧睡在冰冷的铁轨上，翌
日不幸染上风寒英年早逝。他，就是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 在此关头因为抗日而痛失长子，刘文典的心情可想而知；而面对此时国内 的混乱局面，他更加心痛。当时军阀混 战，许多人都想趁此机会壮大自己，粤
系军阀陈济棠，便曾多次劝说刘文典加 入反蒋图谋之中。刘文典闻之愤然拒 绝：“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 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 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值国破家亡之际，不是一心对外抗
日，却是军阀混战，互相争夺权势，刘文典对国难空前的 担忧由是更甚。
他因此更加用心研究日本，于1933年翻译了日本陆军
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在这份“书信” 中，标榜战争的狂言不断，刘文典希望借此让更多国人警 醒，清楚地看到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团结一心一致抗
日。有人批评他“长他人志气”，刘文典以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法则相驳。他只想告诉民众，要充分认识日本
在华犯下的种种罪行，直面它将给中华带来的灾难，并为 此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可以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刘文典就在竭尽全 力抗日，甚至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在翻译了《告全日
本国民书》后，他更于1936年第三次赴日求证，见证了经 过法西斯化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对它的认识更深一层。他 知道，日本全面侵华即将发生。
果不其然，卢沟桥事变炸醒了全国人民的头脑，旷日 持久的抗日战争序幕由此拉开。因为家眷过多，一时来不
及撤离北平，刘文典暂时滞留北平。但是，面对日寇的劝 说、威胁和恐吓，他却始终不为所动。
先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其堂弟刘管廷 在其中谋了一个肥缺，刘文典怒其甘做“亡国奴”的卑劣
行径，此后便以生病为由不与他相见，不与他同桌吃饭， 并以“新贵往来不利于着书”为由把他拒之门外。爱国抗 日的态度坚决不变。
再者，日寇得知刘文典精通日文、学识渊博，便派周 作人前往劝说他担任伪职，每次周作人都悻悻而归。“国
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 毛！”最后一次，刘文典直截了当地怒斥周作人，劝他不 要再做这种变节叛国之事。
见软的不行，日寇又派兵强行直闯刘宅，把刘文典的信件、书稿、典籍、字画等弄得一团糟，并抢走许多名贵
字画。但刘文典对此毫不畏惧，而是站在一旁，一言不 发，怒目而视。“我以发夷声为耻！”刘文典这样解释他
当时坚决不回答日寇问话的情形。这就是一种读书人面对 国家和民族仇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的直接表现。
旁敲侧击、软硬兼施都不行，碍 于刘文典的声望，日寇也不敢明目张 胆杀害他，只好派兵暗中严密监视。
留在北平无济于事，思量再三，刘文 典决定孤身一人南下，追随清华大学 而去，为国家多培养人才。于是， “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
险，皆非所计”的刘文典于1938年春悄然出发，选择“天津—香港—越南—蒙自—昆明”这条多有曲折但却相对安全的路线，
历经两个多月终于到达昆明教学。据他后来回忆，当来 到蒙自的时候，看见升国旗，他对着国旗深深鞠了三个 躬。一年多没见过国旗，刘文典十分感触。而当他灰 头土脸、十分狼狈地出现在校长梅贻琦的面前时，一声
“月涵兄，我来了”让两人都差点掉下泪来。
这一趟来得多不容易啊！而一来到，刘文典就迫不及 待要求梅贻琦给他安排课程，他有满腔的热情和怒火，要
让更多学生和民众彻底认识日寇的诡计和野心。在西南联大艰难的时期里，他总是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以笔和文字
为武器，利用课堂和媒体、刊物来阐发他对日寇的透彻认 识，以此激励国民“团结一致，御侮救亡”。
在西南联大的这段时期，刘文典连续发表了《对日本 应有的认识和觉悟》《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日
本人最阴毒的地方》《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 等揭露日本阴谋和鼓舞人民抗战的文章，指出：“日本人 最可恨之处，是他们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 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毁灭我们中国的精神，
比如主张报纸发表汉奸言论等。”
正如他在1942年发表的《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
不知道》一文所言，天地间最可怕的不是飞机大炮，而 是对所处境况的一无所知。而日本人敢于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就是他们在这之前就“将中国社会的许多弱点都 调查得一清二楚，认定中国是绝对无抵抗力的”。但日
本低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刘文典信心满怀地指 出，中国人过去不知道的，现在已然知道，因此这次中 日对战，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必败，中 国必胜”。在抗日最艰难的时期里，刘文典的这番话无
疑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日本人想要借战争来毁灭中国 人的肉体和精神，刘文典却正是以中国人最无畏和坚韧 的精神给予日本一次次痛击。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刘文典的远见卓识，中日战争的结果倾向越发显然可见。在抗战曙光来临之前，刘文典还发表了《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来阐述他对战后的看法。刘文典不主张以牙还牙的报复，反而从民族、国家乃
至亚洲的大局出发，认为应该发扬中国传统宽大的仁义美 德，给他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利，但是对于他在中国 掠夺的土地和资源，特别是琉球岛，必须归还 给中国。这一份仁德，对于因抗日而丧失长子
的刘文典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而在至今仍未 解决的琉球问题，刘文典的政治远见更令人敬 佩。只可惜“心怀天下”的刘文典并未“居庙 堂之高”，又鉴于当时政治氛围混乱，中日在二战中的许多问题没能及时解决，遗留至今成为棘手的历史问题。
不过，从中日战争的前后可以看到，刘文典对中华国土和民族的赤胆忠心，完全表现出中国一介儒生应有的胸 怀、傲骨和远见卓识，用他的爱国言行书写了“为人师 表”的丰富内涵。
傲骨嶙峋陈寅恪
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军突然在看似平静的北 国挑起了战争，史称“卢沟桥事变”。社会各界人士纷纷
南迁，形成了庞大的混杂着市民、农民、小商人、无业 者、官员等形形色色身份的难民队伍。而其中有一个身份 特殊的人，他右眼视网膜脱落，随时可能失明，还携着弱 妻幼女（最小的女儿美延才出生数月），装扮成商人家
庭，躲过了日军的严密盘查，又备受挤火车、坐游轮、换 乘汽车的身心煎熬，从北平到天津、青岛，再从青岛到济 南、徐州、郑州，最后历时半个多月，才最终到达长沙。 逃难者甚众，在济南上火车时，他还是在朋友的帮助下，
从窗口爬进火车的。
他就是当时即有着“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美誉 的陈寅恪。
原来，面对日军的侵略，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由北平 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全校师生
迁移到长沙进行教学活动。不过，长沙很快也受到战火的 牵连，他不得不再次携家带口赶往云南，经桂林到香港， 在香港的一家地下室度过了1938年的春节。年初，因为妻 女都患病不便远行，他只身一人赶到云南蒙自授课，不久又随校迁往昆明执教。长沙临时大学经过数次迁址，至昆明总算稳定下来，随即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
下简称“西南联大”）。
因为后来受到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和战争的一些阻 力，他在西南大学讲学只有两年多的时间。1940年，因为 时局动荡，陈寅恪最终没能应邀到英国牛津大学授课，也 不能返回昆明，只好暂时受命于香港大学，为客座教授，艰难度日。
战争愈来愈激烈，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
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香港很快沦陷，学校停 课，陈寅恪也只好赋闲在家。这一待，就是半年，一家子生活再次陷入困境，时常 要靠典当衣物来换取粮食果腹。
这时，在香港的日军司令部接到上级的命令，派宪兵 一袋袋往陈寅恪家里送面粉，想通过这种手段拉拢他。但
是陈寅恪和夫人唐筼丝毫不为所动，宪兵这头送进来，他 们那头就往外搬，宁死也不收受日军的一点馈赠。这和其 父陈三立绝食抗日的精神，可谓是一脉相传。
用面粉打动不了陈寅恪，日军便以职务、金钱贿赂。 首先，日军欲以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被他义正辞严拒绝了。1942年，上海也沦陷了，日军又专门派人来邀请他到上海授课，同样被他断然拒绝。其兄陈隆恪听闻弟弟的事迹，誉之为“正气吞狂贼”。
见日寇频频威逼利诱，陈寅恪深知必须早日离开香 港才行。于是，在1942年5月5日夜，在朱家骅的帮助
下，陈寅恪一家冒着暴风骤雨，登上从香港码头开往广 州湾（现在的湛江）的海船，离开了香港。而此时的陈 家，“尚欠债甚多，非略还一二 不能动身，乃至以衣鞋抵债然后上船”。
从香港逃离后，陈寅恪先后在广西大学和成都燕京大学任 教，其间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当时日寇军机不断袭扰、轰炸广西境内），应邀前往中山大学临时校址，作《清谈与清谈误国》和《五胡问题及其他》等
学术专题讲演。
在这几年里，他执着于授业和学术研究之中（每年 出研究成果十数篇），眼疾越来越严重，在1944年与1945年之交的某一天清晨，忽然完全看不见了。此后他 在成都和英国分别动了手术，但最终还是改变不了永远
失明的残酷事实。对此，当时的代理校长梅贻琦劝他先 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再讲课，他却回应：“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失明了也不忘学子，也不忘三尺讲台，也不忘传道授业解惑，此番先生风范，着实令人折服！
其实，就当时的身份地位而言，陈寅恪本可以不用过
这种心惊肉跳而窘迫不堪的日子，也不用因此付出双眼失 明的代价，因为以他的学术威望，全世界都尊重他，都以
他在本校任教为最高荣誉，他是各国争相延请的学者。而 他如果应允了日军的请求，日子一定过得相当滋润。但若 此，则便不再是一生奉行独立、自由人格的陈寅恪了。
文武双全范文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举国上下都是滚滚的硝
烟。受到战火的牵连，许多学校都不能组织正常的教学工 作。而在河南大学里，你却可以看到这里成立了一个特殊 的班级，开了一门特殊的课程，凝聚了一支近两百人的特殊队伍，他们不全是河南大学的学生，更有来自开封女
师、开封北仓女中、开封女中、省立女中以及天津和其他 地区流亡至此的大中学生和爱国青年。在这个特殊的班级 里，一位教授正在讲台上激昂授课，他讲的不是别的，正 是当前抗战的形势。
他，就是“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范文澜，也是一位 颇有傲骨的大学教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河南大学就在中 共河南省委的指导下成立了“河南大学抗敌训
练班”，由萧一山担任主任，范文澜担任副主 任，刘子厚出任军事教官。同时还有嵇文甫、 冼星海、金山等知名教授在此任教。该抗日训 练班针对性很强，除了嵇文甫依然讲授大众哲
学以外，刘子厚则针对游击战术、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等进行理论授课与实弹射击、游击战演 习，冼星海和金山则从上海带领了一支抗日救
亡宣传队过来，专门教唱抗日歌曲和排演抗日戏剧。而范文澜则主要讲授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和中国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让学生们对当前的抗
日形势有充分的了解和树立抗日的信心。
原本抗日训练班计划开班三个月，但由于战火逼近的 原因，开课一个多月即提前结束，全体学员兵分两路，一路往延安去，一路则由范文澜等人率领组成“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服务团”，沿着平汉铁路线一直徒步南下，一路上深入各城镇乡村开展抗日宣传救亡活动。
这一年，已是1938年。每到一处，范文澜即组织学生们张贴抗日宣传画报、时事壁报，向人们传达最新的抗日 消息；举办识字班和夜校，帮助人们提升文化水平和思想
意识，增加爱国热情；教唱《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 曲》《流亡三部曲》等救亡歌曲，并排演抗日剧，更生动 形象地向人们展示抗日的英雄事迹；组织青救会、妇救 会、农救会等各种救亡团体，直接向抗日队伍输送大批人
才。而范文澜本人，更是省吃俭用，捐出自己的部分薪资 作为抗日经费。
后来，由于在舞阳受到当地反动势力的阻挠，服务团 改名为“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继续游走在各地
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比如在遂平开办抗日训练班，在 竹沟编演抗战剧目等。后来，范文澜还参加了新四军，重 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信阳积极开辟游击区，在第五战区 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并长期奔波于桐柏山……
抗战这一年来，除了授课、率领抗日团队深入群众、 进入战区统战，范文澜还积极编写有关抗日教材和文章，
比如编着《游击战术》、创编《风雨》《经世》等抗日刊 物、发表《对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和刊载《八路军 出师抗日誓词》《日共给在华日本士兵诸君的号召》《毛
泽东同志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等抗日救亡文章等。
到了1940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范文澜冲破阻挠来到了延安，工作于延安马列学院。在这一时期，他由实地
抗战转为幕后抗战，主要编着《中国通史》供干部学习。 抗战三四年，来到了延安，范文澜内心激动不已：
“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这‘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地把铺盖卷丢弃在汽车上，
多光明的边区啊！我到边区 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 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 开始清爽快乐地生活了。”
他怀着对抗日的热情和信 心，把这激动而快乐的心情投 入到编史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1941年便完成出版《中国通史》上册，1942
年又完成出版中册，后来两册合版为50多万字的《中国通
史简编》。该书从新的视角出发，贯穿五种社会形态论、 人民群众主角论、生产力发展论、阶级斗争动力论等唯物 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从“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到“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 服务团”，再到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加入新四军忙碌于抗战
一线，最后进入延安编史，范文澜一直满怀抗日的热情和
坚定信心，不仅成为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的英雄教授，更受到了毛泽东的长久的关怀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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