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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中国五年规划编制为例，剖析了中国中央政府如何制定重大公共政策，概括提炼出中国的独特民主决策模式，即“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这一模式是指一套旨在集中各方面参与者智慧、优化决策质量的程序和机制，包括屈群策、集众思、广纳言、合议决、告四方五个环节。
书中提出，中国政策制定经历了内部集体决策、“一言堂”决策、内部集体决策重建、咨询决策、走向公共决策五个阶段。
书中论述了中国政策民主的特点：重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参与者和决策者的双向参与； “自下而上”驱动和“自上而下”驱动相结合；注意吸收外国专家和机构的意见；重视不同决策主体事前的充分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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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约三十本，包括《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分权的底限》、《民主四讲》、《袪魅与超越》、《安邦之
道》、《人间正道》、《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政道》、《中国治道》等。
鄢一龙，1976年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著有《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合著）、《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合著）、《中国：走向2015》（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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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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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十三五”规划的民主决策逻辑
绪言 史诗般的伟大复兴
第一章 计划、规划与中国制度模式
一、计熟事定，举必有功
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三、本书的内容
第二章 “集思广益”民主决策模式
一、集思广益的政道传统
二、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三、科学民主决策体制的探索
四、“集思广益”决策模式
五、“集思广益”决策圈
六、“集思广益”决策机制
第三章 五年计划的四代决策模式
一、1.0版本：内部集体决策（“一五”至“二五”
前期）
二、0.0~0.2版本：一言堂决策（“二五”后期至
“四五”）
三、1.1~1.2版本：内部集体决策重建（“五五”至
“六五”）
四、2.0~2.2版本：咨询决策（“七五”至“九五”）
五、3.0~3.2版本：“集思广益”决策（“十五”至
“十二五”）
六、小结
第四章 国家“十二五”规划出台始末
一、基本思路研究（2008年11月—2010年2月）
二、党中央《建议》编制（2009年2月—2010年10月）
三、正式编制《纲要》（2010年2月—2011年3月）
四、结论：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五章 民主的决策
一、逆向参与：沉默的大多数同样重要
二、决策者调查会
三、动员式意见征集
四、正式渠道的公众意见征集
五、非正式渠道的公众表达
第六章 科学的决策
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二、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坚实大地
三、千千万万个“外脑”
四、利用外国智力
五、中国特色的纠错机制
第七章 集思广益的专断
一、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二、党中央的统合决策
三、“社会工程师”的顶层设计
四、事前协商吸纳事后掣肘
五、全国一盘棋
第八章 民主的含金量：龙象之争
一、编制机构与编制步骤
二、起草机制：专题研究vs深入调研
三、咨询机制：政策妥协vs 广纳群言
四、公众参与机制：正向参与 vs 逆向参与
五、决策机制：行政决策vs国家决策
六、小结：决策民主是最真实的民主
第九章 决策民主之路其修远
一、专业化：精英决策的“皇帝新装”
二、缺乏约束的集中：走走过场的民主
三、分利集团：碎片化的危险
四、见异思迁：危险的方向
五、通向优质民主的道路
结语 中国秘诀：集思广益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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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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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伟大复兴绝非易事。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出现过一些“经济奇迹”，但它们一般发生在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如瑞典、希腊），或持续时间不超过25年（如日本、巴西）。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经济体，持续几十年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是一项前人从未经历、没有现成模式可循、极其惊心动魄的伟大探索。中国仿佛是在没有航标的大河上急速行驶的一艘巨轮，面对惊涛骇浪、急流险滩，不断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在过去60多年的历程中，国内外自始至终总有那么一些自以为高明的人，对我们的成就不以为然，对我们的挫折幸灾乐祸。他们常常断言，中国将迈不过这道坎、跨不过那道沟，并不时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体制即将崩溃。然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已经从昔日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变成了今天意气风发的东方巨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并继续在前行的道路上大踏步奋进。
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往往洋洋自得，总想从中找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成功秘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仅以最近出版的两本书为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2011年新著《文明》中断定，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在于它们的体制具备六样“杀手锏”（killer apps）：竞争、科学革命、法治和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工作伦理。弗格森甚至认为，中国在1978年后（而不是1949年后）的崛起，也得益于借鉴了西方的这些经验。无独有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著的2012年新作《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认为，国家成败的关键在体制：具备“包容性”体制，国家才能繁荣；而那些带有“攫取性”体制的国家则注定要失败。这两位教授对中国的崛起不以为然，他们断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攫取性”体制下实现的，难以为继。
这两本书的论点不同，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态度不同，但它们未加言明的基本假设是相同的，即西方的经验是理解所有国家成败的钥匙。其他国家的经验似乎不值一提；如果硬要提的话，也只是些惨痛的教训而已。
我们与他们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上十亿人口的大国，持续60多年快速发展，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也不是随便找个理由可以抹杀的，必有其制度上的优势。中国之路一不是靠老祖宗的经验，二不是靠洋人的理论，而是靠当代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蹚出来的。这正是中国故事的独特之处，也是精彩之处。
本书聚焦中国故事的一个华彩篇章：她是如何立足当下、擘划未来的？
中国擘划未来的载体是定期推出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或规划），往往是以五年为周期的计划。五年计划几乎和新中国同龄，中国于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了1963—1965年的调整时期之外，都无一例外地制定与实施了五年计划，成为每隔五年一次的政策循环。它是新中国政治体制既长期延续和继承又不断调适和创新的最好的写照，也是新中国决策体制建设经历反复与曲折，并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最为生动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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