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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这是一本了解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大师青少年时代求学历程与人生轨迹的必读书（书中附有五位先生珍贵的生平照片）。
2.
本书所选录的文章具有代表性，内容亲切感人、催人奋进；读来令人体会到生命本身宏大、向上、自强不息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激励当今的青年学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3.
本书入选香港中文大学推荐书目。
4.
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刘述先作序；青年思想家、学者余世存撰文倾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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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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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辑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的文章，自述其青少年时代怀乡忆亲、读书做人的经验，行文浅易清晰，内容亲切感人。五位大师出身贫寒，目睹近代中国的激荡与变迁，自觉奋发向上，探索学问，一路走来，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留名于中国文化史。回望大师们的人生轨迹，其青少年时代意志之坚强，读书之勤勉，心怀之宽广，求真之热诚，仍可激励和启发当今青年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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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
熊十力（1884—1968），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今团风）县人。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开山祖师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著名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出身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曾任江南大学教务长。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湖北省浠水县人。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曾任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东海大学教授，《华侨日报》主笔。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著名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一生研究东西方哲学，以康德哲学为桥梁融通中西哲学，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东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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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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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
原版序（刘述先）
梁漱溟
梁漱溟简介
我的自学小史
熊十力
熊十力简介
与读书周刊
读 经
黎涤玄记语
唐君毅
唐君毅简介
怀乡记
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
民国初年的学风及我学哲学的经过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
徐复观
徐复观简介
我的读书生活
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
我的母亲
牟宗三
牟宗三简介
说“怀乡”
关于“生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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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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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部书最令我激赏的是，选录的是四位先生的活生生的探索学习的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所以更令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们要了解这几位先生的学术，自必须去读他们的大部头的著作。但只需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不容加以抹煞。
读了这部书，乃可以令人了解到，民国初年的科学玄学论战，以及后来在台湾的传统派、现代派的论战，都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成分。肯定谈玄，指出科学的不足，不是说科学没有价值，而说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不肯定传统的优点，并不是说不承认传统的缺点与限制，或者是阻挡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必须建筑在传统的基石上才能成功，而我们对传统与现代都要有选择性的智慧去抉择，才不致于落入“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悲惨境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自决不是全无渗漏。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有了许多建树，值得我们好好反省咀嚼，但它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还有待时日。传统与现代究竟要怎样结合？这中间还有许多严重的困难，不容我们轻忽过去。但有信心，就有前途。我希望读过这部书的人能建立一种使得“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气概，奋发起自己的生命向前探索，那就不至于空入宝山，无功而回了。（刘述先·序）
2. 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还有我们所熟识的大学教授，虽受过大学专门教育，而以兴趣转移及机缘凑巧，却不在其所学本行上发挥，偏
喜任教其他学科者，多有其人；当然亦都是出于自学。即便是大多数始终不离其本学门的学者，亦没有人只守着当初学来那一些，而不是得力于自己进修的。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此外我愿指出的是，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了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3. 我自幼瘠瘦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亲长皆觉得，此儿怕不会长命的。五六岁时，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七八岁后，虽亦跳
掷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里读书，一次盘杠子跌下地来，用药方才复苏，以后更不敢轻试。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能参加。人家打罢踢罢了，我方敢一个人来试一试。又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像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广东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说来，则是嘲笑话了。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我倒很少生病。三十以后，愈见坚实；寒暖饥饱，不以为意。素食至今满三十年，亦没有什么营养不足问题。每闻朋友同侪或患遗精，或患痔血，或胃病，或脚气病；在我一切都没有。若以体质精力来相较，反而为朋辈所不及。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每都说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不见改变，因而人多称赞我有修养。其实，我亦不知道我有什么修养。不过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点罢了。（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4. 又过了几年，父亲的病有所加重，竟然一病不起。临终时，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哭泣着说道：“你最后还是要荒废了学业，这是命啊！你从小体弱多病，干农活你是负担不起了，
或许学点缝缝补补的还可以勉强生活吧！”我当着父亲的面发下誓言：“孩儿无论如何，一定继承父亲您毕生的志愿，决不敢废弃学业！”可父亲还是默默地走了。
自那时起，年少的我始终没有在学问上懈怠，都是因为当初立下了这不忍忘怀的誓言。
我的长兄熊仲甫先生，读书直到十五岁，后因家贫，改为务农。只要有农活的时候，就带着书到田边，抽空便读起书来，我也就跟着效仿，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我曾跟随何（柽木）先生游学半年（见《读经示要》第二讲），此外便没有别的老师了。我二十岁那年，邻县有个孝廉（举人）乘公车上京考试，常常购买新书回乡，例如《格致启蒙》之类的书，我问他借来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我又去阅读当时维新派的一些论文与奏章，了解到外界的变化愈来愈急遽，于是我把范文正公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抄录下来，当成座右铭。我年少时落拓不羁，厌弃礼仪的束缚，只羡慕庄子笔下的子桑伯子，他那不着衣冠的处世之风。夏日我就住在野外的寺庙里，每天裸露着身体，跑到街上，见到路人也不躲避。甚至去敲打庙里的菩萨像。有人看到了，去报告我的兄长，可兄长他也管不住我。有一位余先生，是先父门下的弟子，叫我过去，狠狠训斥道：“你这样（荒唐）的行为，先师他老人家泉下要是有知，能答应吗？！”我听了以后，非常惶恐，感到畏惧，从此再也不敢犯了。
当时国家政治日渐败坏，我读了一些王夫之和顾炎武诸位老先生的书，已萌生了一些革命的志愿。于是放弃了科举，投笔从戎，去加入了武昌新军“凯”字营，成了一名小兵。实际上，是为了谋划革命的军队。后来考入了陆军特别学堂，渐渐被统帅张彪所察觉，打算抓捕我。我提前收到消息逃了出来。张彪仍然悬赏缉拿我，我便逃回了家乡。当时我们兄弟六人，吃饭只能靠乡亲接济，朝不保夕。冬天天气严寒，我们衣不蔽体，虽然最终都平安无事，然而革命的意兴早已淡化了。听说南浔铁路（江西第一条铁路，武昌至九江）开工，江西德安有很多荒地等待开垦，我们兄弟便一起去德安垦荒。然而流民成群，路途艰险，意外丛生，我们的担忧恐惧一天比一天加深。（熊十力·黎涤玄记语）
5. 我的家在金沙江畔，与岷江长江相交处。长江的源，以前说是岷江，现在说是金沙江。苏东坡说“我家江水初发源”，这话不对，他是住在岷江边，我才可以说“我家江水初发源”。
当然住在金沙江上流的人，更配说此话。不过我家距上流不远，便是屏山汉夷杂处之区了。
宜宾大名戎州，又名僰道，初亦为夷人所居。据说现在被迫入山之夷人，仍念念不忘宜宾。他们每日在天亮之前，都要教其小孩，以后要再回宜宾来。这事我幼时听讲，一方是怕，
但一方亦非常同情。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呢？后来长大，有机会碰见夷人，我总不胜其同情。一次，一有知识的夷人告我，夷人崇拜孔明，称之为孔明老子，直到而今。当基督教初到云
南向夷人传教时，最初亦只好说耶稣是孔明老子之哥哥。这事当即使我感动泣下，永不能忘。
我家距金沙江只数十丈，出门便可遥望江水，对江是绵亘的山。记得一次我父亲在门上写了一对联是“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这是写实。金沙江最可爱的时候，是冬季，江水几全涸了，江底露出，并无沙，只见一片黑白红赭的石子，互相错杂，远望如一大围棋盘。偶然听见江上渔船歌声，绕湾又不见了。我每当此景，便会想起钱起《湘灵鼓琴》的最后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有更切合此诗之意境的情调了。（唐君毅·怀乡记）
6. 我大约在十五岁左右，便抱了另一种似乎极端反时代的人生观，即不要欲望，不要幸福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却要超凡绝俗，而对当时之另一朋友游鸿如之主张退化论，要人退到阿
米巴虫以前的状态，更觉适得我心。我与游鸿如，亦即成了朋友。我当时并以为此即是孔子的思想，曾把我之此一套思想，写了一封约一千字左右的长信，与竹似。他的回信当然不赞
成，似认为我这思想毫无青年气息。他却不知道另一与我同样是十五六岁之游鸿如，亦抱同类思想呢。今不管我们当时之思想对不对，但却是发生过的。照我现在看，少年青年之所以是少年青年，即其生命与思想尚未成定型，因而一切古怪的生命活动形态与思想形态，在少年青年时都可发生。释迦十九岁出家，孔子十五志于学，有什么古怪的思想，一定不会在少年青年时期发生呢？但是我在当时，亦无这许多理由来，与竹似辩论。少年青年时期的友谊之可贵，正在思想不同，亦不必相辩论；相辩论，亦不求有一定之结果。这些原都是与纯真的友谊不相干的东西啊。（唐君毅·记重庆联中的几个少年朋友）
7.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真正的人物，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变的，是两个人，都是在我十九岁以前认识的，一个是在北京时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学，他没有教书，他为什么没有教书呢？他看不惯当时的学风，身体也不好。当时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也听过他一次讲演。他当时说学问有八个阶段，我大约达到他所讲前面的四五个阶段。他说做学问，第一步是有问题，第二步是有主见，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见同其他人的主见发生接触的关系，由接触里修改自己的主见，或评论其他人的主见，后面我不完全记得了。他心目中看不起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个对学问真诚的人。在北京大学他也没有教书，只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当然，这些影响到我后来一直所想的许多东西。他喜欢讲东西文化，他讲中国文化是直觉的。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很不能接受，我觉得直觉的东西最靠不住，直觉完全是主观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几次。对于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当时我十五岁，我觉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觉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仍然把问题摆在心中，后来岁数越大了，我把直觉的地位一步一步的摆得越高。（唐君毅·民国初年的学风及我学哲学的经过）
8. 当我看哲学书籍的时候，有好几位朋友笑我：“难道说你能当一个哲学家吗？”不错，我不能，也不想。但我有我的道理：第一，我要了解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基本问题，及他们努力求得解答的经路。因为这和中国文化问题，常常在无形中成一显明的对照。第二，西方的哲学著作，在结论上多感到贫乏，但在批判他人、分析现象和事实时，则极尽深锐条理之能事。人的头脑，好比一把刀。看这类的书，好比一把刀在极细腻的砥石上磨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我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即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但却获到了侧面的效果。首先，每遇见自己觉得是学术权威，拿西化来压人的先生们时，我一听，便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是假内行，回头来翻翻有关的书籍，更证明他是假内行（例如胡适之先生）。虽然因此而得罪了不少有地位的人，使自己更陷于孤立，但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人受了这种假内行的唬吓，而害得一生走错了路，甚至不敢走路，耽搁了一生的光阴、精力。其次，我这几年读书，似乎比一般人细密一点、深刻一点；在常见的材料中，颇能发现为过去的人所忽略，但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我这付像铅刀样的头脑，在砥石上多受了一点磨洗。在浪费了无数精力以后，对于读书，我也慢慢地摸出了一点自己的门径。第一，十年以来，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非万不得已，也不读与自己的研究无关的书。随便在哪一部门里，总有些不知不觉地被人推为第一流的学者或第一流的书。（徐复观·我的读书生活）
9. 我们四围是山，柴火应当不成问题。但不仅因我家没有山，所以缺柴火；并且因为一连几个村子，都是穷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数，种树固然想不到，连自然生长的杂木，也不断被穷孩子偷得干干净净。大家不要的，只有长成一堆一堆的“狗儿刺”及其他带刺的藤状小灌木。家里不仅经常断米，也经常断柴。母亲没有办法，便常常临时拿着刀子找这类的东西，砍回来应急；砍一次，手上就带一次血。烧起来因为刚砍下是湿的，所以半天烧不着，湿烟熏得母亲的眼泪直流。一直到后来买了两块山，我和父亲在山上种下些松树苗，才慢慢解决了烧的问题。分得的一点地，是用来种棉花和长豆角的。夏天开始摘长豆角，接上秋天捡棉花，都由母亲包办。有时我也想跟着去，母亲说“你做不了什么，反而讨厌”，不准我去。现在回想起来，在夏、秋的烈日下，闷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间，母亲是怕我受不了。我们常常望到母亲肩上背着一满篮的豆角和棉花，弯着背，用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笃笃地走回来；走到大门口，把肩上的篮子向门蹬上一放，坐在大门口的一块踏脚石上，上褂汗得透湿，脸上一粒一粒的汗珠还继续流。当我们围上去时还笑嘻嘻地摸着我们的头，捡几条好的豆角给我们生吃。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当我发脾气，大吵大闹，因而挨父亲一顿狠打时，母亲才向父亲生过气，却不曾因为这种生活而出过怨言，生过气。她生性乐观，似乎也从不曾为这种生活而发过愁。当她拿着酒杯，向房下叔婶家里借点油或盐以及还他们的一杯油一杯盐时，总是有说有笑地走进走出。母亲大概认为这种生活和辛苦，是她的本分。（徐复观·我的母亲）
10. 叫我写“怀乡”，我是无从写起的。这不是说我的故乡无可怀，乃是我自己主观方面无有足以起怀的情愫。我爱山东，我也讨厌现时的山东；我爱中国，我也讨厌现时的中国；我爱人类，我也讨厌现时的人类。试看，我这种爱憎，完全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也可以说是客观的情绪（寡头的客观情绪）。我讨厌现时的人类，但我的内心不能冷到完全是厌离的境地。可见我对于人类有内在的爱恋，因为是“人”，所以我爱他。这还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意识，但这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说。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一个“人”，同时就要真正地把人当人看。因此，我反对一切不把人当人看的理论与行动。“人是人”这一句重复的语句，这一句不把人下定义，不还原为另一种动物或另一种概念的语句，是多么庄严而警策。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人，这含有多么崇高而丰富的意义。这点，我深深地起敬畏之系念。可是，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系念。落在具体上，无论是山东人、中国人以及现时风气中的人类，我都有点木然。我当然有我敬爱的知交师友。但是一个人只能说有几个知交师友，那也就太孤零，太寡淡而乏陪衬了。虽说人生得一知己而可以无憾，但是若有陪衬，则以无知己为憾；若无陪衬，而徒有少数知交，则反以无陪衬为憾。在此，我可以说，我的情感似乎是受了伤。所谓受伤，不是说受了什么挫折或打击，乃是说先天上根本缺乏了培养，也就是缺乏了陪衬。对于乡、国、人类，不应当只是抽象的爱，还要有具体的爱，这便须要有陪衬。怀乡，也须要有陪衬，否则，是无可怀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主观方面无足以起怀之情愫。（牟宗三·说“怀乡”）
11.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又生长于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而又天天忙于生活的穷困家庭，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本是很少枝叶的。兄弟姐妹多了，父母对子女的娇爱就减少，穷困则无暇多顾念。因此，我自幼就是一个于具体生活方面很木然生疏的混沌。唯一使我怀念的还是那种暮色苍然中几匹大骡子急急奔野店的情景，但这太苍茫了。又使我常常想起的，则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一个马戏班子骑在马上跑的那个小女孩。我当时莫名其妙地非想去看她不可，这也许就是所谓爱情了。我一生只有那么一点罗曼司的爱苗；但从此以后，也就斩断了。就是对那个马戏班子的小女孩起爱怜，其情景也未免太流动，太飘忽了。及至在北平读大学了，暑假回家的时候，我还是常常睡在村庄的野外，或打麦的广场上。到上学了，也无人过问，说走就走了，只是先父偶尔嘱咐几句就完了。我现在想想，那还是生命的健旺。各人忙各人的，很少有离别之情。只是抗战那一年，我离家时便不同了。先父那时已年老了（先母已先去世），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神色。
我这么一个在苍茫气氛中混沌流荡的人，在生活上，实在太孤峭乏润泽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几乎无生活的人。譬如对于一般人的来来往往，若有若无，似乎皆不在心上。凡足以成礼饰情的事，我皆未寄以任何注意。我不往，你因而不来，亦无所谓。普通人都说我傲慢，实则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谦虚或傲慢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凡不可以谈的，我不愿谈，我也未故示谦虚，也未有意傲慢；凡可以谈的，我就尽量地谈，不分昼夜地谈。普通人说，爱情无条件，无贵贱；性情之交谈，真理之交悟，亦是如此。然须知这不是日常的具体生活。虽不是傲慢，然这里的孤峭，亦不是人生之幸福。牟宗三·说“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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