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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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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三百首》为词学大师朱孝臧（又号上疆村民）选编，是流传*广的、影响**的宋词选本。宋词是一种可以配乐歌唱的新体抒情诗，产生于唐，繁衍于五代，大盛于两宋。这本《宋词三百首》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注释和赏析，方便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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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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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一种文学载体，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两宋。《宋词三百首》由清代朱孝臧（又号上疆村民）选编，精选了宋代经典的词约三百首，是流传*广的、影响**的宋词选本。他选词的标准，以浑成、典雅为上，侧重于格调声律，所以《宋词三百首》中以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的作品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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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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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疆村民1857—1931，原名朱孝臧，号上疆村民。归安今湖州埭溪渚上彊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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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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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一种文学载体，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两宋。它兼有文学与音乐两方面的特点，因为通俗地讲词就相当于现在的歌词，是要随着乐队的伴奏唱出来的。提到词，人们都会不自觉地给它加一个前缀，成为“宋词”，就像提到诗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唐诗”一样。唐诗与宋词，就相当于我国文学宝库中的“和氏璧”与“随侯珠”，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两个**代言人。唐诗是宋词之母，词这一体裁就源起于隋唐的曲子词。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即“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后来才被诗人拿来解闷，渐渐成了气候，但是这段历史还是让词有了“诗余”这么一个不太响亮的别名。既然要唱，就不能像诗那样对仗工整、一板一眼，否则也就失去了歌曲婉转之美，所以词都是长短不一的，所以也就有了“长短句”这样一个别名。
虽然与诗相比，词相对自由一些，但并不代表就能随心所欲地创作，词也有着固定的词调和词牌。词调是指一首词的格调，是创作词时依据的乐谱，长短和平仄都有一定的要求，而每一种词调都要有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词牌。当然，一个词调往往不只有一个词牌名，有时别名能达到七八个之多。常用的词牌约有一百个。
词的结构多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来区分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等。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据称柳永“始衍慢词”，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
词*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都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文人词在初盛唐可谓凤毛麟角，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这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但所作多半仍是《忆江南》之类颇似由绝句形式改造而成的小令，作者填词，也只是偶一为之。到晚唐，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词的创作才出现了重大的飞跃，体裁形式和表现技巧也成熟了。温、韦都是唐末重要的诗人，同时又都是词的大家。以他们为首，加上一些五代的词人共十八人，他们的五百首词被五代后期蜀人赵崇祚收录在《花间集》一书中，从而被称之为“花间派”。这些词基本上都是为青楼女子和教坊乐工而创作的，爱情相思、离愁别恨，几乎成了这些词的**主题，语言风格则极尽绮靡艳丽。在同一时期，不属花间派的五代词人中还有三位大家，那就是南唐中主李璟、南唐后主李煜和南唐宰相冯延巳。他们一部分词与花间派的题材、风格相近，只不过反映的是宫廷贵族的私情密约、风流逸乐的生活，在艺术境界上，则委婉蕴藉，有明显的提高。另一部分风格哀怨的抒情词，特别是南唐亡国以后，李煜的伤悼身世遭遇、寄托故国之思的哀音，就一扫“为侧艳之词”的花间风格，以纯朴的白描手法来抒发内心真实而深切的感受，把词境推向了唐五代词的艺术**峰。
北宋前期的词是唐五代词的延续，虽题材略有扩大，但基本上仍脱不出爱情、相思、离别、游宴、赏景等范围。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就是一个很准确的概括。在柳永之前，从中晚唐到北宋初，词基本上都是抒情的小令。柳永创作了不少慢词，提高了词体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词的题材领域，是他对词发展史的一大贡献。他的词在当时广为流传，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词发展到这一时期，作者增多，词体渐渐出现不依附于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倾向。自苏轼开始，词的面貌也焕然一新。苏轼以他非凡的才能开始了词的创新实践。他放笔挥洒，诙谐谈笑，深沉感慨，把咏怀古迹、围猎、记游、述梦、咏物、感慨人生、唱和古人、酬答朋友，以及描写农村风物等等，都一一入词。诗与词的界线被冲破，以诗入词，词的传统婉约、艳情风格被改变，题材和内容得到了解放。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胡寅《酒边词序》更是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
到北宋末期，词风就又回到讲求音律的路子上去了。宋徽宗设立了一个“大晟府”，相当于汉代的乐府机关，延请了一批精通音律的人来整理乐曲，制作歌词。“好音乐，能自度曲”的周邦彦和“元事占诗赋科老手”万俟咏就成了大晟府的主持者，他们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凡所制作，都成为典型而被人所效仿。周邦彦不愧为开一代词风的大家，他既精音律，又善辞章，能写出既保持传统风格，又投合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市侩妓女各阶层人的口味，并且还音律优美的词来，所以旧时被推崇为宋词的集大成者，也被称为“格律派”创始者。但是词却因而陷入“有貌无神”、穷极工巧却缺乏创意和境界的局面。李清照是这个时期的*后一位天才词人。她的词清新婉约，但不绮靡浮弱，有一部分是南渡后感叹身世不幸之作，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宋室南渡后，由于国土大半沦丧，一部分有爱国思想的人愤慨痛心。他们要表达内心的不平，除著文赋诗外，也开始利用起词体来。词既用来写家国事、民族恨，自然又走上了豪放派的路子。张元斡、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还有后期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在抒写国家兴亡的感慨中拿起了词这个“武器”，其中*突出的莫过于辛弃疾。他不但与苏轼并称“苏辛”，且成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他不但存词数量*多，达到六百多首，题材风格也*为多样。他能用词直接记述重大史实，也能用香草美人的手法写出“肝肠似火，色笑如花”这样合乎传统婉约风格的作品来，有时还会作一些“暱狎温柔”之词。他的农村词更是活泼清新，一派生机。慷慨悲歌和爱国情怀只是南宋时代闪光的一面，相比之下，另一面的情况更为普遍，那就是：习于苟安，追求声色。那些不同程度对现实感到失望的士大夫们，躲进了艺术王国，在专心制曲填词上寄托自己的生活乐趣，竭力追求词在声律格调上的严谨与完美。这样，周邦彦就成了他们崇拜和效法的对象，而词则因此而明显地趋向典雅化。*初的代表人物是长于音律又艺术感觉敏锐的白石道人姜夔，后来则有史达祖、吴文英、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他们被归入格律派，也有人说，他们是典雅派、风雅派。咏物词在南宋后期特为盛行，那些成了遗民的词人多借此寄托亡国之痛。只可惜入元之后，词多模仿前贤而缺乏创新，已趋于衰落了，应运而生的则是更为活泼的“词余”——元曲，但已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故不赘言。
宋代的词作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为了利于宋词的普及和学习，一种好的选集不可或缺。好的宋词选本有数十种之多。有名的如宋人的《花庵词选》、《绝妙好词》，清人的《词综》、《词选》、《词辨》等，但是这些选集不是有时代的偏见，就是有个人的主观，加以有的选得太宽，有的太严，因为选者和作家的宗派不同，遂失平允。初学的人根本不易辨别，所以无法普及。比较起来*平正无疵的，就是清末民初上疆村民所选的《宋词三百首》。这也是现在*为通行的版本。
上疆村民1857—1931年，本名朱孝臧，字古微，后改名祖谋。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授编修，预修《会典》。历迁礼部侍郎、广东学政等职，任满乞休归，不复出仕。宣统即位，授顾问大臣，不赴。辛亥革命后，隐居沪上、专心研究词学，独步一时，卒年七十五岁。民国六年1917年曾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四种，别集一百六十八家为《疆村丛书》。“疆村”是朱祖谋的别号，因其世居归安埭溪渚上疆山麓，遂自号“上疆村民”，又号“沤尹”。除选编《宋词三百首》外，又辑有《湖州词征》二十四卷，《国朝湖州词征》六卷；自著则有词集《疆村语业》三卷、《遗文》一卷。
《宋词三百首》虽说“*平正无疵”，目前来看，仍有可议之处。他选词的标准，以浑成、典雅为上，侧重于格调声律，所以选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的作品特多。如吴文英共选二十五首，位居榜首，其次是周邦彦二十二首，然后姜夔十七首，晏几道十五首，柳永十三首，辛弃疾十二首，贺铸十一首，晏殊、苏轼各十首。周邦彦、吴文英等格律派词人入选之作多出苏、辛一倍以上，这是与这几位大家的艺术成就和身后名背道而驰的。当然我们不能只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前贤，求全责备。尽管它是历史的产物，就是用今天的标准来测定，他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瑕不掩瑜，它仍是一本广采博收、拣选较为精当的词选，具有相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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