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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关于语言与政治的讨论还在继续,本书收录了近些年中国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这些观点将成为政治语言发展谱系上的重要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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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语言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虽然语言中的政治早在古希腊罗马修辞学及辩论术中就得到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后半叶,学者们才真正从学理上提出并厘清政治寓言、政治话语等概念,并由此开始了语言与政治的专门研究。
语言本体论的确立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意义重大。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语言政治”问题及“政治寓言”问题,实际上都是对政治交际主体双方在语言框架下、试图通过语言或的权力的内在规律、方法与策略的总结,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话语权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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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孙玉华,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对外俄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发表了《俄语视听说基础教程》、《俄语视听说基础教程》、《俄罗斯政治》、《跨文化交际背景下俄语篇章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语言个性理论视域下的文学篇章语义理解模式》等多部(篇)专著、教材和论文,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数项。
刘宏,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俄语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学和俄语教学法研究,出版了《拉斯普京创作研究》、《俄语语言与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等多部(篇)专著、教材和论文,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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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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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国际政治语言研究:理论与实践语言的政治VS政治的语言——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3
俄罗斯境外的俄语政治语言研究现状、特点、发展趋势及前景
作为政治话语的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研究概述
“小国”释义及其在21世纪的重要性
道义、舆论与话语权——美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战略框架
第二部分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问题与思考“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外交的长期任务和挑战
话语实践与文化安全
——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个案研究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与提升
——基于国际政治的分析视角
第三部分话语与文化表达:分析与对策安倍晋三“重塑形象”及对策建议
公共外交视野下的语言国际推广
——中日比较分析
借助公共外交平台,积极拓展文化软实力
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无意识与文化自觉——以2012年超级碗克莱斯勒广告为例
东亚地区结构的文化分析
普京就克里米亚问题演讲的话语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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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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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政治VS政治的语言——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作者:孙玉华,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刘宏,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彭文钊,大连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主任,教授。语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本文旨在从政治语言学学科建构角度,厘清政治语言学学科建设的相关理论问题。本文认为政治语言学是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语言与政治的共变关系是其研究对象。政治语言学应在新的问题领域基础上建立其概念体系,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是语言与政治研究的基本单位,对话性是其方法论基础。学科意义上的政治语言学应当区分“语言学的政治语言学”和“政治学的政治语言学”两个研究方向。我国的政治语言学应从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分别在政治语言学的语言学和政治学方向寻求突破。一、问题的提出语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虽然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语言中的政治因素就是修辞学及论辩术的研究对象,但直到20世纪后半叶,学者们才真正从学理上提出并厘清政治语言、政治话语等概念,并由此开始了语言与政治相互关系的专门研究。以欧美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学者对语言与政治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出于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目标,西方语言与政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是在语言学界内部,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政治话语进行某一体裁或题材的句法、语义、语用、篇章分析或批评性话语分析;一是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界内部,主要是对语言与政治关系问题进行学理探讨,或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就语言游戏、政治概念隐喻等主题进行专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学者们深刻认识到,语言一方面决定着政治交际双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也在政治交际过程中起到了意向表达与理解、认识与解释的中介作用。语言既有可能成为政治行为本身,又有可能成为政治权力本身。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语言与政治问题研究不断深入,但政治语言学的学科建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在西方,虽然语言与政治问题广受语言学者和政治学者关注,但学科意义上的政治语言学仍未取得合法的一席之地。与之相反,在俄罗斯,政治语言学(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лингвистик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被明确提出,形成了以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丘季诺夫(АПЧудинов)教授为代表的政治语言学研究流派,并出版了名为《政治语言学》的学术期刊卢婷婷:《政治语言学的学科构建——〈政治语言学〉述介》,载《当代外语研究》,2011年第1期,第60—61页。。在我国,语言与政治研究才刚刚起步,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理论与方法上,还没有形成广为接受的理论认识,政治语言学无论作为概念本身还是学科方向都亟待正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形成共识。本文拟从学科建构角度,尝试就政治语言学学科建设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尝试性解决方案,旨在为国内语言与政治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政治语言学理论框架,为在我国建立政治语言学新学科抛砖引玉、就教方家。二、政治语言学的学科建构问题〖1〗(一)政治语言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义无论是西方、俄罗斯还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为学界共同接受的政治语言学定义。基于对政治语言学学科性质的不同理解,学者们对政治语言学多采取了描述性的定义方法。例如,俄罗斯学者玛丝洛娃认为,政治语言学是在两个独立的学科——语言学和政治学交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与其他现代语言学科(特别是语用学、交际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紧密联系的语言学分支。教授指出,政治语言学是一门相对年轻,但正在迅猛发展的人文学科,它产生于语言学与社会学和政治学交叉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政治交际的特点,其研究重点之一是怎样利用语言资源获取政治权力,操纵社会意识。杨可:《俄罗斯现代政治语言学——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载《中国俄语教学》,2012年第1期,第7—10页。我国学者孙吉胜则认为,政治语言学主要是研究政治背景下的语言以及把语言作为在社会上获取优势或是统治的一种工具来研究语言的权力地位以及对语言的社会认识,前者可以理解为是语言与政治,或是政治的语言,后者可以理解为语言政治。上述定义的分歧在于,语言学学者认为政治语言学是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者则认为政治语言学作为国际政治下设的一个分支,重点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语言或是语言中的国际政治因素。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12—29页。我们认为,分歧基于语言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讨论,与不同研究对象、研究取向与研究目的直接相关。如果将问题简单化,采取语言学立场,以认识语言自身与运用规律为目的的语言与政治研究应当归入语言学范畴;而采取政治学立场,以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取向的语言与政治研究应当归入政治学范畴。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由于政治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性质、跨学科性质,理论基础与研究对象的双重性以及对象物的共通性,政治语言学也和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化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一样,必须回答“就什么而为什么”的学科性质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政治语言学是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它是就语言(言语)而为语言与政治相互关系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由于理论基础的双重性,与上述几门交叉学科一样,同时存在着有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研究取向,语言学取向和政治学取向。此前的语言与政治研究之所以存在认识上的模糊性,正是因为对政治语言学的学科性质认识不清,由此带来了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不确定性。内涵既不确定,外延无限扩展,这就是目前语言与政治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解决它,政治语言学学科地位的科学性及合法性就将面临巨大挑战。借鉴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定位,结合政治语言学研究现状,我们可以为政治语言学下这样一个定义:政治语言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和政治学交叉点上的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它主要运用语言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语言与政治的共变关系问题,旨在通过政治交际研究作为言语活动的政治话语,研究通过语言运用获得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操控的规律与策略。(二)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概念体系问题一门新兴学科的确立某种程度上是从研究对象的确立开始的。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学界尚未达成共识。Чудинов认为,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交际。认为政治交际和政治话语应当成为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孙吉胜孙吉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70—84页。将语言视为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雷大川则认为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多维性,“对于政治语言学而言,政治视域中的语言问题、语言范畴中的政治问题以及政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还有众多学者笼统地从事“政治语言”研究,有将所谓“政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误区。从上述学者的观点来看,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扩大化(语言)、单一化(政治交际)、笼统化(政治语言)、杂糅化(多维性)的倾向。分析表明,政治语言学无非研究两类问题:一是语言的政治性问题,一是政治的语言性问题。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既不能泛化到“语言”的程度,也不能将其局限在“政治交际”范畴,甚至将“政治话语”这一政治语言学对象物作为其研究对象。至于将上述几个概念全部纳入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则会使其面临内涵的不确定性和外延的无边界困境,进而动摇政治语言学的学科基础。我们认为,从政治语言学的语言学和政治学取向出发,考虑到政治语言学研究的论域和主要流派,基于前述政治语言学定义,我们可以将语言与政治之间的共变关系作为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所谓共变关系是指语言与政治作为社会发展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要素,一个要素的变化必然带来另一个要素的相应变化,二者之间存在依存与影响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语言具有政治性,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对政治活动具有潜在与现实的影响。语言世界观理论认为,每种“语言”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都对政治交际过程如何被范畴化、概念化、言语化,以及对政治权力如何获取和政治意向如何得以表达、理解与解释的方式施加了影响与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存在特定的政治话语言说范式。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波考克(JohnPocock)将其称之为“政治论辩的模式”或“讨论政治的方式”,认为言说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言说的内容,为了建立一个政治文本的意义,为了发现其作者事实上都说了什么、意指了什么或传递了什么,学者们的首要工作就是去寻找并重建这些作为政治论辩模式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经由时间而产生的变动。周保巍、李宏图:《从“政治哲学史到政治语言史”——约翰·波考克和政治思想史研究》,载《复旦政治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271—290页。另一方面,政治具有语言性,政治的发展变化对语言发展变化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阶层的分化、社会矛盾冲突的出现和解决、政党与政治派别的消长、选取政治的进程、政治领袖的言行、突发政治事件等等,都对语言系统自身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政治语言学研究正是在语言与政治之间共变关系的探讨中寻求突破,描写与解释政治交际、政治话语中所要表现的语言性与政治性的规律性。明确了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才能进一步建立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概念体系,厘定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单位。Чудинов从政治交际与语言的政治世界图景(或语言—心智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лингвоментальная)картина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мира]角度提出了政治语言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政治交际(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коммуникация)、政治语言(политическийязык)、政治语篇(политическийтекст)、政治言语(политическаяречь)、政治语言风格(политическийязыковойстиль)、交际及其变体的政治领域(политическаясферакоммуникациииееразвидности)、政治言语体裁(жанрполитическойречи)、政治话语(политическийдискурс)、政治概念(политическийконцепт)、心智领域(ментальныесферыментальныеполя)、政治话语中的定型(cтереотипывполитическомдискурсе)、政治话语中的价值与反价值(ценностииантиценностивполитическомдискурсе)、集会话语(м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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