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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文学的行间距》分“读”“论”“听”三部分,在“读”中,涉猎面广,视野开阔。在“论”中,涉及多种现象、作品,其中对韩少功的研究尤有心得,显得突出。在“听”中,虽为访谈,却重在发现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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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文学的行间距》是作家季亚娅的文学评论集。季亚娅具备扎实的理论修养和突出的评论才能,无论是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还是对一些文学现象的解读,均表现出很强的分析能力、解读能力和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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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季亚娅,女,1975年生,湖南岳阳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十月》杂志社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曾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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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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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韩少功
——以《暗示》为“中心”的考察
一、引子:文学史、思想史、“人生史”
阅读这位作家,意味着你将和半部当代文学史劈面相逢,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另半部的身影。同时你还必将遭遇三十年芜杂而庞大的当代思想问题群落的埋伏与袭击。于是阅读的难度在于,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此书之前”,更有一个“此书之外”。那么你要问,为什么是《暗示》?它并非《爸爸爸》或者《马桥词典》那样“公认”具有地标性质,处在当代文学结构转折之处的书,它当然也不是近年《乡土人物(四篇)》或者《赶马的老三》那样功法圆融、极具亲和的作品,它简直是故意拧着来——难道仅仅是因为它是一本搁在“理论”和“文学”边界之中的古里古怪的书韩少功:《暗示·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我喜欢一个人类学研究的词汇“人生史”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如果我们把文学史不仅看成作品或者事件,而是看成作家们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整体人生”,在作家“人生史”中寻找个体(生命)、社会(近代国族身份)与世界(阶级体系)的关联,当有别样的风景。如果我们等待和观察作家生命的转折、反复、紊乱和成长,你将会理解成熟只能是一个不断抵达某个清晰终点的“过程”。《暗示》正是这样一个可辨别的“终点”,它是作家精神探索之路一道涓流成河的轨迹,一个作家人生经验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实践的总结关于“过程”的探讨,可参考笔者的硕士论文《“心身之学”:韩少功和他的九十年代》,2007年7月。,一部剪辑了作家众多思想片段的“倒放的电影”。
“过程”或者“轨迹”本身是另一个话题,这本书的重要之处在于提出了作家全部文学或者思想实践的“总问题”关于“总问题”的提法,见路易·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尽管面对的是一位擅长思辨,其作品被称为“问题追逼的文学”的作家南帆:《诗意之源——以韩少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当你把目光从某一个具体的文本移开,你会不断在别处、在当代思想每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与他相遇,但是忘记这些密集如雨的问题群落:乡土/本土、现代/传统、革命/记忆、知识/实践、制度/伦理、国族/自我,我说的不是这些,这个“总问题”,正如阿尔都塞所说,不是指某个具体问题,而是渗透在作家思想深处的无意识,换言之,是“一种思想的结构”,“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一种思考和认识世界的方法。对它的理解类似于这样一种经验:当你在夜晚仰望星空,凝神于某一颗明亮的星,你会专注于它本身的光亮而反而看不见它;但当你把目光转向更大更宽广的夜空,它却一直在整个星空,在另一些星群的背景里闪烁。《暗示》恰恰提供了最贴近这种方法的可能性。
作家在此书中借用了一个古老的词汇:“心身之学”韩少功:《暗示·附录二:索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理解作家全部文学或者思想活动的关键词,是用文学参与思想的方法。这不仅是他书末自陈的此书的经验性来源,这种经验被他高度意义化变成他的“世界观”,还是他全部文学活动根深蒂固的“行动”或“实践”指向。同时也是他的“方法论”,这是说,“实践”一词如何体现在他写作的美学趣味、情感结构与文学形式的探索之中,也即以《暗示》为中心的“杂文体自觉”,前文所言“文学”“理论”可以在这个系列里理解。而在当代思想背景、知识生产方式的转换以及这种转换本身的困窘与矛盾里,“从每段历史环境留给作家或者向作家提出的问题”路易·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见《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中,可以看到这种方法背后作家主体生成的血脉来源、衍生和转变。《暗示》因而成为“暗示之书”:“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世界”——为什么不能有一种“策略性”的理解呢?
于是作品皈依了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往往作家个人思想序列里特别重要的作品,也许并未在文学史上占据有同样的位置。《暗示》的情形可作如是观。那么前一个问题还可以颠倒来问:为什么不是《暗示》?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和作家个人文学的脉络发生了怎样的偏移?或者文学史和思想史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偏移?这偏移“暗示”了什么?为什么“共识”不再成立?进而言之,“总问题”的提出呼应着怎样的思想和文学现实?于是《暗示》成为如题所言的“中心”:这个“人生史”意义上的“终点”,同时包含着过去和未来,即不仅是前面所说的90年代思想探索的“终点”,它还是一个“起点”,一个重新认识何谓当代,何谓“文学”,何谓“当代文学”,它的边界和可能性的“起点”,一个不仅在批判,而是在肯定和建构的意义上,重建
当下文学与文化批判“想象力”的“起点”,一个反身关照和“穿越”当代知识主体构建的机会。那么,由《暗示》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何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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