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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揭秘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经过前后，珍藏10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众多珍贵历史镜头，回溯共和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亲历共和国重大历史瞬间，勾勒一幅不同寻常的记忆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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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书初稿约210千字，共分三章，即第一章 激情燃烧的岁月；第二章 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第三章 新纪元的大国崛起。书中包括文章20篇，文章契合了全书的主题，以众多珍贵的历史图片为依托，丰富的文字为基石来叙述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事件。如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人民大表大会的召开；肥西的包产到户，中国股市的开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世博会中国馆的建造，等等。这些文章彰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展示了人民群众的勤劳和智慧。
总之，此书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是一部绝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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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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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激情燃烧的岁月 001
镜头 1：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002
1949年 9月 21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决定的，是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组成。政协代表中超过一半的党外人士比例，更显示了一个大党接管一个大国时应有的胸怀。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源自生死与共的经历——与无数牺牲在革命战场上的共产党人一样，为了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党外人士也付出过血的代价。
镜头 2：上海解放后稳定经济 021
1949年 5月 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
此时，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里乱象丛生——百业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城乡往来中断，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飞涨。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黄浦江畔，打响了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新中国经济第一仗。
镜头 3：新中国扫盲运动 041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 5.5亿人口中有 4亿多是文盲，文盲率高达 80%。文盲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热潮中。
镜头 4：第一届人大的召开 059
1954年 9月 15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来自大江南北的 1000多位代表云集于此，共商国是。
大会结束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代了实施 5年的《共同纲领》，成为国家根本大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在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中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镜头 5：《汉字简化方案》制订始末 078
新中国刚刚成立，文字改革便作为一件大事摆在中央面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制订《汉字简化方案》、大力推广普通话……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
经过几年反复推敲和审定，第一批 230个简体字见诸报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镜头 6：英雄辈出的时代 097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崭新的社会，构建着崭新的社会风气。而新社会里迥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前所未有的主人翁意识，构成了英雄人物生长涌现的丰厚土壤。
雷锋、焦裕禄、王杰……层出不穷的英模们，构成了涵盖社会各个领域的英雄群像。
镜头 7：大寨模式成为新中国农业发展样板 116
大寨，一个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曾名扬世界长达 20年之久。
20世纪 60年代起，“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曾遍布大江南北，“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声曾响彻长城内外。
那么，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村是如何成为名噪天下的样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这片大山里的黄土梁子究竟给新中国的农业发展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第二章∣划时代意义的转折 135
镜头 8：比小岗村还早的包产到户 136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邓小平同志曾说：“农村政策放宽之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
镜头 9：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诞生始末
153
区区 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职人员、200名现场观众——1983年的“春晚”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第一次现场直播、第一次观众参与点播互动、第一次设立晚会主持人……此后，“春晚”伴随着亿万中国家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除夕夜，也在改革开放、国富民强的进程中，见证了大众文化从贫乏一步步走向丰富多彩。
镜头 10：粮票等票据的废除 170
曾经没它买不来一寸布，曾经没它换不到一两米。尽管今天它已失却流通价值，却依然在许多人心目中留有如许酸甜苦辣的记忆。
小小一方票证，曾是短缺经济时代人人定量有份的“书面”保证；它的逐渐消逝，则昭示着一个物质丰裕时代的来临。票证数十年间的存废，折射了共和国经济由贫弱匮乏走向富足繁荣的历程，以及这巨变后面，国家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折。
镜头 11：1986，中国流行乐的青春记忆 186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20年来，每当我们真诚地呼唤理解与关爱的时候，这首《让世界充满爱》
总会在耳畔响起，予我们温暖，予我们勇气。这动人的旋律曾经感动过整整
一代人，温暖了严酷的岁月过后，中国人业已变得粗粝、坚硬的心。
镜头 12：天安门城楼开放的前前后后 204
2008年1月1日清早7时30分。
18岁的盛男怎么也没想到，出租车司机的一个建议，竟让自己成了天安门城楼开放 20周年当天登上城楼的第一位游客。
天安门，昔日的皇家禁地，现今是共和国神圣而庄严的象征。曾被赋予多重政治意义的天安门城楼，一层层脱茧而成一个普通的旅游景点。在这个变化背后，是一个国家逐渐开放的过程。
镜头 13：互联网接入中国 221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很多终日离不开电脑的“网虫”殊难想象，这条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曾经历了怎样的颠簸。
作为中国接入互联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院士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一路的坎坷：“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
”
镜头 14：沪市开锣标志中国股市的创建 238
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 15号，浦江饭店，一幢已有 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它曾经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豪华、名气最大的酒店。
1990年 12月 19日，在浦江饭店孔雀厅又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第一”。
这天上午 11时，“当———”一声锣响在孔雀厅内响起，宣告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市营业，也标志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
∣第三章∣新纪元的大国崛起 257
镜头 15：中国加入 WTO后的第一个国际经济官司 258
历经 20余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国家重新融汇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当入世槌嘭然敲响，中国经济就此登上与全世界同场竞技的舞台。
是机遇亦是挑战，是压力亦是动力。面对更大的市场竞争、更多的贸易摩擦，“入世”后的中国企业鼓起勇气，一步一个脚印地迈进。他们逐渐掌握了游戏规则，学会了捍卫权益。
镜头 16：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立项到成功解密 275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
当杨利伟在飞行日志上写下这句话时，时间定格在公元2003年 10月 15日10时 10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汉字在太空中留下笔迹。一个古老的国度，千年飞天的梦想，就此写进浩渺的太空。
跨越这两三百公里的距离，“神五”飞船只用了 9分 50秒，杨利伟用了1800多个日夜，而几代中国航天人则用了数十年的光阴。
镜头 17：汶川地震震撼人心的瞬间 291
2008年5月14日11时47分，4999米高空，一支15人的空降兵小分队跃出机舱。穿过瞬时张开的云缝，他们如雄鹰一般扑向疮痍的大地，降落伞如花儿般渐次绽放。
他们的身姿，定格为汶川大地震救灾中一个震撼人心的瞬间。
伞兵一跃，生死置之度外；国家有难，人民军队冲锋在前。
在无地面指挥引导、无地面标识、无气象资料的“三无”条件下，15名勇士成功在茂县伞降。
镜头 1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策划过程 310
8月 8日，一个值得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2008年 8月 8日，当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轰然点亮，无数人为之动容，为开幕式场面的气势恢宏，为创意构想的神奇瑰丽。
这个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赞为“无与伦比”的开幕式，凝聚着千百人的智慧和心血。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几近完美的开幕式方案，是集 13家团队方案之大成的杰作。
镜头 19：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始末 329
有人说，它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借喻国之重器、鼎盛中华；有人说，它像古时论两称斤的斗，取意天下粮仓、富庶百姓；还有人说，它像古人头上的冠帽，故此得名“东方之冠”。
在设计者看来，它不仅仅是上海世博园里的中国馆，也不仅仅是一座能引来世人关注的建筑。它更是一个在国家重大建筑上发言、亮相的机会，是中国建筑界的一次集体展示。
镜头 20：国庆 60周年庆典气象保障纪实 344
2009年 10月 1日，新中国迎来她生命历程中的第一个甲子。这一天，中
国在北京举行新世纪首次国庆盛大阅兵。
世界的目光聚焦天安门广场。
一个神奇的“阴转晴”，就像是为新中国 60岁华诞特意呈献。天气的“配合”是如此恰到好处，难道真有“天公作美”？其实，这是科技的推手促成了这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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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 1：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 9月 21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这个会议，宣告着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决定的，是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组成。政协代表中超过一半的党外人士比例，更显示了一个大党接管一个大国时应有的胸怀。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源自生死与共的经历——与无数牺牲在革命战场上的共产党人一样，为了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党外人士也付出过血的代价。
查阅会议文献会发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默哀——在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的提议下， 600余名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向为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冯玉祥等七名代表默哀三分钟。
“五一口号”
冯玉祥将军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号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
1948年 5月 1日，远在纽约的冯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由各党派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早在 1945年的七大上就提出的政治主张。”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派关系史学者李燕奇说。此后历次会议讲到政权问题，毛泽东都会着重强调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甚至在 1947年撤离延安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已经十分精简的行军纵队中，依然保留了一个专管统战工作的机构。 1948年春，解放战争刚刚出现转折，中共中央就正式提出“五一口号”，建立新中国的事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紧接着， 5月 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 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份“ 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
此时的冯玉祥正陷在极度痛苦之中——此前不久，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被蒋介石开除出党，并被吊销了护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曾是国民党最忠实的追随者—— 1926年，因为仰慕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率领整支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这支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冯玉祥也与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为金兰。
“蒋介石一生都在排除异己，他是留不住人的。”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这样解释冯蒋二人决裂的原因，“北伐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达到鼎盛，有 47万人，蒋介石随即‘削藩’，北伐四个方面军被他收拾了三个，冯玉祥的军队被收走最多。后来淞沪抗战时，他名为第三战区长官，蒋介石一道命令把一个炮兵连从前线调走，他连知道都不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了他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头衔，名义上的二把手，却完全是个空架子。他非常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看到闻一多、李公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下场，只能主动提出到美国‘考察水利’。”
实际上，对于忠贞耿直的冯玉祥本人，蒋介石一直还是表现出尊敬的。余华心说，张治中曾写信劝过冯玉祥回国，告诉他，总裁每每冯玉祥提起你，仍是一口一个“大哥”。
冯玉祥
政治上的巨大分歧，远不是一句“大哥”可以弥合的。到美国之后，冯玉祥开始以各种方式“反蒋”。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援华听证会邀冯玉祥出庭，他却呼吁不要拿美国人民的血汗钱帮蒋介石打内战，“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的人身体里注入血浆”！最终，美国拨款委员会把原定的 6000万美元资金削减到 1000多万美元。
1947年 11月 5日，冯玉祥公开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痛斥“蒋政权是中国所有坏政府的顶点”。怒不可遏的蒋介石电调冯玉祥回国遭拒后，吊销了他的护照。 1948年 1月 7日，冯玉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冯玉祥当作值得信赖和尊敬的朋友。余华心说：“冯玉祥六十大寿时，所有中共高层都发来了贺信，就连他在美国的秘书赖亚力，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
“五一口号”就是经赖亚力之手送给冯玉祥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周到地为他设计好了回国的路线——乘苏联豪华客轮“胜利号”，过大西洋，经由黑海到达苏联敖德萨，再换乘火车进入中国东北。
1948年 7月 31日，冯玉祥摆脱特务的监视，带领全家登上“胜利号”，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
李济深的选择
此时，冯玉祥的挚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正在香港焦急等待着中共的回复。
李济深是“ 29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冯玉祥——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北伐时，蒋介石是总司令，他是总参谋长。
“我父亲那时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他确实曾经是拥蒋反共的，”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毫不讳言，“但到了 1929年，一切都变了。 ”
那一年，为调停蒋桂矛盾，执掌两广军政大权的李济深亲赴南京，却被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了整整两年，并开除国民党党籍。 1933年的福建事变，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国民党，抗日战争打响后才被召回。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被授予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高职，却没有任何实权。 1946年，蒋介石三次召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待李上山后却又避而不见。对蒋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 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到香港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宣布与蒋彻底决裂。蒋介石则将李济深永久开除出国民党，并登报通缉。
李济深
被蒋介石高压政策逼到香港的国民党左派并非李济深一人。 1948年 1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李燕奇说，“它的成员全部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导思想几乎就是国民党‘一大’的翻版，还有就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除了香港的这几十位，民革在大陆、在蒋介石政权内部还拥有大批秘密成员，其中包括龙云、刘文辉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员。更有甚者，据好友林伦彦回忆，李济深到港以后，“蒋党”中除陈果夫兄弟与陈诚外，几乎全到香港“挂过钩”——足见蒋的国民党涣散到何等程度。
最惊人的是宋子文。 1947年秋天，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他轻装简从，悄悄来到了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李公馆。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忆说，“那时候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众叛亲离的趋势，考虑牺牲他，换取国民党的继续统治——他们也找过冯玉祥，明确提出愿意帮助民主人士‘夺权’，‘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宋子文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我父亲，疏通父亲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再联系和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东建立政府，一方面推翻蒋介石，另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
面对宋子文的诱惑，李济深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释放广东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话问得宋子文哑口无言，他只得以“考虑考虑”为借口诺诺而退，自此再也没有和李济深联系。
几个月后，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蔡增基也来到了香港——与宋子文的意图相似，他是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做说客的。
通过马万祺的引见，蔡增基登门拜访了李济深。马万祺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任公（即李济深）听过蔡先生的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永无宁日。任公最后表示：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
”
“一直有人认为，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是走投无路后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他们可选择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说，“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每个人脑海中都有一个毕生追求的明确目标，有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
”
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很快， 1948年 5月 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8月 1日，中共中央正式复电，热诚欢迎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就新政协召开的时机、地点，以及参会范围和会议讨论的问题进行具体协商。
冯玉祥遇害
此时，冯玉祥将军已经在回国的路上了。冯玉祥始终不知道，他乘坐的“胜利号”，是中国共产党出钱包下的。
“1958年，我婆婆李德全才在一次党组会上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特别指示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拨专款雇了这条船接他们回国。”余华心说。
顾忌特务的监视，冯玉祥很少出舱，他用几天时间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
信，把自己在美国的工作仔细梳理了一遍，字里行间，奔向新生政权的喜悦
溢于言表。
8月 17日，“胜利号”驶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紧靠“胜利号”停
泊的是一艘国民党军舰。警惕性极高的冯玉祥不再露面，夫人李德全替他上
岸，到邮局投递出了将军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停泊了 6天。这期间，有 3000多名被埃及政府
驱赶回国的苏联亚美尼亚人上了船。
按照原定计划，“胜利号”将于 1948年 9月 2日抵达苏联敖德萨港。 9月 1日午饭后，船长建议乘客们回舱好好休息，准备上岸。
冯玉祥一家刚刚回到房间，“胜利号”的四层底楼内忽然冒出了浓烟。
“是冯玉祥的小女儿晓达首先发现着火的，她头一个冲了出去。”余华心
曾听丈夫冯洪达多次讲述过那场惨烈的火灾，“冯玉祥紧跟着冲出去——但火就是从过道和楼梯上烧起来的。我婆婆说，她曾经听到了丈夫的呻吟声，但很快她自己就失去知觉了。”冯洪达的房间恰好在船的另一边，起火比较晚，机敏的他用太平斧劈开父母房间的窗子，救出了昏迷不醒的李德全，“当时房间里全是烟，他用灭火器喷了半天，才发现父亲头朝里、脸朝下躺在门口的地板上——再也叫不醒了。
”
这场蹊跷的大火，最终造成包括冯玉祥和冯晓达在内的 200余人遇难。至于起火原因，据李德全在 1949年 9月 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回忆文章，是负责船上放电影的青年在四层底楼倒胶卷，由于速度太快，摩擦起火。
等待“大动作”
就在冯玉祥将军遇难的两天前， 8月 30日，周恩来刚刚致电先期到港的钱之光，指示组织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苏联轮船北上。
钱之光是中共专门派到香港去的。 8月初到港后，他对香港地下党与外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联合行”进行了改组扩大，改名“华润公司”，并亲自出任董事长，准备以往来贸易为名掩护接送民主人士。
冯玉祥遇难的消息传来， 9月 7日，周恩来紧急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对民主人士乘苏联轮船北上一事慎之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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