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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此生只为麦穗忙:刘大钧传》由李群编*。
刘大钧是我国*名的小麦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944年弃艺从农,到2005年因病在家休养,他将自己生命中*宝贵的61年献给了农业、献给了我国作物遗传育种事业。他少年求学,却多次被迫辍学,几经起伏,终与农业结缘;工作初期,在“大跃进”和“文革”十年的跌宕中坚守本心,十年如一日,终培育出“宁麦3号”小麦新品种;八九十年代,他带领团队稳扎稳打,首次发现簇毛麦、鹅观革、大赖草等分别高抗小麦白粉病和赤霉病,并将其抗性基因成功转移进栽培小麦,育成一大批优异抗性种质,其中小麦一簇毛麦易位系所携抗白粉病基因经国际小麦基因命名委员会正式定名为Pm21;所建立的染色体分带、荧光原位杂交、非整倍体分析与分子标记相结合**鉴定栽培小麦中外源染色质的技术体系,达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率先开展小麦抗病基因的MAS育种工作,与兄弟单位合作育成多个抗病小麦新品种。曾多次获国家与省、部级奖励。刘大钧是一位勤恳**的专家学者,是一位知名的农业教育家,也是一位严以律己、公私分明、能干大事的好领导。他的一生,为我国小麦育种事业和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永远是年轻一代农业人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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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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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简介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导言
第一章 生逢乱世
常州家世
沪宁间的少年
第二章 坎坷求学路
由艺术到农艺
弃读英士
转读金大
第三章 留校任教
初任助教
赴苏深造
科研初结硕果
第四章 下放扬州
艰难岁月
迎着困难前进
出访法国
引进“簇毛麦”
第五章 复校南京
艰难复校
创建细胞遗传学实验室
开展远缘杂交研究
访学美国
开拓染色体工程
第六章 担任校长
临“难”受命
创新发展
走出国门
儒雅校长
第七章 寻找外源抗病新种质
西部半野生小麦探索
原生质体培养
外源染色体上找抗源
向分子生物学进军
第八章 小麦抗白粉病研究
异附加系与异代换系的培育与鉴定
易位系的创制与鉴定
抗病基因的定位与克隆
第九章 国际合作结硕果
成功申报麦氏基金
普通小麦一大赖草易位系的选育
二期研究取得新进展
再接再厉作贡献
第十章 当选院士实至名归
当选院士
名师高徒
天道酬勤
结语
忆大钧先生与弟子们二三事
良师、益友,知识分子的楷模
附录一 刘大钧年表
附录二 刘大钧主要论著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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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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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社会改造运动 1950年冬天,金陵大学开展反诽谤、反侮辱、反美帝运动,尤其是在全校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挫败美帝国主义毒害青年的运动。在团支部的领导下,刘大钧积极参加筹备“扫毒展览会”的工作,使所有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全面认识美帝国主义创办金陵大学的文化侵略目的,旧金大如何服务于帝国主义侵略,美帝国主义如何勾结反动派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美帝国主义如何在金陵大学散布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反诽谤、反侮辱、反美帝运动之后不久,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参军运动。由于组织上规定教师不能参军,对于这一点刘大钧颇感遗憾,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要是组织上号召教师参军,我更想为党多作一些贡献。” 1951年1月,组织上号召金陵大学农艺系师生参加南京市郊区土地改革运动。刘大钧主动报名参加。
经过一个月的政策学习,他被分配到第十区人民法庭担任书记员工作,主要负责土改中民刑事诉讼以及农村镇压反革命运动等案件的资料搜集、整理、抄写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刘大钧经常到农村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他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得到一定程度锻炼。
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一般是在1950年下半年至 1951年上半年进行,经过运动,农村地区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郊区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据上海、南京、重庆、武汉、广州、西安等6个城市郊区的统计,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收、征收土地的数量约占总耕地的30%~70%,并没收了大量其他的生产资料,随着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城市郊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刘大钧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南京市郊区农民感慨地说道:土改后有三少一多,穷人少了,赌钱人少了,小偷少了,下地干活人多了,这种新气象具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中国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主流。” 刘大钧在工作实践中,对于农村中阶级剥削以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行径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以前我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与仇恨曾了解到一些,我也知道农民在封建社会是怎样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欺压,但这些大道理多数是从理论上或者从一些文艺作品里体会到的,那种认识是没有实践基础的、不稳固的,因此,我对于农民弟兄阶级仇恨的理解是不深刻的。这次土改中我参加了人民法庭的工作,每天做调查研究,整理地主恶霸们的罪恶材料,许多材料都是直接从贫苦农民的血泪控诉里得来,所见所闻的都是些杀人、抢劫、霸占、勒索、强奸、陷害……数不清的地主阶级欠下的一笔笔滔天血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让我几乎不能容忍。记得有一次在七桥里乡审问恶霸杨宝潮的时候,我看到他一味抵赖,多次冲动地想上去痛揍他一顿,恨不得马上把他拉出去枪毙。当然这种想法是很天真幼稚的,但至少我对于阶级敌人的仇恨在感性上是培养起来了,我认为这是土改工作给我带来的重要收获。” 1952年8月,刘大钧参加了金陵大学“三反”运动。1951年1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中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运动分为四个阶段,动员发动、“打虎”、追赃定案和思想建设,其中主要阶段就是“打虎”。所谓的“虎 ”是指大贪污犯,一般而言,贪污1亿元以上为“大老虎”,5千万至1亿元之间为“中老虎”,1干万至5 千万元为“小老虎”(指旧币,1955年币值改革后,旧币1万元兑换新币1元)。
同年,刘大钧还参加了安徽省农业调查工作,并担任副大队长和临时团支部书记。他刚刚接受工作的时候,心里非常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调工作,也没有做过团支部书记,组织上这样信任,万一工作做不好,会失去面子,愧对组织信任。但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刘大钧很快克服了心理障碍,明确了依靠当地组织、依靠同志、依靠群众的工作思路。
旧中国的土地占有和收益分配极不公平合理,地主和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广大佃农处于无地或少地状态,而且地租率奇高,实际地租率平均在50%以上,造成农民生活极其贫困。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将土地改革列为促进农业发展,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任务。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初,有2.64亿农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是在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开辟的,农业生产环境不安定,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对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情况的调查就成为首要的工作任务。
刘大钧在农业调查工作中深刻地认识到,党在农业生产上对技术干部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技术干部,因而增强了自己入党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刘大钧勤奋努力,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55年4月12日,由罗春梅、王泰伦介绍以及组织慎重考察,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P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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