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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是典型的大家小书,作者林冠夫先生学养深厚,视野开阔,讲起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来,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读完林冠夫先生的这本小书,读者可以深刻了解到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特点,更重要的是能够深入了解到科举制度是如何塑造了中古至近代,乃至当代人的人格、追求,也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文化传统和文人的审美情趣,进而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何以成为中国古代*重要、影响力*深远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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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围绕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以大家小书的形式展开论述了科举制度的形成、特点、生命力以及前后期科举制度的沿革与发展变化,以及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八股文、试帖诗的形制与特点,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可以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同时亦能了解到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士子阶层思想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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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林冠夫,偶用笔名观夫、秦谙。浙江永嘉人。1936年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红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红楼梦版本论》、《红楼梦纵横谈》、《红楼诗话》、《重编今古奇观评讲》、《唐宋律诗选讲》(合作)、《重编千家诗评讲》(合作)等;编选有《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主编,合作),又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五部名著的节编本与其他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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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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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古代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001
科举的特点及其奇怪顽强的生命力——014
科举制度施行之前的文人入仕——028
前期科举——036
后期科举——064
八股文——090
试帖诗——106
科举制度下的学校教育与儒家思想——118
科举趣事、佳话和笑话——132
科场案——140
余论:科举之外的异途——156
结语——164
后记——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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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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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举制度施行之前的文人入仕
科举,按其实质来说,为古时文人入仕的途径,更是最高当局以此吸引人们进入官员集团的一项措施和制度。无论是改朝换代的战争年代,抑或是皇朝已经建立的承平时代,统治集团的人员,都需要作不断补充和更新。因而吸引社会各方人士进入官员集团,不单是科举时代才有的事。惟时代不同,招引人们入仕的方式,亦随之各有差异而已。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制度的科举始于隋代,隋代以前的各个朝代,官员集团人员的扩充和更新,亦都有其各自的措施和方式。而各个时代的文人,特别是那些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者,皆就此以取顺应时代需要的出路。就其实质说,科举只是承平时代文人入仕途径的延续,是一定时期内文人入仕的特殊途径。
清代大作家吴敬梓的名著《儒林外史》借书中人物马二先生之口说了一段十分精当的话,那是此书的第十三回,马二先生与蘧駪夫谈话,从科举入仕(当时叫举业)进而论及历代士人入仕途径的异同。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 ”,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的这些话,道出了明清科举制度下文人的普遍心态,以及他们的愿望。当时的文人为什么于此中讨生活而乐此不疲,甚至为之神魂颠倒?这段议论正点出了此中的缘由。
这段话亦可说明,科举制度形成之前,文人的求官活动和入仕途径,与科举制度下文人的举业,方式虽然有异,但其目的实质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古今人们的热衷出仕,是完全一致的。
隋以前,可上溯至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两汉,直到六朝,前后凡两千余年,历朝历代都建立了完整的政权机构,并各按常规运转。那时官员与黎民相比,人数比例极小。虽然这段漫长的时间中,尚未进行科举,文人采取何种途径入仕,亦无专著足征,其详情不得而知,但那个时代人们的入仕方式,后人可据各种文献典籍的片言只语,推想而知其大概。
周代的文人入仕,《周礼地官司徒》曰:
乡大夫之职,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这里说的,是周代官员的升迁制度。所谓考,所谓三年大比,主要是指在职官员的考核,自然也包括新任官员的选拔。虽然书中对此语焉不详,但社会人士的入仕方式,自可从中窥见大概。
春秋战国时代,文人入仕的方式和途径,文献典籍留下的记载较为详细,其中最常见的是游说,或相当于游说的多种特殊方式。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特殊时段,包括周室东迁后的春秋时代,以及周室灭亡之后七雄纷争的战国时代。这个时期,文人入仕没有固定的手续和措施,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求仕者一般多以一些有异常人的举措,引起王侯或执政者的注意。
最主要或最常见的活动有二:其一,最主要的,便是于各诸侯国间游说,向当政人物直接陈述政见;其二,是作用与游说相若的授徒讲学,大学问家门下往往集中了一批就学的士子。讲学和就学,是向社会大众发表言论,阐明思想见解,以期最终引起当局的注意。
文人才士的游说,其内容主要是陈述各种思想见解,诸如探究宇宙人生的奥义,描绘理想社会的蓝图。此中更直接实用的,当然是致国家(春秋战国时代是各诸侯国)于兴盛富强的方法。因而,这个时期各种思想自由抒发,极为活跃,于是形成独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各诸侯国的国君也正是从文人的游说中,倾听这些人的见解,观察他们的才能,然后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可以说,这是文人才士与当局之间的政见磨合。游说者的见解既明,如恰与当局的思想意愿合拍,自会得到重用。如不中当局者之意,就得卷铺盖走人。
孔老夫子的时代,礼崩乐坏,他周游列国是为了宣传克己复礼。墨子另有见解,宣传兼爱非攻。孟子痛感时人的见利忘义,前后见梁惠王和齐宣王,提倡王道仁义。苏秦、张仪论说合纵连横之策,关系到七雄纷争时代,六国是各自与强秦建立联盟,还是联合对付强秦的大计。范雎向秦王论远交近攻,提出一套吞并六国的方略。这一切论说,都是文人策士与当局之间政见磨合的表现。
这个时代各诸侯国选用人才,是广泛而又灵活的。才人策士在各诸侯国之间自由流动,时有更易,所谓“朝秦暮楚”是也,这比起后来的当政者一人说了算,由长官决定人才的命运,其进步意义是明显的。
两汉时期,文人入仕进入另一个时代。由于政治上采用的中央集权制,故朝廷对人才的选用,开始由官方举荐,地方长官负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使命。这些地方长官或地方主管财政收支的主计吏,每年向中央述职时,同时还要连带推荐当地的才品俱高之士,供朝廷挑选任用,或者让被荐者参加“贤良方正”“孝悌廉明”“秀才”(后汉避刘秀讳,改称“茂才”)等制科考试,然后授官任用。
地方官推举及制科考试,往往名不副实,走过场的为多。对此最好的说明是当时的民谚:“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古谣谚》卷六)
战国策士苏秦以合纵之术博取功名,兼佩六国相印,烜赫一时
据史乘记载,后汉末年,曹操青年时代,也曾被举为孝廉,《三国志武帝纪》谓其“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年二十,举孝廉为郎”。曹操颇具才能,自无疑问,但这位未来政治家,史料称其为人“放荡不治行业”,这个判断与 “孝廉”二字实在联系不到一起。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地方官推举的实际状况。与春秋战国不同,两汉至六朝,名儒授徒讲学依然存在,但游说已不时行了。
到三国时,吸收文人入仕出现一种新措施,曰“九品中正制”。那是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于州郡设立中正官,将所属的人士评为九品。朝廷按品选用官吏。此后几个朝代,朝廷选任官员,都袭用曹魏的这一成法。但所谓“九品中正制”并非新创,按其实质,仍是汉代任官方式的沿袭,曹魏不过是作了制度化的明确规定而已。
其实,品评人物在汉代早已实行,并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那时往往由舆论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对人们的才能品格进行品评。由于评者的社会影响较大,故其品评率皆取得社会的认可。被评的人士有了知名度,这便成为朝廷选官的依据。后汉的两位有影响人物陈蕃、李膺,便是人物品评的权威。当时的文人如能够出入于陈蕃、李膺之门,并得到高评,便声望大增,出仕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人们称此为登龙门,“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的谚语,指社会人士得到李膺接待的事。这不仅仅是陈李二人独有的事,它反映了一个时代曹操二十岁即举孝廉,入朝为官,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普遍的社会风气。
这里需特别一提南北朝时期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对于此书,人们往往以小说视之,文学史上称为志人小说。其实它的价值远非一般小说所能比拟,可以说,反映六朝的社会生活和文人风尚,这是极为重要的典籍。此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著录了大量关于人物品评的资料,书中的《德行》《文学》《政事》《识鉴》诸门,皆直接反映对人物的品评。有的人物,如陆机、陆云兄弟,阮孚和祖约,等等,原先都是二人齐名,社会声誉不相上下,后来由于在某一事件中表现有差异,遂分出高下来。(二陆之评见《世说新语方正》,阮孚、祖约之评见《世说新语雅量》。)这些记载,对于今人了解那时的文人如何入仕,也是第一手资料,有至为重要的认识价值。
对人物作品评,品德学识兼优者出任官职,这在理论上当然无懈可击,且冠冕堂皇,但在实践中却很难说是客观准确的。无论由谁来评,评者本身都不免有所局限。各地的州郡长官或者担负专门职司的“中正官”都不能不带有本身的偏见,这些官员向朝廷举荐才德兼优之士,即使是根据社会舆论,听取有影响人物的品评意见,但所面向的文人才士有限,选择范围仍然较小。
出身于世家高门者,即使才具平庸,亦可引人注目。因此,实际上人物品评必然仅仅局限于世家贵族子弟,无法真正面向整个社会,不能全面准确地发掘更大范围内的真才实学之士。而出身于平民黎庶的子弟,且不说评者对这些人士抱有何种偏见,即使他们确有较为优长的才干,也很难有得到展示的机会。
科举制度则不同,将参加考试者的面扩大到全社会。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可有入选为官的机会。进入国家统治集团的人员,来源亦有所扩大,国家政权与治下黎民的连接和沟通遂大为改观。
各朝代的帝王,自然有不少昏君。但也有不少皇帝想把宝座坐稳,他们最关切的所谓江山社稷,实质是他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势。而他手下的各级官员,绝大多数在意的也必是自己头上的那顶乌纱帽,即已经到手的官位和权益。因而,统治集团人物自上到下多了解些民间疾苦,对于黎民生活的安定,对于国家的发展,当是有利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度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与原来的选官方法相比,显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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