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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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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人，面临着个人和家庭、企业或单位的日常选择，都要对周边所闻所见尤其是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和事件作出自己的应对和评判，也自然会对未来中国当走之路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评论，赵红军教授对现实世界的一些真实事件和问题所观察和说出的一些闲话，是否言之成理？是否正确？你是否同意？《鞭辟入里经济学中国改革年代的新思维》从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探讨中国改革年代的大问题，视角独特，老百姓能懂，有种有料。以新思维、新思考、新视角洞悉转型时期的新现象，并给出自己的新见解、新建议、新路径，能让你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活脉动和一位真经济学家经邦济世的入世情怀。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得出自己独特的观察结果，更难能可贵的是，提出了中国问题的新颖解决方案和可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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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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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辟入里经济学中国改革年代的新思维》是一本有关中国改革年代的通俗经济学读物，分别从社会现象新思维、转型进程新思考、帝国主义新现象、教育改革新路径、古典思想新观点、国家大事新见解等八个角度系统呈现了自己有关中国改革年代的经济学问题，如温州人三十年奋斗路带给我们那些启示？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经济世界最大的成本是什么？《鞭辟入里经济学中国改革年代的新思维》秉承经济学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精髓就是笔者所说的鞭辟入里经济学方法，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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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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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军，经济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经济学科带头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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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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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社会现象"新思维"
第二章 转型进程"新思考"
第三章 帝国主义"新现象"
第四章 上书政府"新建议"
第五章 教育改革"新路径"
第六章 美丽中国"新视角"
第七章 政府治理"新见解"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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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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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车站周边的饭菜质量总是那么差？最近去湖南考察学习，中午飞机晚点，到长沙时已是下午1点多。由于我们坐的是经济舱，结果，飞机经济的连午餐都不供应了，所以，等我们在车站旁边安排好住宿再寻找吃饭的地方，已经差不多下午三点多了。这时一个名为湖南土菜馆的饭店一下子便跃入大家的眼帘。这家饭店地理位置很好，就坐落在我们所住的枫林宾馆对面的山坡平台上。穿过地道，沿着青石板台阶拾级而上，就能很快到达这家饭店。饭店门面不大，但饭店下面的马路上布满了来来往往的公交站，站台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这家饭店的顾客。饭店的招牌很大，红红的字体映在绿油油的山坡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饭店招牌中的土菜二字更是让人浮想联翩。毕竟，全球化时代的土代表的可能才是真正的特色。就这样，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家土菜馆。一进门，服务员马上端茶倒水、热情招呼。服务员是个男同志，脖子上戴着一根指头粗细的金项链。当时大家就心想，这家饭店肯定生意兴隆，连服务员都戴着指头粗的金项链，那老板戴多粗的项链就可想而知了。这个服务员很特别，一个劲地给我们兜售他们菜馆的招牌菜。期间，一个同事问其饭菜的份量有多大，并做了个大、中、小的手势比划着问。这个服务员只管点菜，对此提问不予理睬。过了一分钟，他似乎蛮有怨言地答道：没有这么说话的。听到这话，大家就有一丝不详的预感。顾客还没有吃饭，服务员就这么教训人，这似乎与饭店给他的金项链待遇很不相称。二十分钟后，饭菜全端上来了。看看碟子的大小，大家都感觉怪异。很多同事以前都来过湖南，知道湖南菜用的多是巨大无比的碟子，可这家饭店的碟子却全是清一色的小碗。看看菜谱，上面写着正宗湖南外婆菜几个字，大家心理一直在犯嘀咕，这可能正是这家饭店的土色所在。可看着每一个端上来的菜都是一样的土，就连50多元的招牌菜也用的是这种土小碗，大家相互对视，眼神中充满着土一样的迷惑与惊异。吃起饭菜，大家更觉上当。一是，所有的菜都切得非常细小，小到难以夹上筷子；二是，几乎每一个菜的主要配料都是辣椒，尽管我们先前已吩咐要少放辣椒，但实际上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一盘名为辣子鸡的菜全是辣子而不见鸡。煮熟的鸡肯定不会飞，所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厨师根本没有在菜里放什么鸡。而那盘是鸽子肉的菜，也几乎全是辣椒，估计鸽子也在上菜之前飞走了。只有一盘青菜大家感觉最为温馨，尽管很不满意，但大家饥饿难忍，只管硬着头皮狂吃饭，一碗，两碗饭毕，400多元的埋单再次让大家确信，这是一家地地道道、土上加土的江湖土菜馆。第一，开始帮我们点菜的原来是饭店老板，而不是服务员。我们刚进门时，他看到一下子来了8个外地人，知道大生意来了，所以，本来是服务员干的活，他马上抢过来自己干，既帮我们拼桌子，又给我们盛情推荐各种招牌菜。到我们要结账走人时，他又骤然变成了柜台上的收银员，既收钱又找零的。这种作风本身就是一种不懂分工、不会管理、越俎代庖、不信任员工、不给员工实践和锻炼的乡村小土老板的表现。第二，老板看到顾客询问碟子大小的话以后，他没有很好地回答，反倒趁机揶揄顾客，这肯定是一种不尊重顾客，不懂得顾客就是上帝经营哲学的典型表现。在他的脑中，有的可能就是有钱就是爷们，能骗就是本事的土人见解。古人云和气生财，而在他的眼里，我们读到的信息却是吃他饭的人都是上辈子欠他的债。第三，全球化时代用土菜馆这个名词确实能吸引那些寻找新奇消费的顾客，我们就是这样被吸引过来的。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土菜馆这个词虽然能暂时抓住人们的眼球，带来短期的眼球经济，但在菜肴品位快速趋同化的今天，土菜馆这个词也人为地抬高了顾客对这家菜馆的期望值，这就等于给这家土菜馆的服务和菜肴品质施加了一个无形的紧箍咒。这家土菜馆利用了很好的地理位置，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客源，但其名不符实的土饭菜，很不地道的土碟子，粗俗无礼的土老板，不懂得管理的土经营，却在白白地断送着这家饭店的未来。如果我们再往远多想一点，我急忙便问：到底是谁害了这家湖南土菜馆？结果同事们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有同事说，是这家老板的经营作风，又有人说，是这个老板的鼠目寸光，而我的回答则是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第一，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饭店老板就必须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菜，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否则他只好关门歇业。第二，正因为他坐拥了如此良好的地理位置，所以他就不愁没有新顾客盈门，于是他饭菜的质量、价格、服务的态度等都上不去。结果，一方面，由于良好的地理位置这家饭店赢得了源源不断的客户，但另一方面，它却正因为这么好的位置而一个一个地撵走了前来的顾客。这就像全国各地火车站的饭菜、宾馆都很差一样，这并不是说全国各地火车站做生意的人都很坏，而只是说，那里好的地理位置往往成为促使这些不懂得经营的生意人变坏、变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诱因。生产和生活成本过快上涨隐含多重风险成本是经济学当中一个十分普通的概念，它指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或者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个约束条件。在教材中，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预算线就回移，意味着企业或者消费者面临的选择集合会缩小，这样决策的自由度就缩小，利润或者效用水平就降低。这个结论是我们纯粹进行理论推导的结果。现实世界中的情形要比这个结果复杂很多，并且带来的结果也可怕很多。比如，满足老百姓生活的商品有很多，有的商品涨价，对他们生活影响并不大。比如，航空燃油涨价，对一般老百姓的影响就不大，只会影响那些乘坐飞机的人。香烟涨价只会影响那些抽香烟的人，对于那些不抽烟的人来说，涨不涨价好像跟自己的关系不大。从经济学上说，这个也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消费者个人都有一个有力的应对机制，那就是相机抉择。那就是香烟涨价，我就少抽烟，用多消费那些不涨价的商品来替代那些涨价的商品，这样，消费者就可以通过替代效应，替代那些涨价商品的消费，这样他的效用水平受到的影响就受到一定的限制，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效用损失。同样的道理，当某种生产材料涨价时，厂商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替代效应来减轻涨价物品给厂商带来的成本压力。可是，当生活中那些重要的物品涨价，或者绝大多数物品都全面涨价的时候，那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的状况都会大幅度恶化。弗里德曼将绝大多数物品同时涨价的情形叫做通货膨胀，并将这种现象与货币的超额发行联系起来。其实，不见得生活中的所有涨价现象都与货币的超额发行相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通货膨胀，其实都跟成本推动式的通货膨胀相关。什么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就是由于生活必需品，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等以及生产投入所用的基本物资，比如钢铁、水泥、砖瓦、电力、供水，交通、道路通行、汽油、柴油、煤炭等等物资的价格上涨，而推动着社会上其他相关物品的普遍上涨现象。有人也许说，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跟生产密切相关的基本投入品就是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因为不改革，个体户和企业就没有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因此就会出现生产短缺。可是如果进行市场化，那就意味着个体户、厂商经营利润空间的上涨，这些物品的价格上涨，因而会带来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结果，老百姓是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物品，可是他们付出的成本却大大增加了。的确如此，当生活必需品、基本的生产资料市场化以后，如果政府不监管，通常的情况就是这些物品的价格上涨。这也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基本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上升了很多倍，可是物价也上升了很多倍。于是，就有人嘲讽地说：房改之后买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虽然这些话说的有点夸张，但它的确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市场化绝不是政府不作为，市场化就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去调控。由于政府不积极作为的市场化，会导致很多严重的结果：第一，当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上涨的时候，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厂商都面临着硬预算约束问题，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商品之间的有效替代来减轻自己受到的损失，因而约束线平行回移，效用水平和利润都会受到挤压，整个社会的福利状况就会严重减少。第二，在这种利润受到挤压的情况下，厂商们会首先联合起来，或者偷偷以密谋的形式，串谋涨价，在相互串谋的厂商面前，消费者尽管人数众多，但是在厂家的串谋下，消费者的人多力量大不攻自破。最终，每个消费者成了厂商餐桌上任人宰割的牛羊；第三，更加严重的是，这种没有人监管的厂商串谋会像得了毒瘾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并在厂商之间流传开来。A产业的厂商通过这种方式尝到了甜头，B行业的厂商也会纷纷仿效，于是，整个经济体就会陷入串谋与涨价的疯狂当中；第四，厂商之间的这种串谋给那些老老实实做生意，本本分分做人的企业以坏的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发现，与其老老实实地做生意，还不如搞些歪门邪道来钱来得快，来得轻松。这样，市场上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这个对全社会经营环境、经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恶劣的。现在的中国似乎在向着这方面发展。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赚到的利润微薄，搞歪门邪道的人，钱大把大把地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该监管的没有监管，不该监管的却管的太多太死。（1）对于老百姓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饮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而言，政府就必须进行严格监管。比如，大米市场的大米要进行分类，一般性的大米，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吃的中等水准的大米，绝对不能涨价，因为这些类似于国家的战略物资，是老百姓活命生存的必需品，它们的价格就必须被控制在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相反，对于中等水准以上的大米，政府就可以完全放开价格，实行市场化经营，因为如果这类产品价格过高，那也只能影响少部分人。再说，这部分人如果自己感觉价格太高，那他们完全可以屈就一下，去买价格适中的中等大米，而没有必要去买很好的品牌大米。依照同样的办法，房子也可以分为很多类，一类是保证生存用的廉价房、生存房，它的质量一般，这类房子的价格要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有能力购买，处于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除了这类房子之外的豪华房，价格就可以完全放开，你涨再高的价，政府也没有必要去管。因为即使这类产品的价格出了问题，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影响的人群有限，对社会的稳定也不会带来什么危害。（2）就是那些从事歪门邪道的人，不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他们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地制止，而那些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应该得到的帮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比如，我们几乎每天都收到一些诈骗的短消息，但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得不到有效地遏制呢？这是谁的错，当然是政府的失职。有人说，这是电信公司的失职。其实，如果法律比较完备的情况下，政府和电信公司讨价还价的结果是能够找到到底由谁来监管电信咋骗？从一般的情形来看，这类保护产权、维护市场公平市场秩序的行为还是由政府来做更加高效。再比如，温州的那些中小企业，他们急着用钱，目的是干什么？主要是经营制造业，可是，他们却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我记得十多年前北京大学的徐滇庆教授就开始研究中小民营银行的可行性了，可是直到今天真正的民营、中小银行才开始试点。再比如，房地产市场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暴利的行业，房地产的价格在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得到很好地监管，于是，这个产业便成了吸纳无穷多资金的场所。在经济学中，这个暴利的行业，为什么能吸引足够多的资金进入呢？主要原因是这个市场的进入是不自由的，土地被控制在少数的大企业手中，这样，有限土地的供给面临着很多竞争的情况下，价格就只能上涨，于是房价也会跟着上涨。其实，政府也可以很好对付这个问题，那就是出台一个政策，就像古代的用粮食换盐引的做法一样，房地产商不是要开发房地产吗？行，那就是你只要开发一定面积的商品房，你就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廉价房推向社会，而且这些廉价房由政府低价购买，并给社会上的绝多数人住，比如，开发10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你就必须提供50万平方米的廉价房。我想，只要这个政策一出台，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很多乱象马上就会好多了，同时社会上很多无钱购房的人也能看到买房的希望，这样社会的公平性就增加。（3）对于那些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具有很大公共产品性质的企业而言，政府应该大力鼓励他们进入行业，给予经营许可，让他们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比如，愿意到中西部去办教育的人，无论是办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只要这种教育带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就应该大力支持，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再比如，有人搞慈善捐款，这个也可以放行。有人愿意到三北地区去治沙固林，这个当然可以放行，给予很大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有人也许还愿意办理污水处理厂，这个也没有问题，有人愿意搞假冒伪劣商品鉴别与防治，这个也可以去搞。当然，这也不是说，政府只要放行就行了，也要实行有效地监管，目的是防止那些人打着慈善、公益、公共产品等好的名义去干坏事。现在的我国，就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很多该办好的事情，结果没有办好。很多不该监管的，结果监管的很厉害，结果，社会上就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干事的人，为什么？因为拼死拼活也赚不到钱，而不拼死拼活的、搞歪门邪道的反倒赚了很多的钱，在经济学上，这个叫做非一般均衡，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但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不采取一些公平的、中立的、公正的制度和政策来应对这些这些问题的话，这个局面就可能成为长期的不均衡，这个对于我们国家没有好处，对于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没有好处。反而，让一些对经济学别有用心的人，用这些不好的现象作为证据，来反对现代经济学本身。这当然是不好的一种倾向，对此我们当然要大力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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