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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领军人物、著名经济学家滕泰先生力作。滕泰曾应两届总理邀请问策中南海，在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作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新增长周期》的汇报。
2.深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及内涵的原理性简明读本。
3.系统介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本源，精准解读供给侧改革的本质。
4.从物理、历史、哲学、文化、地理、生态等多个维度探寻了人类的财富增长历史，透析人类财富流动和财富分配规律，提出软财富源泉的财富史观，提出富国强民的顶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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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创造、流动、分配、消费的科学，财富和价值理论其实是经济学的本源。与经济学需要回归财富本源一样，经济增长理论也需要回归财富的起点、重新审视。所谓供给侧改革，本质上就是从财富的原点再出发，发掘经济增长的真动力。
本书首先直观地揭示了地球土壤生态财富时代、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硬财富时代、相对论与现代物理学为基础的软财富时代的财富哲学差异；又从财富进化和财富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人类在与其他物种、与无机世界的斗争中走过了怎样的财富创造历程；此外，还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财富观、软价值论为基础，从人口、环境、制度、文化、贸易、金融甚至战争等不同角度，对全球有史以来财富流动和财富分配的规律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梳理。
当踩油门无效的时候，驾驶员一定会去看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当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增长乏力之后，供给侧的人口和劳动、资本和金融、土地和资源、制度和管理、技术和创新等五大财富源泉有没有受到抑制？供给效率有多少提高的空间？供给成本有多少下降的空间？只有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寻找让发动机增加动力的改革措施，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让中国经济恢复长期增长动力。正是为了找回经济学的本源和增长真动力，才有了这本从财富源泉出发的新供给主义原理性著作《新财富论：新供给主义富民强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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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滕泰
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财富战略创始人。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民生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领军人物、著名经济学家，滕泰先生曾应两届总理邀请问策中南海，并在2015年11月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作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新增长周期》的汇报。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翌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
本书为滕泰先生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性著作，亦可作为深入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全新概念的辅助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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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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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用什么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XI
第一篇
导论
第一章 导论
第1节 科学演进与财富思想革命
生物学、物理学演进与财富形态变化003
牛顿物理学奠定的传统哲学和价值论基础004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与哲学、价值论的落后005
财富思想革命的学术演进路线008
第2节 新财富论的价值论基础软价值论
软价值的基础和源泉010
软价值的相对性与参照系定律010
软价值的主观性、软价值乘数与群体性认知定律011
软价值的非连续性与因果可逆定律013
软价值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域013
第3节 新财富论与富民强国战略
财富思想革命015
从发动机着手，才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017
把握财富流动与分配的规律018
多视角下的财富解释和财富战略020
第二篇
财富的来源与兴衰
第二章 财富与价值的来源
第1节 不同流派的财富观与价值论
重农主义：农业是财富的源泉，其他活动只是转移农业创造的价值023
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转移价值024
多元要素价值论：五大生产要素都是价值创造的源泉024
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在商品过剩时代的兴起025
重商主义：金银或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026
财富自然论：人类活动只是改变财富形态，不创造财富026
其他财富论027
第2节 供给创造财富，需求决定价值
财富的概念对效用的贮藏、交换、比较和评价028
财富与价值的来源既来源于客观世界，也来源于主观世界029
供给创造财富，需求决定价值032
第三章 财富思想与富国的崛起
第1节 重农主义财富论与农业富国
欧洲重农主义思想034
中国的农本思想035
重农思想与农业大国035
重农主义局限与农业大国的衰落037
第2节 商业创造财富思想与欧洲的崛起
商业创造财富的思想和理论040
商业资本与欧洲富国的崛起041
重商主义思想对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的影响042
重商主义的局限与贸易大国的衰落043
第3节 多元要素价值论与硬财富大国
一元劳动价值论与前苏联的要素使用效率046
硬财富的供给能力扩张：从三要素到五大财富源泉048
英国硬财富制造业的要素禀赋050
德国、日本的硬财富竞争优势052
被神眷顾的美国057
中国成长为硬财富大国的三种增长模式059
第4节 贸易、加工优势向金融优势的转化
财富形态变化从贸易资本、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062
富国崛起与世界金融中心的演变063
金融业与富国的兴衰轮回071
从贸易优势到金融优势中的利害关系073
第三篇
新供给主义论财富的增长
第四章 新供给扩张与财富源泉的增长
第1节 财富源泉增长与新供给形成
采猎经济寻求狩猎和采集的场所077
农业时代的财富源泉人口和土地078
游牧社会你有多少牲畜079
重商主义与金银的积累080
硬财富时代的新供给形成与扩张080
第2节 需求升级、供给扩张与财富增长
人类欲望和消费升级是供给扩张的源动力083
食品消费升级，效用超越温饱084
服饰的价值从遮风蔽体、社交品牌到智能可穿戴设备085
房地产的软价值086
交通工具的消费升级087
通讯工具的消费升级088
奢侈品与软财富升级088
消费结构升级，从恩格尔系数到软财富系数089
第五章 人口、环境与财富增长
第1节 人口的增长与供给的扩张
人口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091
人口贸易与人口的财富内涵093
人口增长与财富增长的关系095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历史局限性098
第2节 人口的迁徙与财富增长
人口迁徙是促进财富增长的有效手段102
人口迁徙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财富效应103
人口城乡流动的绝对剩余劳动力与相对剩余劳动力106
城乡人口流动与中国的增长潜力108
第三次移民潮，中国应该如何留住财富精英110
第3节 地理、环境与财富增长及其分布
地球、物种的财富背景114
地表环境与生态财富创造116
地理、生态环境与农牧业时代的财富区域分布117
地理环境与工业硬财富创造120
地理环境与财富流动123
第四篇
财富的结构与供给周期
第六章 制度、文化与财富增长
第1节 制度、文化内生性与外生性
第2节 制度、文化对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影响
第3节 中西方产权文化内涵差异与财富增长
中西方社会关于产权的文化内涵差异132
中西方产权文化内涵差异对财富增长的影响132
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反复133
近代中国产权改革失败的原因分析134
第七章 财富的结构
第1节 物质财富与非物质财富
财富总量计算：非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估值不确定性139
非物质财富增长的三个主要方面141
物质财富与非物质财富结构变化146
第2节 公有财富与私有财富
政府职能决定的公共财富147
公共财政扩大的三种不同倾向148
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的均衡点149
第3节 财富的结构：储蓄类、资本品与消费类财富
储蓄类财富的增长151
资本类财富的增长153
消费类财富、储蓄类财富与资本类财富的结构及相互转换155
财富的流动性与综合表现形式156
利率对消费、储蓄及资本类财富的影响156
第4节 货币财富与金融财富
货币是不是虚幻的财富160
货币和金融财富的价值来源信用162
货币和金融资产的价值波动与财富消长163
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波粒二相性原理的经济哲学164
第5节 财富的所有权结构
财富所有权的起源自然财产权、暴力强权与社会契约166
财富所有权结构的演变与分解167
所有权的结构与财富增长动力169
第八章 财富周期、经济周期与新供给周期
第1节 生态财富时代的经济周期
采猎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及其突破172
农业生态财富时代的周期性危机及其突破174
中国农业时代的财富分配怪象黄宗羲定律177
第2节 硬财富时代经济周期的本质
人口、资源供给的变化及经济周期179
供给过剩背后的财富分配问题181
技术革命产生的新供给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大周期183
美国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和中国三十年高增长187
第3节 经济周期本质
经济周期本质上是供给扩张能力周期189
周期性的供给过剩和阶段性、结构性的供给老化190
影响经济周期的其他因素：政治、文化等191
第4节 软财富时代的经济周期与风险
软财富的经济周期与风险特征192
软财富时代的风险管理：重视基础风险，慎用总量政策194
软财富时代的风险管理：控制参与群体，富人分担风险195
软财富时代的风险管理：风险分散与对冲机制195
第五篇
财富的流动与分配
第九章 财富流动与分配的规律
第1节 战争对财富流动与分配的影响
生态财富时代的战争及对财富流动与分配的影响199
近、现代战争与富国的兴衰202
战争与财富流向：金银、贸易路线、市场、能源210
战争对财富的复杂影响214
第2节 要素供给主导的财富流动与分配
采猎经济：物种和工具219
公元1500年以前的财富主导要素：人口和土地219
工业硬财富的核心要素，因时而异220
第3节 贸易路线和贸易体制主导的财富流动与分配
15世纪之前的东西方贸易及对沿线的财富影响222
大陆贸易的衰落、地理大发现及海洋国家的兴起224
铁路运输、通信对贸易的影响及大陆国家的崛起226
贸易政策的变化与大国财富的消长228
垄断的贸易体制、贸易规则与定价权争夺231
第4节 金融主导的财富流动与分配
原始金融手段黄金、白银与财富的流动234
信用货币的金融再分配效应及货币税的财政功能236
国际货币税及国际货币主导的财富权利238
汇率政策和汇率变化对财富流动的影响239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人的巨大利益以及欧元的诞生240
金融制度和规则的财富流动和分配效应241
美国的金融扩张模式及其影响243
开放金融背景下的国家政策调控与财富流动244
第5节 知识、文化、生活环境主导的财富流动与分配
要素流动条件变化与财富流向246
放开要素流动约束条件的财富流向变化247
知识与管理技能决定的财富流向248
自然和文化环境决定的财富流向249
附录1 新供给主义宣言251
附录2 从供给侧发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259
附录3 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266
参考文献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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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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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用什么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
经济学本源与增长真动力
不忘初心，不忘本心。现代人回顾原始和贫穷时代的历史，经常会发现人类在进化和竞争中，丢掉了很多更贴近自然和人类本性的东西。经济学也一样，在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丢掉了很多精髓。
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把他的代表作取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价值学说和分配学说奠定了基础；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同样是围绕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问题展开；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围绕主观的效用价值论展开；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仍然把经济活动本身定义为人们追求财富的历史
可见，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财富的创造、流动、分配、消费的科学，财富和价值理论其实是经济学的本源。如果忘记了经济的财富本质，忘记了经济增长的财富源泉，就好比羊群正在离开广袤的草原。
20世纪，微观经济学领域发生了边际主义革命，宏观经济学受到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理论的影响。在20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就业、经济均衡、价格稳定、经济增长等为管理目标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吸收了边际主义思想关于生产成本、价格、利润、数量、交换等规律的微观经济学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货币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管理科学等不同流派，并且从封闭经济分析扩展到开放经济，应用更多数量分析工具，形成了庞大的现代经济学大家庭。面对浩如大海的经济数学公式和各种模型，多少经济学者、企业管理者、宏观经济管理者，刚刚起航就迷失了航向。
与经济学需要回归财富本源一样，经济增长理论也需要回归财富的起点、重新审视。我认为，经济的增长动力从来就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这三大需求只是价值实现的条件；而土地与资源、人口和劳动、金融和资本、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这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什么样的技术和管理，如何与资源、劳动、资金相结合才能形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籍俄裔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在颁奖仪式上给经济增长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其实也是从财富增长能力的角度给出的定义，本质上是财富创造的基本要素投入增加引致的经济增长模式。
而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则认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istructive creation）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这本质上是财富创造的另一个供给要素创新引致的经济增长模式。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制度改革引起的社会分工方式的变革和管理效率的提高，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则以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管理投入，以及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为特征，是比较典型的库兹涅茨增长模式，兼带着熊彼特增长特征。
而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更多采取类似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也对刺激增长、稳定物价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一旦决策部门把频繁的周期性调控政策当成其日常专职工作，就难免会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忽视甚至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如果过于频繁地进行紧缩或扩张的政策干预，不停地踩油门、踩刹车，还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每一轮踩油门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产能过剩、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债务增加；每一次踩刹车，则可能造成许多中小企业倒闭、高利贷泛滥、股市暴跌。如此在需求侧周期性折腾、循环往复，必然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供给老化等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越来越多，不仅供给再无法创造等量的自身需求，最终要素供给成本都会大幅提高，经济增长也被迫延缓。
事实上，长期忽视供给侧的财富增长源动力，已经让中国增长动力减弱，季度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的11.9%，一路连续五年下行，到2015年四季度增速为6.8%。
在走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之后，中国会真的像某些拉美国家一样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会完成经济转型、踏上新的增长周期呢？
未来中国应该如何进一步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经济结构的转型、深入融入全球市场、积极推动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和何种思维模式的转变，才能继续维持库兹涅芡增长的持续推动力呢？
应该如何深化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和管理的效率，才能重启斯密增长模式？
如何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转向熊彼特增长模式呢？
正是为了找回经济学的本源和增长真动力，才有了这本从财富源泉出发的新供给主义原理性著作《新财富论：新供给主义富民强国论》。
正本清源，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从财富的源泉和增长真动力出发，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首先是前述土地和资源、人口与劳动、金融与资本、技术与创新、制度与管理这五大财富源泉来替代需求侧的三驾马车，然后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和供给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创造自身等量需求的微观理论，以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的宏观均衡理论；以三种增长模式为核心的增长理论，以及为了让供给恢复创造自身需求的能力，政府必须从供给侧进行干预的放松三大供给约束的短期政策建议、解除五大财富源泉供给抑制的长期改革主张；还有从供给侧出发的房价、物价管理思想，按要素报酬分配的公平分配理论等，共同构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均衡、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房价与物价管理、公平分配的理论体系。
面对供给结构老化和来自外部的新供给新动力挑战，当那些凯恩斯主义者看到供给过剩、供给老化而悲观的时候，新供给主义学者们早已把眼光转移到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移动自媒体、手机打车软件、新电影等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新供给、新消费的迅猛增长上；当底特律的传统汽车制造商们仍然在萧条中挣扎时，那些把汽车当成艺术品、当成时尚和环保载体的奔驰、特斯拉和各种新能源汽车早已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社会潮流，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必将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上升周期。
为什么要正本清源、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方向？因为个别学者没有创新思想的东拉西扯，充其量只能把想搞清楚供给侧改革的人弄糊涂，还谈不上误导。2015年11月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哄而上、全民供给侧改革现象，有一些计划经济思想者也在把自己的行政计划干预手段打扮成供给侧改革的药方推出来，一批自由主义者也开始把他们的自由主义主张装进供给侧改革的筐里，甚至多年的凯恩斯主义者们的紧缩政策也摇身一变带上了供给侧改革的面具
那么怎么区分哪些措施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如前文所述，本质上类似于踩刹车踩油门的动作就是需求侧干预；而只有改善发动机、释放财富源泉的动作才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作为最早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者之一，我认为（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准确把握了近期问题的结构性重点任务，三去虽然与供给侧的问题相关，但并不是供给侧改革的全部。
首先，去库存是不是供给侧改革能够解决掉的问题？房地产库存过大是已经存在的供给过剩问题，但解决办法只能在需求侧已经建成的房子，除了扩张需求把房子卖掉、把库存消化掉，供给侧怎么去库存？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作为2016年的政策关注点，但算不上供给侧的改革举措。
其次，去产能虽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一定不能行政去产能或片面去产能，而应该强调：去产能与培育新供给、新动力是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只有这两条河流合二为一的那一天，才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真正完成。显然，去产能的最终解决之道是生产要素从供给老化的行业转移到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的体制改革，降低创新和技术成本通过深化改革，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全面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新供给与软财富革命，开启民富国强之路
看似充满挑战的中国经济，此时正站在软财富时代的起点，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今天，那些不以地球资源为财富源泉、不受物理、化学加工方法制约、主要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服务业财富等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上述五大软财富占了美国财富总量的79%，占中国财富总量的49%只要抓住软财富时代的战略性机遇，中国就有可能开启一个民富国强的百年繁荣新时代。
为了抓住这个几百年一次的财富革命新机遇，必须充分揭示软财富观的重要性，并且有必要开展一场财富思想的大讨论，发动一场财富思想的革命。
为此，本书从财富的来源和财富创造方式的角度，把人类追求财富的历史划分为三个不同时代：生态财富时代、硬财富时代和软财富时代。在生态财富时代，人类以地球表层生态环境为基础，利用物种繁殖规律创造财富，受限于地球表层土壤以及动物、植物生长的时间；牛顿物理学时代以后，人类迎来了硬财富时代。随着物理学、化学的发展，财富的源泉从地球表层土壤拓展到地球深层资源，更多地从矿石、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非生命世界获取财富，创造财富的方式也摆脱了生物繁殖和生长时间的限制，而是用各种物理、化学的方法自由加工。然而，硬财富的发展到今天，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也遇到了资源、环境供给限制，以及硬财富供给过剩等问题；如今的软财富时代，因为知识财富、文化财富、信息财富、金融财富和其他服务业这五大软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的思维活动和其他服务活动，创造财富不再需要消耗很多能源或硬资源，人类不仅从财富源泉上摆脱了其地球资源的供给限制，而且打开了无限的需求空间软财富主要用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在发展空间上也是无限广阔的。
三百多年前，重农学派曾一度盛行，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国和法国，不仅在商业革命时代落后，甚至在工业化进程中也落后了。
1905年，康有为写了《物质救国论》，主要是对传统农业思想的反思，提倡物质之学，代表了中国近代最早财富论思索。其思想虽乏精深远大之思，但影响深远，对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以后，仿效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在短时期内创造了财富增长的奇迹，但是商业和金融都被认为是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的手段。进入21世纪，中国的硬财富加工制造业虽然在崛起，但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制度安排下处于财富分配的底层地位。
如今，中国人不再认为商业是投机倒把，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还是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或又陷入了重视制造业硬财富，不重视软财富、软价值的康有为时代物质之学或牛顿时代的硬财富观。比如，有多少决策者还沿用计划经济的习惯而把金融叫作所谓虚拟经济？当看到充斥各种决策文件、大众媒体中实体经济这样的字样的时候，有多少人仅仅想到加工制造业的物质财富？又有多少人想到文化产品、信息产品、知识产品、金融产品、服务产品？被计划经济学、传统价值论洗过脑的中国经济学者们，怎么去确定一首歌曲、一幅画等文化产品的生产成本？怎么确定一条信息产品的供求关系、供求函数、供求曲线？怎么理解互联网上那些免费的知识产品弯曲的价值实现路径？金融产品的价值，到底是由供求关系决定，还是由风险收益关系决定？如何确定一个服务产品的服务技能、定价参照系和群体性认知？
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又需要从财富的源泉、财富的哲学甚至物理学开始谈起。
硬财富革命始于牛顿时代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因此那个时代的哲学、经济学都具有明显的牛顿时代局限性。以牛顿理论为基础的认识论，更多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探讨问题，并定义了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和绝对运动，其哲学思维的典型特点是机械论、决定论和还原论。在牛顿认识论基础上建立的传统经济学价值理论，在遇到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知识产权的估值、歌曲绘画等艺术品定价、互联网虚拟产品的定价时，自然找不到成本、供给和需求的依据
为什么在软财富时代，传统价值理论不但无法解释现实，反而陷入各种各样的实践困境？在物理学领域已经经历了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理论、非线性物理学等理论发展阶段之后，以粒子和波的微观、高速运动为基础的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服务财富，其价值规律与硬财富有哪些不同？
在软财富时代，中国所缺乏的不仅仅是财富思想的革命，更缺乏对财富的历史，以及财富创造、分配、流动结构、周期和战略的研究。只要稍微了解一下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澳大利亚的货币投放量增长指标、经济增长率指标、投资率、资源消耗比率、人口现象和各项政策，任何一个人都会用新的眼光认识中国经济；只要有了财富周期和新供给经济周期的历史观，自然就会摆脱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思想的局限，找到供给侧改革的正确道路。
在回归供给侧、从财富本源出发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怎样重新审视中国人口红利的新内涵？如何理解中国多年被抑制的要素供给优势的爆发？过去30年的增长怎样得益于新老技术与管理结合而催生的中国硬财富供给扩张？应如何重新认识人口、资源、环境、海洋、空间、制度、文化的财富含义？怎么看待经济周期、贸易、金融对财富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财富的流动与分布有哪些新规律？中国当前的各项经济政策需要怎样的反思和调整？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从2001年开始研究，并于2006年出版了拙作《新财富论》，10年间多次重印，今年下决心又作了一次全面修订，如今大家看到的是2016年的修订版本。
这个让我陆陆续续研究了15年的学术课题，首先涉及财富哲学，直观地揭示了地球土壤生态财富时代、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硬财富时代、相对论与现代物理学为基础的软财富时代的财富哲学差异；又从财富进化和财富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人类在与其他物种、与无机世界的斗争中走过了怎样的财富创造历程；此外，还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财富观、软价值论为基础，从人口、环境、制度、文化、贸易、金融甚至战争等不同角度，对全球有史以来财富流动和财富分配的规律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梳理。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文化经济、金融经济和其他社会服务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快速进入软财富时代，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价值所形成的新供给、新需求、新动力越来越纷繁复杂。越是在这样五彩缤纷、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中，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越需要回归对财富源泉的探索。
最后，因高层重视而被全社会炒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从财富原点再出发，才能够保持正确的方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希望《新财富论》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财富战略上的浅薄探索，能够为推动中国财富思想革命、释放财富的源泉、把握财富创造、流动与分配的规律，助力富民强国的百年繁荣之路，贡献出一点绵薄之力。
十五年弹指一挥，粗浅之研究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呈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
滕 泰2016年2月9日
第2节 要素供给主导的财富流动与分配
导读
核心生产要素的占有者总是掌握着财富的索取权，不仅仅是财富剩余的索取权。从物种和工具，到人口和土地，再到贸易路线、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市场、定价权，不同时代主导财富流动与分配的核心要素变化，到底是遵循怎样的脉络？
采猎经济：物种和工具
在采猎经济社会，财富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是人和工具。也许有人认为，采猎社会应该依赖于环境本身，即是否有足够的果实和猎物，但是相对于稀少的人口而言，到处都是广袤的田野、森林、猎物和果实。因此，客观的资源本身不是问题，供给的形成关键是人类对上述环境的认识和利用能力。
猿人的出现大致在400万年前到700万年前之间。240万年前，埃塞俄比亚的猿人开始使用石头工具，160万年前，南非的人类开始使用火，10万年前群居的部落开始有口语产生，从1.5万年前开始使用木质棍棒、骨头、象牙、矛、叉、弓箭等工具。
从环境的决定作用来看，采猎经济的分布主要依赖于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的变迁。毫无疑问，如果恐龙之类的超大型生物不灭绝，采猎经济是不会兴起的，因为上述大型生物对环境的消耗，以及相对于人类的形体，以及石头、木头为主的简陋工具所提供的猎杀能力而言，人类根本不具备对其他物种的攻击能力和食用能力。
因此，人类早期的财富创造过程，主要就是与其他物种的竞争过程。只有在食草动物和小型动物物种繁荣的区域，人类才有基本的生存和环境利用条件。对人类而言，其他物种的丰富性和繁殖、生长速度、采猎工具的供给能力决定了基本的财富供给能力。
公元1500年以前的财富主导要素：人口和土地
大约在10000年前，人类开始了农业生态财富革命。
长期从事采食和狩猎的人类发现了物种的繁殖规律，从而产生了耕作技术和驯养技术。耕作技术和驯养技术所主导的农业生态财富革命导致了财富总量上的飞跃。
由于土地和生存在土地上的物种的条件决定，从波斯湾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穿越黎巴嫩、以色列的肥沃新月地区、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及亚马逊河流域（玛雅文明）、南亚恒河和印度河流域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北尼罗河流域，都集中了大量农业人口。当然，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这种于大西洋中沉没的大陆也许存在更发达的农业文明，但已不可考证。
有学者把人类漫长的农业社会分为奴隶制和封建制两个阶段，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入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时间相差几百、数千年，一直到工业硬财富革命以前还有大量人群以奴隶的身份存在。因此，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分类法和线性发展观，用来概括人类经济历史的不同阶段是不科学、不严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虽然有时间上的先后出现顺序（一般而言同一地区的封建制出现较晚），但是二者并不代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是相同的农业生态财富阶段下的不同制度选择。
除了奴隶制、封建制，还有中国的地主小农经济制度。很多中国学者直接抄袭马克思对欧洲农业封建制度的概念，把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也叫封建社会，这在学术上是错误的：中国周朝的分封制
井田制时代同欧洲的封建制类似，但是秦始皇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取代了分封制，地主小农经济取代了井田制，秦以后的中国农业制度跟欧洲的所谓封建制度根本就是两码事。
在人类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人口和土地都是财富创造的核心要素。农业生产技术之所以还不能构成主导人类财富创造和流动的核心要素，是因为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还没有普遍出现，土地的稀缺程度还没有把技术推到财富创造的核心地位。
工业硬财富的核心要素，因时而异
早期工业硬财富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占有资本的人在生产分配中处于支配地位。城邦和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终于摆脱了有形的地域和人口的限制，而开始以资本来衡量。原始资本积累是早期工业供给能力的核心要素。那些通过土地的出售、财产的变卖或抵押、借贷资本的利用、股票的发行、财政资金的支配甚至通过掠夺、抢劫完成原始资本的人，在财富的创造中取得主导地位。
取得资源的成本较低，是早期工业社会财富创造的特定条件。如果17世纪的英国没有发现如此丰富的煤炭，而是需要从遥远的地区进口，那么工业革命在英国的进程就会大大延缓。只有资本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有可能通过长距离贸易使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
在资本、资源、商品、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可流动、不流动、完全不流动的不同条件组合下，同时在不同的要素稀缺状况下，财富的流向和要素收入的分配比例会有多种复杂的差异。
一般而言，在资本稀缺、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时代，资本的要素报酬高于其他要素，在财富创造和流动中处于支配地位。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领先之后，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占尽了先机。
在全球商品和要素充分流动的背景下，技术、管理等工业制造能力就成为财富聚集的手段。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
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当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至于对厂商的利润构成压力时，拥有低廉劳动人口的国家就成为吸引产业和财富转移的区域。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80年代东亚国家的出口替代，以及90年代至今的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都体现了这一财富流动的规律。
当资源稀缺的程度超过资本稀缺的程度时，资源的拥有者就成为天然的富贵者，同样的资源数量往往能够取得更多的要素报酬。几次石油危机以及全球持续的石油资源紧缺，使从美国、墨西哥到委内瑞拉，然后再到印度尼西亚、中东地区、俄罗斯等不同时代的产油大国的财富迅速增加。
此外，在供给能力过剩的时代，经济增长和财富流动的方向开始出现背离，硬财富制造中心往往不是利润和财富聚集的中心。不但那些拥有品牌和定价权的知识型、技术型、品牌型企业，甚至连那些拥有商品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的渠道型企业，都开始不断挤压硬财富制造业厂商的利润；知识型的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开始挤压投资者（资本家）的利润。知识、技术、管理、制度等软要素逐渐成为聚集财富的主要手段。
第3节 贸易路线和贸易体制主导的财富流动与分配
贸易路线、贸易场所和贸易体制本来只是商品交换的实现手段，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们变成了财富聚集的手段、中心和必要保障了呢？
在农业生态财富时代，大部分人口都是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中。商业活动以交通条件所限的区域性的集市为主。虽然也有贸易区域跨度较大的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人吕不韦，中国明清时代的晋商和徽商等，但是上述财富主体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很小。无论是亚洲的集镇还是欧洲的城邦，绝大部分仅仅是财富交换的场所而不是财富聚集的中心，农业时代掌握财富的地主和封建主绝大部分都生活在乡村的庄园中。
随着农业技术的成熟和手工业的发展，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战争和民族迁徙造成的各地区经济交流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镇由定期性的集市发展成为持续的贸易集散地。那些历史上长期作为商业中心的城镇则逐渐为自己积累起规模巨大的财富，并成为历史上不同时代艺术、建筑、文学等全面繁荣的聚集中心。即使如此，由于商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甚小，这些城市的繁荣也并不能大规模增加附近乡村地区的财富，更不可能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状况有明显的影响。只有在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贸易逐渐形成之后，贸易路线、贸易体制和定价权才成为主导国家和地区财富分配和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15世纪之前的东西方贸易及对沿线的财富影响
人类在商业革命之前的著名商业城市和财富集散地主要包括丝绸之路上的一系列古城：中国的苏州、扬州等大运河沿岸城市，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城邦、欧洲低地国家、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城镇，以及之后的汉撒同盟所属的200多个城镇等。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在航海大发现之前横贯古中国、古巴比伦、古欧洲三大文明地域的丝绸之路。这条贸易路线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开始的长达16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极大促进了沿线城市的财富积累。
从时间上而言，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历史记载的最早是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西汉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曾经到达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大月氏（阿姆河中上游）、大夏（巴克特里亚）、安息（帕提亚）、身毒（天竺）各国。公元97年东汉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到达安息西界（条支）的波斯湾，准备渡海，遭安息船人劝阻，未能实现。公元7世纪以后，以唐朝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成为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保证。之后蒙古帝国控制了中亚、西亚广大地区，建立了驿站之路，极大地拓展了丝绸之路的范围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马可波罗就是在元代到达中国的。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学术概念最早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使用，用来描述中国同中亚两河流域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实际上把丝绸之路局限在中国使者和中国商人活动的区域。之后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rmann）把这条路拓展到丝绸等商品到达的核心区域，从地理上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和小亚细亚，用来描述整个欧洲、西亚国家同东方的贸易主要路线。后一概念被东西方学者普遍接受。
因此，普遍接受的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路线为：从中国江南、内陆城市到中国新疆境内分为天山南、北两条路线，在葱岭以西汇合，又分别向不同方向延伸向北到达今咸海、里海以北草原与欧洲相通，向南到印度；向西则直抵叙利亚，渡海到达希腊、罗马，或南下经大马士革、开罗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铁器、铜器、漆器、杏桃，欧洲的毛织品、玻璃、化妆品，印度的宝石、玛瑙、香料，中亚的马匹等沿着不同的贸易方向进行广泛的交流。当然，中国丝绸占据最重要的贸易地位：中国丝绸在古代的中亚、西亚以至非洲、欧洲都颇为流行，不仅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的王侯、后妃大量使用丝绸装饰，甚至在西罗马的中心罗马城和东罗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
由于巨大的区域差异，很多商品在印度、中国和罗马的价格差异达100倍以上，当时的国际贸易商人可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因此，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丝绸之路的路线变化滋养了一系列富裕的古城。例如，中国的洛阳、太原、长安、嘉峪关、敦煌、高昌、交河、楼兰、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库车、阿克苏、喀什以及丝绸之路在西亚、欧洲的不同路线上的商业城市如塔什库尔干、伊斯兰堡、喀布尔、马什哈德、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里昂，乃至商业革命前的威尼斯、热那亚，等等。除了导致贸易路线上的城市赚取了巨额财富之外，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沿线地区财富的增加。比如，在贸易的上端，中国江南的丝绸出口地区经济受到积极的影响，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如苏州、扬州、济南等在不同年代都得益于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善于经营的中国徽商和晋商在向西部的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中亚地区由于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在中转商业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粟特人的首府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曾经因为丝绸贸易一度兴盛繁荣；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以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利润在塞琉古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安息控制了中亚和西亚以后，也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安息灭亡后，萨珊朝的波斯帝国一度阻止中亚的粟特商人和西方的罗马商人贩卖丝绸，自己垄断贸易利润。在贸易的另一端，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及中世纪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商业城市直至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城镇，以及之后的汉撒同盟所属的200多个城镇，都是丝绸之路丰富商品贸易的经营者和巨大受益者。
大陆贸易的衰落、地理大发现及海洋国家的兴起
1472年，即中国明朝中期，蒙古军队占领哈密，明朝退守嘉峪关，嘉峪关以外的西域诸邦四分五裂，丝绸之路贸易的东方线路开始走向衰落。在中亚，波斯帝国成为中国、印度的商品到达欧洲的巨大障碍，从而迫使一部分东西方贸易改道海上。在西方，15世纪末，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到达印度。
同时，由于经济结构变化（比如意大利半岛自身丝绸加工业的发展，中国对中亚、西亚各种农畜物品的引进）、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微妙变化，海上路线的便捷性等原因，东西方的贸易商品也从传统的丝绸、香料、马匹、皮毛、玻璃、宝石逐渐变为生丝、茶叶、瓷器、烟叶、象牙、棉布等手工业制品甚至鸦片。因此，从15世纪开始，虽然东方商品仍然在丝绸之路上的不同地理阶段进行交易，但是繁荣了一千六百多年的从地中海到中国江南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已经别无选择地逐渐走向衰落。
东西方大陆贸易路线的衰落和海上贸易路线的兴起和繁荣，对于全球财富流向和财富重心转移的影响是历史性的、不可逆转的。
在东方，由于到1502年，横贯阿拉伯半岛的旅行商队的路线已经中断[ 查尔斯P.金德永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M］．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
]，中亚贸易安全失去保障，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日益减少，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失去了大量的商业机会，不得不努力将商业活动范围延伸到北方的俄罗斯以及中国南部，而处于中国南北要冲的安徽商人商业经营活动从早期的盐业、漕运演变到以运河为依托经营南北方丝绸、茶叶、铁器等贸易，贸易和经营重心进一步向江浙地区转移，甚至向南拓展到海上，经营超越东南亚区域的海上丝绸之路。随着贸易重心由内陆逐渐转移到东南沿海，闽商、浙商逐渐取代传统的晋商、徽商成为新的财富聚集者。
在西方，由于葡萄牙人取得直接通向东方的航线，取代了马可波罗曾经跨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从而使传统东地中海贸易体系（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商业城市）失去了联系黑海、欧洲大陆与中亚、印度、中国的商路的核心地位。不管意大利的商人们如何精明，失去了丝绸之路和高额利润商品的来源，仅仅依托贫瘠的意大利半岛，再也无法继续在与北海、波罗的海以及欧洲内陆城镇的贸易中扮演主导角色，永远失去了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无法维持昔日的繁荣。
而历史上中亚、西亚、东欧等地的一座座古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都相继陨落。有的古城在短短几百年后已经像古道上的驼队和驼铃一样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座座佛塔、清真寺作历史的见证，还有古阿拉伯神灯和商队的故事依然流传。
几乎在同样的历史时期，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东南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传教士通过海上到达中国日渐增多，泉州、广州、澳门、天津、青岛、海参崴等沿海城市兴起，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部、东部转移，广东、福建、浙江、天津等沿海地区一天天变得富裕起来。
紧邻阿拉伯半岛的波斯湾沿岸城市、古印度大陆的印度洋沿岸城市开始迎来了一艘艘的商船，孟买等城市逐渐变得繁华。
在欧洲，伴随着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汉撒同盟、布鲁日等早期商业革命城市贸易量的相对萎缩，塞维利亚、安特卫普、巴塞罗那、里斯本、鹿特丹、阿姆斯特丹、伦敦、利物浦、汉堡逐渐成为商业中心和财富聚集中心。
伴随着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航线的延伸，一系列新的港口、城市进入人类文明的史册，如马六甲、雅加达、马尼拉、墨西哥城、巴拿马城、纽约、悉尼，等等。
同农业社会和地理大发现之前相比，世界财富的重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际商业和贸易活动不仅可以改变中心城市的经济状况，而且可以使财富完全摆脱国土面积和人口的局限。随着世界贸易的形成，一大批面积和人口不占任何优势的海洋性国家成为世界的富豪，葡萄牙、西班牙首先因为航海大发现而变得富强，海上马车夫荷兰随后开始了其繁荣富足的历史，一直到英国夺取海上霸权，成为日不落帝国，甚至日本这样的岛国也可以在天朝中国面前耀武扬威。
铁路运输、通信对贸易的影响及大陆国家的崛起
早期的帆船和指南针，工业化时期的轮船、电报机代表的航海技术，将掌握这些技术的海洋国家推到国际贸易和财富流通的优势地位。而像德国这样的大陆国家，由于国土面积辽阔，地形崎岖不平，海岸、运河等其他水陆交通较少，因而在早期世界贸易中完全处于落后地位。即使是拥有漫长海岸线的美国，也很难发挥其贸易方面的优势，因为据说在1809年的马车时代，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所派的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从圣路易斯沿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沿岸，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彼得杰伊．财富的历程［M］．杨建民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214．
]。马车时代的运输效率和运输规模，如同欧亚大陆传统的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一样，甚至连运河的运输效率都比不上，更无法同海上运输的效率和规模相匹敌。
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和德国才借助于第二次技术革命改变了运输方面的困难铁路的发展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彻底结束了大陆国家在马车时代的被动局面。铁路和公路不仅使客运速度大大加快，而且把原来分散和孤立的地方市场连成一片，并且与海洋运输合二为一。对于德国和美国而言，到了19世纪80年代，两国的工业和贸易商都能够享受到新型运输体系的好处，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横跨大陆运输原材料和产品。尤其对于德国而言，它比英国更能够接触到欧洲各地的商品市场，能够充分利用铁路运输优势发展欧洲大陆贸易。
1850～1870年是美国铁路工业第一次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生铁的产量增长2.8倍，而同期铁路的长度却增加了6倍，平均每年增长9.5％。1869年空气制动器发明之后，火车提速，钢轨取代了铁轨，刺激了美国钢铁工业的大发展。美国铁路长度1850年为1.4万公里，1870年为8.6万公里，1900年为31万公里，占当时全球铁路总长的一半[ 陈平．文明的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动力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投入铁路建设的资金大约占全国财富的1／10，5条铁路横贯大陆东西，到1913年，美国铁路总长度已达37.9万公里，比全欧洲铁路长度总和还多。美国的电话1880年为5万部，1900年为136万部，1920年达1333万部，平均每年增长15％[ 陈平．文明的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动力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
]。美国的汽车产量1895年仅300辆，1905年7.3万辆，1915年达245万辆，十年间平均每年递增41.2％。由于铁路和铁路所带动的钢铁业、制造业的发展，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从传统的棉花、木材等原材料出口国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国，很快改为钢铁、农机、电器等产品的出口国。1860～1914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以上（从3.34亿美元增加到23.65亿美元），同时由于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口量只增加了4倍（由3.56亿美元增加到18，96亿美元）[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陈景彪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237．
]，对欧洲贸易产生了巨额顺差。到1914年美国煤炭产量达到4.44亿吨，大大超过英国（2.92亿吨）和德国（2.77亿吨）。生铁产量比德国、英国、法国的总和还要多，钢产量几乎与其他四国之和（德国、英国、俄国、法国）持平。
为了复兴德国，1850～1870年之间，普鲁士投资的70％集中于铁路，1855～1909年德国铁路每年递增3.6％。德国1877年开始有电话，两年后电话连接了800个村镇。得益于上述交通运输技术革命和对贸易地位的改变，德国的工业和外贸迅速发展。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钢铁产量达到1760万吨，高于英、法、俄三国产量的总和，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达到14.8％，高于英国（13.6％），是法国的15倍（6.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陈景彪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205．
]。
一旦铁路和汽车解决了交通问题，并与海上运输连为一体，不仅德国、美国等大陆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就在工业产值和对外贸易方面跑到了英国的前面，就连俄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也有惊人的表现。俄国的铁路到1900年达到3.1万英里，到1914年达到4.6万英里，并且在延伸的面积上达到美国的2.5倍（密度远远小于美国）。因此，其对外贸易在1890～1914年增长了2倍，从1860～1913年俄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5％的速度发增长。到1914年，俄国已经是当时世界上第四大工业国。
贸易政策的变化与大国财富的消长
就世界经济史上千差万别的国际贸易政策而言，自由贸易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是其中两大主要类别。而从全球财富增加的角度分析，自然是自由贸易政策比较能够促进人类福利的增加。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阐明了各国通过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绝对比较利益的原理；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则证明，只要拥有相对比较优势，各国就能够通过国际贸易增加国民财富；新古典贸易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比较利益的源泉在于要素禀赋；制成品贸易理论则证明，即使在要素禀赋完全相同的前提下，只要有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需求，各国仍然能够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利益。
李斯特在重商主义保护思想之后，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主义的有关思想。他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程度把经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采取的贸易政策也应不同。处于农业阶段的国家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农产品的自由输出，并自由输入外国的工业产品，以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并培育工业化的基础。处于农工业阶段的国家，由于本国已有工业发展，但并未发展到能与外国产品相竞争的地步，故必须实施保护关税制度，使它不受外国产品的打击。而处于农工商业阶段的国家，由于国内工业产品已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国外产品的竞争威胁已不存在，故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享受自由贸易的最大利益，刺激国内产业进一步发展。
近代商业和工业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根据本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利益，交叉采用上述两种贸易政策的结果。
首先以英国为例。英国是在重商主义思想指导下，最早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之一。16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工业品。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议会禁止从印度、伊朗和中国进口棉织品。一直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花标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到1820年，英国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为了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才转而逐步取消本国关税，执行自由贸易主义政策。
法国是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元老。从17世纪开始，法国就实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一直到18世纪末的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政府，1815年以后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都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原则定在保护关税上。直到19世纪中期，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富国。
美国是后期工业化国家中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早的国家。美国独立后不久，便于1789年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18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明确的保护性关税法案，对进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铁制品课税30％～40％。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36％。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实行着高额的保护关税。尤其是《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使美国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才放弃了保护关税政策，逐步转向了自由贸易。
德国的贸易政策一度摇摆于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之间。19世纪前半期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所实行的是温和保护关税，就是自由贸易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折中：对出口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基本免征关税，对制成品进口征收10％关税，对奢侈品征收20％～30％的进口税。受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转向自由贸易的影响，德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经致力于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和取消了许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但是在1879年俾斯麦重回保护主义关税政策，重新征收并不断提高了许多工业品的进口税。贸易保护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自从建立了关税同盟以后，德国的工业化就明显加快了；而在1879年重新转向保护关税政策之后，则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等工业强国。例如，德国工业在1870～1880年还只位居世界第四位，在1880～1890年就超过了法国而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到1910年又超过了英国而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产量大约占全球的15％。
值得研究的是，在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执行扶植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关税政策，德国开始执行关税同盟下的保护主义政策。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实行了进口关税接近于零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却在1857年后不断提高保护性关税，德国在1879年后也连续提高各种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恰恰是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分别上升到全球工业产量第一、第二的地位，把英国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甩在后面。
如同世界自由贸易对全人类福利的改善是不容置疑的一样，贸易保护主义在上述国家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安排下，各国才相对公平地逐步削减关税，并建立了一定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使以高关税为代表的普遍的保护主义逐渐成为历史。
垄断的贸易体制、贸易规则与定价权争夺
普遍的高关税政策成为历史之后，国际贸易对财富流动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减弱，贸易规则和贸易体制成为支配财富流动与分配的更有效的手段。因此，围绕国际贸易体制、贸易规则的斗争成为国际贸易问题的焦点。
美国等国家为了取得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二战以后开始更多地以经济援助为手段拓展自身的海外经济利益，促进形成有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贸易体制和规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方案，又称为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不仅有力地支持了美国主导的GATT、世界银行、IMF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而且大大地促进了美国对西欧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使西欧成为战后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当然，作为回报，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总额达170亿美元的援助，极大地支持了战后西欧经济的重建和恢复。
此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为GATT）逐渐成为富人俱乐部，并吸引了越来越多新成员加入。每一次新成员被批准加入前，都必须付出一定的商业利益，并须经过艰苦的谈判迫使其接受并在实践上符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各项贸易规则。在中国经过多年努力加入WTO之后，美国又开始推动另外一个未邀请中国参加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
当技术和知识产权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的时候，就有了专门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来帮助、保护上述产品的主导国家的商业利益；当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取得竞争优势以后，却有类似于《纺织和纤维贸易总协定》来阻止、限制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尤其是在商品和资源大部分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劳动力流动却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管制。不仅如此，在相关出口的商品上也附带有劳工条款、卫生和环境保护条款等有利于贸易规则主导国的各种细则。
所有的关于倾销、反倾销、垄断、反垄断、补贴与反补贴以及幼稚产业的定义和相关争端的裁决，都是当今国际贸易体制争夺的焦点问题。由于资本、土地、资源、劳动等要素交易范围的不断拓宽、流动速度加快，制成品的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同上述要素市场的交易和流通机制相互影响，贸易的过程更多地同跨国投资、国际金融的机制结合起来，供求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变得更复杂。
同时，从资源垄断、需求垄断、技术垄断、政策和行政资源、规模经济、沉淀资本、商誉等延伸出来的定价权成为现代国际贸易中最迷人的字眼。拥有竞争优势与定价权的一方往往期望着该商品的自由贸易政策，而作为价格被动接受者的一方则期望得到一定的贸易政策支持。事实上，大部分贸易争端并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并演化成成员国之间相互的报复行动，结果往往是大国占便宜。
垄断贸易规则和定价权被政治性地应用到大国财富分配中，甚至可以在关键阶段加速一个强国的衰落。比如，20世纪70年代，在前苏联萨哈林岛的周边地区就已探明其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分别为11亿桶和25亿立方米之后[ 周山淞．全球金融战［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51．
]，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进一步成为前苏联的主要出口创汇来源。80年代冷战加剧期间，美国里根政府经过各种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努力引诱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不顾OPEC的配额限制，大量超限额开采和销售，从而使1985年国际原油价格下降50％。1986年7月，前苏联从联邦德国购买一台特定的设备，所需要的石油出口额，竟然要比一年前多出5倍[ 彼得施韦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M］．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291-292．
]。这种贸易和定价权的巨大改变，导致前苏联外汇资源迅速枯竭。
总之，以相对优势说为代表的自由贸易思想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但是缺少贸易利益分配的思想。之后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从要素流动、要素收入分配等微观角度研究贸易利益的分配，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现实中自由扩大的贸易也可能有害于某国经济发展；反之贸易保护虽然是为幼稚工业的逐步发展而设计的，但是掌握得不好却常常保护了衰老的、落后的产业。小国作为国际价格的接受者处于被动地位，大国作为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者，如果不能利用贸易条件的内生性来捍卫本国厂商和居民的福利，也会遭受巨大的财富损失。正因为上述现象的存在，各国越发重视贸易体制和规则对财富流动和财富分配的影响，从而使争夺国际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方面的斗争还将进一步加剧。
第4节 金融主导的财富流动与分配
导读
在全球化的货币、信用、金融经济背景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像金融一样，对财富的流动与分配产生如此广泛、强烈的影响。在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的情况下，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直接影响财富分配的手段，都可以用金融来替代。
在采猎经济、易货贸易的条件下，在农业经济、集镇贸易和实物货币的背景下，财富的流动与分配更多通过有形和直接的方式完成，如政治性的资源再分配、掠夺、占有土地并收取地租，等等；商业革命的财富效应只能被少数人口享受到，只有极少数商人能够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通过远程贸易赚取十倍、百倍的利润。这种市场化的财富分配和流动效应是局部的，而商业行为的局部效应要转化为一般均衡下的整体财富效应还需通过商业对社会分工的改变来实现；在货币经济、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背景下，金融资源和金融手段对财富流动和分配的效应，从来就是间接的、隐蔽的、影响广泛的。任何一种商品或金融资产的升值，绝不可能是该商品本身的一种孤立现象，而必然伴随着社会财富再分配，因为升值后的资产所有者可以用增加的购买力换取更多其他经济主体未升值的财产。
原始金融手段黄金、白银与财富的流动
早在6000～6500年前古埃及文献中就有关于黄金流通的记载。在距今4000年前古埃及法老时期，人们开始发现并大量开采黄金，当时就有关于黄金储量的地图，上面准确地标出了尼罗河与红海间的金矿位置。古埃及最大的金矿发现来自努比亚（现在的苏丹，在古埃及语言中，努比亚的意思就是黄金）。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849年，古埃及统治者先后对努比亚进行了四次战争，占领了那里的全部金矿。公元前1525年至公元前1465年又通过两次战争，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掠夺了大量金银。
拥有大量金银的古埃及不仅可以吸引大量的奴隶人口来发展农业，还可以用黄金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商品。他们的贸易活动最早在东部地中海和克里特岛一带，随着古埃及造船业的兴起，逐渐扩展到红海，甚至从红海到靠近亚丁湾的东非索马里沿岸开展贸易活动。
富裕的黄金和以此为支付手段的区域贸易活动逐渐使周边的社会资源和奴隶向埃及集中，不仅直接导致埃及财富的增加，还使埃及有能力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发展农业、建筑业。因此，黄金史学家格林指出：古埃及和古罗马的文明是由黄金培植起来的。
由于黄金和白银天然的货币属性，古代埃及黄金不仅能够支持区域财富向该国集中，而且在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也发挥了财富集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早期殖民时代的秘鲁、巴西先后发现银矿、金矿，极大地支持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经济繁荣。英国在印度、中国垄断贸易中获取的黄金、白银以及在南非发现金矿后的巨大黄金掠夺，对于其维持英镑黄金标准的国际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等地的金矿是其工业化起步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得到的巨额白银赔款则直接帮助该国完成了向金本位制的转换。
而中国作为历史上的白银大国，却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吃尽了苦头。
清政府先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由于不平等贸易、战争赔款等原因不断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然后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后耗尽了巨额白银财政资源。与此同时，中国逐渐被动进入当时以英镑黄金标准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
由于19世纪大部分西方国家实行了金本位（日本也于甲午战争后完成了金本位的转换），因此在20世纪初开始，全球黄金不断升值，白银不断贬值。而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直到20世纪初也没有改变。此时中国的经济背景是农村自然经济为主，制造业事实上处于萌芽状态，基本上没有制造业产品出口能力，因此白银的贬值绝对不是现代教科书中所描述的能够刺激出口，事实上中国的自然经济既没什么制成品出口能力，也谈不上内需不足。因此，白银贬值的唯一结果就是在进口机器设备和西方工业品方面多支付了很多白银，而在出口原材料方面又少赚了大量利润，用黄金支付的部分战争赔款价值也相应增加，结果在被动卷入世界经济和分工体系的背景下，因为白银贬值损失了大量社会财富。
1934年，由于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通过了《购银法》，并于8月9日开始执行，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每盎司0.81美元。这种白银价格上涨对于以白银作为货币的中国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白银的升值而带来的进口成本下降或进口增加，而是直接带来中国白银本身的外流（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的影响不同）。由于一百多年的持续白银外流，中国作为白银大国所拥有的白银总量相对于中国国内贸易结算需求已经略有不足，因此，美国《购银法》引起的白银外流迅速使中国陷入通货紧缩状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
在白银危机中，美、英、日都企图趁机控制中国的金融。日本趁机武装走私白银，冲击中国的外汇基金。美国则在1936年白银危机后中国政府的法币改革中，通过《中美白银协定》提出中国的售银所得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中国将在美国铸造含银量为72％的一元和半元辅币；中国改变其法币与外汇的报价方式，以避免造成法币与英镑挂钩的印象；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0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等条款。
总之，作为白银大国的中国，由于在19世纪开始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不仅没有用金银（尤其是白银）作为有效国际购买和资本积累的手段，反而不断损失历史上积累的大量白银资源，不仅没有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并且不断因为被动接受外部金融变化而损失国民财富。
信用货币的金融再分配效应及货币税的财政功能
货币税也称为铸币税，是货币发行者凭借其发行特权所获得的货币面值与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是源于货币创造而获取的财政收入。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税主要来源于铸造金属货币时成色不足但背后有国家承认，货币就可以流通。例如，国家在发行货币时，一单位货币可能只相当于面值60％的贵金属，那么货币发行人就赚了40％的货币单位。
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发行是一种能带来发行收入的特权。如果是私人银行发行现钞，政府通常会以货币税的形式对私人银行发行现钞课税，作为货币发行特权的特许权交换。在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体系中，货币发行给中央货币局带来了货币收益税，可作为中央政府的收入来源之一。货币税的征收形式一般包括现金净投放量和准备金的增加额。在信用货币条件下，发行货币的成本仅限于设计、发行和保管货币的成本。非货币发行当局以外的个体或组织伪造法定货币也可以归结于货币发行的成本，同时货币的永久性损害或退出流通领域也可视为货币税收入。
货币税可以分为自愿的和非自愿的货币税。自愿的货币税是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为满足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的货币需求而发行货币所取得的收入。非自愿的货币税，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通过发行超出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货币，导致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等同于通货膨
胀税。
如同间接税比直接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一样，通过金融手段征收货币税聚敛财富，比任何直接的财富聚敛手段都隐蔽而有效。因此，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高税收引起全国民众的普遍不满后，在20世纪30年代法币改革后迅速把聚敛财富的重点转向征收货币发行税。法币的连续巨幅贬值，迅速使货币持有人手中的财富流向货币发行人。其中，仅1948年8月20日至10月28日，蒋介石政府通过发行金圆券，就在上海搜刮到黄金114.6万两、银元369万元、白银96万两、美钞3.4万元、港币1100万元。[ 周林．1948年的币值改革［J］．国际金融信息报．1999（6）．
]
国际货币税及国际货币主导的财富权利
当货币税在货币流通超越国界后，就产生了国际货币税国际货币税可以说是一国因其发行货币为他国所持有而得到的净收益。持有外国货币做储备，就等于向外国政府缴纳一种货币税或铸币税。
在中国、西班牙、荷兰作为金融大国的时代，当时的国际贸易支付手段主要是黄金和白银。上述国家国力的体现以及金融地位的体现，也主要体现在该国居民和政府拥有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这些时代，金币之类的足值货币，包含着价值上同硬币面值大致相当的贵金属。如果有铸币税，通常也不会太多，金属币面价值超出生产成本的部分早先时候属于发行的封建领主或统治者。这些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标准金属货币通常只在本区域内具有支付能力。而国际范围内的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通常必须以足额的金银来实现，所以货币税只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之内，国际货币税的概念在现实中的意义还很少。在荷兰等国的商业银行发明了汇票、票据等金融支付手段并用于跨国界的经济贸易活动以后，在很长时期内，银行汇票仍然是以足额黄金为支付基础的，仍然谈不上国际铸币税只有在中央银行成立，国家成为发行货币主体，货币基础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并且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支付能力超越国界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税。
历史上首先受益于国际货币税的国家是英国。虽然由于英镑本身坚持按固定比率兑换黄金，从而英镑标准建立在黄金标准基础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际支付手段（即英镑）都有足额的黄金为基础。也就是说，黄金只是一种必要的后备手段和对英国国家信用的补充保证。其他国家持有的超出英国黄金储备的英镑数量，就是英国向这些国家征收的国际货币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征收国际货币税的特权转移到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虽然以黄金兑换为基础，其向全球其他国家征收国际货币税的本质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英镑是一样的。超过美国黄金储备的境外美元发行，都是美国向全球其他国家征收的国际货币税。
因为国际货币税征收权与收益权的不对称，没有发行发放渠道，只有商业购买渠道，即允许美国以本国政府发行的美元货币，白白地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或服务，但是这必然形成贸易逆差，造成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的结果，反而进一步增长了美国的国际货币税：在原有的因国际贸易需求发行美元的国际货币税基础上，进一步向其他国家征收美元贬值造成的通货膨胀税，使持有美元的国家财富减少，而发行美元的国家财富增加。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国际支付地位之后，美国可以用发行创造美元的方式，消费别国的财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购买其他国家资源，支付海外军费开支，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财富扩张和政治、军事扩张。因此，著名经济学家杰拉尔德M. 迈耶这样评价说：美国通过自己创造国际货币弥补逆差这种途径，获得了一种对实际资财的自由主宰权，也可以用这种资财扩大购买外国货物、劳务及资产。
汇率政策和汇率变化对财富流动的影响
如果一国产业领先，国内需求旺盛，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那么本币升值更有利，因为升值不仅不会严重影响出口，而且能够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扩大出口利润；同时升值还会极大地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增加本国福利。如果是在全球生产不足的特定历史时期，或者对于垄断产业和垄断经济而言，越是高估的货币，越有利于财富向本国流动。
如果一国经济的主要产业竞争力不强，必须依靠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解决国内供给过剩问题，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那么适当的贬值政策虽然会贱卖本国产品、要素和资源，但是却有利于消化过剩供给。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产品没有国际竞争力或者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底层，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净进口地位，那么本币升值有利于减少出口原材料和资源，留住国民财富，减少进口成本，增进本国福利。
当然所有上述前提条件的论述都不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升值和贬值在不同的背景下影响路径不同。比如，在二战后初期，在全球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化工、通信、电子等产业革命阶段，高估的美元不但不会影响美国的产品出口，而且保持了美国厂商较高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连续几十年的美元高估，不仅帮助美国廉价地进口资源和原材料，而且支持美国完成了其全球资源的占领、资本输出和全球产业的布局以及全球军事基地的布局。三十多年的美元高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倒闭后美元的连续贬值中充分体现出来，尤其是美元兑黄金的价格贬值中迅速体现出来。
只有美国这样的国际货币主导国，才可以在本国主要产业竞争力强的时候通过高估本币的政策扩大本国利润总量；在全球供给过剩和本国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货币贬值政策，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当美国需要购买资产的时候，美元高估；当需要扩大出口的时候，增加美元投放，要么扩大国际货币税，要么贬值促进出口。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人的巨大利益以及欧元的诞生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二十多年内，美国国内的物价上涨很多，而没有在美元汇率上反映出来，同时各国意识到美国国外流通的美元远远超出了美国的黄金储备，因此各国都加快用美元按照固定比率换回黄金，致使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黄金储备已比最多时减少了3／4左右[ 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71．
]，这种状况终于迫使美国宣布停止按照固定比率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倒闭以后，美元就彻底成为一种没有其他货币、黄金或商品总量进行担保的货币。
尽管如此，在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支付手段的情况下，美元仍然是别无选择的全球货币，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占国际贸易支付比例的50％上升到90年代初的近60％。1990年代更是向拉美、东欧等国推行美元化政策，千方百计扩大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使用和储备范围。2004年全球外汇交易总额的68％是美元，全球贸易总额的68％是通过美元结算，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达3.4万亿，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72％。2013年，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日均交易量的比重达到87%，2014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62.9%。
1998年4月2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说，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国货币已超过国内，现在在4500亿美元纸币和硬币中，约有3000亿美元在国外流通，占流通总量的2／3。这3000亿美元的现钞和硬币，就像是提供给美国政府的一笔无偿使用的资产，既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向持有者支付利息（与其他国民持有的美国债券不同），更不会增加美国国内的货币供应或助长通货膨胀。而据欧盟委员会统计，使用欧元前，仅贸易中的货币兑换一项，欧盟各国经济每年就要损失400亿～500亿德国马克，相当于220亿～270亿美元[ 胡旭东．也说欧元［J］．环球，1998（8）：4-5．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元区的建设开始加速。从2002年1月1日起欧元在欧元区国家正式流通。欧元正式流通以后，对内价值稳定，没有带来通货膨胀；对外价值攀升，对美元的汇率由设立的1∶1最高一度上升到1∶1.6以上。欧元不仅促进了欧元区内贸易替代和贸易创造，而且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2010年以后，欧债危机爆发，欧元亦被动贬值。
金融制度和规则的财富流动和分配效应
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20世纪70年代的牙买加体系以及一系列金融规则，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稳定运行。但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以谁为主导、建立何种金融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将这一体制主导国的利益渗透进来。因此，全球金融支付和金融规则，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对于全球财富的流动和分配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当今的国际金融体制，事实上仍然是在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上演变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倒闭以后，新的牙买加货币体系只确定了浮动汇率的合法性，尽管美元不再充当黄金等价物，黄金的国际储备功能和货币功能一度被削弱，但是从2004年开始重新被各国所重视。特别提款权（SDR）在牙买加体系中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充当主要储备资产以及政府间国际结算差额的对冲手段。然而，三十年的实践表明，特别提款权事实上无法推广。所以牙买加体系除了改变固定汇率之外，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东西。（2015年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对人民币国际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当今的国际金融体制仍然是以发达国家的美元、欧元等国际和区域货币为基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架构，融合各种金融工具、各种交易主体参与的复杂体系。
美国在全球金融体制中扮演主导者、创新者和推广者的地位。它的目的首先在于捍卫和推广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只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国才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低成本占有、使用境外持币者的财富和资源。当美国国内经济失衡时，也可以调节美元的货币发行量和美元利率把部分失衡转移到全球经济来共同分担。
此外，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诸国把持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从而掌握了世界金融规则的制定权。世界银行的行长一直由美国人出任，美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别为16.5％和15.85％。根据IMF的章程，对于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因此美国有绝对的否决权。
IMF主要是协助稳定汇价，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失衡提供信贷支持。在实践中，美国不仅在其他国家向基金组织申请信贷时，以提供援助贷款为条件向求援国提出各种附加条件，而且推动IMF在世界范围内倡导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推动新兴市场允许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
世界银行宗旨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以援助他们的经济建设，但是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美国的金融扩张模式及其影响
美国的金融制度战略是这样的：为了推进美国主导并有利于美国财富核心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游戏规则，一方面坚定地确立、突出、强化美元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加强和鼓励金融创新，保持与领先产业和贸易体制一致的金融制度优势。为了维持并夸大上述优势，美国必须利用其他国家每一次金融动荡和变革的机会推广美元化，以及美国的各项金融游戏规则。
为了推进美元的国际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多次在英镑危机中坚持不懈地打压英镑，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为英国提供战略物资的特殊历史时期，都不曾忘记强迫英国用美元支付石油等战略物资的购买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向阿拉伯地区的渗透过程中，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白银危机期间，在战后欧洲马歇尔计划和日本的经济扶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全球军事和政治扩张和对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经济援助条款中，都有关于美元支付和美元推广的内容，从而不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确立了美元的货币体系地位，甚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倒闭之后，这一地位也不曾动摇。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大部分东欧国家也迅速将美元作为储备资产、国际支付手段，甚至是国内结算手段。
美元独霸全球以后，美国通过调控美元货币发行量和美元利率，取得了极大的经济运作自由度，不仅可以根据国内经济需求实现本国经济的自由调控，免受其他国家制约，而且还可以利用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施加影响。
二战以后，美国的金融扩张模式和扩张行动更多地同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结合起来。从1982年、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巴西金融危机，世界上任何地区每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和IMF等机构在那里的金融影响力就随之增强。除了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由于影响到美国股市和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和IMF反应比较及时，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也比较多之外，在其他金融危机中所提供的援助、贷款既谈不上及时，在数额上也是杯水车薪，并且附带大量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条款，甚至在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对泰国等政府提出的紧缩政策要求还起到了阶段性恶化危机的作用。
就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言，金融开放的速度、外资引进的方式、汇率体制等都值得反思，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对新兴市场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不信任，对冲基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手段的立体进攻，可以瞬间卷走数十年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财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贸易比较优势都不能抵御这种强大的金融力量对财富流失的影响。拉美和东南亚等国家作为金融开放、自由化、美元化的受害案例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不得不接受美国、IMF等主导的金融体制和规则的同时，也必须适当考虑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具体情况，保持捍卫本国金融利益的手段，并且致力于建设自身长期稳定的金融发展战略。
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和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国，美国不但可以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控制美元发行、抛售英镑让英镑按着美国的意愿贬值，也可以通过增加美元投放，在20世纪80年代逼迫制造业竞争力冲击美国的日本货币升值，或者在过去十年不断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千方百计逼迫中国的人民币升值。
对日本货币汇率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1985年以后由于日元在较短的时期内升值迅速，美国的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都因免于继续受到日本产品的冲击而逐步走向复苏。而日本经济则长期陷于缓慢的增长过程。在金融制度、汇率政策、汇率水平的国际干预之外，美国的联邦储备利率变动已经成为引导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最重要的方向标。
认识并学习美国高超的美元战略、先进的金融扩张模式，以及美国在领导全球经济的同时积极利用其金融优势将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和策略，并不是什么阴谋论，而是任何国家参与全球资本主义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最低生存认知。
开放金融背景下的国家政策调控与财富流动
在完全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大部分国家都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金融体制和金融规则。一旦金融市场完全开放，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就业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政策再也不能不受外部影响确立独立的政策目标，更不能不考虑内外协调而单独发挥某一项政策的作用。
在这样的开放背景下，主权国家其实应该在局部政策目标、基于本国范围内的一般均衡目标和国民财富总量增减三个方面做出权衡对中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而言，有时候在涉及开放背景下的汇率等政策的时候，决策的重心不应该是单纯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也不应该是国际投资的影响，而是开放金融环境下的国家财富总量增减。
如果日元被迫升值后，在本国制造业和出口遭受损失的同时没有趁机扩大对外投资，没有用升了值的日元在全世界购买资产，坐而享受国家利润的回流，并且用升了值的日元成倍扩大对海外消费，那么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享受当前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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