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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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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的落实，二者对于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来说缺一不可。在十三五时期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否担起重任、不辱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将自身建设成为知行合一的优秀共产党员。本书便是党的建设方面发重量级著作。当然，也是个人修身养性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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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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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克己奉公、崇廉拒腐、尚俭戒奢、甘于奉献、廉洁从政、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深刻阐述新形势下共产党员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本书旨在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细照笃行，对提高其落实执行能力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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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余远来，军事学博士，现任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先后参与完成全军统编教材1部，总政外宣局统编教材1部，独立编著出版著作4部，参编著作2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50余篇。在研究出版社出版《正能量党员干部提升读本》被中宣部、国家出版总署评为第五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
孟财，法学硕士，现任南京政治学院理论研究室讲师。在《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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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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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知行合一，做行胜于言的合格共产党员
第一章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财富
一、知行合一的思想渊源
二、知行合一的丰富内涵
三、知行合一的哲学意蕴
延伸阅读
龙场悟道
第二章知行合一思想在当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知行合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二、知行合一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三、知行合一是提升各级党组织执行力的必然要求
四、知行合一是共产党员干事创业的必然要求
延伸阅读
说了就干，就能创造奇迹
第三章心底无私、真知真行，在克己奉公上知行合一
一、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二、强化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
三、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讲奉献
四、正确处理好公和私的关系
五、正确对待得与失
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延伸阅读
朱敏才、孙丽娜：无私奉献的光辉典范
第四章坚守底线、谨言慎行，在崇廉拒腐上知行合一
一、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二、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三、崇廉拒腐关键在常长二字
四、始终做到心中有戒
五、对一切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
六、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延伸阅读
感动中国无愧人民刘金国的人格魅力与启示
第五章保持本色、践履躬行，在尚俭戒奢上知行合一
一、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二、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
三、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
四、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五、精打细算地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
六、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
延伸阅读
勤俭节约贵在坚持
第六章俯仰无愧、知而见行，在甘于奉献上知行合一
一、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三、牢固树立大局意识
四、做人民的孺子牛
五、要有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
六、把远大理想落实到做好本职工作上
延伸阅读
段爱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七章心中有戒、知而谨行，在廉洁从政上知行合一
一、坚定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
二、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
四、努力解民忧、办实事
五、遏制形形色色的潜规则
延伸阅读
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第八章爱民为民、深知笃行，在廉洁用权上知行合一
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二、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三、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四、坚持按党纪国法、政策制度办事
五、彰显选人用人的好风气
六、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延伸阅读
四步台账工作法，限时办结民生事
第九章升华品德、守操笃行，在廉洁修身上知行合一
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
四、实实在在做人做事
五、保持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六、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
七、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实践锻炼
延伸阅读
朱裳：为民为官的楷模
第十章培树家风、储德善行，在廉洁齐家上知行合一
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三、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四、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五、使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
重要基点
延伸阅读
共产党人家风的典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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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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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思想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财富
做知行合一的优秀共产党员
第一章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财富
第一章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财富
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重要讲话中，均大力倡导要弘扬知行合一思想。广大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领会知行合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坚持思想认同与行动实践相统一，自觉做知行合一的崇尚者、示范者、推动者，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一、知行合一的思想渊源
知行问题历来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行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十分突出地位的知行观，是明代思想家、政治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也成了王阳明学说中内容最丰富、最有影响、最有现实意义的哲学思想之一。然而，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历史上思想家的每一场知行之辩都为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就对知行关系就有了初步探索。孔子强调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同时也强调理论思维对人们获得知识的重要性。例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等。他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他还认为，考查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可以说，孔子的这种知行结合、重行于言的思想开创了我国知行观的先河。先秦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不仅从正面阐述了知行结合的思想，而且坚决批判了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之的知行分离论。他认为人的思想认识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见之，即实践；二是闻之，即学习。他强调二者的重要性，并告诉人们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要注重经验知识的积累。此外，荀子认为行是知的目的和归宿，知而不行，知得再多也没有实际意义，并由此提出坐而言之，起而可设而可施行。他把言行一致、知行结合的人称为国宝，把知行脱离、言行不一的人称为国妖，主张治国者敬其宝而除其妖。荀子朴素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说，成为后来唯物主义知行说的宝贵思想基础。
汉朝时对知行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圣人是神而先知还是学而乃知展开的。西汉大儒董仲舒认为圣人具有超常的认识能力，只要通过内省，就能察物之异，以求天意。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批评了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力倡学以致用。他提出：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增长才干和学识。他认为事莫名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同时应由实际效果加以验证。否则，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难以让人信服。可以说，王充的知行观体现了中国哲学认识论的重大进步。
随着宋朝程朱理学的出现，传统知行观进入了别开生面的哲学形态阶段。程颐主张知先行后，即知可以不依赖于行，而为人之固有，这是先知，人必须先知而后行。所以，他认为没有知是不能行的。人做事情，必须有知的指导，以此为基础，才能去行动，行是次要的。所以，他认为不用在行上下功夫，只要知识深刻，行动自然果断，就更易成功。可以看出，程颐是主张知行统一的。他认为即使知行有不一致，那也是知识本身层次有深浅、认知的能力有深浅的缘故。若想达到知行一致，则需要努力学习，得到真知、深知、实见。程颐的知难行亦难或知难行易的观点都强调了知的重要性。程颐的思想虽与前人相比，科学性大大提高，但其知先行后而不是行先知后的思想只是经验直觉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程颐虽为理学引进了知行问题，但其系统化是到了朱熹这里才得以完成的。知行论是朱熹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的观点主要有：第一，知先行后论。朱熹认为一切生活实践的发生必须以知为其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知为指导，其行就是盲目的，因此，在行之前，应当努力求知。此外，一个人有了知，就一定会行，进一步证明知先行后的正确性。第二，知轻行重观。他认为行是知的目的和完成，得用行来验知的程度，如必待行之皆是，而后验其知至。也就是说，朱熹肯定了知为先，但同时强调行为重。第三，知行互发论。朱熹认为由于知得通过行才能深化，因此，得知行常相须，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即深化知，精进行。朱熹继承了程颐知先行后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知与行二者互相依赖，不可偏废，犹如人的两足，应当相互促进，并且致知便要行，只有亲身体会力行，才能验证学而致用。这些都对后世知行观的发展有很大的启迪。
然而，让人做到言行一致，知行相须，则实属不易。因为人难免会有趋利避害、趋势弃道、贪富鄙贫等私欲，导致知和行相脱节分离。朱熹也注意到了这一弊病所在，但他只告诉人们通过坚守道义、知廉寡欲、不嫌贫爱富便可做到躬行践履、学以致用，知行统一。这显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南宋陆九渊认为朱熹的心理二分之说存在弊病，主张心与理合二为一。只有明心知理之后，再去力行就不会犯适越而北辕
孙德高：《王阳明事功与心学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错误。也就是说，知在先，行在后。此外，陆九渊认为检验行的途径是博学。陆九渊认为博学在先，力行在后，只有博学，才能知道所践履之为当或不当。虽然朱熹与陆九渊秉持着不同的学术思想，在知行轻重上也有不同的见解，但仍然秉持知前行后这一观点。同时，知前行后的观点也被当时的理学界所普遍接受，被奉为正统之理而受到普遍追捧。
到了明代，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知行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他对理学中的知行二分思想进行了根本的批判和颠覆，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王阳明对知行产生深刻而全新的认识，并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是和其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其本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
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行知互发论都是立足于修身成圣的必要条件，而具体到落实实事上时，仍将知和行看作两个独立的个体和过程。当这种知行观逾越了治学的界限而用于现实需要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被歪曲的状况。
卢世超：《浅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河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一心只读圣贤书学而优则仕，以及抛弃知，在实践中就事论事、临阵磨枪的武断和盲目行为日益增多，而随着社会动荡的不断加剧，在学术与现实的不断碰撞中，朱熹知行学说的弊病也愈发凸显出来。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正值封建社会日趋衰落的时期，朝廷政事荒废，宦官逐步窃取大权，宦官、大臣、皇室及藩王之间内乱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而受廷杖下狱，被贬到贵州龙场做了一个小驿丞。虽然刘瑾派人对他一路追杀，可是王阳明最终还是活了下来。从正德三年1508年春至龙场，王阳明在此一住便是三个年头。王阳明惨遭此祸，心境自是孤独、寂寞、苦闷、悲戚。他由繁华、恬静、文雅、舒适的万户京城陡然漂落到偏僻、荒凉、寂寥、冷漠的龙场，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不由得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仿佛由天堂坠入地狱。但是，他没有被这些恶劣因素所击倒，反而静下心来，开始了于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中，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龙场悟道。
在王阳明看来，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正是社会自上而下在道德伦理上出现的信仰危机，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学术界的杂乱昏蒙。造成学术界如此杂乱昏蒙状况的元凶，王阳明认为是朱子理学知行二分的流弊。朱学的知先行后说使整个官场呈现以虚文相逛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的歪风邪气。程朱理学已逐渐开始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同时，由于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在学界有着极高的地位，加之科举制度的推行，因此为了走上仕途而拜入朱门的人比比皆是。实际上，它已经成为那些胸无天下、满口仁义道德、醉心功利的伪君子跻身统治阶级的敲门砖。因此，王阳明根据当时社会及学术界的弊病，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坚决批判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的现象，提倡知而必行、真知真行，强调知而必行。
卢世超：《浅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河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发展了知行观。他认为，首先，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客观存在决定主观认识，而不是相反。其次，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不仅不可以分开，而且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最后，知行不是平行并列的，行不可兼知，知不可兼行。也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和目的，从行中亦可得到知，并检验知，知不可代替行。由此，行优于知，知从属于行。王夫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为我国知行观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到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他认为，虽然知对行有指导作用，但凡事不能有知之后再去行。因此，应当先去行，在行中寻知，要勇于行。在实践层面，他认识到正确理论和方法指导对于革命的重要性，提出了知难行易说。这种知行观虽然有导致轻视实践、轻视群众的倾向，但却是从古代朴素知行观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行观过渡的重要环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认识论的问题上，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澄清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他认为实践不同于主观意识，也不同于客观事物的活动，它是人们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实践使人产生了感性认识，感性认识通过大脑加工形成理性认识。认识是否正确，不能由主观判定，而应通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来检验。这就是对王阳明理在心中，无须外求观点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此外，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并且，他认为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仅仅是手段，改造世界才是目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知行关系研究传统的沃土中，在其指导下，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知同当代中国实际的行紧密结合起来，对科学的知行观作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可以说，这都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的继承和丰富。
二、知行合一的丰富内涵
知行合一说强调知和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知行合一说的提出者王阳明从以下三句话分不同角度来说明其内容：
第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是从知行与主体的关系说的。王阳明所讲的主意是指建议、指导、统御，功夫是践行、躬行。躬行实践过程中离不开知的指导，同样知离不开行。正所谓一个知在，必有一个行在；一个行在，必有一个知在，知与行相互融为一体。如果知离开了行，就是陷入了悬空思索之中；如果行离开了知的指导，就会陷入冥行妄作之中。
吴兴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本就是作为程朱的知先行后说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知行合一说不是对知先行后说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完全否定。他认为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完全割裂了知和行的联系，如果要想行路必先知道路是否可行方才行路，要想吃食物，必先知道食物是否可吃才吃食物的话，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周珊珊：《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载《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3月。。若要等知得真切了才去躬行，就会导致终身不行，终身不知。因此，他反对知行脱节，提倡知行合一，知是行的指导，行是知的成就。这种掷地有声的见解和认识，对当时的明朝社会与学术界确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第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是从动态活动过程中把握知行的，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包容，体现了知行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过程。知意味着将要行，即行为过程的开始；行意味着已经知，即行为过程的结束。也就是说，虽然将要行，但这种行是建立在已经知的基础上的，因此意味着行为过程已经开始了；于是，落实行的行为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成就及实现知的过程。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能被理解为同一，因为如果知行范畴是完全同一的，就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可以是不必要的，也就无所谓知是行之始，或行是知之成了，始和成正是表示这两个范畴和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并不是完全同一的。
随即王阳明更指出知行合一中，身体之行和行的意愿统一起来叫作知，就其核心来说是一种道德意识，是对道德的理解和照着道德做的意愿统一起来的真正完整的道德意识。他强调如果将道德意愿与对道德意识的了解分开，仅仅是对道德本身作知识性了解，那就根本不算是道德了。同时，他也将作为道德意识的知与作为道德实践的行统一了起来，这一媒介就是一念之动。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例如，王阳明把人的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知行如何分得开？见好色作为一种知觉、感觉，是知的范畴，而好好色则已是行了。在这里，王阳明已将好这一主观感情和心理活动行为当作客观行为了。从这点看，知中就有行的因素，行中也有知的因素。故王阳明说：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由此看出，王阳明认为知行二者合一，互相包含，分属同一动态过程的始和终。
第三，知而必行，行而必知。可以说，这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主旨。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从知的角度，王阳明所讲的知即是良知，这种知是生来固有的。由于良知固有的意向性作用，王阳明把必行作为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先天属性，这即是知而必行的思想。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就是说，知行合一的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它不假外求，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人皆有之。但常人往往受私意的阻碍，良知不得显现，不能知而必行。扫除私意的阻碍，良知就得以发用流行，发用而为客观具体的道德行为，这就是良能，故知而必行。其二，从行的角度，行是知的功夫，行在知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行亦是知的检验手段。对于个体而言，知未必是全面完整的，要想达到致知，必须在践行过程中检验知的深浅，并对知进行弥补修正。在实践中产生的新认知，对于个人而言，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认知的水平，这就是所谓行而必知。
吴兴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王阳明认为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他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是从知行的性质来说的。行是扎扎实实地做某一件事。如一个人在学一件事之所学，问一件事之所问，思辨一件事之所思辨，着实地去学问思辨就是行。另一方面，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时离不开学问思辨，可见行的过程是学问思辨的过程，亦即是知的过程。进一步分析，在实践过程中，伴随着学问思辨，就会使其认知水平不断提升，实践完成后，使其认知达到一个新水平，就是明觉精察的状态。换而言之，行的过程是知量变的过程，最终达到质的变化。实际上，王阳明的立足点是知行本体，落足点依然是知行合一并进。
二是未有知而不行，知而未行，只是未知。所谓真知，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和体验。朱熹在谈到真知与行的关系时这样表述：真知未有不能行者。其实是说，真知能行，但不一定要行。这就知行脱节的一种原因和表现。对此，王阳明间接表达了个人立场：真知即所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即与行分裂的知也是存在的，但这样的知没意义、没有价值，它不是真知，只是一种妄想，归根结底不能称作知，并提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李洪卫：《王阳明论立志与主一》，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1月。。概而言之，知行合一之说就是知行本体，合一并进。
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提出的所谓知行合一、致知，都是指在良知上用力，即所谓致良知。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道德论而非知识论，都是价值论而非认识论，但这并不能说它的内容不涉及知识论和认识论，并不是说它取消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他强调道德，但并不是取消知识，只是坚持将道德作为致知的前提、条件和基础，道德相对知识来说更具有优先性。德性之良知（道德）与见闻之知（知识），虽然来源不同，性质也不一样，但在运用时，二者是可以统一的，它们都是统一在良知的基础上。
可以说，王阳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论述了知行合一的问题，肯定了知行之间不可分离的统一关系，为中国理论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此外，王阳明第一次阐明行是知的源泉这一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道理，主张在事上磨炼，反对著空的思想，给后来进步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不小的影响。更应该看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知行合一的哲学意蕴
知行合一通过对知和行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论证，强调了知与行要相互渗透，不能分离开来。道德实践与道德认识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也就是说，知行合一演变的逻辑路径即是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可以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第一次将理论结合实践所进行的尝试，把我国哲学界关于知行关系的争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知行合一被看作王阳明标志性的哲学观点之一。因此，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的哲学意蕴就具有启示性意义。
第一，点明了知与行的逻辑统一性。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自先秦以来，不少思想家对知行问题作过许多探讨，但往往对知行的对立和矛盾方面的问题探讨较多，一般都所谓先知后行或先行后知，都是将知与行分作两截，失却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论则在知行关系上开创性地提出了两点：
一是知行本体论。所谓本体，即为本然之体、本真之体和根本之体。知行本体，即是知行本然一体，没有先后，亦无轻重的融合状态。如果有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行而不知，只是冥行妄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知行原本一体不二，不容割裂。知行问题在有些人那里出现分离，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任的便罢。在真知与真行的关系上，二者相互发明，相互确证，和合为一。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谓真知亦有起处，则是有时而不在也，非其本体之谓矣。譬如说知痛，一定是已经自痛了方知痛；知寒，一定是已经自寒才知寒；知饥，一定是已经自饥才感饥。因此，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
二是知、行在过程中相互具足、相互圆融。王阳明的知一方面可以分为真知与未知，真知乃能力行；另一方面则可理解为良知，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通过致良知，人将领悟真正的存在，这是本体论层次上所理解的知行本体。认知方式是动态的、实践体认式的，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既决定了理学中两种不同的知行模式，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内圣与外王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实践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品格，在成就自我的同时肩负社会教化、教育的责任，是君子品性的自然显现。在当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希冀以知行本体之思唤醒人们用诚意正心取代格物致知，勇敢向程朱理学向外求理，以回归其固有的良知良能。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行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作两件事矣。
第二，强调了知与行的目标统一性。
为根治程朱理学的知行二分所酿成的终身不行、终身不知的病害，王阳明补偏救弊，力倡知行合一的功夫之说，回归古人知行宗旨的本怀。
牟永生：《知行合一刍议》，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2月。在王阳明看来，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实都是人的本心本性之自然流露。所谓心，不只是一团血肉而已，而是活生生的具有视听言动机能的心。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
同上。。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王阳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体验，提炼出知行合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学说心即理学说。心即理学说接通了理学与心学，把先秦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孟子之尽心、道家之道体、禅宗之即心即佛与本来面目融为一体，完成了对理学的革命性变革。
在知行合一思想的本体构建中，良知被赋予本体的意义。而本体决定功夫，功夫成就本体。知行功夫与知行本体之间，也莫不如是。因此，致良知则表现为后天的功夫。良知本体作为普遍必然的理性原则，是先天的，但并不是超验的，唯有在后天的功夫展开过程中，先天的本体才能获得现实性的品格。从本体上看，知行合一不二；从功夫上看，知行仍然合一不二。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又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功夫一体两面，不可或缺。明体达用，用以载体，若作如是观，便知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以此，最终达到致良知。
第三，阐述了知与行的实践性、统一性。
王阳明以心为本体，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首先，宇宙的本原是一个精神性的理，或者说天理。这个理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心即理。心是宇宙的本原，是天下之大本。其次，心即理是王阳明的立言宗旨，是他知行合一学说的基础。知、行之所以能合一者，乃在于本体之心。
胡小琴：《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特质》，载《求索》2013年9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与其心即理的核心思想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且二者都与其解决物理吾心判而为二的思想困惑密切相关。王阳明思想中的知行合一体系中的心往往意味着在生活之中的投入体验，此理是生活实践中表现为知行合一的活理。若把知与行分作两件，已不是知行本体，即不是知行的原本状态了。因此，知与行的原本就应是自然的合一、紧切着实的关系。此外，王阳明认为一念而善即善人矣，一念而恶即恶人矣，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即人们的行为善恶取决于心之善恶。因此，他认为与其关注行为善恶，不如直奔主题，考量心之善恶，否则就是事后孔明，舍本逐末。由此，他竭力主张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破心中贼牟永生：《知行合一刍议》，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2月。。王阳明认为人的道德意识本来存在我们的心中，是先验的本然，因此，人天生具有知是知非、判断道德价值的能力。人心只要除去了遮蔽，本然的良知之心就能显现，道德意识就能发挥为善去恶的作用，以致塑造我们的理想人格。
在具体实践上，王阳明倡导人们做到知行合一，以回归天理、发明真己的过程。
牟永生：《知行合一刍议》，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2月。知行合一至少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心言（口）一致。言语无序，亦足以见心之不存。真正意念纯正、表里如一的人，一定是心是口是、心非口非的人，决非口是心非、言不由衷者。二是心行一致。心不但决定人的言语（口），更决定人的行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此观点的论述有很多，例如，《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倡明明德之功，即在于诚意正心，而诚意正心之功，便是格物致知，便是学、问、思、辨、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从心学角度阐述这个问题，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三是言行一致。王阳明非常赞赏孔孟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训，反对空言无实、哗众取宠者，如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而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
总之，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特别关切的问题之一。从古代《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说，到孟子的知先行后的知行分离说、荀子的行先知后说，经过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行重知轻和王守仁销行以归之的知行合一等宋明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知行观，再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观以及清代颜元重习行、轻知识的观点，而后至魏源、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等人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行学说，知行关系的讨论长盛不衰。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项任务艰巨繁重，党的建设任重道远，重新审视我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思想，对于提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如期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龙场悟道
阳明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倘若不经此大彻大悟，王学恐怕很难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长期以来，龙场悟道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仿佛是在一夜之间，王阳明便恍然大悟，而忽略了他以前的许多坎坷经历、哲学思考及其理论对辩。王阳明学说，并非产生于他那水乡泽国的故乡，而是产生在穷乡僻壤的龙场。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寂然心态有极大关系，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迸发出来的思想之火。
明正德三年（1508年），兵部主事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因开罪宦官刘瑾，触怒了明朝皇帝，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发配到龙场，一住便是三个年头。他自知无处申冤，万念俱灰，唯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却，于是对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他心乱如麻，恍恍惚惚，悲愤忧思无法排解，终夜不能入眠，起而仰天长啸，悲歌以抒情怀。诗不能解闷，复调越曲。曲不能解闷，乃杂以诙笑。
在此绝望之中，是淳朴善良的龙场人给予王阳明无私的援助，使他看见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有了生活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与命运抗争。他用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面对残酷的现实，走上一条艰苦、独特的道路，从而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成为他学术思想的新开端。龙场在万山之中，书卷不可捣，于是王阳明默记《五经》要旨，但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忖度程朱理学。这一改变，使他摆脱了世间凡俗，跳出了以经解经为经作注的窠臼，独立思考，探索到人生解脱之路。
他在龙场附近的一个小山洞里（把）玩（周）易，在沉思中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心境由烦躁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在龙冈，他写成了《五经臆说》，以其极富反叛精神的异端曲说向程朱理学发起猛烈攻击。谪居龙场三年，使王阳明最受感动的就是那些朴质无华的夷民，他们与王无亲无故，却能拔刀相助，为他修房建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这与京城中各抢地势，钩心斗角的情况相比，有如天渊之别。他体味到人间真情，深感良知的可贵，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和灵感。千古龙冈漫有名，这是王阳明贬谪龙场期间所写的一个诗句，用以怀念和赞颂三国时的诸葛亮。如今，这一诗句却成了后人对他的赞誉与缅怀。
参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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