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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里有世界对中国的**真的看法。
本书囊括了近5年来世界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和看法，包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一带一路、中国梦等政策的正、负面观点。
本书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即将出版的包含近60部学术前沿著作的学术前沿丛书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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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里有世界对中国的最新最真的看法。
《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前沿丛书第一辑中的一本。世界中国学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而发展的一门学科，它关注的是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本书主要反映近年来海外各界人士对中国最新的研究动态。全书共十六章，分别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外交、生态等领域介绍与评价海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特色、研究成果，及其学术价值、学术影响，具体包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一带一路、中国梦等政策的正、负面观点。并对世界中国学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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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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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简称中国学所，是依托世界中国学论坛而建立。2004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国学所于2012年3月正式成立。作为常设研究机构，中国学所为论坛提供学术支撑，同时借助论坛提升其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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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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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导语 中国学研究理论前沿中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最新讨论：中国学的相关概念辨析
第二节 创新观点：中国学发展之历史逻辑
第三节 研究热点：中国崛起与中国学发展
第四节 发展大势：共生理念下的中国学研究
第五节 基本结论与必要的若干补充
第二章 英国顶尖智库最新中国观
第一节 关于中国的全球个性
第二节 关于中国的崛起问题
第三节 关于中国最近的积极有为
第四节 欧洲如何面临中国崛起
第三章 政治的适应性：近年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述评
第一节 中国政治的适应性
第二节 变革中的治理
第三节 媒体与治理
第四节 公民的政治行为
第四章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道路：战略机遇与合作共赢
第一节 中国梦的世界反响
第二节 中国道路的经济解读
第三节 中国道路：战略机遇与合作共赢
第五章 海外中国研究的物质文化转向
第一节 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研究
第二节 物质文化研究在西方
第三节 物质文化研究在中国
第四节 海外中国研究的物质文化转向
第六章 近年来我国环境与健康问题研究热点透视
第一节 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环境与健康问题
第二节 热点聚焦：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第七章 西班牙汉学研究
第一节 西班牙汉学的产生以及一度被遗忘
第二节 西班牙汉学：缘起于帝国全球扩张的雄心
第三节 １８２０世纪的西班牙汉学
第四节 ２１世纪的西班牙新汉学
第八章 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及中国发展的新看法
第一节 对中美关系的评价
第二节 关于两岸关系的观点
第三节 对中国全球角色的看法
第四节 评估三种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第五节 结论
第九章 中国学者在核不扩散领域的认知与探索
第一节 核不扩散研究的三种视角
第二节 关于核扩散起源的研究
第三节 关于核不扩散机制的研究
第四节 关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研究
第五节 关于区域核不扩散问题研究
第六节 关于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问题研究
第七节 中国学者关于核不扩散研究的主要特征
第八节 余论
第十章 海外中国经济研究回顾（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第一节 围绕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与否的争论
第二节 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影响
第四节 中国经济发展奥秘的微观解读
第十一章 海内外关于中国梦的研究
第一节 中国梦的思想内涵
第二节 中西比较视角下的中国梦
第三节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国梦探讨
第四节 不同学科方法下的中国梦研究
第五节 中国梦的世界意义
第十二章 近年来海外汉学研究著作综述
第一节 中国史研究的热点
第二节 哲学与宗教的研究视角
第三节 文学与艺术研究的创新
第四节 余论
第十三章 日本中国学的新成果及新问题
第一节 日本中国学研究基础雄厚且追求网络化
第二节 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基地联合项目：研究思路、角度、方法
第三节 第一期联合项目研究成果丰硕
第四节 围绕超大国中国的讨论
第五节 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问题点
第十四章 ２０１１年海外中国研究动态
第十五章 ２０１２年海外中国研究动态
第十六章 ２０１３年海外中国研究动态
结语：请不要误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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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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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国顶尖智库最新中国观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亦称查塔姆宅院，是世界久负盛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多年来在全球智库排行榜上位列前茅。该研究所向来重视中国研究，其亚洲研究项目近年特别重视研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世界上加速崛起的态势，尤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的中国所展示的全球个性。
第一节 关于中国的全球个性
根据英国皇家研究所的定义，所谓国家的全球个性，是指一国自身所定位的国际身份及其相应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模式。中国的全球个性尤其体现于：中国在多边论坛中的立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看法，与全球及地区强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
国外观察家总体上相信，近年来中国的确在呈现某种新的全球个性，似乎已经告别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国际姿态，开始更加大胆地表达并追求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利益，特别是中国自己所定义的那些核心利益。一句话，中国的新全球个性体现出大国崛起的显著特征。
外界注意到，中国的这种全球新个性内涵复杂，目前尚在形成中，在中国内部对此尚多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的崛起对自身原来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会带来何种影响，中国是否应当更加积极地去修正国际体系及地区秩序，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到底应该积极有为到何种程度？人们也提到，中国长期的大国历史传统、近代的屈辱感受、２０世纪的革命历程、最近３０年的外交经验等，也构成了中国全球新个性的组成要素。外界注意到，中国的国际关系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不但中国政府在参与塑造中国的全球个性，而且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参与其中。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等商务活动，随着更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非官方因素也日益加入到中国的全球个性中。国外观察家因此强调，不能因为通常认为中国属威权主义或铁板一块而忽略了非官方部门的活跃性。
此外，不仅中国国内因素影响着中国全球个性的塑造，而且国际因素也在参与有关塑造过程，尤其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传统的国际经济平衡已被打破，传统的政治版图也在发生变化，这就使得中国在机遇之外也面临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其中突出的就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这些因素是否构成风险，特别是中国对这些风险属良性还是恶性的判断，都将反映到中国的全球个性中。
外国人注重研究中国的全球个性，是希望通过把握这种国家个性，将来能更快速、更准确地判别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方向与反应模式，从而让自己能更有效地加以应对。
第二节 关于中国的崛起问题
中国崛起被海外公认为中国新个性中的本质特征；然而，英国部分观察家援引国际上某些舆论，就中国的崛起提出了若干质疑：一是认为中国至今本质上只是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在崛起，尚未达到一个全球强国的地步；二是认为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在外交、文化、软实力、军事等方面，中国尚未达到相应的崛起程度；三是认为中国的崛起包含着一些内在风险，主要涉及政治治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故此，与其说中国崛起，莫如说中国是在扩散，也即中国的崛起尚缺乏深度，中国还只是一个部分强国。
英国人依据自身的霸权历史，强调霸主的承继不仅仅是物质或经济意义上的，更还有规范和法统的内涵。以此观之，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目前不可能发生世界领导地位易主的可能，笼统的多极化以及单纯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都不足以转化为霸权衣钵的移交。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中国上下纷纷强调打造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正说明了中国的崛起还不到火候，尚存在软肋。不过，英国研究者也指出，某些国际包括美国舆论有时夸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并往往低估中国崛起的步伐，而实际上，这种步伐可能来得相当地快。正因如此，英国的分析家更关注一个具体问题，即中国到底是会满足于当一个既有国际体系的遵守者，还是要当一个修正者？据观察，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中国更多地扮演了国际体系遵守者的角色，体现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入世贸组织、协调东盟等国际组织，等等。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似乎开始在寻求一个国际体系显著修正者的新角色。这种趋向在中国的非官方层面似乎更加明显。当然，外方注意到，部分为了平衡 这一趋向，中国的官方还是比较强调，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作为对美国了解最深的盟友，英国人特别指出，美国历来展现出一种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态势仍会发生逆转，在出现一位强有力领导人之后更会如此。因此，决不能仅凭目前中美各自的发展势头就断言，中国很快会替代美国。与此同时，老到的英国观察家也指出，新旧霸主的交替未必一定要伴随冲突，针对旧秩序进行重新谈判同样是可行的一条路，在互相依存、不断加深的全球化时代就更是如此。就中国崛起态势所引发的反应而言，英国观察家认为，亚太地区的国家大致会有两种反应方式：一是想搭中国的便车，这会让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地区枢纽，中国甚至会重拾历史上朝贡体系下的那份荣耀；另一则是周边国家会更加贴近美国，借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但这会加深亚洲内部主要国家之间的分裂。一定程度上现已出现后一种苗头，好消息是，诸多亚洲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第三节 关于中国最近的积极有为
英国的分析家大多相信，中国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积极有为，尤其体现于其地区政策上。当然，究竟应把中国的新姿态称为坚定强硬，还是咄咄逼人，观察家之间尚有分歧。大致而言，大家就中国近期的积极有为提出了以下四种原因分析：
第一，英国部分观察家认为，积极有为反映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变化，它主要源于２０１２年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交替及相应执政方式的变化。外界尤其认为，在日本问题上中国这几年的强硬姿态隐含了某种国内需要。当然，不少英国观察家并不认同这一解释。
第二，外界有人认为中国的积极有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觉得美国正在加紧遏制中国并且在日本政策上出现反复之时，中国自然会作出更加强硬的外交回应。这一派观点相信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现实主义的，即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攻击性的，是为了加强自身安全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扩张自身权力的需要。
第三，外界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积极有为代表了某种战术性机会主义。他们声称，中国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看到，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有了成长空间，各方对中国有了更高的市场依赖和金融期待。于是，在西方面临困难之际，中国感到首先在日本、南海等区域性问题上可以更明确地主张自己的一贯立场。这种看法甚至从中国１９７４年西沙之战和１９９５年收复美济礁等案例中找到了先例。
第四，外界还有人认为中国是在战略性（而非战术性）地寻求改变东亚的地区秩序，试图首先在周边地区强化中国相对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当然，外界也注意到，这种所谓战略追求更见于民间，中国官方的声音始终还是强调要睦邻友好。但外界注意到，中国新领导层提到了底线外交，在更强有力地强调甚至扩大自身核心利益，这似乎蕴含着中国的某种战略追求。在对中国近期积极有为的外交姿态作出评估时，英国的研究者相信，中国并不想（暂时也无能力）把美国从东亚赶走，但中国显然希望限定美国在该地区的角色范围。他们判断，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让美国知道，时代已变，美国不该在亚洲享有不受约束的优势地位。英国学者认
为，这就是新兴大国在向原有霸主要求进行重新谈判。
既然是一种重新谈判，英方判断，中国在本地区的积极有为应该是精准掌控的，并不是动用武力的前奏。总体而言，外界判定，中国的积极有为不会导向激进的修正，中国将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小心谨慎而又目光长远地推动地区和国际秩序的渐变，但这不排除中国在某些问题上也会采取先发制人的主动姿态。
第四节 欧洲如何面临中国崛起
英国在关心中国的全球个性或中国的崛起态势时，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角度，代表了美国之外，不是中国邻国的那一类国家，主要是欧洲发达国家。这一类国家如今在反思，觉得有关中国的个性或崛起的国际话语至今太受美国声音的影响了，它们觉得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不能再被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决策牵着鼻子走。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代表了美国世界控制力的减弱，因而中国的崛起可能更是一个负面因素，而这些国家认识到这不应该是自己应当持有的立场。这类国家同时比较客观地看到，中国的全球个性尚在形成之中，崛起既可以是恶性（转化为军事冲突，寻求推翻现有国际体系），也可以是良性（注重扩大国际合作，仅寻求改良现有国际体系）。具体往哪个方向走，除了受制于中国的国内因素外，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行为方式。假如美国执意要围堵并挑衅中国，那就会逼着中国往一条对抗的道路上走。基于这一观察，这类国家意识到，在中国全球新个性的形成过程中，应当援用各种工具去协助塑造中国的良性行为，借此也可参与到亚洲地区秩序的演变中。正因如此，欧洲国家相信，在如今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欧洲应当采取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英国之所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问题上率先亮出自己的支持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有意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独立的政策。同样，法国人也认为，欧洲应该在亚洲安全问题上采取更加主动的政策，比如充分利用自己向该地区增加军售这一砝码；同时欧洲也应仿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安排，比如出台某种类似于美国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那样
的制度框架。
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希望采取更独立的对华政策的同时，也深感自己处在中美的夹缝中。它们不希望自己被迫选边站，不希望陷于某种进退维谷的政策困局。为了自身的最佳利益，它们感到，一方面应当鼓励美国将中国当作平等对话的伙伴，不要一味地把中国视为发起挑战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应鼓励中国缓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要减少在再造地区秩序时引发的风险。这些国家知道，如果自己太过接近美国的立场，那将有可能助长亚洲的分裂，而这不利于欧洲国家在经贸、环保等方面目标的实现。
总之，面对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变局，英国等欧洲国家深知应当创造性地重新评估自身国家利益：确定自身国家安全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威胁究竟在何处？何种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最有利于这一变迁的世界？应当造就一种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结构？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崛起显然已成为世界各国都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三章 政治的适应性：近年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述评
近年来，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面对领导者更替、社会冲突、融入全球经济等挑战，学会了适应与应对。他们用适应性概念来解释中国政治，并日益关注中、微观层面的治理，进而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政治变革的实质乃是国家政治体制逐渐适应日趋复杂的多元社会的渐进式过程，具有制约与平衡作用的多层次政府制度正在建立过程中。本章通过评述近年来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热点，试图呈现当下研究中的趋势、共识与分歧，并反思其背后的方法论。显然，西方的既有理论和研究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的实践与经验。
近年来，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趋向精细深入。他们注意到中国政治制度适应环境变化的压力，并用适应性概念来解释中国政治。特别是，他们非常关注中、微观层面的制度化研究，即研究的视角开始从政治体制维度转向治理维度，更多地从政体内部制度的延续与变革、政治的适应性、政府治理方式转变等方面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第一节 中国政治的适应性
西方学者习惯于用威权主义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后发现代化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东亚与东南亚）的政治转型。长期以来，不少人也曾预言中国政治体制可能终结，进而转变为民主政体。即使面对过去３０多年来中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一些学者依然顽固地认为，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实行民主政体。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面对领导权更替、社会冲突、融入全球经济等挑战时，迅速学会了适应与应对。那么，数十年内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现快速和深远的组织、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为应对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动荡，中国政府运用了何种政治技巧和操作程序？这些问题遂成为海外中国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他们注意到中国政治制度适应环境变化的压力，并用亨廷顿（Ｓａｍｕｌｅ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政党适应性（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谓适应性是指威权政体面对环境变迁的压力，通过制度调整来巩固自身的统治。与此相关的则是近年来学者们论述较多的威权弹性／韧性（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概念，以此指涉一个系统具有经受冲击及扰乱的能力。适应性可以增强弹性的能力。早在２００３年，黎安友（ＡｎｄｒｅｗＪ．Ｎａｔｈａｎ）就发表了题为《威权主义的弹性》一文，承认中国的威权制度是一种能够生长发育的体制，强调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能力缓解和处理各类矛盾，避免导致过激的社会变动。他把造就这些制度绩效的弹性空间称为威权弹性。２００８年沈大伟（Ｄａｖｉｄ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出版了《中国共产党：衰退与适应》，预期中国通过推广各种试验，可能增量地（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ｙ）推行政治改革。这一观点在２０１１年以来的海外中国研究中不断强化。２０１１年，韩博天（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Ｈｅｉｌｍａｎｎ）与裴宜理主编《毛的无形之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首次系统界定了中国政体保持权力的特性。该书提出，中国政治制度比我们预想的更多样，也更有弹性。政府无论何时面临新挑战，都会诉诸本土经验，去寻找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于是，中国的政党国家在回应民众要求之时，成功维持了其基本权力结构。何包钢等人称之为协商性威权：执政党聪明地处理领导人和平继替，吸纳社会和经济精英进入自己的队伍，对媒体有系统的控制和利用，严密控制非政府组织，逐渐运用审议式民主实践（例如公开听证会和投票）来说服和影响民众。
学者们还强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谢淑丽（ＳｕｓａｎＳｈｉｒｋ）、傅高义（ＥｚｒａＦ．Ｖｏｇｅｌ）、沈大伟等人看来，这一统治方式上的适应性和弹性与中国在过去３０多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一样，都是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实行实用主义政策的结果。比如傅高义，在其２０１１年出版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中，就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
不止如此，近年来的海外研究更重视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式与中国革命的遗产相联系。《毛的无形之手》一书指出：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的灵活性形成于中国革命传统成型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国在漫长的革命历史中形成了一套灵活多变的政策制定方法，用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不确定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治则表现出一种不断试验和改革，不止于确保政权稳固的政策风格。政权的威权主义弹性建立在广泛的实用多元主义，而非早期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韩博天告诉我们，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共产党的农村红色根据地的土改试验中，以及１９４９年前的农村重建项目中都已体现了这种灵活的、试验特征的治理方式。裴宜理于２０１２年出版的新书《安源发掘中国的革命传统》②通过考察毛泽东、李立三在安源的革命活动，再次强调了类似观点：对革命传统的不断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能力，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走得更远，从古代历史中寻找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在２０１１年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中，他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性质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极权（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国家，而是威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国家。由于其管制的有效和精密，他甚至把中国的国家政权称为优质威权政府（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一模式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国。此外，他还分析了西方理论在解释东亚模式和中国发展经验上的不足。一些学者依照民主体制的类型来区分威权政体，提出选举型威权竞争性威权。福山批评这些标准仅仅衡量了法治与问责，忽视了国家力量。法治与问责约束国家权力，但国家权力软弱或残缺的自由民主国家也无法有效服务于人民。中国的责任机制主要是对上负责，存在缺陷，但是政府努力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业、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等，这远远超过了大部分的类似体制。而这个现实是我们理解中国对于东亚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实践产生挑战的前提。
从根本上说，研究者强调中国政治的适应性，乃是对政治学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思。对政权分类和政体变革的传统研究关注从独裁到民主从计划到市场等问题，将共产党执政的体制视为僵硬的、缺乏自我完善的能力。而且，传统研究力图在制度类别的框架中分析中国的经验，实际上无助于理解一个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强大中国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动力。
第二节 变革中的治理
传统研究普遍认为，政治制度对于理解威权政治至关重要。而近年来由于学者们对持续的威权主义或威权弹性的研究兴趣渐浓，他们已经对威权背景下的变量重新研究，开始关注中、微观层面的制度化研究。换言之，近年来，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视角开始从政治体制维度转向治理维度。这与中国国内热议治理也形成了某种呼应。特别是在２０１３年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国家治理更成为理论界的关注焦点。
强调国家治理目标和能力建设，与中国当前处于转型时期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伴随着快速的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巨大冲击，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构不断加剧。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升，参与诉求激增。改革国家治理的努力包括思想意识的调整、国家制度的创新和中央地方关系的重构等。海外学者近年来也多从这些方面重思中国的治理转型与其特色。
特别是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转型期的治理危机不一定必然产生西方某些学者认为的制度瓦解的结局；相反，通过一系列渐进方式可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
一、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视角转向治理，意在强调治理以及治理转型是确保中国未来稳定与繁荣的关键
王赓武、郑永年在合著的《中国：发展与治理》一书中提出：治理是用来确保中国可持续增长的下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现在面临多种压力，包括需要实现经济再平衡和重构、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进城农民工的融入、公共住房和卫生的供给不足、政治改革的缺失，等等，因此中国需要大力提升治理水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敦（ＤａｖｉｄＭ．Ｌａｍｐｔｏｎ）在自己的新著《追随领袖：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指出，强人政治的终结、中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民意的觉醒，使得中国各级领导层面临的治理局面更为复杂。尽管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但其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和不适应性愈发突出。中国的治理体系需要转型，应该建立法治，建立更具代表性、更能凝聚共识的治理体制。当然，转型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但是应该加强本地政治参与、增加政治透明度、让司法和监察机构拥有更多独立性。而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研究员李成与麦克埃尔文（ＲｙａｎＭｃＥｌｖｅｅｎ）特别强调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影响力。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持续壮大，其政治诉求也日渐强烈。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中产阶级将逐渐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政局的影响也将逐渐加大。如何满足他们的要求，是改革的重要命题之一。
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不断提升其治理能力，以适应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
这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重要视角。学术界日益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吸取政治实践与国际教训来改造自身、实现自我制度化。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干部的教育培训。中共成功地开始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维持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逐步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与其干部教育制度密切相关。有研究者细致分析了中组部主导的领导精英培训制度的变革，认为当前的领导培训制度强调改革与延续，致力于发展创新，既要保证党满足市场变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治理要求，也要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学习型政党的口号以后，一些学者尤为关注执政党内部的学习。台湾学者蔡文轩与合作者迪恩（ＮｉｃｏｌａＤｅａｎ）经过研究发现，中国政坛中的学习不单纯意味着掌握新技能、新知识，而是屡屡扮演思想的大熔炉。２００２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实现了空前的制度化。通过学习提升执政能力，也是执政党适应新环境、巩固自身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本能反应。除此之外，在已经走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再享有绝对的权威。在统一思想越发不易的背景下，学习顺理成章地再次扮演熔炉的角色。
三、政府部门的工作构成了国家运行的微观基础，只有深入理解政府及其官员的具体行为，才能恰当地解读当下国家治理方式的变化
赫博瑞（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ｂｅｒｅｒ）与特拉佩尔（ＲｅｎＴｒａｐｐｅｌ）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管窥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特色。中国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一方面借鉴了西方的公共管理理念，通过把政府产出量化的方式，减低上级监察下级表现所付出的成本；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绩效评估体系还有一些额外功能，比如借此对地方干部的品行进行改造，使其更合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好干部。绩效评估同时也是上下级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最后，这套评价体系还为希望晋升的干部提供了激励机制。
既然成功的政策创新可以作为官员升迁的政治资本，那么地方的经验是如何上传至更高甚至是中央层面的呢？韩博天等认为，地方政策创新和官员升迁相辅相成。官员的升迁会使得政策经验逐步上传，并可能最终通过政策法规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推广。这是一种垂直层级下的试验，地方官员先获得上级政府支持，才能进行政策试验与创新。如果成功，就对这些经验进行包装并依靠媒体得到大众关注，之后这些经验随着官员升迁最终成为国家
政策或法规。
四、治理关联着政治绩效和合法性
在国家社会关系中，政府如何化解那些可能会威胁政权稳定性的民众的不满和群体性事件？这是确保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海外学者逐渐发现政府正在用积极主动的治理手段代替以往的政治统治，将一部分公共事务交由企业、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等经营管理，并重新确立以效率、责任性为导向的价值准则，力图实现良治善治的目标。
比如荷兰学者彭轲（ＦｒａｎｋＮ．Ｐｉｅｋｅ）提出：当代中国是一种新社会主义的治理，其核心战略是有选择性的、渐进的市场化。国家没有从市场完全退出；相反，市场为国家提供资源，让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在市场里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掌握着重要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通过公共管理、推行法治、鼓励社会自愿组织等措施，实质上加强了党的主导地位。
以劳工问题和基层维稳问题为例，这是两个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最为集中和尖锐的领域，也是海外研究的热点。弗里德曼（ＥｌｉＦｒｉｅｄｍａｎ）认为，大部分的劳工维权运动并不是劳资双方平等博弈的过程，而是劳工在经济与政治上弱势地位的体现。不断强化的劳工保护性立法未能改变劳工根本上的弱势处境。但另有学者从劳资冲突中看到了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如陈敬慈等认为，工会改革与工人集体议价状况的紧迫，使得政府开始探索集体议价改革。
中国的集体协商正逐渐从原则上的集体协商转向国家主导的集体议价。就基层维稳问题而言，学者则致力于探究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微观机制。李静君和张永宏提出了议价的威权主义概念，总结了基层政府维稳的三大机制：抗争后的讨价还价，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制度化吸纳，以及庇护服从关系。抗争后的讨价还价是基层政府维稳的核心机制。政府通过物质好处换取了民众的服从，从而避免更大的政治危机。民众通过发起群体性事件或制造社会不稳定，为自身赢得了争取物质好处的筹码。庇护服从（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是一种辅助机制。公务员、党员、已退休的老人等对政府有较高依赖度，基层政府往往让他们在抗争事件爆发时担任救火队员，而平时就担任反映社情民意的线人。简言之，维稳是通过同意和强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即政府权威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妥协来达成的。邓燕华与欧博文（ＫｅｖｉｎＯＢｒｉｅｎ）则关注维稳的新手段，提出了关系型镇压（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概念，即主要依赖抗议者亲戚朋友的劝说和施压来瓦解大规模抗议。
由于地方政府在部分亲戚朋友的工作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对于这些亲戚朋友的胁迫往往会对抗议者造成感情上的压力。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政府近年提出的大调解（ｇｒ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概念。胡洁人指出，政府提出设立大调解来解决民众争端，即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来参与冲突解决。这是借助传统的非讼资源，力图找到解决草根阶层之社会问题的办法，把矛盾消灭在基层，并实现零上访。而澳大利亚学者塔瓦斯科斯（ＳｕｓａｎＴｒｅｖａｓｋｅｓ）另辟蹊径，考察了官方创建维稳话语的过程。她认为，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核心，维稳手段包括劝说教育和强制手段。这都是毛泽东处理社会矛盾的理论，即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前者可以用批评劝说教育的民主方式，后者只能用强制手段。
第三节 媒体与治理
关于媒体在政治变迁中的角色，现有的研究多关注媒体潜在的自由化角色。然而一些学者逐渐发现媒体可能具有强化威权政治的功能。近年来海外不少研究成果试图说明：威权国家限制言论自由与获得信息的能力发生了显著变化。媒体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工具，可以带来政治变革，然而其目的是确保权力。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媒体的角色比传统意义上的党的喉舌更加多元。
列卜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Ｌｉｅｂｍａｎ）对媒体与法院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耳目一新的观点：媒体既被视为制衡法院、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也强化了政府对法院的控制。斯托克曼（ＤａｎｉｅｌａＳｔｏｃｋｍｍａｎ）与格拉夫（Ｍａｒｙ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则指出：市场化了的中国媒体为威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信息。
一方面，媒体向公民灌输法律意识，鼓励公民参与改革法律制度；同时，媒体又极少涉及法律执行问题，通过将法律制度描绘成完全正面的形象，将受委屈的公民引向作为保护权利之领域的法律，这就有利于政权稳定。
近年来媒体研究中最令人关注的则是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及其政治与社会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网络媒体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从而会对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造成哪些深刻影响？重要的著作有２０１１年辛优汉（ＪｏｈａｎＬａｇｅｒｋｖｉｓｔ）的《网络之后、民主之前：中国社会和媒体相互竞争的规则》，以及２０１２年谢淑丽主编的文集《改变媒体，改变中国》。④这些著作都指出，互联网已经是影响国家统治的重要力量。中国互联网与博客正在改变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当然，学者的意见分歧也很突出。就新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而言，比如微博，通过围观，公民不仅可以在微博上跟进和参与到公共事件中，而且拥有了在现实里所不具备的意见表达机会。但相当一些学者也提出，不能高估网络的影响力。新媒体的发展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更具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互联网促进了政治信息的垂直流动，然而信息爆炸也可能产生对信息的扭曲理解；网络群体的各自封闭，也会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声浪盖过理性的声音。
长期研究中国网络的雷博德（ＪａｍｅｓＬｅｉｂｏｌｄ）则强调，互联网产生的可能只是民主的幻觉。但杨国斌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尽管中国加强控制互联网，但大量的网络政治表达与行为仍然存在。改变也许缓慢、断续，但实质是渐进变革。政府也意识到网络民意的重要性。
第四节 公民的政治行为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研究者用国家社会视角研究中国政治以来，学者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改革政策是加强还是削弱了执政党对社会的控制？经济改革会不会催生市民社会的产生，从而给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带来转机？市民社会的产生能否推动国家层面的制度改革，或者反而被国家所控制？
公民的政治行为是这一领域中的焦点。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日益多元化，学者们主要关注非政府组织、记者、律师等群体。既有的研究多认为威权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是潜在的互斥关系，因此非政府组织（ＮＧＯ）在数量上的增多被视为民主化程度的指标之一。持此立场的学者，比如谢世宏（ＳｈｉｅｄＳｈａｗｎ）与邓国胜通过研究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后ＮＧＯ 的行为，认为ＮＧＯ 的迅猛发展表明中国的ＮＧＯ 社群有坚实的社会资本。还有一些学者力图揭示政府的主导作用。比如Ｐ．索顿（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Ｔｈｏｒｎｔｏｎ）提出了ＰＯＮＧＯＳ概念，指的是在ＮＧＯ 这样的第三部门组织里建立党的分支机构，使这些组织与党的施政路线、方针保持一致。政府通过对ＮＧＯ 进行全面包围和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资助ＮＧＯ 提供公共服务，这使得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由此，ＮＧＯ 与政府之间乃是鱼水关系。④而钟白雷（ＧｌａｄｙｓＰａｋＬｅｉ，Ｃｈｏｎｇ）指出，中国社会兴起的志愿者现象与西方ＮＧＯ 的志愿者不同，主要是中国政府的治国策略。政府希望借此塑造大量的模范公民：默默奉献，不计回报，甚至协助政府保持社会稳定。相对谨慎的研究者则细致辨析非政府组织与政权的可容忍空间问题。比如安子杰（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ｐｉｒｅｓ）就提出了偶发共生概念，用以解释中国ＮＧＯ 艰难求生的现状。其一，国家管治与政策实施呈现碎片化，法律和行政规定无法从中央到地方得到一致的贯彻执行；其二，政府与草根组织之间呈现相互利用与相互怀疑的关系。这就让ＮＧＯ 的发展呈现自我限制的特征，在相关制度法规和整个政治生态改变之前，几乎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就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影响，安子杰认为，这些培训项目更多呈现的是精英捐助者眼中的优秀ＮＧＯ，却不能满足中国草根组织的真正需求。
在这两种观点之外，美国明德学院学者赵娜（ＪｅｓｓｉｃａＣ．Ｔｅｅｔｓ）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看法：政府既鼓励相对自治的民间社团的发展，同时由于担心社会稳定，政府也对民间社团采取更加复杂、更加间接的管控措施。这就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即协商的威权（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赵娜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希望和ＮＧＯ 合作，因为后者提供的服务有助于政府达成一些管理目标，也有助于他们的未来仕途，而且ＮＧＯ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市民和政府之间的中介，建立协商平台，市民可能更容易接受政府的政策，较少引起矛盾。从这一角度，赵娜认为协商式威权主义实际上促进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带来了良治，提高了民众的政府满意度。
公民的政治行为涉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关键问题：政权可以容忍什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允许的限度是中国政治的关键。中国政府既是高超的主宰，能够区分禁区，也是不同行为者的大熔炉。以往的研究多以国家为中心来解释控制问题，近年来，学者开始研究具体的控制策略，关注国家社会之间的呼应，特别是着力研究模糊的政治信号是如何支持统治的。２０１２年斯特恩（ＲａｃｈｅｌＳｔｅｒｎ）和海瑟德（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Ｈａｓｓｉｄ）在《比较政治研究》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就分析了当代中国的不确定性（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该文认为，尽管有限度但中国确实存在公民行动的空间。这种不寻常的结合恰恰可以洞见控制的阴影。不确定性是一种控制类型。自我审查的政治标志着国家社会关系在沉默中的边界。
从以上对近年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热点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更加注重从具体制度的变化入手研究中国政治的发展。他们关注中国自身的政治实践，关注中国共产党、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从而发现微观政治变迁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实在意义。这些研究逐渐产生一种共识，中国正在经历的政治变革的实质乃是国家政治体制逐渐适应日趋复杂的多元社会的渐进式过程。学者对中国政治适应性、威权政治弹性等特征的关注与研究，便是这种共识的反映。这就挑战了西方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即认为中国不改变根本的政治制度就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崩溃。可以说，有关中国崩溃的观点缺乏对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的本质考虑：一场渐进的、逐步走向多元化的、具有制约与平衡作用的多层次政府制度正在建立过程中。
由此，尽管一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吸收借鉴，有助于扩展我们的研究视角，强化理论分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详加辨析，去伪存真。西方的原则并不能合理解释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之特征与内涵。甚至，就连韩博天等人也指出，西方学术界坚持自己的制度偏好，会削弱对自己社会与制度的修复能力。他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来推动对民主制度的反思。这一形势也应引发我们思考：如何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方向，树立对中国经验和实践的自觉认知和理论挖掘，并能够创建崭新的解释系统，从而有利于国家探索稳妥的方式推进改革。
第十章 海外中国经济研究回顾（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与世界互动、融合的不断加深，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与日俱增。在国际社会，专门研究中国的中国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相关研究机构、智库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又以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为重头，尤其是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能否成为／何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等议题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焦点。研究方法上，海外中国经济研究的微观视角开始兴起，在传统的对于中国经济的整合性分析和宏观分析之外，关于中国经济的某一行业，甚至于某一机构、某一企业的研究开始出现，并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
第一节
围绕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与否的争论
２０１０年以来，出现了不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的成果，一大批研究对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时间点进行了预测，甚至还有研究提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早在２０１１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的《日蚀：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①一书就提出，按照他的算法，２０１０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经超过美国；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１．５倍；到２０３０年变成美国的２倍。届时，中国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２５％左右，而美国只占到１２％。萨勃拉曼尼还预测，今后１０年人民币将逐渐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未来２０年，中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将非常明显，其地位类似于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萨勃拉曼尼认为，未来２０年中国会因为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但即使中国经济无法保持和当前一样的高速增长，即使中国经济增速跌至４．９％，２０年后和美国相比，中国依然会占据绝对的经济优势。因为萨勃拉曼尼的算法和常规的购买力平价（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ｐａｒｉｔｙ）算法不一样，其测算方法受到很多质疑，他关于中国经济已在２０１０年超过美国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也没有产生巨大反响。直到２０１４年，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相继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一话题成为需要学界严肃回应的一个争议问题。２０１４ 年初，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项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发布数据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将在当年年内超过美国。
２０１４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布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２０１４年美国经济规模是１７．４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是１７．６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在未来中国的经济优势会继续扩大。基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性，关于中国经济总量是否超过美国、能否超过美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更多的海外学者并不认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说法，也不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主导世界的力量。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购买力平价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真实的经济规模，而经济规模并不等于经济实力。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一书中指出，按照经济学界通行的官方汇率计算方法，当前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两倍，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很快超过美国。奈本人并不认可购买力平价的算法。奈指出，按照官方汇率计算，印度的经济总量全球排第十位，但如果换作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就一下子变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奈认为后一算法显然不能反映印度经济的真实水平。奈并不否认未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会超过美国，但他认为即使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也不会是最优质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存在产品附加值低、民族品牌弱小等问题，而且经济总量仅仅是经济实力的一部分，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均收入，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从人均收入上看，中国和美国依然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点上，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数十年。
美国保尔森学院研究员马和ＰＮＣ金融集团高级国际经济学家叶文斌合著的《稀缺中国：稀缺如何影响中国未来十年的增长》①一书指出，未来１０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这是对中国最不重要的认识。该书指出，中国如果延续之前的发展模式，高增长不但不会让中国更加强大，反而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危机。虽然过去的３０多年里，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惊人的高速发展，但这种高速增长的方式，对自然资源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未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必须面对一个根本性的现实，那就是资源的稀缺，这将成为中国前行最大的限制。除了自然资源和公共产品的稀缺外，社会、政治领域的稀缺，诸如个人自由不足、文化吸引力不强以及意识形态合法性等问题，同样制约着中国的发展。而且中国不断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受到逼仄、僵化的政治的束缚，普遍缺乏信仰，也没有坚定的价值观。
第二节
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２００８年后，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成功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势头，但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海外中国经济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如《中国危机：中国经济的崩溃如何导致全球萧条》认为，中国正在走向危机的边缘，而且中国经济的崩溃会导致美元崩溃以及全球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一炮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一书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其发展模式都不可持续。《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增长的脆弱金融基础》一书对中国经济的神话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并不存在特殊性，同样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认为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错误并且脆弱，尤其是银行体系存在系统性风险，其稳定性依靠的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收支逆差的结构等；指出中国政府越来越依靠负债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如果中国政府的投资失误和通货膨胀遭受民意反弹，中国就会陷入危机。
中国经济崩溃论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却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的共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成为一种新常态，部分学者依然对中国经济表示谨慎乐观，并对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书重点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并分析中国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中长期所面临的挑战。拉迪认为，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使中国成功应对了眼前的危机，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刺激政策也加大了解决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尤其是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低；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失衡加剧，等等。拉迪建议恢复利率市场化、停止负利率盘剥，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打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允许人民币升值等措施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拉迪认为，只要能够落实再平衡的改革措施，中国经济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及外交事务学院顾问迈克尔佩蒂斯在《避免衰退：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②一书中提出，目前市场仍然看涨中国经济，并希望这种高速增长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期望。在过去３０多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建立在抑制家庭消费、加大现代化投资基础上的。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利率、货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给财政带来越来越重的包袱。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走向尾声，越来越多的债务和不断出现的内部问题都表明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可避免。要维持经济增长、保障就业和社会稳定，中国必须解决工资收入停滞、金融抑制、环境恶化等问题。对此，中国政府除了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别无他法。剩下的只是如何调整这一问题。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国内的消费，但这会增加一些政治成本。中国政府必须增加国民的家庭收入，减少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才能避免潜在的衰退。
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不断崛起的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贸关系也日趋紧密，中国已经成为不少国家、地区的头号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商人、中国的资本开始走向世界各地。近年来，海外涌现出大量研究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的著作，如《饥饿之龙：正在重塑世界的中国资源寻求》一书研究中国对全球能源、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尤其是对石油的强烈需求，以及如何重塑世界格局；《中国的国际投资》一书分析中国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中国与全球金融危机：与欧洲的比较》一书考察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此后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确立的重要地位；《离岸人民币：中国货币的崛起及其全球未来》一书研究人民币的崛起，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构成挑战的前景及其限制，提出经济危机加速了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等等。总体而言，相关研究都认为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已不单单是关乎中国国内发展的问题，同样也关乎世界经济的发展，乃至世界格局的变迁。
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投资对非洲的影响是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之一。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研究员戴维布朗的《藏龙卧狮：中国在非洲的拓展以及非洲的潜力是如何被低估的？》①一书指出，过去低估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正呈爆炸性增长，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且中国还通过贸易、发展援助与许多非洲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布朗认为优于美国的经济外交，是中国在非洲市场成功扩张的重要原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②一书讨论中国的海外援助与经济合作对非洲国家经济和治理的影响。布罗蒂加姆既盛赞中国为非洲带去的财富和机会，同时也指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西方社会惯常的批评是，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实际上是在支持独裁统治、助长腐败和侵犯人权，布罗蒂加姆在书中对这些偏见提出了批评。除非洲以外，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投资也在不断增长。胡安巴勃罗卡德纳尔和埃里韦托阿劳霍合著的《中国的沉默大军：按北京想象来重塑世界的开拓者、贸易商、中间人和工人》③一书对中国史无前例的对外投资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考察，认为在其投资所覆盖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拥有超级影响。奋斗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群体如同一支沉默的大军，他们在哈萨克斯坦开发油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采掘矿产、在厄瓜多尔修建水坝、在开罗售卖穆斯林面纱，他们按照北京的蓝本再造这些发展中国家，这支大军为中国的全球伟业作出巨大的贡献，也切实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该书同时也指出，这支大军的出现也给当地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诸如劳工问题、政治风险、环境风险等。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中国正在以一种柔性的经济占领的方式，悄然改写现行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而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在这场竞争中处于下风。
英国华威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肖布莱斯林的《中国与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指出，当前发生在中国的很多事情都会对全球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中国重要性的凸显并不等同于一些人所说的是中国强权。作者认为外国对华投资的增长和中国贸易的相应上升，在短时间内带来了东亚区域经济的重新配置，现在这又开始改变全球的金融流动和资源流转。在具体分析上，布莱斯林以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和传统社会主义的转变，即中国国内因素与全球／跨国的生产网络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中心，研究全球资源流动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指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减少贫困，但也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新的社会分裂。此外，布莱斯林还指出这种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会改变共产党领导的基础。
第四节
中国经济发展奥秘的微观解读
目前海外关于中国经济的著作大多是整体性的宏观研究，但微观研究亦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些从某一行业，甚至于某一机构、某一企业出发解读中国经济的著作开始出现，如英国谢菲尔德中国研究荣休教授蒂姆赖特的《中国煤炭业的政治经济学：黑金和染血的煤炭》一书从煤炭行业出发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詹姆斯法罗斯的《航空中国：中国未来的试验田》一书从航空业看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前景；美国国家情报大学埃里克安德森的《恐华：华为的故事》一书以华为公司为对象，研究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困难与挑战，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斯蒂芬贝尔和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项目研究员冯辉合著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崛起：机构变迁的政治学》以及亨利桑德森和迈克尔弗西斯合著的《中国的超级银行：债务、石油与影响力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如何改写融资规则》两本著作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中国具体的金融机构着手，探求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
拥有４．５万亿美元总资产的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超过美联储成为全球最大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崛起：机构变迁的政治学》一书研究的正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发展历程。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央行及货币政策体系发展这一问题而言，本书是第一本全面研究的著作。作者采访了许多关键人物，详细分析了这个越来越权威的机构是如何从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国家内部发展起来的。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对银行的管控非常严格，对宏观经济政策也十分谨慎。通常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缺乏独立的决策权，它只是中央政府相关决策的执行机构。但本书提出，央行虽然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但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依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作者把人民银行地位上升的源头一直追溯到北京的政策圈，以探索它崛起背后的政治和制度动力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因领导层的强力支持，加上自身所特有的专业知识，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以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更加自由的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在随后的２０多年里，人民银行在政策审议和金融改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认为，虽然当下面对有些失控的高增长，人民银行在治理通胀上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庆幸的是，它在制定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的相关政策上，已经有了一份漂亮的履历。
《中国的超级银行：债务、石油与影响力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如何改写融资规则》一书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著作。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完全由中国政府掌握，对于理解由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部运作，以及这种模式最突出的问题，是一把关键的钥匙。就国内而言，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世界级的高速公路网、铁路网和电网，国家开发银行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开创了一个面向地方政府的贷款系统，与之相伴的是数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贷款风险。国家开发银行正在向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企业提供数十亿的信贷额度，此举可能会使这些企业以大量的廉价商品去摧毁世界各地的竞争者。此外，它还向中国最大的两家电信设备制造商提供高达４５０亿美元的授信，这些企业可以用这笔资金在全世界赢取合同，以实现中国领导人所提的国内一流企业要走向世界这一宏伟目标。在国际上，为了达成中国的政策目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全世界许多国家提供了数十亿元的贷款，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总量已经超过世界银行，在很多方面已经取代世界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银行。该书勾勒出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中如何处于核心位置，以及如何帮助中国在重要的海外战略市场上扩展影响。作者认为只要清楚把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就能理解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海外中国经济研究除上述焦点议题之外，还呈现出对中国经济跨学科解读逐渐增多的特点。利用历史学知识从长时段看中国经济依然是研究的重头，如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荷尼夫的《全球背景下的中国货币：从公元前６００年到２０１２年的历史关键点》一书研究中国货币体系近３０００年的发展演变，清楚地阐明了传统遗产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剑桥大学教授马尔科姆沃纳的《理解中国的管理：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从中央帝国时期中国的儒家传统、官僚体制、科举制度，一直分析到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等等。此外，还有不少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学者开始从各自专业领域切入中国经济议题，如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赵建华（音）的《中国的时尚业：民族志的方法》一书分析中国的时尚工业和经济转变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一流学者对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秘密的探究中，中国不再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下检视的对象，中国经验开始对西方理论的主流观点提出新的挑战，如欧道明大学教授陈捷的《一个没有民主的中产阶级：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民主化前景》一书就对中产阶级的壮大会带来民主政治这一西方主流观念的普世性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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