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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大家简史”系列(中国史纲+中国近代史,马勇导读版)

書城自編碼: 283482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张荫麟 蒋廷黻
國際書號(ISBN): 9787D23926510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40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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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国史纲:
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导读推荐;
2.天才史学家的经典通史,简明透辟地讲述上古历史的变迁;
3.张荫麟是与钱钟书齐名的才子(张荫麟、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文学院四大才子),受到陈寅恪、梁启超、钱穆等大师的推重;
4.《中国史纲》曾是民国教科书,其对历史通俗而不庸俗的书写,依然适合当代的历史爱好者及大中学生阅读。

中国近代史:
1.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从世界史视角解读近代中国;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导读推荐;
3.著名历史学家李济、何炳棣、郭廷以,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一致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经典读本;
4.本书曾是大学历史系广泛使用的教材,如今再度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本重要入门书;
5.描述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历史画卷;
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蒋廷黻的经典力作。
內容簡介:
内容简介: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专著,但这一部已足以使他英名不朽。作者以通俗优美的文笔,对我国东汉以前的历史进行了一次生动叙述。本书原为作者受聘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的一部分,由于作者张荫麟杰出的才、学、识,终于使其成为一部享誉中外的名著。《中国史纲》的创作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张荫麟写作这部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表现出一个学者在民族危亡时期的担当!

《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蒋廷黻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的中国历史,对中国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以学术的形式表达了关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蒋廷黻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张荫麟(19051942),著名历史学家,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张荫麟出生官宦之家,1923年考入清华,不久即在《学衡》杂志发表文章,受到清华国学导师梁启超的赏识,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中之第一人。张荫麟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归国后相继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校。张荫麟学贯中西,在文史哲方面均有很深造诣,曾被中国史学界寄予厚望,钱穆说: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然而,张荫麟于1942年不幸英年早逝,享年37岁。张荫麟的逝世引起学界一片惋惜,陈寅恪、钱钟书、熊十力、吴晗、冯友兰、钱穆等师友纷纷发表文章,对这位天才的史学家表示哀悼。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1929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不小的学术成就,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目錄
《中国史纲》目录
自序
初版自序
再版自序
《中国史纲》献辞
第一章 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
第一节 商代文化
第二节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
第三节 周朝的兴起
第四节 周代与外族

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会
第一节 封建帝国的组织
第二节 奴 隶
第三节 庶 民
第四节 都邑与商业
第五节 家 庭
第六节 士
第七节 宗 教
第八节 卿大夫
第九节 封建组织的崩溃
第三章 霸国与霸业
第一节 楚的兴起
第二节 齐的兴起(附宋)
第三节 晋、楚争霸
第四节 吴、越代兴
第五节 郑子产

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
第一节 鲁国的特色
第二节 孔子的先世与孔子的人格
第三节 孔子与其时世
第四节 孔子与政治
第五节 孔子与教育
第六节 孔子的晚年

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第一节 三晋及田齐的兴起
第二节 魏文侯、李克、吴起
第三节 秦的变法
第四节 经济的进步与战争的变质
第五节 国际局面的变迁

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
第一节 新知识阶级的兴起
第二节 墨子
第三节 墨子与墨家
第四节 孟子、许行及周官
第五节 杨朱、陈仲、庄周、惠施、老子
第六节 邹衍、荀卿、韩非

第七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
第一节 吕不韦与嬴政
第二节 六国混一
第三节 新帝国的经营
第四节 帝国的发展与民生

第八章 秦汉之际
第一节 陈胜之起灭
第二节 项羽与巨鹿之战
第三节 刘邦之起与关中之陷
第四节 项羽在关中
第五节 楚汉之战及其结局

第九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
第一节 纯郡县制的重建
第二节 秦、汉之际中国与外族
第三节 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
第四节 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第一节 道家学说的全盛及其影响
第二节 儒家的正统地位之确立
第三节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

第十一章 改制与革命
第一节 外戚王氏的专权
第二节 哀帝朝的政治
第三节 从王莽复起至称帝220
第四节 王莽的改革224
第五节 新朝的倾覆228
第六节 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规模
《中国近代史》目录
总 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琦善与鸦片战争
附录二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小引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三、尼布楚交涉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附录三 蒋廷黻小传
內容試閱
《中国史纲》精彩文摘:

张荫麟与中国历史重建(节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马勇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书写,但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新史学的输入,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如章炳麟、梁启超等就开始考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建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只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们的这些认识除了体现在夏曾佑那本并不太成熟的《中国古代史》之外,似乎还没有多少理想的成果。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方才相继出现张荫麟、钱穆等人的中国通史著作,尝试着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构。
张荫麟是民国时期的天才史学家,具有极高的天赋,思想深刻、功底扎实,曾经受到梁启超、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家器重,给予相当高的期许,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张荫麟与钱钟书齐名,他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国史纲》虽说是个未完成的作品,但却使中国新史学别开生面,使中国历史的书写与重构走上正轨。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饱含温情与敬意,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以丰富可信的历史文献作依托,以轻松自由、流畅粹美的文字,以举重若轻的行文风格描述了远古中国至东汉初年的历史。全书没有繁琐冗长的引文考据,没有故作高深的新奇道理,作者只是以行云流水的文字如实讲述那段历史那些故事,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获取新知,增长见闻。
作者能够有这样的表达,这样的成就,当然与其所受教育有着直接关系。张荫麟生于1905年,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张荫麟有着良好的家庭环境,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翌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肄业。入学仅仅半年时间,张荫麟就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说质疑》,就中国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是老子更老还是孔子更老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直接质疑对象是著名学者梁启超。
张荫麟的这篇文章受到学界重视,也得到了梁启超的激赏。由此,张荫麟开始在学术界如鱼得水,仅仅几年时间就在当时各有名刊物诸如《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等上面发表四十多篇论文,在范围上几乎涉及了整个中国史。这些论文使张荫麟少年得志,暴得大名,迅即被一些八卦人物列为清华文学院四大才子之一(另外三人为钱钟书、吴晗和夏鼐)。
1929年,张荫麟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业,因成绩优异可堪造就旋被选派公费赴美留学,入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使其学术眼界和学术方法又获得了一次大提升。短短四年,张荫麟完成了应修课程,获得了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返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哲学系讲师,兼任北大历史、哲学系课程,成为当时国内新史学的中坚人物和学术新秀。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教育部在规划高中历史教材时,因傅斯年推荐,邀请张荫麟执笔撰写中国史,这就是《中国史纲》的来历,时在1935年,即张荫麟回国第二年。
按照作者的计划,《中国史纲》是一部多卷本著作,现在留给世人的只是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可惜作者英年早逝,天不假年,这部未完之书竟然成了绝响,成为史学天才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著作。
根据教育部规划,这部高中生阅读的中国历史,由张荫麟拟定写作纲目,将中国几千年历史分解为数十个专题,然后由他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写作。汉代以前由张荫麟亲自操刀,唐以后按照计划由吴晗负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交给千家驹去编写,近百年来的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则由对中日关系有很深研究和资料积累的王芸生负责。各方面负责者将稿子完成后再由张荫麟按照总体构想统筹改定,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个良好规划并没有获得执行,只有张荫麟本人在1940年初完成了自己承担的东汉之前这部分。
《中国史纲》开始写作,据张荫麟的说法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两年即1935年,完稿时间在全面抗战开始三年后即1940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这部书当然难以避免时代影响,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并不忌讳。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现在发表的这部《中国史纲》是一部用新思想新的史学观念写作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来说,还是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这部书都是恰当其时。
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在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意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作登山,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个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1930年代的十年可以算作一个新纪元中的一个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传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学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但不幸的是新的史学工作在战时不得不大受限制。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张荫麟觉得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汇集起来,综合出来,并在种种新的史观提示指导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也许是这个特殊时代的恩赐,也许是史学家应有的责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是应该的,问题主要在于究竟应该怎样写,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一种取舍标准。换言之,中国通史不可能容纳全部的中国历史事实,不可能将什么事情都写进去,一定要有取舍,一定要有放弃,否则细大不捐,这就是不是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而是供人查阅检索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了。当然,反过来说,中国通史也不能是历史学家凭借记忆或涉览所及,或个人兴趣而决定取舍。这对于许多写作者来说,或许便捷,但也不是理想的通史。


《中国近代史》精彩文摘: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收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东亚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做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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