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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羊城晚报出版社的出版项目《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丛书2015年获得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资金资助，2016年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该丛书第一辑共六大卷，包括《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的对话》《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旧体诗话的分野》《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古今流变与中国新诗白话传统的生成》。
该丛书提倡的大文学就是强调文学与各种社会历史元素的有机联系，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重新发现文学的价值。
运用大文学的视野研究文学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怡先生提出的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6卷著作是李怡教授带领一批文学博士、新锐学者所做的学术研究成果，先后在2015年8月及2016年5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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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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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在展示现代中国历史的丰富变迁中挖掘中国文学的独特意义，揭示了与现代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进程如国体改变、革命活动、经济形态、自然灾害等各种方面对于文学的渗透和影响，中国文学又怎样深刻地回应这样的历史变迁，并最终形成独特的现代的文学样态。这一卷的文字告诉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离不开历史场景的还原，而重新进入历史也是更深入地把握文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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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怡，1966年6月生于重庆，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国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学术丛刊主编，出版过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七月派作家评传》、《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阅读现代论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为了现代的人生鲁迅阅读笔记》、《中国现代诗歌欣赏》、《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等。主编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民国文学史论》。先后成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5年全国百篇优，生于1985年4月，江苏扬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俊杰，男代新诗研究。在《学术月刊》、《当代文坛》、《现代中文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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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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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李 怡 001
第一编 历史转折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民国机制的国体承诺 003
二、法律、民主与新文学观念 007
三、由党争舞台到新文化场域的转化 012
四、 超轶政治的可能
分科视域中的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 020
第二编 多重历史景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一、民国结社机制与文学的演进
从南社到新青年社团 033
二、小资本与大创造 046
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 046
三、《新青年》广告传播及其媒介价值 055
四、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转化
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例 063
五、京派美学追求中的经济因素 071
六、绅的嬗变
《动摇》的一种解读 078
七、是教育还是革命？
历史情境中的《倪焕之》 093
第三编 权力政治与中国文学的艰难开拓
一、新文学开创史艰难的自我证明
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诞生 105
二、政治权力场域与中国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 116
三、政府规范与国家意识的强化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戏剧团体的组建与管理 124
四、民国书报审查制度和对违禁报刊的处理
以《生活》传媒系列为例 134
五、从自主到自由
论三次法律事件与张恨水职业作家身份意识的确立 145
第四编 抗战与革命语境中的文学
一、抗战时期文协经济状况考察 155
二、灾荒中艰难向左转
再论丁玲的《水》 163
三、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及同名电影改编 174
四、抗日根据地内的乡土重构与孙犁的小说创作 181
五、从两份土地法文件看土改小说创作 194
六、小说《暴风骤雨》史实考释 202
参考文献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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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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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历史转折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文学艺术作为个人精神的产品，自有其社会公众需要的生存空间，这样的公众需要空间，以其自在自律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强力控制。不过，对于正在结束帝王专制时代的中国文学而言，却无法享受这样的自在自律，鉴于传统专制对于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现代中国的公众空间的出现和建立都有赖于国家体制问题的整体改变，这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并不单纯是个人精神创造的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力于宏观的国家新体制的建立。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民国机制的国体承诺
中国文学的发展在近百来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段，无论我们名之为新文学、现代文学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都不能改变千年巨变的基本事实。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民国机制的过程中，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1911年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文学发展新的国家体制的基础，1917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了坚实的文化结构与精神空间。
在中国大陆既往的历史评价中，辛亥革命或者被描述为既成功又失败的革命，甚至干脆就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虽然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不无道理，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严重忽略了这场革命对现代中国国家体制建立的根本意义。以现代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这样的意义怎么估价也不过分。袁世凯获得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大权，权力更迭本身并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是现代政治合理妥协的一种形式，革命者出让总统的权利赢得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存在，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艰难而重要的一步；至于袁世凯后来称帝闹剧，当然不能说是辛亥革命与民国制度的目标，而且恰恰由于民国国体理念已经得以保存，包括各路军阀势力都不再能轻易摆脱这一框架的制约，所以才最终导致了复辟的破产。即便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批评甚多的毛泽东也表示，当时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这里的历史规约就来自于现代国家体制，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它尚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
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体制，其根本的原则便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而只有在一个公民权利被充分保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才可能获得根本的尊重，新的感受、思考、写作与传播的社会环境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学进入崭新的现代百年的基础。晚清废科举、兴报业，为现代的职业作家的出现创造了最初的经济条件，而民国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体制的设计则从政治与法律的层面上保证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与言论自由。
辛亥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保障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人民平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营业自由；法律由议会制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该约法为各省所效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根本原则。《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在此之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就职宣誓是：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以民为奴的专制统治就此结束，国家政府服务人民、天下为公的时代全新展开。1912年1月28日，中国第一个国会参议院正式成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权力分离、相互制约，为预防和警惕强人专权独裁的出现，民国立法者进一步修改总统共和为贡任内阁制。在1912年的全国大选中，登记的选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结党参与政治竞争成为民国初年的风景，一时间，新兴民间团体达682个之多，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共有312之众， 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这样的制度设计的保障，这样以国家宪法形式出现的庄严的承诺，极大地唤醒了知识分子的维权意识，也是他们的主动维权，最终为自己开辟了比较广阔的言论空间。就是在政党、社团开始参与国家政治的过程中，报纸杂志广泛评论时事，报道各种国家政治事件，临时政府内务部曾经颁布报律予以限制，但立即遭到报界的联合反对，后经孙中山出面干预，终于取消成案；到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陆军部解释报纸条例第十条第四款军事秘密之范围》、《报纸条例未判案件包括于检厅侦查内函》、《报纸侮辱公署依刑律处断电》、《修正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预戒条例》、《著作权法》等，严厉打压新闻出版自由，以至酿成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癸丑报灾：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当权期间，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 不过，这样被封、被传讯、被捣毁、被杀、被捕的过程，同样是知识分子奋起抗争的过程，到后来，在袁世凯病逝之后，继任的北洋军阀统治者，不得不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止或者修改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报纸条例》等一些法律法规，解除一些新闻禁令。自五四到三一八惨案，中国知识分子捍卫言论自由、面对执政当局展示舆论的力量的勇气已然形成了自己强大的传统，1927年以后的蒋介石政权不断加强对舆论监控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同样也不断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抨击和挑战，而构成抨击和挑战的根据也包括了民国初年国家体制对言论自由的庄严承诺。
胡适在谈到辛亥革命时说：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但是它是后来种种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年）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 这是关于辛亥革命之于现代文化史的清醒定位。
一般认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失望居多，批评甚烈，所谓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的感叹，其实，失望乃至愤懑与其说是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还不如说是恰恰出自对革命理想的缅怀，因为，鲁迅紧接着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也就是说，鲁迅依然尊重和维护着辛亥革命与民国的理想，尤其因为这样，他才更不愿看到这些理想被亵渎、被遗忘、被扭曲的现实。
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民主共和理想未必真正实现，但作为国家体制对广大国民的最初的承诺和理想的设计无疑是激动人心的，于是，在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感受中，民国都包含了这么一种民主承诺的温暖的记忆，正是这种记忆不断激活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坚强意志，不断为中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主人的而不是奴隶的精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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