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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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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共和国黎明时期的一代人的生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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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79年，复刊后的《诗刊》首次发表一组爱情诗，一首《我们何必惋惜》的爱情诗倍受读者喜爱，韦黎明由此登上诗坛，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
韦黎明才华出众，兴趣广泛，创作体裁除诗歌外，旁及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身为记者，更是写下大量极具分量、广受好评的人物专访和新闻报道。
本书收入韦黎明一生创作的精华部分，既展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精神情怀和锦思绣笔，也反映了共和国三十多年来科教文卫等各领域的发展成果。
本书是诞生于共和国黎明时期的一代人的生命写照，一曲跌宕感人的交响曲，犹如拂去历史烟尘依然闪烁着思想露珠的时光玫瑰，让我们看见过去，思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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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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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黎明，曾用名艾梅梅，著名诗人艾青的小女儿，1950年2月14日出生于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周报》社记者、采编部主任，首都女记者协会理事，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理事等。1979年开始在《诗刊》《人民文学》《青年作家》等全国性刊物杂志上发表诗歌几十首以及小说等文学作品。诗《怀念》《给Z》入选当代女诗人诗集《她们的抒情诗》；《我们何必惋惜》《给Z》入选《当代优秀短诗选》；《终于》被收入《青春诗历》；另有诗歌作品被收入《中国当代抒情小诗五百首》《新时期诗歌精粹》《知青诗抄三百首》等。在《人民日报》《瞭望》等全国性报刊发表纪实、新闻作品等数十篇。在《北京周报》刊登新闻报道性文章达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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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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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梅香如故 陈洪生
序二 怀念梅梅艾轩
诗歌卷
送保欣
冬日牧马
赠友人
边塞行
笑古人
诀别
末流人
答友人
壮别
年初别友人
感事
赠友
回鄂北新家
访五七干校
偶像
别友人
牧天
赠友人
无题
无格无律亦无题
保尔之歌
你
一九七〇年夏天
有谁知道他？
船的悲剧
我们还要起航
我们何必惋惜
别
我们的马叫苦力
我的歌
出土陶俑
雨天的思维
在我度过青春的地方
小砂
小岛
我们为何长久沉默
怀念
朋友，我们正年轻
夜
愿你珍惜
你
人民需要这样的人
从老区来的人
雪地灯光
初醒
瞄准，预备放
迟到的哀歌
童年
问
给予
月
野百合
分手
窗前望雨
迎春花
乡野在我们心中
给 Z
我的星星
棒棰岛之夜
你们，一群鸽子
有狼自高原来
大胆些，中国
悄悄问一句
冰上的梦
无题
绿，固执倔强的精灵
榆叶梅落了
我走着
大地的女儿
独自行走
露天矿
邂逅的启示
雪国的故事
远去的帆影
持花圈的女孩
那是
夏日印象
阜新的街心花园
小路
回声
五塔寺的铃声
有这样一个夏天
终于
我长满苦艾的草原
呼唤
盒子里的生命
后来
白桦林与黑土地
不必等待雨季来临
有时
分手
我与苦力
夜校门口的车
太湖之春
菩提树
本色
正午
无题
小说、散文、回忆录卷
为了忘却的纪念
小城纪实
戒指
好龙
萍水相逢
和尚、太监、道士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自书小传
喜见中兴复上贤
玫瑰d风骨丁玲印象记
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也忆诗人顾城
《交流》之我见
女性的解放该从哪里起步？
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
寻找繁花的日子
儿子逸事
魔障眼法
冬日苦瓜
舅母仙逝了
十六年治疗肾衰心得
永远的丰碑
两个美丽勇敢的女性
长征中的妇女
彭儒两探毛委员的碗底
在井冈山的日子里 彭儒口述 韦黎明执笔
凌霜傲雪一枝梅回忆战友曾志 彭儒口述 韦黎明执笔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贺子珍 彭儒口述 韦黎明执笔
真假女儿寻访记
一介书生铁骨硬记井冈之子陈正人
杨立青参加了我父母的婚礼 陈瑞生口述 韦黎明执笔
永恒的瞬间无限的怀念为《陈正人彭儒画传》所写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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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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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书小传
童年时就像雾里看花，我们只注意自己喜欢的一张小纸片，一朵小花，一串小珠子。而对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许多事不明真相，那么多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们竟浑然不觉。并不是没有不顺心的事，然而那毕竟是些愉快的日子。据说，我出生的那天就非常热闹。母亲刚刚生下我，街上就鞭炮震天、锣鼓齐鸣。她十分诧异，问了人家才知道，这一天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的日子1950年2月14日。
前些年的一天，我哥哥艾轩（小名圭圭）打电话给我，他用夸张的语气说：想想吧，梅梅，多么可怕，所有小时候认识我的人，都记得我穿着一双小雨鞋！我不禁大笑起来。的确，在所有那些业已发黄的、残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我的这位哥哥都是微皱着眉头，有着一副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苦恼和忧郁。前胸总是别着一个别针，上面挂着一条擦鼻涕的手帕。相比之下我的面容倒还开朗，有时甚至算得上笑容可掬。我那祖传的大额头被齐刷刷的小刘海遮住了，嘴角有两个小酒窝，眼角微微上斜，母亲说这个是吊眼。怪不得京剧名家阿甲一看到我就要让我去学唱戏，说我扮相好。母亲断然拒绝了，不过她还是赞扬我，一生下来还在摇篮中时，父亲就非常满意地晃着脑袋说：不错，这个孩子长得漂亮，像我。这就是我出生后不久，父亲给我定的调子，使我在家里多少有点优越感。而二哥艾轩出生时正值解放战争年代，那时在华北联大的父母不知为了什么，正在闹别扭，所以他一出生就被送给了河北平山县的老百姓。那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好，还染上了蛔虫。解放后找回来时是一个细细脖子、大大肚子的惨相。进入六一幼儿园后，老师为消灭艾圭圭肚子里的蛔虫颇费周折。
我曾经对一位作家开玩笑地说，我出生在中国作家协会，长在天津作家协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院子很美丽。我们住在里面一个中西合璧的三层楼里。我家住一楼，二楼住的是大作家丁玲，三楼住的是著名作家、诗人萧三，而我小时候对这些一无所知。在我眼里丁玲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阿姨，她的手很柔软，握起来是一种特殊的感觉。三十多年后，当我在北京木樨地22楼重新见到她的时候，她用依然柔软的手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小梅梅，我还保留着你的照片呢！这真使我惊讶。时隔这么多年，丁玲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北大荒的风云，山西的软禁，秦城监狱她的生活比父母离异后的我们家，肯定更艰难，她竟然还保留着我们小时候的照片，这令我深深感动。当祖慧姐姐把照片给我找出来，我看到照片背面丁玲亲笔写的一行苍劲的钢笔字梅梅在看万花筒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照片上的我似乎只有三四岁，正眯起一只眼，向当时流行的万花筒里张望，样子十分专注。这是一张我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看到过的照片。命运真是奇怪，你向生命的玄妙之处窥探，有时一无所有，有时又会有惊人的收获。
五岁之前的事我几乎没有完整的印象。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像我这么弱智。现在想来，那时家里的凉台似乎装了彩色玻璃。夏日的阳光透过枝叶茂密的树叶投射下来，满地斑斓，恰似一幅印象派的作品。记得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外国女人，金发碧眼，带来很多甜美的葡萄。她拿着照相机为我照了很多照片，然后把它们纷纷放大。在那些放大的黑白照片中，我的头显得格外大，张着一双惶惑的大眼睛看着镜头。那时候我就对色彩有着特殊的印象。于是那棕色的木器、外国女人金黄色的头发和丰满的紫色葡萄，构成了我童年印象中的一幅定格的彩色油画。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士是捷克的汉学家丹娜。也同样是三十年后，我才读到父亲艾青为这位亡友写的悼诗：动乱不安的年代，友谊像阴天的芦苇，在风中哆嗦着，发出听不见的哀叹
小时候，我们完全是玩疯了。我没有看见过一本书描写的小孩像我们玩得那么痛快，那么淋漓尽致。1955年，母亲与父亲离婚后，我们搬到北京东郊国棉三厂的宿舍。母亲遵循党的文艺路线，认为需要下厂体验生活，她选择以女工为主的国棉三厂。当我随母亲搬到国棉三厂时，我却深深地喜爱上了工厂周围的一切。那里完全是一派自然的农村风光，静静的肃穆的古代陵墓，清清的小溪，高高的黄土山岗。春天，我和哥哥去捉泥鳅；冬天，到湖上去滑爬犁。大自然的雨露清风陶冶了我的男孩子气。
六岁时我们又搬到天津作家协会。这是一个足以激发小孩子想象力的地方。高高的圆柱子支撑着一座堂皇的宅邸，活像一个伯爵的旧居。宽敞的种满高大树木的院子和山石层叠的假山，都给我一种新奇神秘的感觉。孩子们读的书上都是王子、公主，最坏的不过是大灰狼。当淡紫色的藤萝花开放时，我常常坐在粗粗的藤萝枝上，津津有味地读着有关王子和公主、勇士和小红帽的小人书。当我年事稍长，回想起那个六岁的小姑娘在藤萝花下的种种幸福的幻想时，心里想到，要是一个人幼年时就会知道以后的事，要是她知道人生未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她还会那么悠闲自得地生活下去吗？
后来哥哥们来了，他们起先十分着迷于《三国》《水浒》中的英雄和飞檐走壁的侠客，于是决心练就一身好武艺。我也毫不示弱地在院子里、在假山上和他们用竹竿、木棍对打起来，待到力不能支时便叫一句：虎口震裂也！拖着棍子逃跑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又都爱上了画画。母亲从东安市场买回来了一张桌子，这桌子明摆着设计有问题，四条腿都集中到一个圆墩子上，人一趴在上面整个桌子都轻轻摇晃。我和哥哥就是在这个桌子上开始的早期绘画生涯。和新桌子一起买来的还有一个玲珑剔透的小书架，下面几层可以放书，上面呢，布满了小格子和小抽屉，整个书架像一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现在再也找不到做得那么精巧的家具了。小书架透着一种优裕的伤感，使人联想到它的鼎盛时期，不知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心爱之物。这讨人怜爱的小书架常常使我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辱没它的身份，总是放些高雅的东西进去。中国画的颜料用小酒盅装着，密密地排放在格子里，大白云小红毛的国画笔也纤纤巧巧地放在抽屉里面。
妈妈给我们买来桌子和宣纸、笔、颜料，我成了勤奋的小画家。从工笔仕女到各种山水花草的国画，我都一一临摹过。当时画画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从小我就不想让妈妈为我操心。在学校里我是一个挺乖的孩子，年年成绩都很好，年年都是优秀生。
我和哥哥花了大量的时间画画，这件事对我们的一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那些日渐发黄的照片中，有我俯身看哥哥画画的镜头，满脸钦慕之情。想必那时我俩已分出高下，他为主，我为辅。我的哥哥从那时起就酷爱上了画画，终于成了著名的画家。
1962年当我们随着再婚后的母亲从天津回到北京时，我心里可高兴了。还记得在我们的课本里是这样描写北京的：一群鸽子在北海的上空翱翔，故宫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从工厂冒出的黑烟好像一朵朵水彩的大牡丹继父是个老红军，待我们像亲生子女一样。两家共有八个子女，过得其乐融融。
一年之后我便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这是一所教学质量高、要求严格的学校。我一生都感激我中学的老师们，感激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给我们打下的十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日后的年月使我们受益匪浅。而也正是在以后的年月我才愈来愈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一年（整整一代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年的！），我才刚满十六岁。我在十五岁入了团，但是对亲爱的少先队组织依然怀着孩子般的眷恋，舍不得摘下红领巾。也就是说，1966年时我还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共青团员。随着席卷大地的狂风，怀着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我们参加了破四旧和红卫兵运动。曾经亲切教导我们的老师、主任、校长一下子都成了黑帮，这真使人觉得不可思议而又复杂难解。不久，我和同学们去串联，走遍了江南的几个省，当时我们还是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孩子。后来，同学之间又分成了几派互相攻击。我对这些十分困惑，但是在那样的一种形势下，谁又能置身事外呢？反过来讲，即使是饱经沧桑、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老一辈人，不是也在这场风暴面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吗？
1967年至1968年初在家逍遥的时候，我仔细地复习了功课，又认真地读了许多马列著作，虽然像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说显得太枯燥了些。
1968年6月，我从师大女附中毕业了，被分配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我待了四年多（十八至二十二岁）。我们在荒凉的土地上种上了小杨树，盖房子、种麦子、收大豆，一年后我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农活。后来我又被调到畜牧排放了一年的马。在北大荒，紧张的劳动固然艰苦，但最主要还是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痛苦。当你最信任的人都背叛你，当怀疑、造谣、诽谤、歧视充斥，而所有这些都像是在黑暗中发生的一样，我们这些在阳光下长大的孩子就像突然置身于黑黝黝的旷野，耳边是呼啸的寒风，谁也无法解救你
1972年，由于我在黑龙江兵团的处境和身体都很糟糕，妈妈不远千里跑到兵团，帮我把关系转到了他们在湖北的五七干校，后又转到江西的一个工厂。在那里我一边当工人上班，一边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功课复习。在兵团的四年中我已经觉得破灭的希望又重新点燃了。如果能给我一个机会上学那真是一种重生。
1973年，我终于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考试，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三岁。我并未气馁，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少得可怜的一次机会了。我复习得很刻苦，考得很好，数学甚至得了满分120分。我满怀着希望，希望哪一个学校能够高抬贵手。然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清华大学不接收我。后来，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是四机部的无线电元器件厂，所以我侥幸上了江西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想根据特长和兴趣选专业在当时根本不可想象，在很多人的帮助下能上一所大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不管学什么专业我都要尽力。罗莎卢森堡说过：一个人活着要像一支两头点亮的蜡烛。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要加倍努力。感谢中学的老师们，他们培养了我们爱学习的好品质，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我总是尽可能地学习。
1976年底，当我从江西大学毕业时已经二十六岁了。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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