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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主要选编作者近两年来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的有关民国早期著名报人吴定九先生的研究论文和文章，内容涉及吴定九短暂而多彩人生的不同社会角色辛亥革命新青年、官费留日学生、知名建筑师和进步新闻记者，又以讨论其对《京报》的创办和发展所作贡献的论文为主体。
作者以点带面，着力探究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展现爱国报人敢于为天下先，走在时代前列，心系国运民生，为追求新闻救国理想而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抗争的感人事迹。
本书立足一手资料，源本拓新，力图对《京报》乃至民国新闻史进行新的解读与阐发，为国内近年来研究《京报》及中国近代新闻史*成果之一。
附有作者收集和拍摄的珍贵照片三十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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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主要选编作者近两年来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的有关民国早期著名报人吴定九先生的研究论文和文章，内容涉及吴定九短暂而多彩人生的不同社会角色辛亥革命新青年、官费留日学生、知名建筑师和进步新闻记者，又以讨论其对《京报》的创办和发展所作贡献的论文为主体。
作者以点带面，着力探究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展现爱国报人敢于为天下先，走在时代前列，心系国运民生，为追求新闻救国理想而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抗争的感人事迹。
本书立足一手资料，源本拓新，力图对《京报》乃至民国新闻史进行新的解读与阐发，为国内近年来研究《京报》及中国近代新闻史最新成果之一。
附有作者收集和拍摄的珍贵照片三十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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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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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承军，1958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金坛。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研究所研究员、教师。著有《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书海巡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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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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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京报》研究的新探索（散木）
1． 《京报》元勋吴定九
2． 吴鼎与南社事略考
3． 谈谈《京报》的贺岁版
4． 吴定九早期报刊活动考略
5． 中国最早研究报业经营管理的一部开山力作
《新闻事业经营法》
6． 对一幅邵飘萍殓葬照片的重新解读与思考
7． 吴定九及《京报》同人对邵飘萍灵柩保护之经过
8． 民国建筑家吴鼎
9． 《京报》鼎盛时期的吴定九
10． 寻《留东忆语》，读《日本谈》
11．中国新闻界名人介绍吴鼎
12．吴定九论著辑目
附录
穿越八十五载沧桑的回望与寻找深切怀念我的父亲吴定九／吴大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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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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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京报》研究的新探索
散木
一
笔者神交已久而不曾谋面的友人钱承军经数年磨砺，打造和编辑出两本关于其外公的书《吴定九与〈京报〉》和《吴定九文存》，或者是笔者多年前写作、出版了《京报》社长、笔者的外公邵飘萍的两本研究著作和传记《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铁肩辣手邵飘萍传》，而钱承军的外公吴定九先生正是邵飘萍生前的得力助手之一，也是《京报》报馆的鼎力功臣，则两位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上的优秀报人，因其各自两位的外孙在共同的使命感下搜求和书写他们的传记，而惺惺相惜，这是难得的缘分，因是钱承军嘱笔者为《吴定九与》作序，按说这应该由研治中国新闻史的专家、抑或德高望重的相关人物来撰写，但钱兄一再嘱咐，笔者又感其情，所谓恭敬不如从命，乃一纸涂鸦，聊以塞责，或者，这真是缘分的见证，可在中国新闻史上留存一份佳话矣。
钱承军出身于江苏金坛钱氏名门家族，祖父钱仰先是晚清秀才、当地名乡绅。其父钱闻先生（原名钱祝华）早年相继读书于南京中学、苏州高级中学、武汉大学，后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成为学运领袖，又于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以及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被派赴国统区开展地下党工作（如秘密发展组织，联系并介绍陈布雷之女陈琏入党等），陆续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云南省工委等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后方的民主运动中，联系文教界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之保持联系和接触的有曾昭伦、楚图南、光未然、李公仆、吴晗、闻一多、华罗庚、宋云彬等知名人士，他还是华罗庚先生的主要联系人。新中国成立后，钱闻先生先后执掌金坛私立天复中学、金坛中学、江苏省立常州师范学校校长和出任《江苏教育》社总编辑，是江苏著名的教育家。钱闻先生的夫人则是吴定九先生的千金吴大年女士，他们夫妇的长子是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本书作者钱承军则是他们的幼子。
钱承军长期在大学图书馆工作、教学与治学，他以图书馆阅读文献之便利，加之多年辛勤积累和爬梳，兼又致思缜密，所谓研究其家族先贤的历史可谓得心应手，而这又恰恰与笔者的一些研究兴趣发生重合，如《京报》史、北平学生运动史，等等。因此，钱承军兄诚可谓是笔者意外获得的良师益友，而六朝古都的南京城里，原邵飘萍以及《京报》同仁后人的当中，赫然就有吴定九先生的外孙钱承军、《申报》记者秦墨哂先生的外孙王世清先生两位，这两位友人又不愿先贤的事迹随时间的流逝而泯灭，共同致力于发掘史实，为此南北奔走，不遗余力，其诚挚如此，颇令人感喟，笔者得以与此两位相交，也是意外之喜，引为欣慰矣。
钱氏家族，因联姻又上溯可推至嘉定吴氏，则吴鼎（定九）的后人有其长女吴大年（已寿至90岁，系江苏省教育厅离休干部，著有《小难民自述》，在今年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中重版，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儿子吴大受（已寿至88岁，系卫生部离休干部）、次女吴大箴（已寿至86岁，系原上海嘉定第一中学退休教师），钱承军这部著作的口述部分，即来源于他们的回忆，换言之，是如今史学界抢救史料呼吁中的典型。
以上是笔者有感而发的一点叙述，以下再来说书的内容。
二
《吴定九与》一书，可以说是对笔者两书的一个有突破性的重要补充。
关于《京报》（现在的《新京报》是追念其办报人的理念而有意追随之的，但毕竟不是渊源之属），因其历史早而短，且报纸存世甚少，对它的研究一直不尽人意，也留下了许多空白，比如说报馆的同仁，除邵飘萍、汤修慧夫妇之外（1916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汤修慧负责内勤编辑及发稿事宜；又至1918年《京报》创刊，汤修慧又负责该报的出版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副刊、附刊方面，有中国副刊之父之誉的孙伏园先生，以及当年报界三杰之一的徐凌霄先生，至于参与整个报纸编辑事务的，还有兄弟报人的潘公弼和潘劭昂，二潘也是上海嘉定人，吴鼎（定九）先生则始终是邵飘萍的左右臂，惜乎相关信息阙如，此次经钱兄深入挖掘，使其得以出土而光大于世，则吴老前辈于地下也当可瞑目矣。
不仅于此，在笔者的印象中，《京报》团队，尚有张友鸾（副刊圣手，后在南京办报）、周吉人（其曾与邵飘萍合著有《失业者问题》、《俄国大革命史》、《改造世界之人物新俄国之伟人列宁》等，并翻译有日人之《普通新闻学》等。周吉人也是邵飘萍新闻编译社的同仁，也是邵飘萍的一个重要助手，可惜对他迄今仍所知甚少）、傅东华（翻译家和作家）、张琴南（作家）、王小隐（记者）、邢墨卿（《京报副刊》编辑）、邵新昌（编辑、总务）、邵逸轩（美术编辑）、张一苇（记者）、王文彬（记者）、王世澄等，而钱承军在此书中经过对《京报》几年的贺岁版的观察和研究，又提供出姚钧民（编辑）、马秉乾（编辑）、王懿年（记者）、许邦璋（记者）、童蒙正（经济版编辑）、朱鸣凤（编辑）、唐林（经济版编辑）、王生瑄（编辑）、沈江（记者）、郑寿铭（记者）、吴平涛（杂务人员）、张汉徽（记者）、陈学昭（《京报副刊》编辑，后为著名女作家）等，则《京报》的研究随之得以扩大和沿展，而在中国晚近的报刊史研究成果中，多有对大报和名报如《申报》、《大公报》等的充分研究（其实也未必充分，相关的空白课题多多，只是须有人长期坐冷板凳尔），其它等等，少有人问津，如《京报》，相关研究成果可堪是花果飘零而已，则《吴定九与》的问世，其意义当可明鉴。
又比如说嘉定的潘氏兄弟，据笔者所知，相关研究尚是零的记录，而吴鼎与之同乡且同人，必有彼此相关的内容，此望钱兄留意。据报界元老徐铸成的回忆：潘氏兄弟是飘萍一手培养出来的骨干（《报海旧闻》），这可以见之于1929年《京报》的《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特刊》，潘氏兄弟有两篇文章，一是潘公弼的《纪念飘萍先生》，一是潘劭昂的《我负飘萍先生》，潘公弼说他与邵飘萍是三同即同学、同事、同患难，所谓生死二人，交非泛泛，正与吴公相同。潘劭昂则是1918年到北京投考学校时结识了邵飘萍，此后课余在新闻编译社服务，后来《京报》复活，他又加入该报的编辑部，又得邵飘萍襄助留学美国，旅外时，通信甚殷，某次函中，先生曾述其个人人生观，谓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云云，后来潘劭昂至邵飘萍殉报后方才学成归国，曾与吴公偕同瞻仰邵公遗骸。再后，《京报》又一次复活，他受汤修慧夫人之邀，担任了后期《京报》的主笔。如此看来，潘氏兄弟以及吴鼎，三人可谓与《京报》有缘，循此发掘和研究，相信必有所得（潘氏晚年在台湾，其著作结集及回忆等想必也皆在台湾出版）。
潘公弼称其与邵飘萍是同学、同事、同患难的关系，这一是东京法政学校的同学；二是共同组建东京通信社，为国内各大报纸提供东京特别通讯，其成员还有邵的东阳同乡马文车，以及潘的同乡吴鼎，后来邵飘萍将其在《申报》的特约记者一职让于潘公弼，这也是潘公弼开始直接服务报界之始，至1918年邵飘萍招潘公弼北上参与筹备《京报》，此可谓是他们的三度同事关系。不仅于此，邵、潘、吴，事关《京报》、新闻编译社的采访、著译、编辑，其分别分任，又自朝至夜午，殆无休晷，是为同仁。至于最后的同患难，是《京报》几度遭受北洋军阀的迫害和摧残，最后邵飘萍以身殉报，潘公弼几度锒铛入狱，吴鼎逾墙遁去，又有鼎力维持之功。如今，邵飘萍、吴定九的文字结集先后已问世，潘公弼一生投身新闻事业，也曾著有《新闻编辑法》、《报馆的组织》等以及由其编辑的《评论集》等，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文献，如有好事者董理其事，将之搜求成集，也是厥功甚伟的妙事，此外其弟潘劭昂的文字和事迹更是罕见，也盼有人关注之。
以上又是笔者的一二感想，所谓情不能已。
三
最后再来说传主的吴鼎（定九）先生。
吴鼎的经历，经钱承军兄的考证，大率明白昭世。其中，在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土木工程期间结识邵飘萍，邵飘萍于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友人电邀急欲回国，一时为经济拮据所困，正是吴氏为其筹措路费得以成行。后吴氏又兼职于《京报》，乃至设计和修建报馆新馆（在筹建新馆的过程中，吴定九充分发挥自己学过的建筑专业特长，从实地勘测到画图设计都自己动手、精心策划。新建成的《京报》馆是一幢日式灰砖两层楼房，外表美观大方，内部合理实用。楼下是营业部、传达室，楼上是编辑部、经理室等。报馆对面还附设昭明印刷局，备有住房、校对室、印刷间、铅字房、铸字炉等二十余间。）、题写《京报》报头、代表《京报》对外活动等等，以及1923年后《京报》进入黄金时代，其全力配合邵飘萍开展工作。除分管报纸经营外，又从事采访写作，先后著有《留东忆语》、《新闻事业经营法》（中国第一部报业经营管理的专著，与徐宝璜《新闻学》、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相并列为中国新闻史之名著）等，又参与发起敛葬邵飘萍、协助汤修慧复活《京报》，竟至殚精竭虑，积劳成疾，于1930年5月病逝，谓其为京报元功或京报元勋，可谓名至实归。上述史实，钱承军《吴定九与》一书考证详实，立论严谨，多有拾遗补阙之处。对此，笔者印象最深的结论，是确认了吴鼎是邵飘萍生前的挚友和助手这一历史定位，而何以如此，是他们的思想相近、经历相似，又相与共事，这样的结论出于认真的考证，十分难得。（其中如考证出吴鼎也是南社成员，以及他投身新闻事业的过程，其中关键处如参与东京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均此前无人道及。）
再者，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与潘公弼、吴鼎等共同出资创办《京报》，正是邵氏所言的竭愚个人之力复得诸同志援助，幸以成立，乃同志一词的含义。随即，于创办伊始，吴鼎兼采访、编辑、管理于一身，其又擅长报馆的经营管理事务，后来随着业务量的不断扩大，出任报馆经理一职。今后《京报》史的研究，须得参考这一结论。
又，钱承军谓吴鼎也参与了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的创办，此校此系，是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系，吴鼎当时也是该校该系的教授。
此前不为外人所知的，还有钱兄考证出吴鼎也是一位翻译家。其作品有英国文学家威尔士的长篇科幻小说《人耶非耶》（笔者依稀记得少年时阅读的《隐身人》就是此书吧），特别是引自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附录中的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其中对邵著《新俄国之研究》介绍曰：主要翻译著者在日本收集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文章而成，卷末有嘉定吴定九译：《列宁与纽约世界报特派员林康阿耶谈话》和《美国派使勃烈脱（Willian C.Bullitt）之报告》两篇附录，以及该书第三篇附录的《远东共和国宣言书》也是其所译，以上也是钱兄读书认真之所获，而笔者很早就阅读过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竟浑然不觉也。
当然，由于传主逝世的年代较早，此后较长时间相关的研究和材料收集乏人问津，以至迄今相关的文献和回忆文字等亦告阙如，这样就造成了今天开展研究的困难，乃至于研究者不得不采用间接或合理推测等手段，如书中关于传主的笔名和署名的问题（如K、CTT等），是著者多方寻思、认真排比而得出的，将来如能获得直接的材料则是最好不过的，当然，事实上考察过往事情，或多或少，由于时间已久，相应的史料（文字或口述）均告阙如，合理的推断亦可顺理成章地成为某种结论，此书的相应结论不妨说就是一个范例。
最后，书中追述1918年吴定九学成回国，供职于北京市政公所，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成为战胜国。北京市民群情振奋走上街头，一举捣毁了建立在西总布胡同的克林德碑。此碑是清政府为嘉勉德国公使克林德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而建的。毁碑事件后，北洋政府经与协约国方面磋商，由法国出面，要德国出资在中山公园重建一纪念碑，更名为公理战胜牌坊。该项工程交给北京市政公所，确定由年轻的吴定九主持设计。这项设计意义颇为深远，因为从牌坊的初建、被毁直至重建，既记录了中国受屈辱的一段辛酸史，也体现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捍卫民族尊严、维护人类公理的革命精神。竣工后的公理战胜牌坊，是一座纯白色的大理石三脊单檐牌楼，楼顶为庑殿式，以蓝色硫璃瓦铺盖，洁白的坊身配以金字蓝瓦，在一片古柏丛中显得色调明朗，典雅清丽，具有很强的美学观赏性。人们今天所见矗立于中山公园南门内的保卫和平牌坊（1952年改名，郭沬若题字），其前身即公理战胜牌坊。此事是吴鼎一生中的一件重要事项，也是因此名垂青史的，不过，揆诸晚近历史，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此当然是侵略行为，而导因却是义和团事件，即慈禧和朝廷的保守派利用农民身上的愚昧、狂热、非理性等缺憾，采取民粹和原始的方式去反抗外来侵略，则效果是祸上加祸，具体到克林德碑，即是当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所杀而后来根据《辛丑条约》而建立的，据查：《辛丑条约》规定清朝要派遣亲王赴德国，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道歉，还要求在克林德被杀地点建一座纪念碑。1901年9月4日，清政府派遣的道歉专使醇亲王载沣在德国首都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执行了这项屈辱的使命。1901年6月25日，克林德纪念碑开工建造。这座按德国人要求建造的纪念碑，实际上是一座中国式的白色石头牌坊，横跨在东单北大街上，位于西总布胡同西口的克林德毙命之处。形制是四柱三间七楼（楼，是指牌坊上屋顶式的建筑，七楼，即是有七座屋顶），并在三块坊心石上镌刻着用德文、拉丁文、汉文3种文字书写的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对克林德之死表示惋惜道歉内容的谕旨。这一是：德国使臣男爵克林德，驻华以来，办理交涉，朕甚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甚悼焉。特于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名，并表朕旌善恶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无忘朕命。二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德国钦使男爵克林德，在此被害殒命，故此碑系中国皇帝所敕建者，以永彰钦使之名，以表皇帝恶恶之意，不特追其既往，且期昭戒来兹。钦此。三是：恭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曰被凶手陷害殒命之大德国钦差大臣内大臣克林德敕建神道碑。
克林德纪念碑于1903年1月8日竣工，在落成典礼上，醇亲王载沣代表清朝前往碑下致祭。牌坊之所以叫碑，是因为牌坊上挂有一额，上书克林德碑（横者为匾，竖者为额）。1919年，驻在北京的法国外交代表，会同中国方面，以战胜国的资格，命令德国人将堆放在东单北大街的克林德纪念碑散件运至中央公园（1928年改称中山公园），重新组装竖立，并将原有文字全部除掉，另外镌刻了公理战胜四字，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纪念。此项工程，即是由吴鼎先生主持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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