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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货币政策理论反思及中国政策框架转型》是国家发展与战略丛书人大国发院智库丛书之一，此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家执笔。
《货币政策理论反思及中国政策框架转型》一书在梳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理论*变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现状，考察*的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如何为完善中国货币政策体系提供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下称国发院）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为指导，以四个全面战略为研究框架，以国 家治理现代化为
特色研究领域，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智库智力资源，打造独立、非营利实体研究机构。作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国发院坚守国家战 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的目标，国发院聚焦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三大核心研究领域，着眼
于思想创新和全球未来，致力于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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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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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深刻暴露出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框架存在的诸多缺陷和不足。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从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实践等多个方面对当前主流货币政策理论进行了深入反思。本书试图在梳理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理论最新变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现状，考察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如何为完善中国货币政策体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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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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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志勇，经济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近年来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和《金融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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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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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形成背景
第一章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与实践基础
第一节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源泉
第二章一个简单的新共识货币政策模型
第一节基本模型
第二节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模型的基本特征
附录一个包含货币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
第三章新共识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和政策传导渠道
第一节新共识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
第二节新共识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与渠道
第四章货币政策稳定目标：从菲利普斯曲线到泰勒曲线
第一节产出波动与通货膨胀波动之间的替代关系
第二节货币政策稳定目标转型
第五章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下的最优货币政策一
第一节基于效用函数的最优货币政策目标
第二节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下最优货币政策的特征
第二编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蜕变与发展
第六章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蜕变（Ⅰ）：混合菲利普斯曲线
第一节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混合菲利普斯曲线（Hybrid Phillips curve）
第三节混合菲利普斯曲线引发的新争议
第七章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改进（Ⅱ）：包含内生供给冲击
第一节新凯恩斯模型中的天赐巧合（Divine Coincidence）
第二节包含实际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第八章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改进（Ⅲ）：非零稳态通货膨胀的广义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第一节广义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基本设定
第二节非零稳态通货膨胀的Calvo模型
第三编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理论的反思和发展
第九章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
第一节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进程
第三节美、欧和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差异及其原因
第十章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框架的反思和发展
第一节对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的反思
第二节包含金融体系的货币政策框架
第三节货币政策执行规则的改进
第四节宏观审慎监管与抑制资产泡沫
第四编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转型
第十一章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系的特征及其面临的挑战
第一节中国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及其面临的困境
第二节货币政策理论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第十二章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控风险与稳增长
第一节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名稳实紧的状态
第二节金融动荡与经济下行压力下货币政策的困局与挑战
第三节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思路
第十三章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重构
第一节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起点金融抑制下的双轨利率体系
第二节中国货币政策体系转型的基础
第三节利率走廊模式的优势与中国的现实
第四节中国构建利率走廊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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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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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美、欧和日本非常规货币
政策的差异及其原因
一 美、欧和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差异
（一）美国和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差异
与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相比，虽然美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但两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①
在美国实施非常规
货币政策之初，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２００９）和Ｙｅｌｌｅｎ（２００９）等对比了美联储所采取的非常规
货币政策与日本银行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所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伯南克将美联储的非常规
货币政策概括为信贷宽松
（ｃｒｅｄｉｔｅａｓｉｎｇ）；
而Ｙｅｌｌｅｎ（２００９）则强调两者的差异多过其相似性。
第一，政策目标的差异。在日式纯量化宽松政策下，货币政策致力于扩张商业银行准备金，准备金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资产方贷款和证券的组成是被动变化的。反观美联储所采取的信贷宽松政策，其侧重点在于通过对美联储资产方中贷款和证券的组合管理，影响居民和企业的信贷条件。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政策差异，是由于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面临着比日本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更加严峻的信贷市场扭曲。与日本当年的情形相比，美国信贷市场上利差缺口（ｃｒｅｄｉｔｓｐｒｅａｄｓ）更大，信贷市场功能丧失更加严重。美联储不得不将更大的精力致力于恢复私人信贷市场的正常功能。
第二，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在经济危机中，由于金融机构、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可能遭受重大破坏，央行不同类型政策的扩张效果存在较大差异。美联储的信贷宽松政策通过中央银行资产方贷款（ｌｅ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ｓ）和证券购买的组合，不仅有利于维持金融机构安全和金融市场稳定，而且在事实上替代了部分商业银行的作用，
促进私人信贷市场尽快恢复功能。而日本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致力于向商业银行注入超额准备金，寄希望于商业银行增加对外贷款。表面上看，日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似乎更加市场化，
① 由于次贷危机之后，日本新一轮非常规货币政策执行时间较短，本节中主要对比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与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差异。但是更容易受到商业银行风险态度变化的影响，往往效果不彰。
第三，货币政策实施的差异。在非常规
货币政策实施方面，
日本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扩张源自日本银行事前所设定的固定目标。日本银行试图通过用超额现金替代短期国债，以此刺激商业银行增加贷款。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规模是由各金融市场参与者实际使用各种工具的规模决定的，各种金融工具的利率会随着市场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Ｙｅｌｌｅｎ，２００９）。
第四，对于是否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态度的差异。次贷危机之后，尽管日本的利率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与英美等国相比，日本开始重启量化宽松政策的时间要滞后很多。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
年日本银行间市场隔夜无担保拆借利率曾上升到０５％左右，并维持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主要增加了对商业银行短期贷款，对放宽家庭和企业贷款条件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也没有将低利率资产抵押证券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可以说在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爆发到２０１３年正式实施量化宽松之前，日本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力度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为什么次贷危机之后，日本银行迟迟不愿意采取美式非常规
货币政策呢？对于日本银行来说，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的资产泡沫的后果使得日本银行在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过度谨慎。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宽松政策向正常政策的回归过程也被证明是非常漫长和困难的。这些因素都导致日本银行在决定是否采取新常规货币政策时犹豫不前。
（二）美国和欧洲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差异
在应对次贷危机和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同样表现的举棋不定。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欧元区在制度安排上存在先天性缺陷。欧元区是一个非主权跨国组织，虽然实现了货币政策的统一，但是没有统一的政府和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中央银行购买成员国主权债务的行为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并没有规定。在多个主权国家中使用同一种货币的现状使得各成员国政府缺少激励来采取财政和结构政策改革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ＣｏｕｒＴｈｉｍａｎｎ和Ｗｉ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３）。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对低利率政策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试图仅通过低利率政策来解决次贷危机的影响。然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２００９年爆发，并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达到高峰期。欧元区失业率也在２０１３年第二季度达到１２１％ 的峰值，到２０１５年９月仍然高达１０８％。① 这些都促使欧元区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的是单一目标制货币政策。虽然许多国家将稳定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但通货膨胀稳定并非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例如美联储实际上实施的是稳定就业和稳定价格的双目标制（ｄｕａｌｍａｎｄａｔｅ）
货币政策框架。而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的则是单目标制货币政策规则，即通过规定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通货膨胀稳定在２％的水平。２０１１年年中，欧元区ＣＰＩ同比增长率达到３％，失业率维持在１０％，而稳定通货膨胀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在２０１１年两次上调其基准利率。显然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恢复和失业率下降是不利的。直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ＣＰＩ同比降至零之后，欧洲中央银行才开始考虑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２０１５年１月之后，欧洲中央银行开始实施类似美国ＱＥ３的无预定期限（ｏｐｅｎｅｎｄｅｄ）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将①
该失业率数据为调查调和失业率。该政策至少持续到２０１６年９月。
二 欧元区、美国和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差异的原因分析
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在实施所谓非常规货币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大体来看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经济（包括金融市场）状况的差异；二是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三是决策机构自身政治框架的差异。从经济状况的差异来看，美国是次贷危机的发生国，而欧元区和日本则是次贷危机的波及国。因此美国在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方面相对比较积极。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实体经济状况最为糟糕。无论是在危机爆发初期的２００９年，还是深度发酵期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美国经济增长率都要高于日本和欧元区。２０１４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率更是持续高于日本和欧元区的水平。除了次贷危机的冲击之外，欧元区还在２００８年之后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
日本经济则是在进入２１世纪后呈现长期低迷。对于日本而言，超高的政府债务、人口老龄化问题和曾经出现的金融泡沫也是限制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从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来看，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市场是以直接金融为主，而欧元区和日本的金融市场则是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间接金融为主。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导致了货币政策制定和传导的差异。例如Ｂａｎｋ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２００９）指出由于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中不占主要地位，英格兰银行在购买资产时不应局限于商业银行。从决策机构自身政治框架来看，美国和日本是主权国家，拥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欧元区是一个非主权跨国组织，虽然实现了货币政策的统一，但是没有统一的政府和统一的财政政策。同时在欧元区的政治框架下，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有诸多限制，例如：禁止中央银行提供货币融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公共机构和政府在向金融机构借款中不享有优先权；不救助条款（ｔｈｅｎｏｂａｉｌｏｕｔｃｌａｕｓｅ） 等等。这些都限制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在欧元区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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