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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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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经济、金融视角理性认识近代中国的没落，重新梳理了*被中国人忽视的一部近代中国没落史。只有从经济、金融角度解读近代中国，才能真正反思中国、认识中国，从而读懂近代中国一步步沉沦的真正原因，认识一部真正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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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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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视角反思近代中国不能崛起的经济内因 ------------------- 从1840年到1911年的70余年里，大清国由没落、挣扎到最后灭亡，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近代工业文明的一番番冲击之下，古老而落后的中国逐渐被西方列强套牢，错过了走向工业化的时机，并渐入谷底 本书从经济、金融的视觉，对晚晴70余年重大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背后的脉络进行重新梳理，揭示了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一步步从经济上打垮、继而在政治和军事上被彻底征服的深刻原因。 -------------------- 近代中国为什么没能走上工业化之路？ 大清国为什么不能实现自我救赎？ 欧美列强为什么不肢解或灭亡中国？ 一支西方舰队为何就能纵横中国？ 大清国败给了对手还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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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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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文史学者、专栏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西北大学，长期从事金融工作，专注三国史、经济史研究，以南门太守为笔名先后出版三国人物传记5部、历史评论集3部以及随笔集和诗集等，近年来在报刊杂志开设专栏，主要发表经济史、金融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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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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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鸦片拉开了经济战
一、来自中国的泪水
二、英镑的烦恼
三、大清国的贸易壁垒
四、为什么闭关锁国
五、中英贸易的拐点
六、国家利益，私人分肥
七、失控的银钱比
八、驰禁派与以土抵洋
第二章打不起的战争
一、紫禁城里的19次密谈
二、差一点北京销烟
三、战与不战的9票
四、对手眼中的对方
五、七千人打败一个帝国
六、为什么败得这么快
七、道光皇帝的经济账
第三章绳索已经套上
一、拉钩上吊，一万年不许变
二、赔款从哪里来
三、捐纳引出财政大案
四、上海崛起和香港开埠
五、失败的咸丰币改
六、列强下了连环套
七、一个嘴硬的皇帝
八、再签不平等条约
第四章一群农民的自救
一、75万两银子与一场起义
二、财政危机另一面：基层被掏空
三、太平军的经济口号
四、没有钱，只能给政策
五、一场轰轰烈烈的乱收费
六、来不及实践的资本主义
七、列强借力打力
八、集权开始崩塌
第五章精英们的强国梦
一、一场宫廷政变
二、老佛爷的政治同盟
三、洋务派闪亮登场
四、思想的禁区
五、体制的壁垒
六、金融的短板
七、不公平的竞争
八、同光中兴的真相
第六章史上最激烈的变法
一、奇怪的贸易政策
二、被承包出去的海关
三、靠借外债过日子
四、巨资打造的形象工程
五、更贪婪的侵略者
六、四万万人齐下泪
七、围园杀后与流血变法
第七章中国被彻底套牢
一、从义和拳到义和团
二、慈禧太后的幽怨
三、向所有列强宣战
四、八国联军来了
五、中央与地方脱轨
六、列强的惩办名单
七、要不要分裂中国
八、大清国的偿付能力
九、成为列强的代理人
第八章一场股灾引发的革命
一、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
二、外资银行垄断金融业
三、难产的中国本土银行
四、此起彼伏的金融风潮
五、对大清国的最后一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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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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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鸦片拉开了经济战
一、来自中国的泪水
18世纪初的某一天，英国伦敦。在金融城中心的利德贺街上，有一栋爱奥尼亚式支柱撑起的宏伟建筑，其正面三角形的门楣上是象征着全球商务的雕刻，顶角有一具象征欧罗巴的人像骑坐在一匹马上，还有一具象征亚洲的人像则跨坐在一匹骆驼上，揭示出大楼里的这个机构与东方世界有着某种关联。走进这栋大楼，到处笼罩在一片喧嚣嘈杂之中，都是一些贸易公司的日常活动，包括抄写各类信件，开会讨论利润、额外收益和特权的分配，这样的会议通常会从晨曦初露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在与会人员享用早餐时，一只来自印度的木箱被送到了这里，它是寄给一位年轻职员的。这个年轻人撬开镀锡的箱盖，里面立时释放出一股草本植物的芬芳香气。他为箱中所盛的物品准备了几个小包裹，利用面前摆放的一架天平和一排按规则排列的黄铜秤砣，将箱子里的物品分为若干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入一个浸蜡的帆布包内，他准备将这几包东西寄给伦敦最好的批发商。这个年轻职员的日常工作和任何一名秘书一样：撰写一式三份的文件、信件、从东方寄到公司办公室的货物的提货单，干着一份既不用纳税也毫无吸引人之处的工作，却领着一年300英镑的体面薪水，这个年轻人无疑是当时的人们所竭力羡慕的。上面这段场景来自美国学者萨拉?罗斯（Sarah Rose）《茶叶大盗》一书的描述，这本书讲的是一名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在中国经历的故事，伦敦金融城里的这栋建筑就是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这位年轻雇员小心分装的物品是茶叶，它源产自中国，经东印度公司的商人转运至印度，又从印度运到了伦敦。18世纪初英格兰与苏格兰刚刚合并组成大不列颠（Britain），经过都铎王朝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快速发展而后来居上，涌现出莎士比亚、培根和哈维等文艺巨匠，伦敦也从泰晤士河畔的一个聚居点成长为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中心、文化之都和时尚之都。翻开一份伦敦出版的杂志，是1712年3月份出版的《旁观者》（Spectator），里面刊登着一篇贵妇人写的日记：星期三，早上8点到10点，在床上喝了2杯巧克力后又睡了；10点到11点，吃了一片奶油面包，喝了杯武夷茶；11点到1点，到化妆室梳了个新发型星期四，从昨天晚上11点睡到今天早上8点，梦到和佛洛德玩法鲁牌；8点到11点，喝完巧克力后躺在床上看2幕莱登的剧作；10点到11点，喝茶这是典型近代英式贵族的生活，除了优雅就是奢侈，它传递出两个有趣的信息：一是喝茶已经成为这位贵妇人固定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要喝一次早餐茶；二是喝茶与新发型、法鲁牌、莱登剧作一样是一件值得炫耀、值得在朋友圈里晒一晒的事。英国并不产茶，开始也没有喝茶的习俗，据说是红茶皇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1662年嫁给英王查理二世时把茶叶带入的英国，这种被认为有药性的植物随后便在英国风行起来。英国人对喝茶情有独钟，有人喜欢一起床就喝早茶（Earlymorning Tea），有人喜欢喝上午茶（Elevens），有人喜欢喝下午茶（Afternoon Tea）。在远离大陆的英伦三岛，人们对饮茶的喜爱和讲究不亚于茶叶的发源地中国。英国18世纪文学泰斗塞缪尔说：茶是思考和谈话的润滑剂。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说：红茶是产生我灵感的催化剂，当我提起笔来的时候，若无红茶相伴，便不会有一种清心安定的感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其代表作《唐璜》中把茶称为来自中国的泪水。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说茶将永远成为知识分子所爱好的饮料，在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中86次提到了茶。1785年，几个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成员打嘴仗，自由党成员集体创作了一首The Roliad的小诗，其中有几句如果用中国古诗体翻译一下就是：茶叶色色，何舌能别？武夷贡熙，婺绿祁红；松萝功夫，白毫小种；花熏芬馥，麻珠稠浓。这首诗想表达什么已不大清楚，不过里面提到的茶叶名称却都很准确：武夷是福建绿茶，贡熙、麻珠是浙江平水产的珠茶，婺绿是屯溪绿茶，祁红是祁门红茶，松萝是徽州产的一种名茶，工夫、白毫和小种也是红茶，花熏是花茶。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些政客们不仅平时爱喝茶，而且对中国茶叶的不同品种相当门清。不仅贵族和知识分子，所有百姓也都喜爱喝茶。在1863年由英国政府所作的国家饮食结构调查中，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饮茶的普及率很高，其中370户农场主中有99%习惯喝茶，其他如纺织工、针线工、手套编织工、织袜工、鞋匠等低收入人群中喝茶也都很普遍。有人作过分析，这与英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寒冷的气候有关，英国人喜欢吃肉和干面包，习惯冷食，喝茶不仅有助于消化，也有助于在较冷的天气里用喝茶替代一顿热乎乎的正餐。据18世纪末的一个统计，当时英国的工人每月要拿出10%的收入用来买茶叶和糖，只用2.5%去买酒，那时伦敦有茶馆2000多个，受饮茶的影响人们的膳食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在16世纪人们的早餐通常是面包和3片牛肉，到18世纪变成了黄油、面包和1杯红茶。甚至有人认为，茶水消灭了细菌，还增加了营养，所以让近代以来人口出现大爆炸的同时又保持了很高的成活率。有的学者提出日本能够幸免19世纪几次大规模霍乱，正是因为他们有全民饮茶的习惯有关。英国人喜欢上饮茶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期，城市人口膨胀，容易引发各种疾病，但由于人们喜欢饮茶，结果许多疾病减少甚至消失了。《世界千年经济史》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分析欧洲人口问题时说，因为酒和茶替代了受到污染的水，才使得欧洲人口死亡率下降。茶叶对英国人如此重要，而中国又是当时世界上几乎唯一的茶叶出国大国，英国必须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在一本叫《远征中国纪实》的书中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与中国的交往纯粹是商业上的。直到1840年，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强大的东方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人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前中国一直把西方当做半开化的野蛮人，用一种香草交换我们的产品，这种香草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满了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提供的数据，18世纪以后英国对中国茶叶的进口量逐年攀升：1760~1764年进口茶叶货值80.62万两白银，占总进口量的91.9%，其后进口额逐年攀升，而茶叶所占的比重大致保持不变，到1820~1824年，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的货值达到了570.49万两白银，占总进口量的89.6%。英国人既然如此离不了茶叶，他们为什么不自己种植茶树呢？这得从茶树的生长习性说起。茶树属山茶科、山茶属，是一种嫩枝无毛的灌木或小乔木，生长条件十分挑剔：一般只生长在土层1米以上、不含石灰石、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壤中；所在地区雨量平均且年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不足和过多对茶叶的品质都有影响；光照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对紫外线有特殊嗜好；全年日平均气温10℃以上，最低温度不能低于-10℃。按照上面苛刻的条件，南纬16度以南和北纬30度以北基本退出了产茶区，即使个别地方有种植，品质也都不会太好。而在中间区域内也要受土质、雨量、光照甚至地形、海拔等因素制约，好的产茶区并不多。据考证茶树发源于中国，以后有60多个国家引种，但大部分地区都不成功，目前世界上主要的产茶区有3个：亚洲的中国、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非洲的肯尼亚、马拉维、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南美洲的阿根廷。根据2002年的统计，中国有茶园115.25万公顷，占世界总面积的43.55%。18世纪英国商人才开始把茶种带到印度试种，南美洲、非洲的茶叶种植还都未形成规模，茶叶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出口产品。
二、英镑的烦恼
因为茶叶，英国对中国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家高度重视起来，这对中国人来说或许注定是一种不幸。在国际贸易舞台上，一种商品就能左右两个经济大国的格局，这种状况在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了，但在18世纪中英贸易中茶叶就轻松做到了。从1770~1789年，中英两国进出口贸易货值不断增加，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国对英国的货物出口量远远大于从英国的货物进口量，而这主要归功于茶叶（见表.1）。一直到18世纪末中英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都很不均衡，英国处于严重的贸易逆差状态，而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茶叶通常占到了80%左右，最高时甚至超过90%。对英国来说，这种状况长期维持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英国是个岛国，如同日本远离亚洲大陆一样英国也远离着欧洲大陆，在16世纪时英国的有效国土还仅限于英格兰，面积不过5万平方公里，而当时法国21万平方公里，德国13万平方公里，西班牙19万平方公里。至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明朝中期，有效控制的土地不少于700万平方公里。1550年英国的人口只有300万，这一年是明嘉靖二十九年，据《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曾搞过一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是6334.41万。但随后英国这个岛国便开始崛起：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树立了海上霸权；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1649年5月19日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688年确定了君主立宪制；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成立大不列颠；1801年大不列颠又与爱尔兰合并。18世纪中期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革命，使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这就是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也被称为机器时代（The Age of Machines）。大量新机器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在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每个工作日生产效率提高了20倍以上。蒸汽机、纺织机、车床、钻机等新技术装备广泛使用后，带来的结果是产品生产成本的极大降低。以棉纱为例，1799年制造14先令的40支棉纱到1830年成本降到6.75便士，1882年降到3.5便士，100年里成本下降了97%。到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占到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从1801~1850年英国对外出口由2490万镑增长到1.75亿镑，增长了6倍多。1840年英国棉花消费量20.8万吨，比法国、美国、德国加在一起还多；原煤产量3600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82.2%。在工业革命时代，钢铁的产量是一项反映综合国力的重要经济指标，在1790~1880年的90年时间里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产量的40%~60%，英国当之无愧成为18世纪的世界工厂。生产出大量廉价商品，这些工业产品靠国内市场自然无法消化，至少一半以上依赖出口，其中纺织品出口依存度高达80%。这时候的英国是严重外向型经济国家，保持贸易顺差对其十分重要，在19世纪贸易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之前，英国的贸易政策一直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对于本国能够生产的产品一律通过高额关税等办法限制输入。对外贸易是英国的生命，是这个当时只有1000多万人口的岛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前提条件，为了抢夺国外市场英国从来不吝惜他们的舰炮，它会毫不犹豫地为抢夺市场而与其他老牌欧洲大国开战。来自中国的茶叶却无法在英国本土大量生产，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巨大。一开始英国试图用纺织品、工业品来平衡贸易，但收效甚微。英国出口的拳头产品是毛纺织品，其次是各种金属制品，由于其制造成本低廉，所以市场竞争力很强。但这些产品到了中国却表现得很差劲，尤其是毛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严重水土不服，一直到18世纪末，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长期毛纺织品出口中都面临着亏损，以至于公司整体对华贸易也呈亏损状态（见表1.2）。有人认为，英国的毛纺织品虽然成本较低，但经过长途海运到达中国后仍然价格不菲，而中国人更喜欢自己生产的土布和丝绸，对毛纺织品并不习惯，因此打不开市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千百年来中国的经济一向自给自足，中国人又崇尚节俭，毛纺织品被归入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行列，自然没有太大的市场。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英国人说：中国不需要出口，他们可以没有对外交往而安然独处。中国有肥沃的土壤，能生产各种各样供食用的作物，中国的气候适宜各种果树的生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把农业提供衣食所需的产业放在一切行业之上，中国不仅有这些，还有更多。这个外国人认为，中国有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绸和皮革，所以没有从外国进口商品的特别需求。商品在中国卖不动，精明的英国商人为什么还要在几十年里坚持着这种交易呢？这是海外贸易特点所决定的，茶叶是一种重量轻但体量大的货物，运输茶叶需要大批商船，这些商船从英国海港出发远赴几千公里外的中国，返程满载而归，去程如果不捎上货物就成了空载。毛纺织品虽然不赚钱，但这是把运费也计算进去的结果，如果剔除运费，它多少还是赢利的。而不搭上毛纺织品，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将亏得更多。在大不列颠帝国的眼里，贸易和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军事问题，但他们面对的是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其幅员之辽阔、历史之悠久令人仰视。13世纪其铁骑席卷欧洲大陆还让人记忆犹新，而现在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充满了令人敬畏的神秘，所以英国人一开始没有选择战争，而是试图用经济、外交等手段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英国对华贸易由东印度公司垄断，东印度公司依靠的是大大小小的中国行商，为推销毛纺织品，东印度公司一度实行了贸易份额制，也就是把收购茶叶与卖毛纺织品结合起来。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说，1727年贸易季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照例来到广州采购茶叶和生丝，与往年不同的是，他们与行商签订收购合同时规定必须按照合同金额销售一定数量的毛纺织品，东印度公司管理会后来公开提出：任何人和我们交易，都必须购买相应数量的货物。看来英国人确实急了，想出了搭售的损招，但这种摊销的办法对由市场造成的贸易失衡很难起效，更何况东印度公司不是清政府，对中国行商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公司内部也有许多人对这项规定给予抵制，贸易份额制收到的效果与其目标相差甚远。在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盈亏表中，印度产品有所盈余，主要指印度产的棉花。与英国本土生产的毛纺织品不同，印度出产的棉花在中国颇受欢迎，英国商人只好把工业品运到印度市场销售，换回棉花，之后运往中国，再从中国采购茶叶和生丝。然而，英国、印度和中国组成的这个三角形贸易圈却并不稳固，从规模上看印度的棉花难以与中国的茶叶匹敌。为了克服巨额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让自己的商船来中国时带上大量的白银，这是中国茶商最喜欢的东西，当然也是英国人所喜欢的。英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1812年又确立了金本位制，其中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严格限制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外流，但现在没有办法，为了保证茶叶供应不中断，只好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一船又一船运往中国。从贸易份额制到用印度棉花对冲贸易赤字，都是英国人为解决中英贸易失衡进行的努力，但世界工厂面对油盐不进的中华帝国一时毫无办法，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广州口岸都处于白银入超的局面（见表1.3）。一种商品创造不了整个世界，却有可能对世界的经济秩序产生决定性的改变，12~13世纪的胡椒与香料以及其后流行起来的酒和咖啡都具有这样的能量。美国政治家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对于17~19世纪的世界来说，茶叶就是石油，《茶叶战争》的作者周重林、太俊林认为，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等贸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欧十几个国家GDP总和的3倍，正是有茶叶这样的硬通货才使晚清得以立足世界，吸引全球的贸易者。对中国而言茶叶是攻城略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茶叶也是中国的一道无形长城，它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茶叶不仅是晚清行走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
三、大清国的贸易壁垒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至少英国人觉得特别重要，这就是通商政策问题。与明朝一样清政府初期也实行海禁，这主要缘于应对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一带不断壮大的抗清势力。台湾收复后清政府才开海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颁布了开海令，次年宣布松江、宁波、厦门、广州等4地为对外通商口岸，分别设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管理。对外国商人来说，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只有区区4个通商口岸实在太少，有的英国商人甚至认为，本国产品技术先进、价格低廉，向来横扫天下，而到中国就不行了，原因不在产品来身而在于清政府的贸易壁垒。但其实，清政府此时尚未建立国际贸易这样的概念，也不懂什么叫贸易制裁，所实行的通商政策都是基于政治需要而考虑的。清政府有足够的资本实行这样的贸易政策，清朝的官员们早已熟知茶叶和另外一种商品大黄对洋人的重要性，有一位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坚持认为：外夷土地坚刚，风日燥热，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为口粮，不易消化，若无大黄，则大便不畅，夷人将活活憋死。故每餐饭后，需以大黄、茶叶为通肠神药。另一位高级官员说：茶叶、大黄二种，尤为该国日用所必需，非此即必生病，一经断绝，不但该国每年缺少余息，日渐穷乏，并可制其死命。大清国的茶叶你们离不了，所以你们不敢在自己国家里禁；你们的商品在大清国可有可无，所以要来做生意就得按我天朝上国的规矩来。在这种情况下，想与清政府自由贸易还真不好办。尽管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茶叶获得了巨大利润，但在向中国出口方面总也打不开局面，因此承受的压力最大，他们反复向清政府争取，希望增加通商口岸，却一无所获。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急了，干脆来硬的，在乾隆年间执意要去浙江的定海县设立新的贸易点。定海县虽属宁波，却不在清政府规定的通商区域内，对英国商人的冒险行事一向强硬的乾隆皇帝给予直接回击：把松江、宁波、厦门等３个口岸撤销，只保留广州1个口岸。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范外夷规定五条》：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只准每年5、6月间进入口岸，9、10月离开回国，或者居住于澳门；外国商人到广州只准居住在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禁止中国人借外商资本或受雇于外商；外商不准雇中国人向内地传递信息；外国商船进泊黄埔，由广州水师负责弹压稽查。这几条算是把外商彻底管死了，让他们叫苦不迭。广州虽为通商口岸也不能随意开展贸易，清政府设立了著名的十三行，作为与外国商人贸易的指定商号，除了做生意还负责约束和监视外商。美国近代史学者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指出，当时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严格地限制在3个地方：一是葡萄牙和中国人会同管理下的旧葡萄牙租借地澳门；二是省河下游12英里粤江的停泊所黄埔，这是外国船集中停泊的所在；三是广州城外的商馆或商行。按照规定，外国商船要到广州做生意必须先到黄埔，要去黄埔又必须先到澳门办理有关证件，外商到了广州，也只能跟十三行进行交易，所有过程都要被这些行商随时掌控。很多外国商人认为东西卖不出去根本问题出在清政府的贸易政策上，英国政府为此多次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打开局面，早在1787年英国政府就曾派使臣来中国，就增加通商口岸等事项进行交涉，但使臣中途病故，此事未果。到1793年，经过一番精心准备，英国使臣再次上路了。这位使臣名叫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曾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和爱尔兰事务大臣，还曾代表英国政府赴俄国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商谈结盟事宜，外交经验丰富。马戛尔尼此行肩负3个任务：一是像葡萄牙人那样在中国获得一处类似于澳门的租借地；二是增加通商口岸，减少在广州的通商限制；三是在北京设立外交机构，派驻公使。这一年是乾隆皇帝八十大寿，马戛尔尼打着为乾隆祝寿的名义而来，随行带来大批贺礼，包括前膛枪等武器、望远镜、地球仪等天文学仪器、钟表和一艘英国最先进的110门炮舰模型等，总价值7.8万英镑。现在一名中国孩子跑到英国上大学，读完本科学费、生活费加起来10万英镑都不够，但这是现在，当年英镑相当值钱，因为1镑含7.32238克纯金，7.8万英镑相当于571千克黄金，按照现在的市价超过1.5亿元，而按相等的购买力估算这个数字会更高，有人认为相当于现在的30亿元。马戛尔尼的副手、植物学家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述了此次出使的经过。他们一行路上还算顺利，于1793年8月5日乘船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进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8月9日由大沽赴北京，路过通州时与中国礼部官员发生了礼仪争执。9月13日使团抵达热河，向清政府代表和珅递交了国书，并就礼仪问题再度发生争执。所谓礼仪争执，是清政府视马戛尔尼等人为贡使，所以要其行三拜九叩之礼。只在上帝面前下跪的欧洲人不理解这种礼仪，马戛尔尼认为自己是英王特使，代表英王本人，不能行叩拜大礼，如果一定要三拜九叩，那清政府也得派出与他同级别的官员对着英王的画像行三拜九叩大礼。这场礼仪之争最后以双方妥协而解决，乾隆同意马戛尔尼以免冠鞠躬屈一腿的礼节觐见。在随后的接见中马戛尔尼一口气提出了7项扩大通商的请求，包括：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储发卖货物，允许英国政府在北京设立使馆，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为存货及商人居住之所等。之前英使递交的国书中对这些要求都有载明，但负责接洽的清政府官员不想因这些琐事扰了皇帝的兴，通过翻译这个环节把国书改得面目全非，呈给乾隆的国书只谈祝寿和进贡，别的一概没提。乾隆当面听马戛尔尼说完，竟毫无思想准备，心里相当不悦：敢情这伙洋人不是来祝寿的，伸手要这要那，胃口还实在不小！不过这位年过八旬的十全武功皇帝还算给面子，没有立即下令将马戛尔尼一行逐回，而是派大臣对其详加开导，对所提之项则全部驳回。马戛尔尼失望而回，他的一名随员后来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乾隆怕马戛尔尼回去不如实禀报，先后两次以敕谕的形式告知英国方面拒绝所提各事及其理由，包括炮艇模型在内的寿礼乾隆只看了一眼就命人贴上封条存于内库。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在圆明园的库房中还见到过这件模型，封条完好，60多年里没人碰过。但此行英国人并非一无所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收获是巨大的。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国所知甚少，很多认识还停留在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所撰写的游记里。此次出使英国人做足了准备，使团里除外交人员外还有各种专家，包括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家以及有经验的军官，他们一路走、一路记，所写的回忆录成为欧洲了解和研究清朝的珍贵资料。在马戛尔尼和随员眼里，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神权专制的帝国，充其量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任何进步在这里都无法实现，人们生活在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他们胆怯、肮脏而且残酷，在马戛尔尼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但是这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是它将永远不能修复。30亿元豪华大礼虽然没把正事办成，却摸清了大清国的底。不过，这次外交努力的失败让英国政府很丧气，相当长时间里没再派使臣来中国。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势力大增，大概他们认为在世界上说话的分量更足了，于是在1816年又派特使来到中国。这位特使名叫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曾任英国驻那不勒斯宫廷使节，此行的任务主要是敦请清朝废除公行制，多开商埠以及进行自由贸易等。1816年8月13日阿美士德一行到达天津，清政府派工部尚书苏楞额前来接洽，此时乾隆皇帝已经驾崩，继位的是嘉庆皇帝，双方还未进入正题，又在外交礼仪上发生了争执。清政府仍要求阿美士德觐见嘉庆皇帝行三拜九叩的大礼，阿美士德只愿以脱帽3次加鞠躬9次代替，双方谈不拢，一度陷入僵持，最后阿美士德同意单膝下跪低头3次并重复动作3次代替三拜九叩，嘉庆皇帝才勉强同意接见。哪知后面又起了风波，阿美士德突然接到通知，嘉庆皇帝决定8月29日在颐和园接见他们，当时他们还在通州，那时没有地铁，路还挺远，阿美士德立即赶路，终于在29日凌晨到达北京。但此行仓促，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还未到达，阿美士德要求稍等，礼部官员不同意，阿美士德态度坚决，这难坏了礼部官员，他们向嘉庆谎称英使生病，嘉庆认为英使目无圣驾，一怒之下取消接见，下令将英使一行驱逐出北京。后来嘉庆知道了实情，怒气才消，下令酌收了一些英使带来的礼物，又赏赐给英王一些中国珍玩，并破例允许使团沿大运河南下返程，而阿美士德此行肩负的使命又一件没谈成。此行唯一值得说的是，1817年3月在返回英国的途中阿美士德经停了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这里囚禁着2年前在英法战争中失败的拿破仑，阿美士德在此与拿破仑有过一番谈话，话题自然说到了不成功的中国之行，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谈话的过程。关于礼仪之争，拿破仑对英国人的做法显得不以为然：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为了使自己说的道理更明确，拿破仑甚至用了粗俗的说法：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拿破仑一面说一面做动作，不停地哈哈大笑。阿美士德认为外交努力看来是徒劳的，只有用武力才能敲开中国的大门，让中国皇帝知道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拿破仑对此相当蔑视：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另外，也有人说拿破仑那句关于中国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的名言就是出自这次与阿美士德的谈话。
四、为什么闭关锁国
清政府虽然有海关，但那是四口通商或一口通商，在对外贸易上又设定了诸多严苛的限制，所以被认为是闭关锁国。无独有偶，这一时期中国近邻许多亚洲国家也都如此，除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外，越南、朝鲜以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都采取的是这种政策。当时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之所以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担心国门打开后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同时担心本国人与外国人交往太多会危及自身统治。这种担心当然也有道理，自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加紧向东亚国家渗透扩张而加剧了双方的对抗情结。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之后到福建一带通商，对中国产生了野心，有人声称有5000西班牙人就能征服中国，至少也能征服东南沿海各省。17世纪荷兰人两度强占澎湖列岛，后来又攻占台湾。这些过往的经历不能不让人警惕，就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一位大班都说：我们同中国的早期贸易显露出生意做得很不规矩，并且把英国人的品格也表现得很不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初次出现在中国沿海一带是一群孜孜为利而不择手段的人。但这样做无疑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清政府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视他国为藩邦、蛮夷，从来都很自信。于是有人说，清政府缺乏世界眼光，西方人早期渴望与中国实现自由贸易，如果抓住这个机会主动打开国门，也就不会出现后面被列强凌虐的事情了。持这种观点，一来是不了解西方殖民主义的本质与过往，二来是不了解东方封建王朝的统治模式与特点。殖民主义（Colonialism）指强国向它所征服的地区移民，并采取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的国家和落后地区。近代殖民主义时代开始于16世纪初，当时欧洲人发现通往印度洋和美洲的航路，不仅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贸易的形式也随之改变，葡萄牙改变了纯贸易的政策，开始征服商路上的据点，修筑防御工事、配置军队，确保其贸易的畅通。海外殖民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早期的西方殖民者一般采取的是赤裸裸的暴力手段，通过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欺诈性贸易和血腥的奴隶买卖等进地侵夺。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殖民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西方强国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侵略和剥削的本性都没有变，所谓自由贸易，与海盗式掠夺并无实质不同，只要国门被打开，殖民者的势力和影响力就会逐渐渗透进来，时机成熟时一样会变成冲垮殖民地国家的洪水。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思路或许还不是这样的，他们对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还所知甚少，对于它的潜在威胁认识并不充分，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更多的是出于本国政治的考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时也可以反过来印证：一种政治体制确立并长期稳固，自然会有与它配套的经济模式。对于已立国近200年的清王朝来说，封建集权是它的政治体制，而重农轻商的自然经济就是与它配套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又决定了闭关锁国的必然性。在中国战国之前商人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周王室和诸侯设有官府管理的手工业作坊，齐桓公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担任国相，范蠡、子贡、吕不韦等都是著名的商人。战国中期以后情况开始改变，先是韩非等法家主张抑制商业，韩非认为商人本身不创造财富，是邦之蠹也，他首次提出农是本，商是末，要重本轻末。紧接着商鞅在秦国变法，把法家重本轻末的主张通过一系列制度推行下去，影响了其后2000多年的历史。不重视商业是秦汉之后中国历代经济政策的主基调，期间虽然也有过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商业也曾断续地得到过一些发展甚至繁荣，比如唐诗中有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的句子，但那些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相对于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是短暂而零散的。对古代大多数商人来说，如果只是不受重视那还算是幸运的，出于抑制商业发展的目的，有许多时候他们受到的不止是轻视和怠慢，还有打压甚至侮辱。秦朝称商人为贾人，编户管理，一入市籍三代都不能改，政府征发戍边，他们是首先被遣戍的对象，地位形同罪犯；汉初立七科谪，规定有7类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权利，国家可以随时把他们发配充军，这7类人中除罪吏、亡命、赘婿之外的4类人指的就是商人及其子孙；晋朝法律规定商人在市场里做买卖必须在额头上贴着写有自己姓名及所卖货物名称的帖子，不仅如此，还规定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公然进行人格羞辱；前秦法律规定商人家的女人不得穿戴金银锦绣，犯者弃市；唐朝法律规定商人不准骑马；明朝法律规定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袖纱。在中国古代商业活动往往会受到诸多限制，商鞅变法禁止商人从事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粟，民无得籴；汉初继续秦朝的抑商政策，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武帝向商人征收算缗钱，规定商人每2000钱财产须缴120钱作为财产税，普通人一部车缴120钱财产税、商人要缴240钱，5丈以上的船只每艘缴120钱，这项重税受到大部分商人的抵制，汉武帝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互相揭发偷税行为，以偷漏税款的一半作为奖金；宋元时期不仅对商业税按高比率征收，而且名目越来越多，宋代严禁出海贸易，明、清也都颁布过禁海令，限制商业活动的范围。中国古代经历过至少10多个重要王朝的更迭，一个王朝新兴，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总结前代失败的教训，对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大政方针进行调整，以免再走弯路，但无论被认为相对成功的王朝还是速亡的政权，在经济的总体政策取向上都坚持了重农轻商这项基本国策，显然这不是偶然的。首先，中国传统观念中素有重义轻利的观点，这是重农轻商的思想基础。最早的儒家虽然不贬斥商业，但他们主张重义轻利，《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为富不仁，这些思想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轻视商业和商人的价值体系，人们以读圣贤书继而入仕为人生的正确规划，大多数人往往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从事商业活动。其次，在封建集权体制看来农业较商业更具有稳定性。重农轻商政策缘起于战国，当时耕战思想占据治政思想的主流，韩非认为如果商人得势，既有钱又有地位，那将对耕战之士不公平。《吕氏春秋》更道出了统治者的心里话：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商业活动会增加人员、物资的流动，在相对封闭的大一统社会里，流动性的增加意味着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同时，在统治者看来商人还危害到封建等级制度，也是俭朴的社会风尚走向荒淫奢侈的破坏性力量，所以对商人无不保持高度警惕。再次，重视农业也是封建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皇帝是名义上天下土地的总拥有者，但实际上土地的所有权在皇帝及其以下大大小小的地主手中，获得地租是维持政权及地主阶层生活的主要来源，所以必须把足够的人口牢牢拴在土地上。然而，同样是古代，为什么春秋以前对商人并不排斥甚至出现过崇商呢？这也与土地制度有关。春秋之前土地虽然也是私有制，但是奴隶主私有制，农奴不同于农民，他们没有多少自由，包括经济活动的自由，商业对稳定政权的种种不利在奴隶制度下并不存在。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封建社会的欧洲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当时他们那里封建主阶层统治下的农民更像农奴，在哪里居住、在土地上耕种什么都有严格规定，国家对人既然能控制到这种程度，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去限制商业活动了。对中国来说，长期奉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还与独特的地理环有关。中国幅员辽阔，先民们很早就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魏晋之前主要经济带尤其集中在长江以北，这里以平原为主，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又因为物产的地域性差异不明显，所以物资交流的依赖性不高，早期商业活动往往以奢侈品为主，而不是生活必需的粮食等物资。反观欧洲早期实行重商主义的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都处在半岛上，境内多山，物产有限，只有通过贸易才能保证生活所需，从而形成了重商的传统。因此，重视农业、轻视商业的传统在中国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以及地理原因，它稳定了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大一统王朝的延续，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国家。但这种政策也有消极的一面，它造成经济结构的单一，一直到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明代，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占比仍高达90%以上，而西方国家普遍降到了50%甚至更低，明朝中后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遗憾的是中国没能完成这个转型。重农保证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给自足，轻商使内外贸活动都在严格限制之下。到了清朝，轻商的思想在对外贸易方面发展成了抑商，也就是闭关锁国，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防范外夷规定五条》中的那些规定，据学者陈东林等人的归纳，清朝闭关锁国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对国产货物出口实行限制，粮食、铁及铁器、硫黄、硝等严禁出口，丝及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实行限制；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对造船规模、造船专业化控制严格；长期实行禁海，对出国华商及海外华侨出海的手续要经过申请、具结、取保、船只连环保结、舵水人等连环保结等繁琐环节；禁止中国史书出洋,禁止中国人教外人汉文和国人学习外语；由行商垄断对外贸易,同时对为数不多的行商进行刁难和打压。
五、中英贸易的拐点
正常的贸易战打不过，外交努力也失败了，现在英国人只能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这让东印度公司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家被英王和议会授予贸易垄断权的公司因为无力制止对华贸易逆差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创立于1600年，最初的名称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也称约翰公司（John Company），简称BEIC或 HEIC，由一群有创业心和影响力的商人组建，一开始公司有125个持股人，股金为7.2万英镑。1600年12月31日，该公司获得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授予的对东印度地区的贸易垄断权。东印度是与西印度对称的地名，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当时误认为那里就是印度，所以后来的欧洲殖民者把南北美大陆间的群岛称为西印度群岛，而把亚洲南部的印度和马来群岛称为东印度。东印度公司获得的贸易垄断权并不仅限于印度和马来群岛，根据英国女王的特别授权书，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范围包括好望角以东、麦哲伦海峡以西的整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广大区域，绝对多数亚洲国家都在其范围内。贸易特别垄断权是指，在该区域内英国商人要从事贸易活动必须经过东印度公司的批准，接受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东印度公司则通过税金、特别捐款等形式回报政府。如前所述，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方面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在进口方面，由于垄断了茶叶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控制了英国甚至欧洲的茶叶市场，伦敦市场上茶叶价格的高低基本上取决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口岸待运茶叶数量的多少，茶叶在为东印度公司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为英国政府创造了巨额税收，据英国人迈克尔?格林堡（Michael Greenburg）《鸦片战争前的中英通商史》，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征收的税款每年高达数百万英镑，提供了英国国库收入的110左右。但在出口方面，英国出产的毛纺织品、金属制品却难以在中国打开市场，毛纺织品贸易连年亏损，金属制品等工业产品市场微不足道。正在东印度公司为严重的贸易失衡而备受煎熬的时候，鸦片贸易的兴起改变了局面。鸦片是一种用罂粟汁液制成的毒品，中国人对罂粟并不陌生，它原产希腊，唐代便由阿拉伯人带到扬州、广州等地，作为治痢疾的药物使用，唐代诗人郭震有一首《米囊花》的诗，诗中写道：开花空道胜于草，结实何曾济得民。却笑野田禾与黍，不闻弦管过青春。罂粟一名米囊子，故名其花为米囊花，被认为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代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写道：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贵州贵定白云山下看到过一片红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他在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宋代还把罂粟当补品，苏轼写过童子能煎罂粟汤的诗，明清以后的医书《本草纲目》《医林集要》《普济方》《医鉴》等均记载其药用功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以前人们通常煎服罂粟的果实或壳，如宋人称其果实为御米，拿来煮粥，其毒性尚小。而鸦片是罂粟的制成物，将罂粟的白色乳汁干燥凝固，之后经过烧煮和发酵制成，用专门的烟枪吸食，毒性大增，又极易产生依赖性。据《明会典》记载，爪哇、榜葛利等国都曾进贡过乌香，也就是鸦片；俞正燮《癸巳类稿》记载明朝成化年间市面上已有人贩卖鸦片，价格几乎与黄金差不多；明神宗朱翊钧晚年怠于朝政，据《明神宗实录》，朱翊钧曾颁谕旨称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符合乌香中毒的症状。但总体来说，一直到清朝中期以前罂粟在中国只有零星种植，社会上也未形成鸦片泛滥的局面。直到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人发现可以在印度大量种植罂粟，在这里制成鸦片后销往中国，鸦片在中国才泛滥起来。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印度东北部恒河流域种植罂粟，所制成的鸦片称孟加拉鸦片，之后又诱使印度西北部各土邦种植罂粟，所出产的鸦片称为白皮，之后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些鸦片运往中国。关于鸦片有组织地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那一年输往中国的鸦片大约在1000箱，据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统计，这一数字很快不断攀升：1800年，接近了2000箱；1810年，急速攀升至4500箱；1825年，接近8000箱；1830年，超过了16000箱；1836年，又超过了20000箱。综合统计，1840年之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超过40万箱，来自孟加拉的鸦片每箱120斤，来自麻尔洼和土耳奇的鸦片每箱100斤，售价方面如果以西班牙元统一结算，孟加拉鸦片在18世纪时每箱200~600西班牙元，19世纪时每箱约1200西班牙元，按照以上数量和价格进行推算，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货值约2.77亿西班牙元。当时1西班牙元约合0.72两白银，也就是说仅1840年前中国人为了吸食鸦片就至少耗费了2亿两白银，这一数字也得到了另外的印证。这样一来，鸦片就代替了印度棉花成为东印度公司平衡中英贸易的有力武器：把工业品输往印度，换来印度出产的鸦片，把鸦片运往中国，换回国市场迫切需要的茶叶。自从有了鸦片，英国人再也不需要把一船又一船的白银运往中国了。中国从原先的白银净流入国变成了净流出国。这个转折具体发生在哪一年不太好考证，因为对鸦片贸易，正规的海关渠道无法反映其真实数字，而只能结合其他材料进行估算，一般公认1820年前后是发生转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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