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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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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上编《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研究》和下编《敦煌所出唐宋书牍辑稿》两大部分组成。上编将敦煌所出唐宋书牍文献尽可能地搜集、分类，从每一类书牍的格式出发，追本溯源，对其源流、发展演变过程研究，图文并茂，对敦煌书牍文献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下编从分散于各地的、上万件零散的敦煌遗书中整理成集，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分体、分类的敦煌书牍文献辑录本，便于研究敦煌学、唐宋史、历史文献学、中国文学的学者们参考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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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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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使臻，男，历史学博士，副教授职称，现任职于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兰州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专长于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的研究，尤其是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项，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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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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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研究
第一章 近三十年来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研究概述 002
第一节 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002
第二节 对公文书的研究 007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008
第二章 敦煌书牍的文体研究 011
第一节 敦煌所出表、上书、奏文研究 011
第二节 敦煌所出致书的比较研究 021
第三节 敦煌所出别纸027
第四节 敦煌所出简札、谘 037
第三章 敦煌书牍的押署和封缄研究 049
第一节 敦煌书牍上的押署 049
第二节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封缄方法的复原 056
第四章 敦煌书牍与唐宋社会历史研究 070
第一节 敦煌归义军与唐中央的信息沟通 070
第二节 唐宋之际的书牍与行政运作研究：以墨敕为例 083
第三节 从敦煌书牍看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文化教育 096
第四节 敦煌书牍反映的唐宋社会生活 106
下编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分类整理
整理说明 116
目 录 118
一、敕 131
二、表 134
三、奏状 136
四、上书 138
五、牒 140
六、榜 192
七、帖 198
八、状 209
九、启 258
十、书 269
十一、委曲 277
十二、谘 282
十三、简札 283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相关人名索引 286
参考文献 375
后 记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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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书牍，古人又称尺牍。尺牍一词，首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缇萦通尺牍。[1]指齐太仓长淳于意之女缇萦上书汉文帝，请求替父赎减刑罚。在《史记》的语境里，尺牍即上奏文书。但在汉代，尺牍是人们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不仅包括公文，也包含私人之间彼此通信的书札。另外，尺牍的命名与书写载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秦汉时期的主要书写载体是简牍，从出土实物来看，将官私文书书写在当时大约一尺长度（约23 cm）的竹简木牍之上，已经非常普遍而成熟[2]。这些文书记录，从书写材料的载体与形制特征上命名为尺牍，泛指书于竹简木牍等书写材料之上用于往来通讯、传递信息的公私文书。可见，尺牍的定义是从书写材料的形制而得名，其含义很广，自上告下的公文、自下启上的奏疏、平辈相语的书札皆可称为书牍。两汉之际，当书写材料从竹木布帛演变到纸以后，简牍时期的一些书写制度沿袭了下来，用于往来通讯的文书仍然被书写在当时一尺左右的纸张之上，尺牍之名，并不因书写载体的变化而废弃。魏晋南北朝时期，尺牍的含义扩大了，也指与书牍密切相关的文辞、文体、书法，产生了书疏、书翰、书牍、笔札、刀笔、尺书等与书牍同义的诸多名词。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有官曹文书，世间尺牍[3]语，将文书与尺牍对举，用文书指公文，而以尺牍指代私人书札。但从当时文献中记录的尺牍概念来看，它泛指包括公私书疏在内的一切应用文体，不偏指私人书札。唐宋时期，尺牍的基本含义仍然是公私文书。自宋以后，尺牍一词沿袭至近代，词义有缩小，专称私人书札为书牍。
书牍中最早出现的是公牍（公文），秦汉时期以公文为代表的书牍制度发展成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两汉以后，书牍的体裁、格调、制度皆有源流可辨，基本奠定了后代王朝的公文制度，此后一千多年，公文的格式、称谓、用印等制度，基本沿袭了秦汉文书制度的轨迹发展演变[4]。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牍制度进一步发展，形成专门的书牍之学。东汉蔡邕的《独断》和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汉代以来至南北朝的各类公私书牍进行总结，对书牍诸文体的产生、形成和演变与各时期政治、军事、文化学术、社会风尚对书牍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行清晰而扼要的阐述，试图从社会变革中观察书牍的沿革、变化与得失，探究书牍与现实政治之间互相贯通、互相影响的关系。民国时期，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对先秦至清代数千年以来公牍的发展演变做了梳理，以历代书牍内容、格调及文风的主要倾向及书牍的格式为考察对象，系统研究公牍的发展、变迁的历史原因。此后，书牍、档案史的研究就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20世纪初，随着汉晋简牍的相继出土及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对古代书牍制度、文化、历史方面的研究方才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唐宋传世文献中虽然摘引了许多书牍的内容，但很少能够完整保留当时公私书牍的原始形制，记载也颇多简略，且较多集中于上层社会，很少涉及中下层社会。以上种种限制了对唐宋书牍所反映的制度文化与社会历史的深入了解。唐宋时期的书牍还处在书写载体发生变化的时期，书牍的书写载体尽管发生着缓慢的演变[5]，但书写载体上承载的制度文明总是偏向于传统，稳定性较强，也有变异性。因此，借鉴汉晋简牍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从书写载体变化的历史宏观视野，探讨书牍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制度的继承性，以及唐宋书牍的变异性和独特性，将出土简牍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结合起来，综合研究中国古代书牍制度的继承和变迁，考察唐宋时期书牍各文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进而以文本内容探究唐宋时期的历史细节，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资料，有五万件之多。内容极其丰富，除了大量的宗教经典和经、史、子、集各类汉文传统典籍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政府公文和档案、民间书牍等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这些书牍资料，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制度，是极其珍贵的史料。敦煌所出唐宋书牍对于认识唐宋时代基层区域内人们以书牍作为信息的传递工具、书牍所反映的地方行政的处理程序和权力运作状况，均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且，敦煌书牍文献并不仅限于敦煌一地，其中保存的来自中原内地的书牍，对于研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地方区域内的文化教育水平等，都是丰富的原始材料。这些书牍中往往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是研究区域社会史、文化史、制度史的极好材料。敦煌书牍比传世唐宋书牍文献具有巨大优势，即资料的原始性与丰富性。因此，对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研究，无论对研究晚唐五代宋代的政治制度史、地方史，还是研究书写载体从简牍发展到纸质写本之后，书牍文化传统的承袭与嬗变、古代信息传递制度的继承与变化，均有文化学、文献学以及档案学上的意义。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受到简牍学、文书学的研究方法的启发及前辈学者对敦煌文献里的表状笺启类书仪研究方法的直接影响。简牍学研究简牍形制等制度，文书学则研究文本自身特征，敦煌书牍既受简牍制度的影响深远，又具有写本时代的文本特征，在敦煌书牍研究中运用简牍学、文书学、文体分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敦煌书牍，将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比如，简牍学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是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本原状态，提出了复原简牍的几个原则：出土地同一、笔迹同一、材料同一、内容关联[6]。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中总结，随着简牍在一定时空内的移送与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7]。内藤湖南将公牍类文献、公文书纳入文书学范围，研究公文书如何在朝廷内和行政部门之间来回传阅的过程[8]。池田温[9]、藤枝晃[10]也注重以文书学方法研究敦煌文献的文本特征，提示文献外形与内容之间的关联。以上简牍学、文书学、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文体渊源、发展、形制以及复原、传递等具体问题，都是非常有益的启发。具体言之，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文本形态
敦煌书牍属于写本，必然有不同的文本形态，如草稿、定本、原件、副本、抄件等。20世纪80年代初，左景权在《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中提出以文书写本形态将敦煌文献分成三类[11]，提出借助于原件或摄影去研究敦煌文书的形态，如判断文书的原件、草稿、副本等，研究文书的功用。左景权的分类方法未包括抄件在内，其实，抄件也是敦煌写本的文本形态之一，而且在敦煌文献中要占大多数。除抄件外，一些实际传递过的书牍被重新利用的情况也应该被重视。20世纪90年代，林聪明提出了从敦煌文书的出处去判断其文本形态和基本性质[12]，注意到了敦煌书牍的地域来源与时空传递关系。林聪明认为，唯有就敦煌文书的题记、印信与内容考探之，最易正确辨明其出处。1991年林著《敦煌文书学》的出版，标志着林聪明比较系统的以文书学研究敦煌文书的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立。但仅凭题记、官印去判定敦煌写本的出处和文本形态，难免有其局限，更应结合其他书写特征、符号等综合去判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文体
书牍诞生之时，就与一定的对象（发件人和收件人）发生关系，有文体问题。文体，是指文章的语言方式和文本的结构形式，是文本的体式特征，因为使用场合、使用对象的不同，在语言形式与语言风格上表现不同[13]。由于血缘关系上的亲疏、社会关系上的尊卑，在面对不同的社会关系人群以书牍传递信息时，在文本程式、用语方面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文体。敦煌所出唐宋书牍诸文体，与长时段历史时期里文体的发展演变[14]有密切关系，目前常见的文体有表、上书、奏、牒、状、牓、帖、启、书、委曲等十种文体。除以上所列十种文体之外，还有笺、令、教、榜子、记事、简札等书牍文体[15]。
敦煌书牍文体既有从简牍时代沿袭而来的渊源，也有在唐宋时期新的发展与变异。敦煌所出唐宋书牍诸文体，既有沿袭自前代的文体，也有适应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的变化而出现的新的文体。在讲究身份地位、尊卑等级差异的中国古代社会，书牍对象的差异性不但决定着书牍的写法、措辞和格式的不同，甚至还决定着书牍文体名称的差异及其运行方向[16]。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17]，书牍文体的不同，反映的是尊贵差序的社会等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与书牍发文者、接受者之间的相对身份地位有关。由此，书牍诸文体产生之初便与维系政治权力秩序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的礼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书牍中的公牍为政治服务，反映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书牍文体往往也随之变化。
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敦煌书牍的文体进行分类整理和研究，从敦煌书牍文体的渊源、发展演变着手，对敦煌书牍的文体、敦煌书牍的押署与封缄及敦煌书牍文体与文书行政、信息传递等的关系进行综合的、深入的研究：试图从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的角度，对敦煌书牍文体的起源与发展、唐宋时期的应用特点进行纵向的研究；将敦煌书牍文体的发展与唐宋政治制度、文化史联系起来，以书牍文体、程式、在社会生活应用的演变去探讨书牍和政治、文化制度的关系，分析敦煌书牍所反映的唐宋社会文化现象。
敦煌文献中的公私书牍虽然是原始资料，但十分杂乱且很多是残缺的片断。尽管前辈学者已经提供了一些校录本，但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公布，仍然需要对敦煌文献中为数众多的、零散的公私书牍进行重新分类与进一步整理。敦煌书牍中保留原貌的文本形态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敦煌书牍是抄本、复件等文本形态，而且往往残缺不全，或被割裂、分开，不能反映出书牍的原始文本形制特征，需要结合出土材料及敦煌书牍原始特征，对书牍的文体特征、形制特征进行辨析、缀合与复原。同时，敦煌书牍在传递信息时反映的发件人与收件人之间的人物关系是复杂的、不明晰的。故要确知发件人、收件人之间的人物关系，必须结合敦煌书牍的文体特征、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其他敦煌文献的旁证等综合因素去推断。对敦煌书牍所反映的政治事件、发件人与收件人之间的人物关系及其所涉及的历史事件进行考证研究，对敦煌书牍所蕴含的时代政治、军事、文化等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和深度解析，还原历史细节与真实，见微知著地探讨唐宋时期的政治史、社会生活史则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难点。
[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零五《扁鹊仓公列传》太史公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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