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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为基础，从探讨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的内在关联出发，系统研究了沟通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的实践和理论途径，给出了解决这一古老问题的一个新尝试。
作者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主体（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中，并不存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鸿沟，主体（人）无时无刻不在根据其本性、需要与能力，根据实践活动中所发现和把握的事实，进行价值评价，获得价值判断，并以之为指导进行价值创造活动。实践的解决对休谟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只要对之加以总结、提炼，逻辑上的解决也是完全可能的。
特别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从事实到价值、从事实判断导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并不是单向、静态的，而是一个双向作用、相互过渡、相互转化的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主体（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事实与价值、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就不断在新的水平上双向过渡，达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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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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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价值论、伦理学领域的一个基本的、但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些哲学家继承并发展了休谟的观点，将它演变为所谓休谟法则：即事实和价值分属两个完全不同、互不相关的领域，价值判断决不能从事实判断推导出来。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为基础，从探讨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的内在关联出发，系统研究了沟通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的实践和理论途径，给出了解决这一古老问题的一个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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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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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平，男，1966年1月生于湖南常德，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情调研重大项目杜仲项目课题组第一副组长，杜仲全基因组测序项目组顾问。1987年6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0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6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价值论研究方向），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7月1993年8月、1996年7月1999年11月，在某高校工作，曾任哲学学科主任、学报编辑部副主任（主持工作）、编委，北京市高教学会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等。1992年评为讲师，1998年9月评为副教授。曾讲授逻辑学、哲学原理、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等课程。1999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所长助理等。2008年-201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价值论研究。兼及元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文化哲学、信息与网络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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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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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001
一 休谟问题及其实质／001
二 休谟问题与休谟法则／012
三 休谟问题的意义／029
第二章 休谟问题的历史鸟瞰／034
一 贯穿哲学史的问题／034
二 休谟问题与哲学传统／040
三 求解休谟问题的诸方案述评／052
第三章 视角与思维方式的转变／087
一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088
二 视角的转换／091
三 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101
第四章 事实与价值的哲学涵义／110
一 事实与客体／110
二 价值与主体／121
三 价值事实及其意义／141
第五章 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的内在关联／147
一 存在纯粹的事实语言或价值语言吗？／147
二 事实认知的价值渗透／152
三 价值评价中的事实认定／161
四 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的双向互动／168
第六章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171
一 关于是与应该／171
二 价值判断的分类与意义／182
三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区别／201
第七章 价值原理及其意义／207
一 价值原理及其特点／207
二 价值原理的分类／215
三 价值原理的意义／224
第八章 解决休谟问题的实践方式／235
一 社会历史实践中普遍的事实／235
二 导出价值判断的实践方式／242
三 实践何以能沟通事实与价值／260
第九章 解决休谟问题的逻辑方式／275
一 形式逻辑的局限性／276
二 逻辑的实践品格／281
三 价值逻辑与休谟问题／285
四 导出价值判断的推理方式／292
第十章 价值推理与人的行为／312
一 价值推理与事实推理／312
二 价值推理的模式与规则／316
三 价值推理与人的行为／333
结 语 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一个过程／340
主要参考文献／345
索 引／361
原版后记／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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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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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自序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亦称休谟问题，是哲学价值论领域的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堪称价值王国的一顶璀璨夺目的皇冠。这一问题所涉甚广，除了哲学（包括伦理学、美学等）之外，它还渗透到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之中，甚至它还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及其社会应用（科技社会学）密切相关。或许正是因为此，拙著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讨论这一问题的专著，于1996年完成并以系列论文的方式发表初步成果之后，特别是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文库于2000年10月正式出版之后，不仅在哲学界（主要是价值哲学和伦理学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也荣幸地得到了其他学科（包括法学、政治学、文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同仁的关注。据我不怎么全面、权威的观察，引用率最高的并不一定是我所供职的哲学界，而可能是其他学科，例如法学界。有位法律学者在某篇论文中，曾经夸张地引用了17次之多。这种始料未及的状况令我感动，亦令我倍感振奋因为法律价值是一种特别实在的价值，法治实践是人与社会互动的一种重要生活体验，是社会价值观内化、虚功实做的关键途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暗暗思忖，或许是因为在社会法治化浪潮中，法哲学或法律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如法治何为与法律评价的合理性，为什么以及如何确立法律规范，如何根据一定的事实情况和法律规范作出公正的判决都需要很好地处理其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一直存在，但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却肇始于怀疑论者休谟。然而，自休谟在《人性论》（创作于1732～1736年）中轻描淡写地提出这一问题之后，似乎包括休谟本人在内，学者们基本上都没有将它当一回事。这个问题因而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者们有时甚至刻意地对它视而不见，依然若无其事地探讨价值问题，作出评价性或规范性的价值判断，教导甚至干预大众的价值生活实践。转机大致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个时期，一般价值论的产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而摩尔开创的元伦理学革命更是意义非凡。自此以后，在价值（包括善与恶、美与丑等）领域，元问题的探讨、元理论的建构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甚至变得急迫、时髦起来。在此背景下，休谟问题日益变得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真正地理解它，想方设法去消解或解决它。经过许多睿智的学者的思考，问题实际上不断被拓展和深化了。在哲学科学化以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背景下，以否定的方式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曾经是20世纪西方哲学界的主流，以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事实与价值的二歧鸿沟广泛流传，甚嚣尘上，以至于学者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拒绝对具体的道德或价值问题发表意见。当然，自由、多元的学术界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坚信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从事实判断能够过渡到价值判断，类似的信念一直顽固地存在，相关的努力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只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受制于问题本身的难度，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沟通事实与价值的尝试尚未能取得公认的突破性进展。而休谟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对一切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对价值理论的科学性，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有人甚至认为，这一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是伦理学、价值论乃至整个哲学界的耻辱！
当初我涉足价值论时，中国的价值论和我自己都还很年轻，或者说不算太成熟（或许应该说，今天仍然不太成熟）。那时的我，作为中国第一位以价值论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颇有些意气风发，十分珍惜难得的脱产学习机会，一心想着选择一个有点难度的问题做博士论文，令为期三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涯不虚此行。今天看来，选择啃休谟问题这块硬骨头，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或者说，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老大难问题，而无论是价值论自身的发展，还是可以用来解题的逻辑工具和方法，以及我自己的哲学素养和知识储备，都明显不够，现在想一想都感觉有些后怕。
不过，二十年过去了，对休谟问题进行再反思，我仍然坚定地认为，当初的基本信念，以及选择的解决问题的视角和路径是正确的。毕竟，在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地、经常地从事实过渡到价值，或者说，依据自己所处的事实情况（事实判断）而进行评价，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因此可以说，在人们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中，根本不存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分鸿沟。而生活实践中的具体解决思路和推理方式，又为逻辑上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并不容易，需要破除我们头脑中既有的观念和思维定势，谦逊地向生活实践学习，并开动脑筋，从逻辑层面进行创造性的反映和提炼。近年来，这一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明显受制于人们头脑中的逻辑观念比较陈旧（认为逻辑是超主体的思维工具，加工处理的对象仅仅是客体及其性质），受制于既有逻辑工具的贫乏（如缺乏切合价值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合理处理价值问题的逻辑推理形式和方法）。也就是说，逻辑上的彻底解决，尚待逻辑观的革命，尚待逻辑理论构造取得革命性进展。这当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急功近利，期待毕其功于一役是没有用的；但因为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巨大需要，我们有理由对前景表示乐观。
今天，拙著在经受了一定的考验之后，有机会得以修订再版，必须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学术精品项目，感谢相关的匿名评审专家，以及出版社的各级决策者和同仁。本次修订所做的工作应该说是全面的：对问题进行了再反思，对立场进行了再审视，对观点进行了再提炼，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添加了一些新的论证，对文字进行了增删和提炼，对注释和参考文献进行了重新整理。经过近一年时间见缝插针、呕心沥血、日夜兼程的审校、修改，全书自然也成长了不少，至少，排版字数从22.8万增加到了30多万。当然，由于仍然坚持当初的基本信念、研究视角和解题思路，因而全书的整体框架和基本思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围绕解决休谟问题的实践方式和逻辑方式，从多方面、多角度竭尽心力地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我真诚地希望，拙著的修订再版，能够唤起人们对休谟问题的持续关注，并期待有兴趣的逻辑学家全身心投入，实质性地推动这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修订本很快就要面世了，作为付出了辛劳和汗水的著作者，我自然是最为期待、最为兴奋的。这种时候，回首二十年来的求索之路，也自然难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我自20世纪90年代初投身价值论研究，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磕磕碰碰，自有许多不足以向外人唠叨的甘苦。不过，抚今追昔，我始终清晰地记得，在这条冷寂的求索之路上，总是有一些同仁执着守望，一直有许多师友伸手相携。这是人世间最温暖、最值得珍视的感情，也是我自己体味价值之意蕴最为宝贵的案例。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由衷地表达我自心底涌生的绵绵谢意：一是我的恩师李德顺教授，是他不嫌弟子愚笨，手把手地将我引进价值论研究的大门，并鼓励我选择这个深具挑战性的问题，以我们特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方式尝试进行解答；二是拙著初版后，曾经有许多同仁认真地研读、评论过本书，其中包括张明仓、孙美堂、易力、韩东屏、杨泽波、黄凯锋、熊在高等，他们的视角和思想启迪了我，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的认识；三是我的学生兼朋友曾祥富博士，他一直热情地关注着我的学术探索，这次又不辞辛苦，逐字逐句地核校了拙著的电子版和纸质版，以及英文目录，对本次修订的贡献颇为具体；四是许多师友通过各种方式对拙著的写作、出版和传播作出过贡献，其中特别应该提及的有萧前、夏甄陶、赵风岐、袁贵仁、李景源、郭湛、李鹏程、谢寿光、赵剑英、陈波、马俊峰、冯平、江畅、陈新汉、刘进田、韩东屏、袁祖社、贾红莲、鉴传今、崔唯航、陈德中、王绯、周琼、胡文臻、单远举等。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自知水平有限，难有涌泉相报万一，但我会永远感恩且铭记：没有各位同仁、师友长期的一以贯之的关爱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所取得的些许成就，更不可能有供读者诸君批评的这本小书问世。
最后，不能不深深鞠躬致谢的，是那些自掏腰包购买拙著的读者（第一版短时间内就印刷了三次），以及那些不嫌拙著粗陋，拿出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消费在拙著上的朋友！没有他们的青睐、支持和实质性付出，就不可能有这一次修订再版的资本！我无以为报，只能在修订的时候认真、再认真一些，尽量不让大家的宝贵付出毫无价值。至于我是否做到了，我没有资格自我评说，还是请我的上帝们畅所欲言地批评吧！
孙伟平
2015年12月28日
初版序言
人类对于世界的思考和探求是永不满足的。无止境的反思、批判、超越精神是其本性。在哲学和科学上可以说，人类思维每发展到一个近乎完备状态时，就会发生一场革命，引发新的一轮思考。哲学上的革命往往表现为对某些思维前提的超越，就是对以往未曾省思的前提，提出思辨的或实证的质疑与改造。虽然它最初的表现也许仅仅是提出问题，但因为确实抓住了哲学上一些老、大、深、难，并且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所以它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看，都对人类思维能力和哲学的发展构成了挑战。正因为如此，就引得那些喜欢追根究底和应付挑战的哲学家以经久不衰的热情去关注它、思考它、试图解答它。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往往超出了对一个问题本身的回答，推翻了某些长期沿用的思维前提，或者引入了新的前提，或者改变了某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或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者要求重组人类已有的知识体系，等等。这样，理论就大大地变化发展了。而最初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哲学家则成为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提出的问题，更成为后世思想者无法回避的精神卡夫丁峡谷。
如果要举出一位近代哲学家的典型，我们不应忘记休谟。休谟正是因提出著名的哲学问题而影响了人类的一位学者。他实际上并不是只提出了一个问题，而是提出了彼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很有名的，在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上影响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从是到应该过渡或推理的。这个问题是说，在我们的思考中，从关于事物、对象本身是什么（含怎么样、为什么等）的描述和判断，到人、主体应该怎样（含要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的判断，这中间有一个逻辑上的过渡和转变；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似无察觉，常常是在未加注意的情况下进行了理论上、逻辑上的跳跃，很轻易就从一个是跳跃到了应该，几乎已是习惯成自然。然而，这个过渡和转变何以是可能的、何以发生、如何才是合理的等，却需要加以论证和说明，否则它将永远处于一个无理的地位。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休谟问题。它后来被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为事实与价值问题，但核心和焦点并没有变，仍然主要是关于是与应该之间的关系问题。
乍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学究式钻牛角尖的味道，但每个不停留于概念和字眼儿的表面，而是关注问题实质和意义的人，却能从中体味出它所包含的某种颠覆性的或者说启发性的力量，从中感受到一种要对我们人类自己的思维和行动负责的压力。因为实际上它关系到反思整个人类思想史，也关系到如何看待人类的行为方式和实践逻辑，既是一个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有特殊难度的现实问题。记得罗素在总结哲学史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在全部哲学史中，哲学一直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是什么）的学说，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应如何）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即价值学说），但它们是被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而这两部分未能充分划分清楚，自来是大量混乱想法的一个根源。他的话可以代表后人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应。在这期间，并且直到今天，世界上都有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为阐发和回答休谟问题而努力着，并且历来是众说纷纭、方案迭出、风格各异。
在中国，当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价值论被提出和认真加以研究之前，人们对于这一休谟问题的具体内容、特点和它的意义，应该说是理解得很有限、重视得很不够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水平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它的高度。由于长期把休谟问题当作认识论和存在论（本体论）范畴的问题来看待，因此我们过去往往只把它当作一种学术观点、流派的表现，着重于它所反映的怀疑论、不可知论等倾向，而较少把它当作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标志、一个要由大家共同来面对的问题，而给予建设性的回应。近十年情况则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随着价值论问题进入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当每一位研究者越是想要深入地探究价值问题的真髓，越是有志于建立科学的价值理论基础的时候，也就越是感觉到困扰了几代人的休谟问题的力量，越是唤起一种勇敢探索的热情，试图以新的方式从正面给它一个明确的回答。孙伟平博士的学位论文《事实与价值休谟问题及其解决尝试》，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部探索之作。不难想到，在前人的有关论述已可称汗牛充栋、前人的解答方案似可谓周到已极的情况下，要想讲出一点有新意的见解来，显然不是很容易的。孙伟平博士敢于向这个领域挺进，我想除了有理论上攻坚的勇气和志气以外，他还从两个方面为自己找到了支持，从而建立起信心。这两个方面，简单地说，一是靠虚心学习，就是首先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已有的相关材料和成果，向前人、他人学习。这是一切为学者的基本功。二是靠找到一个自己特有的角度或视点，就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供的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要会学习，就离不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创造，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特有的角度或视点。在学习中最重要的，是从前人、他人成功之处学习应该和可以怎样做，从前人和他人失败之处学习不该和不可怎样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你能够走到前人、他人所走之路的尽头，然后再往前走；这时候所迈出的一步，就是你自己的创造与贡献了。学习和创造的统一当然不是简单的事，但做学问和搞研究都唯有如此，才有一代又一代的发展。在这两点上，我觉得本书体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宝贵的探索精神。
究竟如何看待和回答是应该或事实价值问题？在历来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学者的探索中，他们已经围绕学理式的、概念和语言逻辑的分析做了许多文章，在这方面加以研究的可能方式和出路，差不多都已被尝试过了。其中的进展和成就自然不应该忽视。但这些研究往往有一种局限，就是离开了人类实践的历史和现实去看待一个本身实质上是产生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解决的问题。退回到问题的起点上，就应该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人类对世界和自己生活的理解与探索中，从是到应该、从事实到价值的过渡和转变，恰恰是一个在现实中永远存在的必然的普遍现象，正因为它体现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在于实践地改变世界。人作为人，必须依靠不断地把客体从它本来所是的东西，变成对人来说所应该的东西，才能保证自己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一点自有人类以来，在实践上就从未含糊过。它已经像这是食物，在你觉得饿时，就应该把它吃下去一样自然、简单而直截了当，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在几千年里，人类的思考，包括早期大哲学家们的思考中，都一直没有对这种过渡提出什么疑问，而只是应用着这种看来天经地义的逻辑。如今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它看起来已经不那么天经地义了。自休谟以后，学者们纷纷证明：是和应该是两种有实质差别的判断，从事实到价值之间并不存在天然合理的过渡桥梁，而是包含着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交换时面临的那种致命的惊险的一跃。发现和指出这一点，应该说是人类理论思维和反思精神的一大进步、一大突破。但仅仅到此显然还不是人类智慧的成功，特别是当这个问题导致了某种消极的、否定式的结论，如断定从一切是中都根本推不出应该，或单纯强调事实与价值两分、彼此不可沟通之类的观念，而很少能够提供积极的建设性的答案时，理解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本身是否合理、是否保持了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初衷，就显得更需要注意了。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只有在它产生之处得到回答，在某个层次上被剥夺了的人类的权利，只有在新的层次上重新归还给人类，才符合科学的人道主义，才能显示人类智慧的完整性。
按照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批判精神，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对问题本身产生的原因和根据，也就是提出问题的前提和背景保持一种同样的自我意识。例如，造成理论与现实之间这种反差的根子是什么？矛盾是怎样产生的？是由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和历史本身不合逻辑，还是理论和逻辑的研究未能给予实践以应有的理解和说明？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怎样从实践的角度和高度来思考和回答休谟问题？《事实与价值休谟问题及其解决尝试》一书的立意和视角，应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是一种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的尝试。在这里，作者不仅力求搞清休谟问题的意义和后来所产生的结果这通常是哲学史研究所要做的工作，更力求站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高度，探索一条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思路这是作者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原理）研究者所应该承担的任务。所以，作者在对问题作出必要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转变视角与思维方式的问题，从而肯定了以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必要；然后，又就如何把握和界定诸如事实、价值、是、应该等起始概念，在比较不同理论背景和思考方式长短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理解；经过了这样从头做起的功夫以后，作者提供了自己关于如何解答休谟问题的思维和实践逻辑，作出一定的分析和概括。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作者治学既是力求踏实严谨的，也是力求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
至于这部专著的成就如何，它是否在某些方面为我们的哲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检验，内行的读者们也有评价的发言权。我作为作者的指导教师，本身也是和他一起探讨、一起接受审判的角色，自然不宜在这里多说。特别是作者作为一名逻辑学硕士出身的哲学博士，他的很大一部分兴趣在于探讨当代逻辑学的一些难点，这部分内容也已超出了我本人的专业，是更不该多说的。当然，从我的角度也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就是希望看到在类似或更多的问题上，能够通过哲学与逻辑学的结合，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出现一些新的气象，产生一些新的成果。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实践大发展的时代，需要有能够充分揭示社会实践内在逻辑的科学，应该有自己指导新时代实践的哲学。所以尽管不懂，我也绝不低估这种探讨的意义。
作为指导博士研究生工作的一部分，我把现在想到自己该说的话、该交代的事写下来，是为序言。
李德顺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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