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午的延伸
到宣传部上班的第一天,我迟到了。
是因为鞋子。
其实我七点半就来到了县委大院,可是部里还没人。我就在办公大楼后面那所破败的花园里慢慢地转悠着,等着钟点。园里的花大多是易生易长的月季,萧条地抽枝疯长着,高高地擎着艳丽的花冠,仿佛柔弱得不堪一击,又仿佛孤傲得卓绝人世。这些巨大的花丛,多数已不开花,它们膨胀着无用的枝条,肆无忌惮地占据着花园的空间,猖狂得如人类某些难以节制却又盲目至极的欲望我感慨着,在青砖小路上踱着步,忽然发现自己再也迈不动左脚了。
低头一瞧,原来是鞋跟深嵌在了砖缝里。用力拔了两拔,鞋拔出来了,可鞋跟从砖缝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以一条漂亮而简洁的弧线飞离了鞋底。
我束手无策。
透过冬青树的枝叶往外望去,人们已经开始三三两两地上班了。但是没有人发现我,没有人从这条小路上走过。我张了张口,没能出声我无法也不愿向那些陌生的远远流动的面孔求助。
我焦灼而沮丧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小路上终于走来一位中年男人。我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犹豫着。他似乎发觉了我的神情,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鼓起了勇气。他平静地听我讲完,然后问道：你的脚没事吧?
没事。
他躬下身仔细察看了一下我的鞋子,说：这得到外面鞋摊儿去修。你只好再委屈委屈,我去给你修一下。
他从包里取出一张报纸铺到地上,让我把左脚踏在上面。
那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所破败的花园里,专心致志地等待着那个陌生的男人。焦灼和沮丧渐渐幻化成了一种恬淡的快慰。
他终于回来了。我穿上鞋子跟着他走出花园。从进办公大楼,上楼梯、转弯,直至将要走到宣传部办公室的门口,他都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在推开门的一刹那,他突然回头问道：你找谁?
办公室主任。
有事吗?
我今天报到上班。
那你迟到了。他笑道。
你也迟到了。我也笑着跟着说。
我们迟到的性质不一样。他说着迅即而自然地收敛了笑容,推开了门,把我向同事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后,便带我去常委办公楼见部长。我这时才明白：他就是办公室主任。
我们慢慢地走在开满了紫桐花的林荫道上,所到之处都会激起一阵如洗的鸟鸣。忽然,一朵紫桐花优雅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把花拿在手里,抬头朝树上看了看,笑道：紫花才谢尽,绿叶又争荣。看着你们一茬茬地赶上来,就觉得自己老了。
那天我正好穿着一件浅紫色的裙子,便笑道：你才是绿叶呢,我是紫花。
他看了看我,笑起来：今天你干吗要走那条小路?
你呢?你不是也走了吗?
我是习惯了。
我是新鲜。
他又笑起来。他笑的时候脸颊上有两个很大的酒窝,使他看起来像个孩子。
后来我被分到了新闻科。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少,也很公式化,平日里见面也只是点点头,打个简单的招呼。再后来他被提升为副部长,无形中便和一般的职员拉开了较大的距离。虽然他的言谈举止在我看来一如既往,但同事们背后议论起他来,总说他阴险。我却觉得他阴险得十分有趣,便常常偷偷地观察他。
有一次,我正在悄悄地看着他擦皮鞋,他忽然抬起头,对我轻轻一笑,然后又低下头擦他的鞋子。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在窥探他。我的脸红了。
然后就是那天下午。
那天下午,他到我们科询问县十大新闻人物评选活动的进展情况。科长不在,我负责候选人材料的收存工作。他让我拿出材料,大致看了一遍,特意把卫生口的材料选了出来。听同事们说,他原来是个医生,看来果然不假。
这个人也当了候选人?他笑道。
材料上说,两年中就破格提了主治医师呢。我说。
主治医师怎么了?哪个医生不能成为主治医师?
那么容易吗?主治医师相当于教授呢。
谁告诉你的?他笑了,那是主任医师。
我不大懂。我说。
他在我对面的桌前坐下,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起了医院的工资、职称、行政结构、人事关系等这些他曾经十分熟悉的内容。我发现他是一个极好的谈手,非常有自己的角度和趣味。而这种角度和趣味又出乎意料地吻合我的心理习惯。于是我们一问一答,谈兴倍增,营造出的谈话气氛十分融洽、活泼和热烈。
当谈到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时,我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便对他说：我读过一篇叫《无影灯下》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医生在给背叛他的女友做阑尾炎手术时,故意破坏了她的生殖系统,结果这个女人婚后多年不孕,事情败露后医生被送进了大牢。不知道这个医生在做手术时是怎么想的?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医生是医生,可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们所说的救死扶伤妙手回春之类的评定都是死的、硬的,可医生这个人却是活生生的。他是白衣天使,但也有魔鬼附身。当天使战胜魔鬼时,他就是天使;当魔鬼战胜天使时,他就是魔鬼。他神态从容地说着,仿佛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一个手术,你说的那个医生也是如此。他做阑尾炎手术时,他是天使。他破坏她的生殖系统时,他是魔鬼。其实这种事情再正常不过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我们随时随地都只是这两种东西在斗争。人们之所以会对某些事情感到困惑,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这些事情发生的内在因素罢了。
你对人性这么有研究,是不是看了许多哲学书?
有人就行了,何必非得看书?哲学无处不在。
没想到你悟性这么好,我原以为
我不过是一个狡猾的政客,不是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却又蓦然一惊。我的笑等于默认了他的推测,这未免有点儿太危险了。
于是我试图亡羊补牢,说道：和你聊天我很放松,就像朋友一样。可如果我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你千万不要介意。
你不应当有这种顾虑的。他含笑道,以我们相互信任的程度来说,我们所负担的风险值是一样大的。
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简直是一览无余。好在一览无余和一无所知一样,都可以让人毫无顾忌,于是我索性笑道：前些天我听说了一件事,有个男人,和你年龄差不多,半个月前和一个女人私奔了。我觉得挺有意思。你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冲击和诱惑似乎特别多,尤其是感情上的。
我说过,人们之所以会对某些事情感到困惑,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这些事情发生的内在因素罢了。这种事其实也很正常。我们这一代人一次次地建立信念、怀疑信念和摧毁信念,直至最后没有信念,心灵所经历的折磨也许是你们难以忍受的。他点燃了一根烟,他能够私奔,我其实挺佩服他的。要知道,以这种方式抛弃过去的一切,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他好像有点儿不太理智。
寻求感情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至少得丧失一半理智。他笑道,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理智细胞相当发达的人来说,为爱情做出些什么已经是相当困难了。
这是个周末的下午,办公室里很静。一些同事早就偷偷地溜回了家,几乎没有什么人来打扰我们的谈话,除了电话铃声。每接一次电话我都会觉得害怕和尴尬,害怕的是他会突然走开,让我们这次在机关里很难出现的谈话不了了之;尴尬的是我们重新开始接上话茬时往往有点儿不自然。虽然我们很像朋友,但毕竟不是朋友。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下属,我们不能不互相设防。
但是他在我接了五个电话后依然没有露出要走的意思,我自如了许多。我忽然明白,他在机关里其实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谈手,他也需要松弛的倾诉。而我对他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危险,也能够比较快地领悟他的话。所以,对于这次谈话,他也珍视。
接下来他谈到了他的家,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在他的描述中显得非常聪明和可爱。
有时候想想,我现在有房子住,有钱花,在社会上小有地位,家庭也算和睦美满,我就挺满足的。他说。
你是不是常常需要找一些让自己满足的理由?我笑道。
他也笑了：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完美的生活,那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在现实生活中,能找到一些让自己感觉满足的理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疾呼痛苦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
你的心理状态似乎平衡得很好。我笑道,如果现在有一个非常让你动心的女人在诱惑你,你还会这么平衡吗?
能让我动心的女人非常少。既能让我动心又很会诱惑我的女人更是少之又少几乎是没有的。他笑道。
如果有呢?
我不知道。他沉吟道,我想象不出来。不过我知道,如果有这样一个女人,如果她不向我要求婚姻,那她就决不是真爱我;如果她向我要求婚姻,我就决不会答应她。
我们都笑了,都望着窗外的婆娑树叶。如果,如果,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如果呢?如果我是那个女人,如果我向他要求婚姻,如果一转脸,和他的目光相遇,我们都迅速地避开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也想到了这个如果。
我们静默了片刻。他站起身：没有别的事,我该走了。今天下午和你谈了许多,收获很大。他迅速恢复了他一贯的语言表达方式,一瞬间便完成了角色转换。我站起来,面对着他,居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走到门边的时候,他又对我说：以后你们科室的门不要在上班时间锁着,虚掩着就行。不然谁进你们科都得大呼小叫,像什么样子!
知道了。我说。其实我知道他并不是在说门,他是在告诉我,别以为这场谈话有什么特殊意义,谈话过后,我还是我,你还是你,一如从前。
我不由得笑了。尽管如他所言,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内在因素,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新鲜,觉得有趣,觉得每一个人都实在很有意思。
也许和他相比,我还是太年轻,可是人一成熟往往就老了。和老相比,我还是宁愿年轻。
十大新闻人物评选活动结束不久,部里分到了一个去北京学习的名额,时间是半年,食宿和学习费用全部是公报,自然是个难得的好机会。部里很多人都想去,我也想。可我知道凭自己的身份和资历,很难争到这个名额。我知道我也可以去找他,但这么做无疑是在利用我们那次谈话的资本。这对我来说,未免太可耻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提出申请。不知为什么,部里也迟迟未定下去北京的人选。
一天早上,我们在上班的路上相遇,他忽然问我：你看咱们部里谁最适合去北京学习?
我。我开玩笑道。
你好像没有提出申请。他说。
申请了又有什么用?
有没有用不敢说,但申请和不申请是不一样的。他说。
于是,来到办公室我就写了一份申请,交到了他的手中,他什么也没说,顺手塞到了抽屉里。
没多久,去北京的人选定了下来,是我。
我当然很高兴,可是又有点儿担心别人的闲话我知道我的入选肯定是他的策助。后来果然有人提了意见,他说：这件事是部长决定的。有什么意见可以向部长反映。当然没有人敢向部长反映,小小的风波便迅即无声无息了。
有一天,我在走廊上碰到他,低低地向他道谢。他淡淡地笑道：谢我干什么?你应当感谢组织。然后就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好像我的事和他没有一点儿关系。
是的,我们是没有一点儿关系的,除了那次谈话。而那次谈话也已经成为历史了。
可我还是要向他表示感谢。我给他和他的妻子各买了一双优质的皮鞋,给他的儿子买了一身漂亮的儿童套装。其实我知道我实际上大可不必这么做,但我总是一厢情愿地对自己强调：虽然那次谈话只是一次谈话,对他来说也许不过是过眼烟云,对你来说却很重要。它是一张纯美的贺卡,不是一个实惠的存折,你不可以去玷污它。他的心灵可以向你敞开,但他的权力只属于他自己。你不要试图利用他曾经向你敞开过心灵而去和他的权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心灵和权力对你来说,根本就是两码事。
我不想欠他的人情。
送东西的时候,我认识了他的妻子。她有点儿胖,挺标致的一副眉眼,衣着、言语中透出一种可爱的家常与平淡的亲近。他的儿子果然异常聪明和灵慧。他常常长时间地注视着儿子,那种神态,简直像一个热烈的情人。
告辞的时候,他一家三口都送了出来。他边走边笑道：你这个丫头,我说过让你感谢组织,你还是这么不懂事。
组织就是抽象的你,你就是具体的组织。我笑道。他愣了愣,也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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