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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三年来，该倡议取得了重要的推进，无论是在重大合作的项目推进，还是在沿线国家布局设点；也无论是在国内进行动员，还是海外合作伙伴的积极呼应，都为今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演进，做出了极其重要的铺垫。
当务之急，不光是要求在一带一路的实践过程中，继续艰苦奋斗，改革创新，而且，尤其需要深入发掘一带一路构想的思想与理论内涵，运用各门类的学科知识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撑。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将以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参与国际经济与发展合作，改革现有国际体制，进一步推动国内发展和改革进程与国际变迁相互匹配，因此，有关一带一路的思想与理论方面的演绎，将会是学术思想界的一项长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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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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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是有关一带一路各方面研究的论文集，共收取30篇文章，分为一带一路的观念与愿景、理论视野、战略分析、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实施路径六个部分，对一带一路的观念进行了全景式分析，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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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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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俄罗斯问题及战后国际关系。主要研究领域：俄罗斯政治、外交、社会转型、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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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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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绍雷 前言
第一部
观念与愿景
3冯绍雷 一带一路推进中的学术与理论求诉
40时殷弘 一带一路：祈愿审慎
45施展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60刘军 中国的国家定位及欧亚战略
72昝涛 殷之光 一带一路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第二部
理论视野
97杨成 新大陆主义：跨欧亚一体化的战略图景
113冯维江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141卫玲 戴江伟 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机理与战略构想基于空间经济学语境
161黄河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183柳思思 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196卫玲 戴江伟 丝绸之路经济带：超越地理空间的内涵识别及其当代解读
214万青松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蹈前辙还是另起炉灶?基于国际制度重叠分析视角
第三部
战略分析
227胡鞍钢 马伟 鄢一龙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
247徐小杰 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特征研究
265金玲 一带一路与欧洲容克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
280张骥 陈志敏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
第四部
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
303李建民 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合作
326张洁 海上通道安全与中国战略支点的构建兼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安全考量
349司徒尚纪 许桂灵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
367马博 一带一路与印尼全球海上支点的战略对接研究
第五部
实施路径
387阎学通 一带一路的核心并非交通设施
392卢锋 李昕 李双双 姜志霄 张杰平 杨业伟 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
422黄益平 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
430王义桅 郑栋 一带一路战略的道德风险与应对措施
443钟飞腾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463温信祥 徐昕 人民币国际化的全新历史时期一带一路与未来国际金融体系
476白云真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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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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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自从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正式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构想，直到近年来这一战略构想被概括为一带一路的提法，已经整整三年过去了。
在这三年当中，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完全消失，复苏尚待时日，但围绕新兴国家和西方工业国家的相互关系领域，正围绕着权力转移的范式，出现前所未见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依然存在，而同时各类国际乱象则似乎是不可遏制；而更加直接的挑战则在于，全球化进程受阻，区域层面似乎成为了全球博弈的聚焦，不但是原有的国际区域合作与竞争机制互相并存，而且，以PPT、 PPIT一类区域进程则大有要对原有区域合作来一番大切割、大改组的势头。
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理所当然地要面对这样一番变局，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带一路构想就是当前中国对外发展战略当中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
三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重要的推进，无论是在重大合作的项目推进，还是在沿线国家布局设点；也无论是在国内进行动员，还是海外合作伙伴的积极呼应，都为今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演进，做出了极其重要的铺垫。
当务之急，不光是要求在一带一路的实践过程中，继续艰苦奋斗，改革创新，而且，尤其需要深入发掘一带一路构想的思想与理论内涵，运用各门类的学科知识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撑。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将以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抓手，参与国际经济与发展合作，改革现有国际体制，进一步推动国内发展和改革进程与国际变迁相互匹配，因此，有关一带一路的思想与理论方面的演绎，将会是学术思想界的一项长期任务。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同行已经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已经发表了很多针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既结合实际、同时也富于思想与理论内容的文章。
这些文章不光在中国对外战略与对外合作、中国未来的国际与区域定位等各个方面，从理念和愿景、从各个学科与知识领域、包括从战略分析和实施路径等各个角度对一带一路问题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尽管，这些理论与学术分析还是根据初步的实践所作的研究，但是作者们所提供的学术与知识内容，都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在高度肯定一带一路构想的历史意义的前提下，强调了对一带一路问题加强理论学术研究的紧迫性，也在实施路径方面提出了不少各自的思路。所有这些思考和分析都有助于各界朋友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
在此背景之下，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与帮助，在征得了作者同意之后，兹将上述有关文献结集出版，以求围绕一带一路的主题，从多学科结合的角度，深入阐述有关的思想学术理论问题，并进一步引起各界的关注与思考。
借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本文集的各位作者，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同仁，表示衷心的谢意！
一带一路推进中的学术与理论求诉
冯绍雷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因其涉及面之广、动员力量之多、所产生效用之深远，其实施的思想理论基础不能是对任何现成书本知识的重复，更不可能只是对任何国外经验的简单照抄照搬，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学术与理论的创造性构建。如何进一步阐述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层次动因和内涵，如何切实地讲清道理来推动一带一路真正有效落实，如何诠释和前瞻这一构想的实施将会引发的长远影响，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作者从一带一路构想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政治经济思想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问题、一带一路的空间认知、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中的主体性观念构建等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蕴含和所要求的学术和理论构建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大工程，需要动员更多学科领域参与到这场更深层次的学术大讨论。
关键词：一带一路理论建构中国外交
一带一路无论是作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一种战略，还是作为参与构建未来国际体制的一种尝试和实践，都正在彰显它的巨大的影响力。从笔者阅读过的上百篇有关这一问题的国内外各界的分析文章，以及从一开始就参加过的很多次对这一问题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在逐步走向深入。这种逐步深化的探讨不光对于一带一路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各个相关的学科门类而言，也是一次在实践中验证和在思辨中创新的难得机会。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近三年的实践表明，其涉及面之广、动员力量之多、 所产生效用之深远，不言而喻。对于这样一个将会长期执行的战略构想而言，所要求的肯定远不止是一般知识与信息，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学术与理论的创造性构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构想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出了一个大题目，那就是：在大规模推进了有关宣传与动员之后，如何进一步阐述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层次动因和内涵，如何切实地讲清道理，推动一带一路真正有效落实，如何诠释和前瞻这一构想的实施将会引发的长远影响，显然，这些都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紧迫课题。
从执行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功实施的前景，不光取决于坚定的政治意志，显然还取决于将这一构想在理论上加以锤炼提升的系统性准备。经验告诉我们，周全而有力的行动，往往取决于是否具备理论的合宜性。实践表明，当代条件下任何国家大规模对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实践，都不能脱离健全而活跃的学术与思想的支持与引领。如若失却了严肃认真的学术和理论考量与铺垫，不能够设想任何这样的宏大战略会有顺利的进展。
作为当代中国最为重大的一项对外战略所应有的思想理论基础，不可能是对任何现成书本知识的重复，更不可能只是对任何国外经验的简单照抄照搬。当前的一个严峻现实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实践，已远远地走到学术与理论的前面，在向各个领域的学问家们叩动门环，要求人们能够交出既洞悉事态、合乎时宜；又基于学理、具有远见的答卷。
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一带一路这一命题本身所蕴含的学术与理论内容这一角度，观照正迅速推进的行动过程，进一步展开各学科参与的深层次探讨，以深化对这一当代重大问题的认知。本文初步从一带一路构想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 国际政治经济思想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问题、一带一路的空间认知、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中的主体性观念构建等等这样几个方面，来谈谈一带一路本身所蕴含和所要求的学术和理论构建问题。
一、 一带一路构想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
总体上说，无论是新世纪初期的宏观国际环境，还是中国国内的发展改革进程的演进，都是推动一带一路构想形成的重要背景。因此，从探究一带一路的多方面动因的角度来观察其蕴含的潜能，同时也思考这一宏大进程可能会遭逢的复杂挑战，这是从学理的角度深化对于一带一路认知的一个首先面临的问题。
首先来看新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国际环境的变化。
其一，冷战终结后整个二十多年国际关系的演进，大体可以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界，划为前后两个阶段。19891991年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可称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第一阶段。与之相比，作为冷战后第二阶段的国际关系，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结构性变化。从外部变化看，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发生后，欧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无力监控危机；与此同时，G20集团出现，金砖国家加强合作，新兴国家影响力在艰难挑战中上升。同时，在欧亚地区、中东北非等地区一系列革命引起巨大动荡，即使不提今天遍布欧洲的难民潮，仅就英国脱欧而言，也充分表现出西方国家有心推动革命，却无力掌控革命后局势的难堪局面。这一连串变化，表明冷战后的格局已从西方高歌凯旋、对世界事务具有垄断性地位的局面开始逐渐衰退。尽管，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霸权国家，但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正在出现。一带一路构想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变化而产生。
其二，全球化进程在取得前所未有进步之后，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抵制、抗争、重组，陷入一个复杂的局面。1WTO等全球多边贸易和金融体制在多年来推动发展之后，新世纪以来，除了个别领域有所进展之外，总体上陷于停滞不前。与前三十年的情况正好相反，目前全球贸易增长罕见地落后于GDP的增长，全球自由贸易正变为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的所谓公平贸易。2信息革命取得了巨大进展，却在如何平衡传统管理模式和超越国界、超越法权、超越个人隐私的巨大信息流量冲击的这两者之间，正发生着尖锐的碰撞。3大众商品和资源能源价格的起落，既表明商品与资源的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越来越紧密关联，全球经济互不可分，但需求的跌落，也充分地显示出深刻的结构性矛盾。4全球化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正越来越引起横跨东西方的普遍不满，从而成为一系列动荡的根源。5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尽管几十年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多样化的巨大发展机遇，但全世界依然只能够紧盯着美联储的何时准备加息；美元依旧呼风唤雨，不光使工业国家，尤其使开放中新兴国家担心加息对自身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冲击。6亚投行建立，成为国际投融资体系中的一个新的重要补充；人民币正式成为IMF篮子货币第五位新成员，为未来国际金融体制变化注入活力；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与能力依然需要加强与提升。可预见的是，一带一路构想来自于曾经受惠于全球化的中国，因此，即使当一带一路构想降生的时刻，全球化进程遭逢挑战，但是，中国将会为继续推进全球化，提供交往的通道与动力。
其三，全球层面的竞争与合作正转入地区，地区层面的态势正在成为国际博弈一个聚焦点。其一，从安全领域来看，奥巴马调整战略，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撤军，这一举措能否确保这些地区多年来的冲突地带转危为安，始终引起人们关注。事实表明，这两个地方形势的持续动荡尚未平息，反而冒出了伊斯兰国的怪物，成为地区矛盾错综交叉而难以克服的突出例证。其二，其余各个力量中心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周边地区几乎同时出现纷争局势，这说明现有国际体制对于地区的控制正表现出力不从心。其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为主导、高层次市场合作为基础、明显带有地域分割性质的区域合作组织的构建，正在加快步伐。无论是TPP，还是TTIP，尽管其过程本身面临重重争议，但毫无疑问，TPP的出现，将会对现有各地区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框架，形成程度不等的挑战，在引领中过程加以分化。显然，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将以地区为基点，围绕区域间、区域内不同的合作模式展开激烈的竞争。正是在这样的前有阻隔TPP、 TTIP、后有追兵除中国之外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和新兴市场作为竞争者纷纷出现的紧迫形势之下，一带一路努力探索以一种全新姿态介入地区和跨地区经济过程，期待通过互联互通，贯通欧亚，连接大洋，为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从一带一路产生国内背景来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观察。
将近30年保持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的下降，是在国际与国内经济均处于下行周期、中国的国内经济结构实行深刻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遇到了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着总体平稳。2015年GDP依然保持接近于7％左右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一年就增长七八千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英国《经济学人》最新商业报告的结论：预计到2025年之前，中国仍将保持6％7％的增长率；中国私营企业占据整个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二，承担了90％的出口任务，其巨大活力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Still made in China. Chinese manufacturing remains second to none，The Economist, Sep.12th.2015.按照这一发展速度，根据已经设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20年是非常有希望实现的。这个目标实现之时，人均GDP比2010年翻一番，比2000年翻两番。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近17万亿美元。在这一背景之下，习近平主席本人已多次表示，未来五年，预计中国将进口五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口。《习近平在中美省州长论坛上的讲话》，2015年9月23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923c_1116653149.htm。上述总体背景，乃是一带一路战略最为关键的国内动因之一。所以一带一路构想的发起，远远不止于解决外储过多和产能问题这样一类的具体问题，而是包含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结构性变化等诸多宏观因素的一项战略构想。
其次，体制改革这是一带一路形成过程中另一重要背景。与冷战结束以来前苏联地区国家体制转型过程相仿，大体上，中国也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国从文革后的70年代末开始前苏联地区国家则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这是个以学习欧美国家为主流的自由主义导向的转型过程，这里包括人们所熟悉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等等内容。第二个阶段，大体从新世纪初前后开始，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力的提升，对前一阶段的自由主义路线所带来的结果进行调整和修正的阶段。在中、俄、哈萨克斯坦等欧亚国家出现了相类似的走向：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国家实力增长、国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作用的抬升，在内外事务中国家主体性的凸显等等，包括本国经济在海外的不同程度扩展。与前一阶段相比，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得到了加强。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至乌克兰危机发生，以及全球和地区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有可能不同程度上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转型阶段：一方面，坚持加强国家宏观主导和调控作用。事实证明，若无强大国家支撑，无论改革，还是现代化进程都难以为继。但是，在此同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对于真正改革的要求正在重新凸显。无论有多大困难，改革的大势正在迫近。
逻辑上说，这有可能是既承袭以往、又有所不同的一个新阶段的来临。从现有转型国家来看，哈萨克斯坦总统提前大选之后就已认真准备和推进五个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力图把强大国家和改革开放目标相结合；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精英正深入思考危机政治经济学式的推进，也即，力求化危机为转机，以改革探寻生存和发展之途；普京2016年6月17日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对于能源依附模式能量近乎耗尽的说明是又一证明；中国在习近平、李克强的主政之下，既加强国家建构，凝聚国民共识，同时也切实要求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厉行简政放权，这都表现出一种新常态下的改革脉动。
实事求是地看，既加强国家调控，又要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要同时在这两方面推进，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各国内部发展战略的协调和均衡，其中非常必要的一步，乃是相关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以避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外溢；而且，要力争以开放式的倒逼不仅向西方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开放；不仅向亚太大洋地区开放、也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开放来推动进一步的改革。显然，上述对于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将会是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一个关键方面。虽然一定带来新挑战，但也非常可能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动力。
概括一下，新世纪初内外环境中有若干基本态势在引导和铺垫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形成与实施：其一，冷战后的国际关系进入第二阶段，标志着一个霸权和纷乱局势并存，但是愈益多元化的国际力量格局正趋于形成，这是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的国际环境的前提；其二，全球化进程受阻，地区层面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聚焦之点，客观上使得无论是在周边地区、还是在欧亚大陆和太平洋、印度洋地区，中国都须以新的方式参与合作与竞争，既继续推动全球化，同时也确保地区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构想乃是不二的选择；其三，中国成长模式和它的强劲潜能，是一带一路的巨大动力；同时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一带一路虽然总体上还并不是以高市场标准和高技术引领的、仅仅是居中水平的跨区域合作，但是，这一发展路径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现实，能够循序渐进地为未来更高水平的发展，做好扎实铺垫；其四，经历了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终结之后国际社会所经历的几波现代化与体制改革的高潮，人们既体验到了改革带来的进步与效益，也积聚了改革所伴生的问题。这一背景要求一带一路的实施必须以改革和发展并重、以本土原则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坚持以学习先进和尊重多样化文明为基本取向，这才有可能保持这一战略持续推进的生命力。
总之，驱动一带一路的国内、国际背景内涵丰富复杂。因此，既需要阐弘发微，发掘其间宝贵的思想资产，也需要去雾廓清，排除干扰。这是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而要处理好这一环节，必须借重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已有积累，使得一带一路构想能够得到当代严肃的思想学术成果的强劲辅佐。目前问题可能在于，不难理解一带一路需要有学术理论思想对之加以阐述、提升、支撑，但是，是怎样的一种知识结构才能与一带一路构想相匹配，有哪一些学科互相组合才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构想的理论与学术基础，以及通过怎样的路径才能够比较有效建构起一带一路的研究工作范式？当我们在推进这一项前所未有的宏大规划时，这些显然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 国际政治经济思想视野中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既是经济问题，也必然关联政治，且在国际社会的阀阅之中，因此，有学者比较倾向于用与上述三方面都有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讨论一带一路问题。目前流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二战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来观察国际社会和各个行为体。这一学科门类有相当丰富深刻的学术积累，但是门派很多，所主张的学理和结构框架往往大相径庭，即使像吉尔平、斯特兰奇等学者那样流传得很广的作品，也主要是对于各个流派的集大成之作，还较少被普遍认可的学科自主性构建。因此，本文想从一个更为广泛的国际经济政治思想的视角，来讨论一带一路构想，而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学科流派。笔者先从一带一路这一愿景和行动纲领的自身特点，也包括所面临的问题出发，来展开讨论。
一 非体制性的跨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纲领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以国际经济合作开发项目为主要推进方式，总体上来说，还并不是具有明确区域合作体制性构建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为什么一带一路目前采用这样一种行动路线呢？首先，当今国际区域合作遍地开花，特别是在欧亚地区、亚太地区和中国周边，已经广泛存在着来源于各方的有关区域、次区域的合作水平不等的体制性构架。这些区域、次区域的体制框架，有一些较为开放包容，而另一些则更多带有竞争性、排他性特征。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要推进像一带一路这样超大规模的跨国、跨区域经济合作，如果，再推出一个具有更为严格的体制性、规范性要求的区域合作框架，不光在体制设计和处理现有各种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会花去很大的精力，尤其难免与已经存在的各个地区、各式合作体制会发生抵冲。持续三年多的乌克兰危机的起因，相当程度上，就是与在同一地区所出现的不同区域经济体制、不同区域发展取向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有关。因此，在较少涉及区域体制性构建的前提下，强调以合作项目推进，以这种务实的方式加强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在一定阶段之内有其明显的便利之处。中国古人有云：上善若水。一带一路像水流一样，无处不在，随遇而安，但又顺水推舟，不强势夺人。这是中国在今后一个阶段里推进一带一路的方法的一个形象化的说明。
然而，非体制性的、以项目合作为主的大规模跨区域合作，如何与已具有体制性构建的其他各个地区一体化进程展开协作呢？比如，已经有不少区域合作体制希望与一带一路实行对接。但是，有人认为：非体制性的区域合作项目，没有办法与制度性的区域框架进行合作。这是一个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一带一路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之一，正是在不同区域体制之间、也即在不同合作与竞争水平、不同的关税、财政、贸易、金融体制结构条件下的互联互通的可能性。从稍远一点来看，一带一路不仅要面对TPP、TTIP的竞争，还要面对今后如何与RCEP、APEC等体制之间的合作，与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的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宏大图景相衔接，包括2016年6月普京提出、并经中俄两国元首联合公报加以确认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一构想衔接的问题。这一范畴之下有着大量值得探讨的新学问、新课题。
目前的非体制合作方式的一带一路，是否意味着将来一直会一成不变地保持这样态势？当然，一带一路运作方式还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但是，即使将来一旦有可能、也需要出现不同程度的体制性构建的时候，一带一路抱定宗旨的初衷不变，也即必定是在互相认可、互相接受条件下，找出能相容纳的关联性接口，方能行事，而不应像目前有些国际争端中所发生的那样，各行其是，强行推进。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仅需要对不同的区域合作的机理进行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会出现很不同于90年代我国学界研究与介绍当时非常受人关注的欧盟经验那样的一种方式。当时的研究与舆论，比较强调要传播与推广欧盟一体化成功推进的经验，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预见到了欧盟区域模式所蕴含的忽视欧洲民族国家的作用，以及对于地区间差异的估计不足的后果。因此，今天对原来人们习以为常的区域合作的一般进程，特别是欧盟式的从产业合作、关税同盟、货币联盟、最后走向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有必要更加注重其多样性、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注重一体化的理论与实际进程的互动与互相构建。同时，需要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变换的背景下，研究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区域、跨区域合作的新模式。进一步言之，未来的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这两者的发展轨迹之间究竟处于何种状态，是重合、是交织、还是互相离异；今后的国际权力转移的模式与态势将会如何影响区域、跨区域进程；未来的跨国体制与民族国家系统之间，究竟以何者为重；从欧盟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中，究竟如何吸取教训，在一体化与民族国家这两种进程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显然，所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与讨论，都会聚焦到必须通过深入研究的未来区域、跨区域合作格局与新形式，方能够推进一带一路这样的问题上来。
二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为主要合作内容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等发展组织曾一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行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当时冷战氛围主导了整个国际议程，这一类发展计划也难免打上冷战烙印。此外，在广大发展中地区还并不具备西方式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前提条件之下，这一推广虽有所成就，但效果有限。
在冷战终结前后的8090年代，西方主要通过华盛顿共识的模式，推行大规模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希望以自己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模式的推广，来改造发展中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又一波席卷全球的大潮大潮。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只是在中东欧、东南欧一些国家局部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国情复杂、离欧洲较远的国家，比如，在俄罗斯、包括中亚就很难奏效。
除了这两个阶段西方以工业化与体制转型的方式扩展影响，福山还曾经总结道，近些年来，美国和欧洲对于新兴和贫穷国家的发展策略一直是侧重于对公共卫生、妇女权利、扶持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反腐败措施这些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他说：这些目标固然令人称道，但是，迄今没有任何国家仅凭这些领域的投资走向了富裕。公共卫生的确是持续增长的重要背景条件；但是如果一个诊所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和清洁的水源，或者没有良好的交通条件，也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福山相当肯定地说：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的策略在中国身上已经显现非凡的效果，这也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过去推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弗兰西斯福山：《出口中国模式》，载于新加坡《海峡时报》2015年12月30日。可以认为，这是对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区域、跨区域合作的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但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问题上并非没有争议。国家发改委的外资司顾大伟司长曾经指出：国际产能合作不是落后的产能走出去，而是优势产能！他认为：我们不再是简单地把产品卖到国外，而是把我们的产业整体输出到不同的国家去，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培育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我们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核心就在于通过这样的合作把产品的贸易、产品的输出，提高到产业和能力输出的水平。这样既大幅度提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能力，又把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制造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开展竞争。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载于《对外经贸实务》2015年5月号。但是，也有专家认为：产能合作过程中的产能转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要注意到产能合作的风险高于产品出口；如果说，若干产能，如水电、火电、核电、港口、电讯等产能输出没有太多后患，但是，若干制造业能力的输出，要警惕自废武功；同时，要关注在推动海外投资时可能带来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梅新育：《冷静全面看待国际产能合作》，载于《浙江经济》2015年第12期。
看来，对于产能合作的评价，对于产业合作领域的选择问题，还关系到超出产能合作问题本身的种种复杂背景。比如，中国装备制造业已为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机床产量已达世界总额的38％，造船完工量占世界41％，发电设备占60％。如果有能力推进这些产业的输出，何乐而不为？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当今非常激烈的国际合作竞争对于产业合作的质量要求，比如，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经常是以其技术领先的理由，挑战中国海外产业的推广，并以此为由推动自己的产业输出。但是，就产业合作的对象国的心态而言，正在出现非常有意思的变化。笔者在国际会议的场合，曾经亲耳听到过一位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国家的总理，针对有些国家自我吹嘘其产业技术质量时亲口所说：我们不仅要选择技术先进产业进行合作，而且，我们要考量在整个现代化发展和经济合作结构框架中的合理允当。可见，合作对象国对于产业合作领域和对手的选择思考，也是远超出了仅仅从经济和技术视角的思考。如果能够综合运用优势，我们在推进产业合作方面完全能够有更多作为。
同时，必须认识到，就目前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促进产能合作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支持服务体系也显得较为落后；一带一路的合作对象国制度环境与技术标准差异大，中国企业应对准备还没有非常充分；笔者曾多次就国际产业园区问题到欧亚地区进行考察，看来走出去的企业相互之间也还远远没有形成合力，国际化的能力还相对较弱；经常可以听得到中方企业在海外反映，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般而言主权信用度较低，长期存在着各类风险。对于这样一些产能合作中的综合性、紧迫性的问题，必须高度关注。
总之，对于国际产能合作中的这类实际问题，恐怕还鲜有现成的国际经验，需要更多的积累与摸索、知识与学术的支撑。一方面要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推进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效益和潜能：比如，一般而言，在发展中国家的通信投资项目的经济回报平均为30％40％，发电项目为40％，道路项目达到200％。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掘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蕴含的深层理论内涵。比如，林毅夫以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所做的概括，把对各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因素、比较竞争优势、市场基础性作用，以及政府宏观调节作用加以综合考量，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思路和现代化战略分析；加之他本人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所积累的极其丰厚的实践经验，对于理解一带一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137页。但是，在面临尖锐国际政治经济的竞争条件、对象国经济政策的高度多样性、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商业与安全环境普遍较差，及国内企业尚欠推进国际化的充分准备等种种外部条件下，正确国际合作战略的选择与实施，还有待于更为宽广视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支撑。
三 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而是均衡互利的包容性合作
国外媒体一度比较倾向于马歇尔计划来比附一带一路。有人认为，在解决战后过剩产能等问题方面，两者有比较相似的方面，但事实表明，这两者还是具有很不相同的背景与特性：首先，一带一路这不是冷战时期为对付冷战的敌人而推行的援助与扩张计划；不是排他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只接纳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相同国家；也不是在西欧这样有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传统的国家地区加以推进；更不是像美国那样，以世界领导者自居而推行的援助计划。一带一路构想主张包容性合作，主张不同体制、不同文明背景、不同发展水平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参与合作。一带一路不依靠强制性的规制，也并不具有意识形态趋同的刚性要求，更多来自务实的互利合作的考量，也来自于追求以合作求稳定、以共存求发展的殷切期待。
在这样的原则前提之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要远比当年马歇尔计划来得复杂和艰难。历史地看，在并不具备二战后超级大国战略优势，也不具备意识形态和安全保障等刚性约束的条件下，各方之间的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而且，往往合作互补的潜能并不显而易见，多样性的体制和传统差异也经常会成为合作的障碍。因此，不能依赖武力或强权，通常需要大量艰苦的对话和谈判、也会有尖锐的竞争与博弈，才能逐步地接近多边合作和利益平衡的目标。实事求是地说，利益与意愿的重组和交换，打破时空界限的前瞻性合作，乃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运作途径。比如，中国与欧亚大陆纵深地带伙伴国家推进合作，不能不以合情合理地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作为前提，同时也以伙伴国提供更为开放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安排为交换。以中蒙俄三边合作为例，如果没有中国沿海地区的港口便利条件向内陆国家开放使用，如果没有内陆国家也同时局部地改用宽轨铁路等基础设施和资源利用条件，与之连接呼应，中蒙俄之间三边合作不可能这样顺利地推进。又比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之间正加紧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但是俄罗斯与中亚之间也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合作关系。因此，既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进展，又要确保俄罗斯与中亚所在的欧亚经济联盟的稳定和发展，有必要通过在俄罗斯、中亚、俄罗斯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均衡和时空交换，确保互利共赢格局的长期稳定。以笔者所见，从长远的角度看，以各方接受的多边方式，大大加强中国对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合作与投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安排。不仅通过对远东西伯利亚合作与投入，表明中国的合作诚意与决心，同时也通过实践使得各方，特别是俄罗斯方面能够体验到：中亚地区的合作与开放，能使各方受益，并真正形成中、俄、中亚三边之间的均衡持续发展。稍作回顾的话，中国、俄罗斯、中亚三方之间并非没有这种互联互通的成功合作经验。三方天然气管道的合作，就是一个证明。当然，实现这样的一种多边合作格局，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仅以目前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对于中国合作前景的民意表现来看，支持与依然持疑虑态度的统计数据大体相当，这也是中方在这一领域谨慎推进的原因之所在。同样道理，对于南亚国家而言，中国与印巴之间的合作都是源远流长。在中方已率先对巴基斯坦实施了460亿美元的投入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关注南亚地区的整体形势，特别是在加紧对巴基斯坦投入、已经为推进地区合作树立先例的背景下，有理有节地逐步加强与印度等其他国家之间合作，一直是中方在南亚地区保持稳定与多边合作的良好环境的考量和意愿。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原则，国际经济合作，必须由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政治合作作保障，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一带一路涉及那么多国情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各不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这样的合作如何有效落实，其中两个关键问题乃是：其一，是决策运筹急需研究解决合作的先后次序问题，显然，不同的优先次序就意味着不同的战略决策后果。其二，新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合作需要高质量的均衡，也即，不只是简单的数量关系和力量格局的平衡，而是包含着复杂动态平衡的、具有更高层次要求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中均衡战略的大师基辛格一直强调的一个原则：均衡原则同样是包含着伦理道德要求的基准，［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第772页。这意味着均衡并不是无原则无底线的妥协。而近年来，当他在90高龄时撰写新著《论世界秩序》中，所使用的均衡一词，多为equilibrium，而不是国际政治论述中一般所使用的balance。［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曾经向本人提供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和理解；华东师大童世骏教授向本人进一步提供了有关这一英文词汇的不同的翻译和解释，特在此向两位学者表示衷心感谢。换言之，基辛格提倡的是在国际合作进程中，追求一种更为讲究内在质量、更注重内涵而不是浅表，更富有思想历史含义并追求均衡的运作。上述所言，表明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紧迫要求。
四 创设AIIB等新机制，推动实施一带一路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林毅夫曾经提出过一个有关全球经济复苏的双赢方案。他认为：可以基于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架构，其间伴随着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同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在金融方面，一个解决对策是创设一个全球经济复苏基金，由硬通货国家及高储备国家支持并由多边开发银行管理，该基金将用于自主发展中国家突破瓶颈及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将增加对高收入国际生产的资本品的需求，并且降低其目前的失业水平，还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增长。某些投资项目也可用于高收入国家，关键是投资的质量。基金本身还可以与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为投资创造空间并提高其效率。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9页。目前已经设立的AIIB等国际金融机构非常接近于当年林毅夫所构想的这种国际金融体制安排。
尽管总体上一带一路目前没有区域性合作体制，但是一带一路构想还是通过AIIB、金砖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创新型机制的设立，来推动合作。AIIB等机构创设，作为集体决策的国际金融合作投融资机制，不是专门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纲领而设置，但是，显然会与一带一路互成掎角之势。
AIIB不仅是中国创设的国际金融合作机构，而且这是一个通过吸收欧洲亚洲各个国家一起合作而创办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不光通过吸收资深的欧洲伙伴提升透明度，而且，学习欧亚国家金融管理的经验，提高决策水平。AIIB也并不是一个取代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的安排，相反，它和金砖银行等机制一起，支持和补充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之所以强调AIIB等机构的出现只是对现有国际体制的补充，而不是一个替代者和革命者，这里有着一定的历史依据。
19世纪80年代，当美国GDP总量已经超过老牌宗主英国之时，美国没有任何意愿要取代英国；20世纪2030年代美国金融实力已经实际超过英国的时候，美国依然保持低姿态；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取得了大战胜利之后，才于1945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真正完成了从英国手里的权力过渡。中国不但没有必要当任何形式的国际转型期中的所谓修正主义者，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之间，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保持有效并且是真诚合作，十分必要。同时，也唯有像AIIB和金砖银行那样的体制创设，以真正平等公正的合作，以尊重伙伴的态度，才能真正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支持，以共同面对国际格局转型期的复杂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个情况。第一，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之后，原有在欧美发行债券、筹措资金的空间顿时消失。俄方学者估计，这样的市场容量大约是600亿美金左右。虽然，当时舆论认为，可以从中国等其他方面找到欧美债券市场的替代者，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要取代俄罗斯在西方的债券市场，尚有相当大的一段差距。而另一个重要进展是，从2016年6月AIIB所推出的第一批四个投资项目来看，都还是与世界银行、亚洲开放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投资开发项目，这凸显了中方愿意维持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稳定的明确意愿。
五 以互联互通为主要方式
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第一次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时，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以商品流通、道路畅通、货币融通、技术互通、人心相通这样的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运作方式。从学理角度看，人们似可以将之界定为自由贸易原则的充分体现。同时，一带一路强调以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引领，实现跨国、跨区域合作，显然又使人联想起汉密尔顿与李斯特、包括上世纪之交成功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俄国总理维特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特质。事实上，像一带一路这样一类宏大构想，很难以某种单一理论学说所能概括。有点类似供应侧经济战略的推进，这里既不是对传统供应学派的重复，但也不是简单复制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而是一个兼顾多面又针对现实的战略与政策选择。
如果只是强调单一的自由主义贸易原则，只顾一味推进超越国界的商品、资金、技术与人员自由流通，那么，竞争力相对不足的国家，尤其是欧亚大陆内部的国家，比如欧亚地区国家，就会非常担心市场受到冲击，本国产业竞争力被杀伤殆尽。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20002014年贸易结构的恶化正在对俄罗斯国内的产业结构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廖雅珍、许民慧：《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错位研究20002014》，载于《欧亚经济》2016年第1期。同样，片面强调区域合作中的所谓市场经济立场，一味追求政府的不作为，忽略大企业应该具有的依托、支撑与引领作用，听任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经受风险，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我国与欧亚内陆国家经贸交往中的一度放任自流，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深刻教训。这种放任自流的贸易方式，至今给合作双方都留下了创痛和深深的遗憾。从这一角度看，大陆比邻国家、包括在结构上和发展水平上还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还真是需要在市场力量和政府引导的兼顾方面提出有效的构想与规划。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度国内很多朋友为舆论广泛宣传过的将会要出现的跨欧亚高速大铁路感到无比振奋。当然，一旦有一天从莫斯科到北京或上海，只要十小时就能天堑变通途，自然是奇迹。但是，须知俄罗斯方面的担忧：不光俄罗斯境内已经运行百年的宽轨铁路系统，出于各种原因还难以在当下即与中国所使用的标准欧洲式窄轨相连接；而且，高速交通运输的前提是人流和物流的充裕，当俄罗斯还根本不具备像中国这样丰裕人口资源，而物流也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俄罗斯高速交通轨道的效用与在中国境内相比较，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更何况原有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作为俄罗斯经济生存命脉之一如何能加以确保，还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所以，对俄罗斯来说，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大趋势面前，如何保护其国内产业的参与竞争，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同时，兼顾其现实的关切与需求，这不仅是实践、也还是一个必须顾及的理论问题。不然的话，无法理解汉密尔顿、李斯特与维特式思想传统在俄罗斯为何还保存着如此广泛的影响力。
所以，问题不在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属于哪一派、哪一门理论，而在于如何将各种复杂的、甚至很多是相互矛盾的需求相互匹配。从深层次上说，也包含着如何将各自矛盾的各种理论学说融会贯通、加以运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以来，不光是中方对于一带一路如何与俄罗斯对接，采取了不少切合实际的务实措施，而俄罗斯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表示。比如，俄罗斯央行加大对人民币开放力度，俄罗斯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对华引资环境的有所改进，俄方同意远东通往珲春段的铁路改为欧洲式窄轨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境内的宽轨全面改制，特别是愿意在上合组织基础上对华商谈自贸区协定等等，这可以视为是俄方在一度犹豫之后，表现出与中国推进对接的积极意愿之所在。
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推进中应更多思考习主席所提出的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从学理角度看，作为一种宏大决策，如何能够兼收并蓄类似于自由贸易原则和国民经济学派等各不相同的不同学术原则，这看来是未来决策与运筹过程中难以规避的问题。
六 通过贸易促进安全的努力
互联互通与地区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显然并不是一带一路构想目前所特别强调的问题。但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贸易，从来有关安全。即使是在两千年前汉代的丝绸之路发起之时，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当时的主要考量还在于通过贸易，包括和番与朝贡，取得西北边塞的安全环境。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当代条件之下，贸易与安全之间的关系还依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一类学科重点研究的对象。问题在于，尽管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肯定经济联系和经济依存会带来和平，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得到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证实。相反，新近的一些研究证明，当两国间资本流动量越大，发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高。韩真、张春满：《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载于《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年第2期。同时，最近的实证分析也以东亚地区的贸易与安全关系为例，提出：其一，中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能够对冲政治风险，降低政治冲突的敏感度；其二，但是，这取决于非对抗国家的外部条件；其三，政治冲突与贸易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杨攻玫、刘洪钟：《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来自东亚的证据》，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
上述学术研究的结果表明，贸易和政治与安全冲突之间的关系，是一带一路构想推进中必然需要重视的课题，但是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来说，尚还没有大家所公认的明确结论。这一状况至少说明，实践，对于学术与理论的需求已经到了何种紧迫程度。
概括地讲，从国际政治经济思想这个角度，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推进一带一路构思的知识和理论考量：其一，如苏珊斯特兰奇所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乃是从结构关系的角度体现不同价值与利益的制度安排与战略相互关系的一门学问，因此，作为战略构想、也是作为未来制度构建而体现的一带一路，需要从结构角度，深化对于来自不同价值与利益背景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认知水平，也即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着眼于长远结构关系的稳定出发，兼收并蓄，多样包容，循序渐进。其二，作为国际进程基本面的经济、政治与安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运筹调处。换言之，不光是考虑不同价值与利益之间的国际社会间的结构性关系，而且也考量不同战略选项的优先次序问题：先解决发展问题，还是先实现价值目标；先稳固周边，还是先远交近攻；先建立互信、稳定伙伴关系，还是以实现商业目标、追求单向度突破、甚至以简单化的GDP目标为优先。各类优先秩序的运筹安排，显然是一件具有丰富内涵，需要精心处置的问题。其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有知识框架中，无论是其总体的经济发展思想的变化、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演进的逻辑、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更替，还是涉及金融、贸易、资源、环境等具体领域的知识范畴，有着大量的积累，如何既发掘知识潜能，又加以创新运用，会面临很多问题。举例言之，前文提到，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是否一定要以欧盟式的关税同盟货币同盟政治一体化这样的经典模式，能否有所超越、或者倒转？比如，一带一路推进中的自贸区建设，出现于朝各个方向的推进之中、被认为是切实有效的一个制度性安排。但是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与地区，自贸区谈判推进顺利，而在其他地方则停滞不前、有名无实。是否在推进一般的标准自贸区建设的同时，还有根据当地特点不断加以创新发展、以适应当地的可能。总之，一带一路实践与国际政治经济思想与理论本身的发展丰富，这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关联，值得花功夫研究。
三、 空间认知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构想包含着相当开阔的空间想象力。随着实际过程的一步步推进，其空间生产力也将进一步参与形塑社会与经济生活。在人们对于地域空间的认知和作为战略构想的一带一路两者之间，正在发生非常丰富复杂的交集。历史地看，不光空间体认中许多遗产今天依然在激起回响。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地域空间世界的各类想象和设计，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已经大量并迅速地转化成为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实场景。包括对于未来空间格局的诸种构想，也忽明忽暗地牵动着各方的利益与价值体系，影响着各方的谋篇布局。因此，一带一路的构想不可能不引起人们有关空间认知演进的密切关注和争议。
一 地缘政治学说的旧桃新符
19世纪末形成的地缘政治理论曾经是充满争议的一个知识领域。不光二战中一度被充当侵略扩张的工具，而且二战后冷战年代的东西对峙中也被异化为大国争霸的战略手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地理政治研究在被正名之后，重新受到重视。随着国际力量消长变化，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次调整，以及地理空间因素对于经济、军事、行政、社会、生态，尤其是区域和民族国家治理的直接重要意义，地理空间问题越来越成为东西方战略家、政治家、企业家们高度关注的领域。
从一带一路构想来看，地理政治学所强调的大国力量如何进行空间配置这一基本命题依然是当今世界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资源环境、领土边界、运输通道、国家、地区、全球治理构架等传统地缘政治学所提出的大国间合作与竞争问题，都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有可能遭遇。
一带一路构想中提到的海上通道与陆地通道的这一关键问题，实际上在早期地缘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早已有涉及。比如，英国地缘政治家麦金德在他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就表明了他对于欧亚大陆陆地机动性能够与海洋机动性会长期抗衡的预判。他提出：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尽管，他在1904年此书出版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强调：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现在是制海权和商业上的一连串外围和岛屿基地，它们是欧亚大陆路上强国难以达到的地方。但是，陆上强国依然存在，而且最近一些事件再次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麦金德所强调的陆上强国与海洋强国的抗衡，当时，是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为背景而引发的一个历史性判断。虽然当时以此而提出的欧亚大陆是地理枢纽的结论，未免有所拔高，但是，此说至少预言到了此后几十年美苏抗争的历史事实。与当年的帝国争霸和冷战环境已根本不同的是，总体上说，今天世界已是处于一个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争霸和对抗为背景的地理学说，已经不合时宜。但是，麦金德所提出的，欧亚大陆凭借现代技术力量的机动性，具有海洋机动性不可替代优势的观点，至少在经济发展的意义上依然是有其价值的。［英］哈麦金德 ：《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空间生产力的发掘，可以提供欧亚大陆国家发展和交往的巨大动力；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如何在一带一路旷世无双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能力建设的同时，规避大国的空间冲撞。
尽管，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处于紧张之中，但是，不可忘却的一个先例，乃是冷战期间苏联与欧盟之间巨大的能源管道建设系统的历史性贡献。至少这样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与俄苏之间的曾经相安无事，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强劲保障。俄欧关系中这一物质性基础，迄今仍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欧亚大陆国家的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在中国国家发改委担任过领导工作很多年的张国宝先生，为美国能源权威专家丹尼尔耶金所著的新书《能源重塑世界》写中文版序言时，曾提到这么一段话：他一方面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但还是相当直率地提出以下批评，也即，耶金并没有提到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等涉及中国、也影响区域或世界能源格局的大项目、大事件。显然，借重于欧亚大陆比邻国家的地缘便利条件，已大规模推进的能源管道建设，包括而后将会启动的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互联互通项目，不仅大大地改变着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地缘经济状况，而且，显然已经深刻影响着全球的能源、贸易等方面的交往格局。因此，对政治经济地理研究中诸多学术遗产加以梳理，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有利于从宏观思路上深化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认识。［美］丹尼尔耶金：《能源重塑世界》张国宝的序言，朱玉犇、阎志敏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二 以宏大地域空间为背景的跨区域合作的新挑战
一带一路构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不光是合作对象的丰富多样，而且，与此相关的是互联互通所涉及的自然地域空间异常广大、甚而人迹罕至。这是一项史所罕见的跨国、跨地域合作的宏大规划。自然而然地，这一种状况必然影响到人们原本习以为常的传统经济学原理的许多考量。作为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经提出：为什么空间问题仍然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重点呢？这不是历史偶然，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那些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美］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遗憾的是，空间因素与古典经济理论在紧密交互以后，将会形成怎样的新结论与新阐述，还并没有见到很多有系统的、有分量的创见。而问题恰恰在于，像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一类超大型疆域的大陆比邻国家，它们所面临的合作空间与难度既前所未有，同时该项合作中所释放的经济能量也将是史所未见。因此，新兴经济体崛起所伴随的地理空间变化正在形成对于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这是一部还有待书写的宏大篇章。有一位年轻学者提出：克鲁格曼所指的某些特征，即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也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所没有考虑到的规模经济问题。显然，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流动要素这些以往未被充分注意的要素，正在促进经济结构中空间要素的凸显。王志远：《后苏联空间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分析框架》，载于《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第72页。正如世界银行的2009年度报告所指出：空间密度的合理调整、通过交通基础设施以缩短距离，以及通过推进一体化克服地域分割，正在产生着巨大的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忽略的经济效应。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概述》，载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09年第2期。总之，地理与经济理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问题正在重新被提上日程，一带一路实践在这方面所提供的宝贵经验，急需在理论上加以提炼。
空间视角之下的另一面，乃是一带一路所涉及广泛地域及其多样性。从目前来看，一带一路的推进主要还是为打通欧亚贸易管道所进行的布点和铺垫。比如，不光向西的触角已经渗入到地中海的希腊比雷艾夫斯港，向北的港口合作建设已经伸展到俄罗斯的北极地带，不难预料，这样一种辽阔的地域环境将会对未来中国国际合作产生巨大的反馈。这样一种地域宽广的空间布局，如何能形成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有效经济网络，可能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显现其效能，以及所存在的问题。这是一带一路主要以项目主导方式、而不是区域合作体制系统推进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高度关注经济效能与空间逻辑相互之间联系，乃是又一个重大课题。
地域空间的多样性特征对于未来一带一路的建设，也逐渐地显现突出的影响：中国一方面受到中国周边地理环境的限制，但是，在不少方面，客观上中国还是处于相对主动的地理态势。比如中国与周边地区之间，水资源的合作与竞争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中国不光拥有极其丰富的水资源，而且，中国是很多周边地区国际河流的上游，甚至是发源地，因而被称为亚洲水塔。这一状况使得中国既有地理优势，但又处于极其复杂的合作与争议并存的艰难环境之中。这样丰富复杂的地理环境肯定将会对一带一路提出新的课题与挑战，必定使人们对于如何运用自身资源推进合作，如何妥善处理争议，从资源、空间、法规、战略等各个学科互相结合的角度，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
三 不同地理认知与想象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对接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一带一路构想提出的前后，无论是对于一带一路构想所关联的相同地区，甚至是运用丝绸之路这样同样的名字，已经出现了不少来自各国的推进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各式战略构想。
从欧亚大陆西段说起。欧洲联盟的建立，包括2009年以后继续提出的欧盟东部伙伴计划是在冷战终结的同时而出现的当时最为成熟的区域一体化计划。尽管二十多年来欧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终究在最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包括一系列地区冲突的背景之下，陷入巨大的困境。欧盟所遭受的危机，就其实质而言，不光是欧洲民族国家建构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场危机，也是各种有关欧洲未来构想之间的一场竞争。换言之，未来的欧洲空间，究竟是包含有俄罗斯、土耳其在内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泛欧洲，是既存中东欧、东南欧、波罗的海成员国在内的大欧洲，还是只保留欧洲主要工业国家，甚至于连英国都要出走的大陆欧洲。这是未来一带一路推进中不可不与关注的重要方面。
在欧亚大陆纵深地带，虽然早已经不是俄罗斯一统天下的局面，乌克兰在危机之后加速西倾，高加索地区也在抓紧探寻与欧洲合作的机会，包括中亚新独立国家在一系列地区危机之后表现出它所特具的自主性和开放性，尤为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内亚历史的研究迅速走红，包括王赓武在内的一批学者认为：欧亚地区曾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中心，而往往是其余的边缘力量围绕着中心以不同方式进行组合，展开博弈Ooi Kee Beng： 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pp.67, Ins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ublishing, Singapore, 2015.。这一系列变化使得欧亚地区也即前苏联及其周围地区空间形势显得非常扑朔迷离。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过去的近四百年中，俄罗斯曾在长时间中是这一地区的主导性力量。迄今为止，俄罗斯虽然面临种种艰难挑战，但是依然是一个不光在欧亚板块有着深厚传统影响，而且具有全球性战略影响的重要大国。
东亚地区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在其周边所激起的反响异常复杂。事实上，这一地区从来没有消失过对于未来亚洲地区的不同空间的想象。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带给人们关于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前苏联国家紧密合作的高度期待。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依然在积极推进中的一次区域合作尝试。2007年前后，日本社会党鸠山内阁时期曾一度力推的中日韩之间的紧密合作，但是，这个以日元为区域货币核心的方案还未出台，就被美国打入冷宫。2011年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吉普鲁的法国经济学家写就《亚洲地中海》一书，富有想象力地提出了东亚经济走廊的地理概念，这里特指海参崴至新加坡之间的海洋区域与沿海地带，包括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他将海洋与沿海港口城市之间的历史交互进行了整合，提出未来的东亚经济走廊堪比地中海地区在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法］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之后，所出现的一个新的关键词汇：对接。这一词汇原本是出现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于2015年5月8日会见之后，决定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行动纲要和俄罗斯等欧亚国家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实行对接。尽管从语义的角度，曾经对此有过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对接一词的提出，清晰地表明中俄两国最高领导层决心在事关欧亚大陆东部地区两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合作进程之间展开深度合作。以后，这一词汇又出现在欧亚地区各个不同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构想与方案之间的协调过程之中。但是，对接还是一个全新的治理方式，对于多种地域空间想象的融合与协调，还是一个刚刚被开始认识和学习的领域。
实际上，对于地域空间的想象、构思，不仅出现在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欧亚大陆和沿陆地的海域之上，而且，也出现在更为广大的空间范围里：TPP、 TTIP、 APEC、 RCEP等等已经实施中的，和正在构想中的不同方案之中。不言而喻，不同的空间想象，反映的是不同的利益与意向。在全球化时代，原则上说，已经完全可以以和平方式实现利益与意向之间的交换。但是，在认知尚不相同，制度尚不健全，沟通尚未顺畅，尤其是当利益关系还相当复杂的背景之下，以对接的方式，通过政治层面的推动、协调与管控这一异常复杂的多种区域合作并存的进程，显然极其必要。可以设想，如果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如果这真正能够将不同范式、不同利益取向、不同文明背景的诸多区域过程顺利进行对接，那么，将会对遍布于全球的各类区域进程起到推动、甚至是引领作用。从当下来看，对接的构想包含着坚定的政治意志，所急需解决的是，落实这一战略决策的知识和理论支持。
四 乌克兰危机的教训：两败俱伤的空间博弈
有必要再次提及乌克兰危机。因为这场危机的发生，确实提供了不少关于当代条件下如何避免和规制冲突的经验与教训。从欧洲本身一体化、乃至于欧盟东扩过程来看，原本具有其经济、政治的合理性。而对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主要角色的欧亚经济联盟来说，通过整合原苏联地区各国之间的企业格局、基础设施、社会网络，乃至人文背景下尚存的共同基础，提升当地的市场竞争水平，争取整合之后的更多发展机会，也未尝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是，明明是这样两个在原本意义上都具有合理、合法性的过程，却在种种内外原因推波助澜之下，最终导致了一场血腥的冲突。
这一案例说明：第一，凡事皆有度，原本合理的过程，一旦超越界限，会使情况顿时复杂。对于利益空间的博弈更是如此。比如，现在欧盟内部都在反思2009年时推出的欧盟东部伙伴计划，因为这一指向前苏联国家的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甚至包括白俄罗斯等国的欧盟扩展计划，显然是触及了俄罗斯的底线。第二，乌克兰作为一个处于东西方文明复杂交织最前沿、也最西端的国家，有其在对外发展上自主选择的权力。但是，当本国利益集团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寻租和争斗，深度干扰着这一选择的自主决定的时候，所需要的不仅是自主选择，也包括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第三，在危机条件下判定是非的标准，不可能仅仰仗血腥的地缘政治的空间博弈，还必须诉诸于文明历史条件，以及在客观公正意义下的国际法规范。只有地缘政治实力、国际法规范、历史文明条件这样的相互结合的三位一体式的衡量评判，才有可能真正维持稳定与公正。最后，乌克兰危机不仅事发于不同的战略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而且看来也深深地关系到区域合作推进过程中的技术处理过程。当乌克兰要面向欧洲，但却在知识、技术、人员上毫无准备之时，任何合作都是空话；而当2013年11月俄罗斯与亚努科维奇执政的乌克兰准备推进俄乌两家之间大规模合作之际，同样是既没有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也没有相应的周全政策研究。这样就使得本来还是有可能兼容东西方因素的乌克兰，却在历史突然转折的关头发生倾覆，反而变成一种对抗性的伙伴关系。这场乌克兰危机的发生，给此后任何区域合作进程留下的深刻教训是全方位的。冯绍雷：《欧盟与俄罗斯：缘何从合作走向对立论围绕乌克兰东西取向的三边博弈》，载于《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转载于《人大国际政治复印资料》2016年第2期。
总结一下，从空间认知的角度来思考一带一路所蕴含的理论要素问题，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大陆空间和海洋空间何者为优的问题，不光一百多年前现代地缘政治学创立之时，而且，当代一带一路实践同样凸显出海洋与内陆的空间竞争的互不相让、两厢并立。第二，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空间广大与多样性特征正在挑战传统的经济学说，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此的最新阐述，透露出古典经济理论对于人类经济活动中空间要素的忽略。第三，各式各样的关于中国周边的区域空间板块与区域一体化的认知、预见、与理论假说，前所未有丰富着、但也尖锐挑战着既存空间认知与区域秩序。这一态势非常需要在空间理论领域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与研究。第四，乌克兰危机作为一个尚未离席的反面教员，提醒人们关注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已被一般化、凝固化趋势的危害性；特别是在同一地域上的方向相反而重叠出现的不同区域一体化进程，很可能导致地区重大冲突和危机。
四、 一带一路：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中的主体性观念构建
世界历史进程的视角之下，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一个重要内涵乃在于，它是多样性历史文明进程的一个鲜明体现。从比较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的大国影响力的伸展，大凡经历了这样几种形式，或者是欧美文明引领之下的西方市场与民主制度的扩展，或者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全球延伸。就这些历史过程大体而言，都是在普世主义语境之下的扩张进程。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崛起，特别是中国作为其代表性力量的成长，体现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文明多样化发展的深刻含义。即使对于同一个中国而言，不同的时代，其影响力的扩展有着不同的含义。一带一路构想体现的是既不同于以前的世界革命理念、也不同于20世纪8090年代作为主导观念的加入世界大循环的潮流，而是一方面顺应潮流、但另一方面又主动影响着潮流变迁的一种新观念的形成。
历史地看，形成一带一路构想的国内外环境，乃是新世纪初世界潮流变迁的一个汇聚。一带一路战略犹如风口浪尖的弄潮儿，不光是不能够随波逐流，还要因势利导、影响潮流。一带一路构想如何能持续地走在潮流面前，不光取决于物质力量的依托，也取决于能否在大潮变迁之下形成自己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对诸多思想理念的博采众长、调适运用。鉴于一带一路构想本身所内涵的回溯性和拓展性特征，其所蕴含的主体观念必定会从历史的长河之中去追溯渊源，也必然地会与时代的认知变迁发生碰撞，因此，一带一路构想不只仅仅是一个行动纲领，或仅是一种经济战略，而是势所必然地被要求汇聚成为更加明晰、更加具有穿透力的主体性观念形态。
从新世纪初的思想潮流变化来看，既有方法论与理论工具的更新，更有着对于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反思，也有着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精华的积淀。这一些深层次的变化，都推动着新世纪背景下中国主体意识的形成。而这样一种新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观念的形成，无疑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思想与理论动力。
一 学术范式的变化：历史、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的趋于合流
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阿米蒂奇曾经提出，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二战结束以后几十年中，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历史思想领域的研究曾经很奇怪地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他认为，政治思想与历史领域研究一般是着重于国内领域，忽略了国家外部行为的变化及其历史关系的探讨；外交史研究在史学界仅是偏门；国际研究与作为学科的政治学研究也处于相互分离状态；甚至兴盛一时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几乎把政治学理论拒之门外。50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国际研究与历史学科互相游离的这种状态，至少造成了以下后果：其一，抽象了国际权力政治过程中丰富生动的具体历史内容，其二，这样也必然大大加深了当代国际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颇。 David Armitage， The fifty years rift：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但是，20世纪后期到新世纪初，一个令人关注的新现象出现了，不光是国际研究领域正在向历史与思想研究靠拢，同时，思想与历史研究领域也普遍出现对于当代国际现象的高度关注。于是，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的人文转向和思想历史研究靠近国际政治这两个相向而行的过程中，不光史学界出现了诸如全球史、文明史、地区史、跨国史等综合国际研究和史学研究两方面优势的新学科组合，而且，传统的国际研究也大大拓宽了原有研究领域的视野。相对于传统的西方国际政治流派而言，国际政治中的建构主义，重视国际现象的历史文化背景，关注多文明之间的交往与沟通，显然，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国际关系研究与政治学本身，以及国际研究与人文历史研究正逐步地走向相互结合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显然与全球化的推进有关。全球化背景下，才有会对全球史、跨国史研究的冲动；多文明交往的格局下，才有文明史唱主角的可能，也才有了将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研究单位的需求。
国际关系与思想历史研究相互交织、国内问题与国外问题研究的相互交融的这一新潮流，特别有助于对于一带一路这样一类宏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就一带一路而言，既是属于当代研究，又是需要非常丰厚的历史理论知识铺垫；既是属于国外问题研究，但却又无时不刻与国内问题朝夕相处。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构想生逢其时，它很有可能天生地得到这一种刚刚涌现的相互交叉的多学科、跨学科学术范式的抚育和支持。不言而喻，这需要有一大批有志于上述学术发展方向的学术骨干，以长期的努力将此付诸实践。
二 西方中心主义与多元历史观之间的较量
迄今而言，很难说，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已经离开历史舞台，很大程度上，这依然是影响时代潮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学界对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主体性的关注，在世纪之交，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格局降临于世，这不能不是一带一路推进中的一个重要背景。大体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有关中国研究的国际学术思潮中的显著变化。
其一，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中国学家，特别是有关中国历史问题的专家的中国观的转换。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前，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与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人影响，美国的中国学界主流曾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这就是流传广泛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所谓撞击反应理论。但是越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柯文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对于上述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国观提出挑战，主张要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性协作研究。这一学术转向反映出对于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逆反。［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页。在此之后，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所写作的《白银时代》提出：从航海大发现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的这一时代，乃是亚洲的时代；彼时中国和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稍后，美国学者彭慕兰所著《大分流》，不光如同弗兰克，提出了15世纪到19世纪前期东亚是全球经济史的主体，而且，明确指出，到了21世纪历史再度发生位移，194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而是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那里至少曾保持部分的政治独立，同时，使西方的技术适应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传统和天赋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美］彭慕兰：《大分流》，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世纪之交起来造反的这批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史学家们，他们不光反叛费正清式的撞击反应模式，也批评了帝国主义范式和沃勒斯坦的中心外围理论，对于新世纪以后中国崛起现象的形成起到了深层的推动作用。
其二，值得关注的一位美国重要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曾经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团队的领军人物，苏联解体之前就曾以《历史的终结》一书闻名于世。但是，他在2011年所撰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却一反先前立场，重新继承其老师亨廷顿的反潮流遗风，以中国第一为标题，直言中国政体为何千年经久不衰，起因于中国所具有的强大政府；批评西方政治历史和政治学说史的著作中从不提及中国是成功国家制度先行者这一历史事实，提出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认为中国专制，但不极权；坦言为何美国精英对于中国的突然兴起之所以会感到突然，原因就在于对于中国政治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缺乏了解。［美］弗兰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第145页等处。虽然，福山未必从原来西方正统立场出现根本性的转换，而且福山本人还专门强调过这一点，但他所表现出的对于中国政治历史的极大兴趣，至少显示西方主流精英正在发生的偏好和聚焦的转移。
其三，亨利基辛格作为政治决策阶层的代表性人物，在2011年所撰写的《论中国》这部新著中，系统地表达了他在多年对华交往中的心得。他明确提出了中国独特性的范畴，认为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在此期间，中国从未遭遇其他在规模和先进程度上足以与之匹敌的国家或文明。他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特点归结为：中华文明源于远古，我们难以追溯其渊源。在这个民族之中，并无早期国家遗留下来的迹象，这是中国极其奇特的一个事实。对于中国在国际史上的地位，基辛格提出：中国面对世事变迁，能长时间坚持并说服邻国默然接受，如此至高无上的国际地位，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序言。
国际学界有关中国历史观的认知转换，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国际思潮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尽管，不必夸大这一变化是否导致西方主流观念的改变，重要的是，一个更为宽广、更具追溯性和反思意义的讨论，正随一带一路的提出而日趋深入。
三 当代中国学界对于一带一路主体性观念的探讨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一带一路及与此直接有关的讨论，深化着中国主体性理念的思辨与构建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场讨论有着广泛的视野和深入的学理思考。这里既有从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角度，发掘一带一路的思想渊源；也有从欧亚史、内亚史视角，反思华夏文化系统的历史形成路径；更有从国际铁序演进的思路，探讨一带一路构思对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意义。除了昝涛、殷之光的学术讨论提出了有关本题的很多新思想之外，另外两位中青年学者的观点值得加以注意。
北京外交学院青年学者施展在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一文中指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依托于既存的世界秩序这一外部约束条件，并与世界秩序之间会有相互构成性的关系。通过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历史过程以及世界市场内在运行逻辑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秩序与区域秩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在这方面的不同运行逻辑。作为海洋国家的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有着较为完整的政治哲学论证以及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但由于美国的生存原则，其所主导的秩序却无法有效覆盖亚欧大陆的内部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有效覆盖，需要有海洋化的大陆国家来完成。这个过程会重新定义世界秩序，同时也伴随着对于相关各国的重新定义。一带一路战略在这样一种思考视域下会获得其历史哲学意义。施展通过对政治哲学的系统研究后所提出的，中国作为既是拥有广阔海洋疆域、又同时兼具内陆腹地的政治大国，具有在观念形态上综合盎格鲁撒克逊重视自由传统以及欧亚大陆国家偏重于主权理念的天然优势。这一结论，无疑对于将一带一路的实践进一步推进到理性化、思辨化的主体性观念层次，具有重要意义。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载于《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虽然，施展此文并没有说明另外一些同样地视自己为兼具海陆空间的大国，比如俄罗斯，将如何面对他所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与欧亚大陆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问题，但是本文所切入的视角，及所展开政治哲学的思辨，已经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带一路推进中的主体性观念构建的问题，也因此，本文在学术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响。
而主张新天下秩序观念的赵汀阳教授，从一个更为宏大层面提出：第一，真正的世界史必以世界秩序为开端去叙述人类共同生活，这不是某一个霸权的秩序，而是以世界共同秩序为准的秩序。第二，由自然状态发展出来的政治必定是国家政治，无法发展出世界政治。国际政治只是为国家政治、国家利益，而不是为着世界的和平与合作。所以国际政治很难解决国家间矛盾冲突，相反是加深冲突；即使解决，也因缺乏持续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只能是暂时的。第三，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出现是人类的进步，但这只局限于国家利益，甚至是帝国利益。帝国有统治世界的雄心，但只是基于国家观念。第四，当下的国际社会中，Democracy 正在演变成Publicracy;资本 技术 服务正在演变成为新的全球化的专制。第五，从马克思到比凯蒂尽管都想改变财富分配状况，但却不能够仅在威斯特法利亚体制之下改变人们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因此，他主张和Compatibility而不是同Universality,天下是一个可以容纳复数的可能的世界an inclusive world of possible worlds。赵汀阳所提出的一系列观念，显然与一带一路所需要构建的主体性理念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批评者认为，赵的构想中缺乏制度构建，是对以往等级制历史的模仿，带有乌托邦的痕迹；也不认为全球化会成为新专制；更不主张以革命的态度改造现有世界秩序，但是，赵汀阳批评性很强的理论阐述，显然为进一步的探讨打开了人们的思路。赵汀阳：《天下秩序的未来性》，载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四 年鉴学派的启示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主体性观念的构建问题，不仅是一个实践和思辨互动的过程，而且，也是在极其复杂多样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状况互相交织之下的一个多层次叙事的构建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而言，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借鉴条件下，进行白手起家的创造。
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国际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研究学派年鉴学派，擅长对复杂历史问题的多学科、长时段研究。其主要代表性人物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通过一系列重要著作，如《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时代》、《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著中所提出的关于长时段史的史学方法，为今人留下启示。布鲁代尔认为：历史无非是三种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三种时段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结构。所谓结构，指的是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中时段的历史，指的是局势，所谓局势，是指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但人力无法控制，也无从被改变的这些客观趋势，如周期性经济消长兴衰、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等现象；短时段则是指事件，所谓事件，在布鲁代尔看来，犹如革命的发生、条约的签订、地震的出现等等现象，只是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事件只不过是深层震荡中泛起的浪花而已，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18页。
布鲁代尔在对欧洲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历史研究中提出，这四百年的历史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即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衣、食、住、行。在世界广大地区，这个时期的大量经济活动是自给自足，以货易货，互相服务，范围狭窄的日常生活与消耗，他称之为物质文明。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这些机制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集市、市场紧密相连，这里的市场意味着解放和开放，是与另一个世界接近的媒介。布鲁代尔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概念，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有时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有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种垄断最早是与集市并行存在的，资本家利用信贷与远距离贸易操纵市场，逐渐发展成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交易所大王，成为权势集团，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破坏作用。［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18页。（同上）
从布鲁代尔的扼要叙述中，不光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影响，而且，他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区分的理论，显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涵与过程有着关联。一带一路构想，不光需要与这样的大师对话，因为一带一路构想从来不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设计，而是事关一个长时期中的中国对外发展基本原则和路径选择；一带一路的推进也极其需要得到这样的宏观历史观的启示，特别是布鲁代尔长时段史中对于长、中、短三种历史时间向度功能的刻画，非常有助于我们在当今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诸多事件中不被浮云遮蔽，也使我们能够在对局势的把握中顺应潮流、也主动选择，做出冷静客观的选择，更使我们基于长时段的结构基础之上，认清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长期延续、具有顽强生命力，也认清中国在走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和走向海洋这两者之间的均衡乃是历史性的选择，从而提振信心，稳健推进一带一路的前行。
总之，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是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有所凸显的一个阶段。其一，在这一阶段所出现的新学术范式历史、政治学和国际研究的相互交织，预示着一带一路构想可资利用的思辨与理论工具正在趋于形成。其二，过去几十年的国际学界以中国历史研究学界为代表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逆反，在对华认知的问题上出现突破，从而进一步推动者世界历史的多样化进程，这是一带一路推进中主体性观念构建的重要铺垫。其三，以昝涛、殷之光、施展和赵汀阳为体现的中青年学者在一带一路语境下，对于中国主体性观念的探讨，表明当代中国学界已经从一带一路的实践性探讨进入了一个更具进取性的阶段。其四，而年鉴学派的启示则在于：一带一路正在经历的复杂实践过程，有可能大大深化人们对于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影响力辐射空间正在形成的认知，并确立信心，脚踏实地，理性均衡，一步一步地构建起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但同时也属于世界的叙事系统。
代结语：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2016年6月25日，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公报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范畴，无疑这又进一步在一带一路构想实施之后，提出了一个具有更加明确的空间指向，当然也具有更加丰富思想与理论内涵的议题。人们必定要求回答的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所包含的范围、所实施的体制、所运用的工具、所构建的理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这样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普京总统在6月17日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已经提出了要以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灵活多样的方式来推进这一构思。这样的构思为循序渐进、多样并举的区域合作进程留下了较大的余地。但是显然，以上一系列的问题，还是需要国人做出明确回答，并没有多少可以含混其事的空间。
至少这里涉及三方面的结构和演进趋势问题：第一，目前已在欧亚地区存在的若干地区合作组织体制，包括若干个合作机制，比如，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以及其他一些组织机制，与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将会是更加偏向于类似于欧盟的传统方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还是比较具有欧亚地区特色的区域合作构架？更关键的是，一带一路式的非体制构建方式将如何与具有刚性体制构架的欧亚经济联盟相互对接？第二，今后大欧亚伙伴关系在内部和外部关系上，将会大体框定在怎样一个范围？比如，就欧亚地区而言，其成员构成将会比上海合作组织更加宽泛、还是更加收敛？就外部关系而言，除了普京提到的包含东盟之外，对于欧盟，甚至对于美国将会持怎样的一种态度？当然，这里会包括如何调处与TTP、 TTIP一类构架的关系。第三，这样的一种大欧亚伙伴关系将会如何影响总体国际结构关系的演变以及国际秩序的构建？国际社会是否会回到冷战终结前的状态？进一步言之，这是否意味着回到大国主导的雅尔塔体制，还是强调对抗的新冷战状态？抑或，国际社会将会更糟糕地趋向于一战之前的1914年状态？有专家甚至认为，国际社会将会回到中世纪式的列强分立、互相重新划分势力的时代。与这样一些令人担忧的预判相比，以笔者之见，未必早先的国际秩序状态，都是没有可以提供历史启示之处。1814年之后，维尔纳体系的确立，不光多多少少带来的是恩格斯所言欧洲的百年和平，而且，这是战胜国比如俄国与战败国法国尚能和睦相处的多元包容的国际体制。［英］ 多米尼克利芬：《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吴畋、王宸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62566页。
就此而言，今后的一两年中，关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走势，也许将会是来自各方的政治家和学问家们的一个共同的热议话题。
这样一个议题的提出，不光要求人们对于国际国内局势中所蕴涵，以及将会出现的态势做出明智的判断，而且，要求人们对于更深层次的全球、区域、国别进程，以及在其背后发挥作用的复杂因素提出更为理性而具远见的分析。于是，这就势必要求人们远不仅仅限于上述国际政治经济学、空间理论、以及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之下的主体性观念问题的探讨，而是需要动员更多学科领域介入的一场更深层次的学术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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