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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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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阵地、新平台，每年两辑，全面展现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新动态、新发展、新成果；刘家和先生特别题字，发表刘津渝、黄洋、张巍等多位学者重要研究成果，特别收录古希腊罗马文化大家王焕生、张竹明的访谈与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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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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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在中国》为《世界历史评论》丛书第5辑，主题为古典学在中国，分为专论评论书评访谈和文献与史料五个栏目，主要研究希腊、罗马知识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本辑收入王焕生、张竹明、刘津渝、黄洋、张巍、等诸位名家的精彩文章19篇，黄洋论证了雅典民主政治事实上并非仅为下层公民的统治，精英阶层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刘津瑜等梳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作品在欧美的校勘、译注和研究历程以及在中文世界的翻译、研究情况，白钢研究了口传诗歌理论视野下的荷马史诗及其深度，视角丰富多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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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恒，1968年生，上海师范大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史学史》首席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等。著译《古希腊》《历史是什么》《多面的历史》《希腊化世界》《全球视野下的西方文明史：从古代城邦到现代都市》等多部著作；《辞海》（2009版）、《大辞海世界历史》世界古代史、外国史学史撰稿人。发表文章多篇，承担多种国家项目。主编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经典人文书库（上海三联书店）、城市与社会译丛（商务印书馆）、大象学术译丛（大象出版社）、格致人文读本（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丛书。
洪庆明，北京大学欧美近现代史博士，师从北京大学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郭华榕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欧美近现代文明史、法国社会生活史，译有《20世纪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私人生活史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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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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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论 Research
Articles
王焕生荷马在中国
黄
洋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大众与精英
刘津瑜
康 凯 李尚君 熊 莹
奥维德在西方和中国的译注史和学术史概述
李永斌东方化时代希腊宗教中的东方元素
兼论比较宗教研究面临的难题及解决方法
白
钢口传诗歌理论视野下的荷马史诗及其深度
罗
锐古典学视野下现代汉语辞书的文献援引
张
炜印刷书与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
评 论 Review
Articles
张竹明我的治学之路
止
庵 周作人与希腊神话
张绪强从周一良致林志纯信札看古典学在中国
陈仲丹对西方古典的矢志之爱
记古希腊罗马文化专家张竹明
陈德正
付 超鲁迅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引介
张绪强林志纯先生与古典学研究
陈德正
阎宗临的《罗马史》手稿
书 评 Book
Reviews
李寒阳一种世界性文明的兴衰、影响及反思
汤因比的《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
张
弢一专多用的学术史著作
评晏绍祥著《古典历史研究史》（新版）、兼谈对古典学工具辞书的善用
薛冰清美国革命史研究的颠覆性叙事
读埃里克 纳尔逊著《王权派的革命：君主制和美国的建立》
访 谈 Interview
刘津瑜古罗马诗歌汉译
王焕生先生访谈录
文献与史料 Sources
and Documents
张 巍全译梭伦诗残篇
Contents and Abstracts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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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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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在中国
王焕生
中国和希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古代由于一个在亚洲东部，一个在欧洲，海陆相隔，距离遥远，阻碍了彼此之间的直接交往，使得双方的接触和了解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间接的。在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史上，16 世纪末和17 世纪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当时许多传教士主要由海路，经过南亚来到中国。他们东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但他们在宣讲教理的同时，也传播了欧洲的科学和文化，同时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教士们在讲道中涉及欧洲古代文化比较多的方面是哲学和伦理学，但对文学也有涉及，并且往往从欧洲文化的源头谈起，引证古希腊文化。根据现有史料，《伊索寓言》中的一些故事就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并且在1625 年出版了《伊索寓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况义》（Hoang-ISelectae Esopi Fabulae）。相对说来，中国人了解荷马史诗要比这晚一些。
19 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扩大了同欧洲各国的交往，从而也扩大了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读者对欧洲文学的了解，其中包括对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了解。当时中国读者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了解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一是来华的欧洲人士向中国读者介绍，这里包括来华的欧洲官员、商人、传教士和其他文化人士。例如1857 年创刊的《六合丛谈》杂志第一期上便发表了一篇由英国人艾约瑟撰写的介绍古希腊文学的文章，称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之祖，文中介绍了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二是中国人士出使或访问欧洲，回国后向国人介绍。他们在欧洲履职或旅行期间，对欧洲文化颇感兴趣，进行广泛的参观和阅读，做出笔记或撰写成书。例如1877 年清廷大员郭嵩焘出使英国，所记日记就多次谈及荷马史诗，称荷马为欧洲诗人之最。又如单士厘随丈夫赴欧，途经罗马时曾参观梵蒂冈博物馆，所写游记中对博物馆里陈列的许多雕塑作品进行介绍，从而介绍了许多古希腊神话传说，如金苹果、特洛伊木马、拉奥孔的故事等，实际上涉及荷马史诗的内容。三是中国学者的文学史著述和原作翻译。下面着重介绍这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学者早期的古希腊文学史著述通常是以欧洲文学入门或通论的面貌出现的，在普遍介绍欧洲文学的前提下，按时代顺序首先介绍古希腊文学。这类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1918 年出版的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 1919、1920 年等曾多次再版。1922 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文学大纲》，介绍欧洲文学，其中第二章就专门介绍荷马史诗。认为荷马史诗的特点在于把古希腊民族发展早期的新鲜与质朴用完美的叙事方式表达了出来。这部著作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1930 年出版了方壁（即中国著名作家矛盾）的《西洋文学通论》，全书分十一章，第一章便是介绍古希腊罗马文学。同年还出版了于化龙编的《西洋文学提要》，书中分别概要地介绍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英、法、德等欧洲各国文学。此后数年内又出版了多种类似的文学史著作，都对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表明了作者们对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重视。此外，在这一时期还曾从英文、俄文等翻译出版了多部欧洲文学史著作。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上述通论性的欧洲文学史外，也有一些著作专门介绍古希腊文学的著作，例如：1930 年出版了方壁的《希腊文学ABC》，书中把古希腊文学分为荷马时期、雅典时期、衰落时期进行介绍。1933 年出版的王力的《希腊文学》也是从上述三个时期对古希腊文学的发展进行介绍的。也出版过专门介绍荷马的著作，如1924 年出版的王希和的《荷马》，1926、1930 年再版。书中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进行了介绍，对史诗艺术进行了评述，并设专章谈论荷马问题。总之，从19 世纪后期至20 世纪前半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研究和介绍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热潮。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基本都是文化人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一般都有精深的了解，同时希望借鉴欧洲文学成就，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人们出于对欧洲古代文明的向往，出于对古希腊文学成就的崇拜，从而对古代希腊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使得荷马史诗成为中国读者普遍知晓的欧洲古典文学名著。
对荷马史诗的翻译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荷马史诗的翻译起初是从英文转译，后来才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翻译形式包括译述、选译和全译。例如：
1. 1924 年出版的由王昌谟等编译的《欧洲名著节本》中，就包括有荷马史诗选段。
2. 1926 年和1929 年分别出版了谢六逸根据英译本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要故事进行的译述。
3. 1929 年和1930 年分别出版了高歌根据T.
Church 的英文散文译本译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4. 1943 年出版了诗人徐迟根据威廉姆 马立斯（Wiliam
Marris）等七种英译本遴选翻译的《伊利亚特选译》，包括阿基琉斯的愤怒等，共有十五个片段，八百多行诗。这个译本的特点是用汉语五音顿现代诗体翻译原诗的六音步诗行，译本对每个选段的神话故事背景和艺术特点都分别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5. 1929 年出版了傅东华翻译的《奥德赛》全本。译本根据英译本转译，书前的引子详细介绍了史诗中的故事情节和特点，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史诗的评论。翻译用的是中文韵文体，分行，译文比较自由。后来他又用散文体根据赖尤（E.V.Rieu）的英译本转译了《伊利亚特》，于1958 年出版。
在20 世纪50、60 年代，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进入一个新阶段，对外国文学翻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第一个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的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杨宪益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古典文学造诣颇深，长期从事中译英工作。他在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用散文体翻译《奥德赛》，于1979 年出版。他本来还准备翻译《伊利亚特》，但由于其他事务缠身，只翻译了第一卷的一部分。《奥德赛》译文古朴、忠实，受到读者称赞。
罗念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古希腊文学专家。他在20 世纪30 年代便开始翻译古希腊戏剧，包括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女》《美狄亚》《阿尔刻提斯》等，后来他又翻译了许多古希腊戏剧作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伊索寓言》和琉善的讽刺散文等古希腊文艺理论和散文、诗歌作品。现在我们已将他的全部著作编成全集，约350 万字，分成十卷，增订版由北京世纪文景于2016 年5 月出版。罗先生在20 世纪80 年代选译古希腊抒情诗时，选译了《伊利亚特》中部分富有抒情性的片段，如赫克托尔与安德罗马克告别普里阿摩斯赎取赫克托尔的遗体等，并译出了第二十四卷，然后他决定从第一卷开始翻译《伊利亚特》全诗。当时他已年逾八旬，身患绝症，但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一卷卷地翻译，一直译到第九卷。第十卷是在同疾病顽强抗争中进行的，但只及译至第475 行初稿，便不得不搁笔，住进医院，于1990 年4 月与世长辞。
我是在19611965 年期间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古希腊罗马文学，毕业回国后一直在罗先生的指导下，和罗先生长期一起工作，曾共同翻译、出版过《伊索寓言》《琉善哲学文选》《希腊罗马散文选》《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等。我们互相很了解，学术观点相投。罗先生在临终前出于对我的信任，嘱我在他之后继续翻译《伊利亚特》。我接受他的嘱托，译完了全诗，于1994 年出版。在译完《伊利亚特》后，我又应出版社要求，翻译了《奥德赛》，于1997 年出版。
两部史诗的译文力求忠实，语言保持原文的朴实而又崇高的风格，在形式方面采用的是六音步新诗体，以求与原诗的六音步相对应，同时在行尾韵和分行方面适当考虑中国诗歌的传统习惯。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很大，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只是尽可能去做。令人高兴的是这两个译本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好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曾于1999 年一起荣获中国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奥德赛》又于2001 年荣获中国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荷马史诗是中国读者普遍喜欢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一，这些褒奖也是对荷马史诗本身价值的肯定。
我们的荷马史诗翻译只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工作，在这方面还需要人们继续努力。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大众与精英
黄 洋
摘要：知识界一直有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或者人民暴政之说。本文追溯这一说法的起源及其在古代希腊的谱系，分析导致这一说法的原因，试图揭示它的谬误之处。随后本文力图论证，雅典民主政治事实上并非仅为下层公民的统治，精英阶层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并且这一所谓直接民主的形式是合理和行之有效的。
关键词：雅典 民主政治 暴民政治
从公元前594 年的梭伦改革开始，雅典人经过了百余年的艰难探索，终于在公元前5 世纪建立起一套全体成年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与决策的政治制度。在2500 多年以前建立起这样的制度，实践这样的政治方式，其革命性本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对后世影响的深远度和广泛度无有出其右者。罗马人创造的共和制度也许影响同样广泛，但共和观念的影响却不如民主观念那样深远。然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对雅典民主政治长期存在两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民主政治这一观念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想起源于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之中；另一方面，自希腊古典时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贬斥和否定以雅典民主政治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政治实践。即便是到了民主政治受到普遍接受的现代，即便是真正接受民主政治观念的知识分子，也仍然对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抱着疑虑态度。尽管他们不能也不会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但却试图建构一种精英式民主政治，因而事实上是排斥雅典式民主政治的。至于国内知识界，则至今都充斥着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的说法，甚至在专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中亦是如此。
如果说当时人对雅典民主政治抱有疑虑，倒也不难理解。毕竟任何社会及其成员都天然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对于新生事物不免带着怀疑态度。今人的怀疑态度则要难以捉摸得多。诚然，雅典的民主，是在一个有限公民群体范围内实行权力的分享与平等参与。确切地说，是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也许占到人口一半甚至更多的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自不待言，即连名义上享有公民权的妇女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利。对于这种排斥性的质疑无疑是合理和正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和绝大部分地域，政治权力都是操纵在极少数统治者乃至个人专权者手中，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包括自由的男人、女人、奴隶（如果存在奴隶的话）非但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的权利，甚至没有知情权。即使是今天，也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并不赋予绝大部分的公民（包括男人和女人）政治参与权。如果考虑到这些，再回望2500 年前的雅典，应该不难理解其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意义，并且不能不惊叹于古人的创举。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到底为什么人们对雅典民主政治持如此明显的怀疑态度。
一
那么，为什么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疑虑难以消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古代希腊，看看雅典民主政治引起的争议，其焦点何在。涉及民主政治的争议，最早明确出现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之中。这位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在记叙波斯贵族杀死僭权的马古斯（magus）们时告诉我们，政变者对于将要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之一欧塔涅斯（Otanes）主张不再采用君主制，因为它使君主随心所欲而毋需负责，最为糟糕的是，他凌驾于国家的法度之上，蹂躏妇女，未经审判而随意杀人。为此他建议采取多数人的统治，因为首先，它拥有最为美好的名称，即??（isonomiē）；其次，它避免了君主的所有那些恣意妄为；官员抽签统治，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所有决议均共同做出（III. 80）a 。另一位参与政变的贵族迈加比佐斯（Megabyzos）则提议采取寡头政治，因为在他看来，多数人的统治甚至较君主制更为恶劣：没有什么比一无是处的乌合之众更为愚昧和恣意任性的了。而且为了逃避暴君的恣意妄为而倒向无法无天的民众的恣意妄为，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前者至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后者却对自己的行为一无所知。他们既无教育，又未曾见识美好且适度的事，像一条湍急的河流急切而无所用心地处事，又怎么能知晓呢？让波斯的敌人采用民主制吧，而我们则选择一批优秀人士，让他们掌权吧。（III. 81）大流士（Darius）则力主维持君主制，其理由是寡头制易于导致寡头之间的敌意和争斗，乃至血腥冲突，最终仍然导致君主制。民主制则必然导致邪恶之人的出现，他们狼狈为奸，危害共同体，直至民众领袖挺身而出铲除邪恶。但这时他就为民众崇拜而转变成了君主。这也说明君主制是政治统治的最终归宿（III. 82）。
希罗多德这段令人饶有兴味的记载其实是希腊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片段。虽然它穿插在关于波斯宫廷政治的叙事中，但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段关于政治制度的争论不可能发生在波斯的贵族之间，或是反映波斯人的政治思想，因为事实上，波斯从来没有采纳过君主制以外的任何政治制度。而希腊的城邦为数众多，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各不相同。这使得希腊人对不同的政治制度有更明确的认识。所以说，希罗多德的记载更真实地反映了公元前5 世纪后期希腊人的政治思想以及对不同政治制度实践所带来的争论。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这一比以往任何政治制度都要激进得多的政治实践，业已激发了希腊知识分子对于何为最好政体的激烈争论。希罗多德虽不是雅典人，但长期居留雅典，对雅典民主政治有着近距离观察。他虽为历史学家，但无疑也对不同政治制度的差异产生兴趣。在波斯宫廷政治叙事中穿插的这段政体争论，正是他本人对此产生兴趣的体现。a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他将民主政治称为??（isonomiē，III. 80）和?（dēmos，III. 82），前者的字面意思是法律面前平等，意味着民主政治强调的是平等的权利；后者也是民主政治的代名词。后来用来指称民主政治的标准词语?（dēmokratia）虽然没有在此处出现，但希罗多德却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语的希腊作家。在记叙西居昂（Sicyon）僭主克里斯提尼招婿、最终选中雅典人迈加克勒斯（Megacles）为女婿时，希罗多德看似不经意地提到，这个联姻的结果是生下了克里斯提尼（以其外祖父名字命名），他重新组织了雅典的部落，并且在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VI. 131）。在另一处有关记叙中，他又将雅典民主政治称为??（isēgoriē，V. 78），其意则为平等的发言权，同样强调平等之意。这些词语的使用，说明雅典这套新兴政治制度的称呼，尚未完全达成约定俗成的说法。
希罗多德的这段记叙也是西方甚或整个政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传统认为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政治学，其元问题正是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早于柏拉图半个多世纪以前，希罗多德就已经借波斯人之口，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进行了初步的但却具有导向性的探讨。或者说，希罗多德记载的争论表明，至迟在公元前430 年左右，希腊知识分子业已提出了政治学史上的这个元问题。雅典民主政治实践所激发的希腊知识界关于政治制度的激烈争论，历时半个多世纪，最终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而发展出西方的政治学这一门学问。因此可以说，公元前5 世纪希腊知识分子关于政体的争论，其实是西方政治学的前史。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政治学的前史上，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一组关键指责即已显露无遗。希罗多德笔下的迈加比佐斯显然把民主政治理解为除却精英成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统治。而在他看来，这些普通民众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愚昧、缺乏教育而无知、恣意任性而缺乏理性其心性像一条湍急的河流。换言之，他们是一群暴民，而他们的统治则是暴民政治愚昧无知而又缺乏理性的大众的集体统治。
对民主政治的这种否定性评价也许并不代表希罗多德本人的看法，因为同是在《历史》中，他高度肯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公元前506 年，在雅典推翻僭主统治、建立起民主政体不久，城邦即面临了空前严峻的局面：这年斯巴达组成包括科林斯在内的强大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其二位国王克里奥美尼（Cleomenes）和德玛拉图斯（Demaratus）为统帅，亲率盟军进攻雅典，占领其宗教圣地埃琉西斯（Eleusis）。与此同时，以忒拜为首的贝奥提亚联军从西北面入侵，尤卑亚岛的卡尔基斯（Chalcis）则从北面进攻雅典（V. 74）。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雅典人民众志成城，不仅成功地抗击了三面来袭的强敌，迫使伯罗奔尼撒盟军撤退，大败贝奥提亚联军，而且攻入尤卑亚岛，占领卡尔基斯城。a 由此雅典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希罗多德就此评价道：
这样雅典人的力量与日俱增，不只在一方面、而且在所有方面都表明，民主政治（??）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当雅典人处在僭主统治之下时，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比他们的邻邦强。但在推翻僭主之后，他们成了最好的战士。这说明，当受到压迫之时，他们故意装出懦弱；而当获得自由之时，他们每个人都甘愿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竭尽全力。（V. 78）
也许正因为迈加比佐斯的态度并不反映希罗多德本人的看法，这段记载才更显其意义。它意味着，如此否定民主政治代表了某种具有影响力的立场，并因此而受到希罗多德的注意。无论如何，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它无疑反映了社会精英阶层成员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对他们而言，民主政治即等同于普通公民的统治，也就等同于暴民政治。大约和希罗多德同时代的一位佚名作者验证了我们的推断。这位作者在公元前420 年发表了一篇长篇政论文，开宗明义写道：
对于雅典的政体，我不赞成他们选择这种政体，因为通过这一选择，他们倾向于卑劣之人（? ?）的利益，而非可敬之人（? ?）的利益。
在此他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因此而被现代学者冠以老寡头（Old Oligarch）的绰号。在文中，这位政论家毫无顾忌地将雅典普通公民称为卑劣之人毫无价值之人乃至暴民疯子，并且强调他们无知缺乏道德心目无法纪。这类字眼儿的言下之意再也明白不过，即仍在于强调，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
希罗多德和老寡头著作中所反映的这类贬斥，通过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如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进一步阐述、尤其是柏拉图的理论性论述，而成为对民主政治的经典指责。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因为他一生述而不作，并未直接留下片言只语，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对民主政治的态度。无论如何，柏拉图和色诺芬建立起来的文献传统把苏格拉底刻画成一个关键人物，通过他之口表达对民主政治的厌恶。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毫不掩饰对普通公民的蔑视。色诺芬记载说，苏格拉底认为格劳孔（Glaucon）之子卡米德斯（Charmides）是个值得称道（??）的人，且要比当时的政治家们都出色得多，便劝勉他从政。当卡米德斯表示羞于在群众面前发言时，苏格拉底说道：
你既不在最为明智的众人面前感到害羞，也不害怕最为强有力的人，却居然羞于在那些最为愚昧和最为卑微的人面前说话。他们中的谁让你害羞呢？是那些漂洗工，还是鞋匠，还是木匠，还是铁匠，还是农民，还是商人，抑或是那些在集市上做买卖、只关心贱买贵卖的商贩呢？是这些人组成了公民大会啊。
和希罗多德以及老寡头一样，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依然把象征雅典民主政治的公民大会斥为下层民众的统治，他们也依然是最为愚昧的（???）和最为卑微的（??）。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则从理论层面上论证了民主政治的荒谬。在《普罗泰戈拉》中，通过和普罗泰戈拉的辩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德性）是不可教的（319a、361a）。这一论点为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及其《理想国》中的阐述打下了基础。在此柏拉图进一步提出，哲学王的统治才是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安排，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了真知，才能够认知善（toagathon, 475e, 505）。与此相反，民主政治充满了??（自由）和?（言论自由）（557b），过度的自由造成散漫、没有法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相应的人格则缺乏知识、良好的方式以及真正的原则（560b），充满了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奢侈浪费（??）和不知羞耻（??）（560e）。这类人参与政治时头脑发热，言行均凭一时冲动（561d）。这也无异于是说，民主政治实际上是无知的和非理性的暴民政治。
因此我们看到，柏拉图对民主政治的贬斥和批评与希罗多德笔下的迈加比佐斯以及老寡头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政治学理论从创设之初，即已承继了此前的反民主政治思想。正如麦克利兰德在一本题为《从柏拉图到卡内蒂笔下的群众与暴民》中所说：
几乎可以说，政治理论思考得以建立，是为了表明民主政治即人们的自治必然陷入暴民统治。雅典实践某种类型的民主政治已达两个世纪，之后柏拉图提请我们注意，雅典人民（demos）是无知而非理性的群众，总是可能被其蛊惑者变成一群暴民。A
柏拉图以降直至现代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中，将雅典民主政治贬斥为暴民政治是标准的说法。当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柏拉图开始，整部西方政治思想史都是精英知识分子写成的。也因此麦克利兰德评论说：如果存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它是以这种深刻的反民主政治偏见而开始的，而且这种偏见无意识地渗透进了政治思想的历史。b 在此我们不用浪费笔墨详述这个反民主的政治思想传统，读者只要浏览一下像罗伯茨的《被审判的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或者晏绍祥所著《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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