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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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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芷章文集》主要收录了戏剧史学家王芷章先生的《腔调考原》《中国戏曲声腔丛考》《北平图书馆藏升平署曲本目录》，以及他从1942 年到1949 年所作长达八年的日记。这些著作丰富了戏曲及其历史研究的宝库，对清代及民国年间的戏曲研究尤为珍贵，也成为后来学者们开拓戏剧史论、宫廷演剧、京剧史、声腔剧种研究重要的参照系。时至今日，中国京剧艺术已走过二百余年，在中国戏剧史学的研究中，其间论辩蜂起，瞬息万变。现今编纂出版《王芷章文集》其意在于，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促中国戏曲事业之改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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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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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王芷章的女儿王维丽及其女婿李庆元整理的，收录了王先生的《腔调考原》《中国戏曲声腔丛考》《清升平署曲本目录》，以及王芷章先生从1942年到1949年长达八年的日记。其中王先生的戏曲研究论著《腔调考原》《中国戏曲声腔丛考》《清升平署曲本目录》，均是在大量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当年出版后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我们集中将其收录在一本书中，对于今天的戏曲研究者仍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王芷章日记记录了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奔走各处、艰难困苦的生活，以及他积极参与救亡运动中表现出的爱国精神，是首次整理出版，对于系统研究王芷章先生的戏曲理论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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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芷章（19031982），字伯生，号二渠，河北省平山县人，戏剧史学家。20 世纪30 年代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任馆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受聘于西安西北大学，任教授，讲授文学、戏剧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于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工作。代表作有《腔调考原》《清代伶官传》《清升平署志略》《中国戏曲声腔丛考》《京剧名艺人传略集》《中国京剧编年史》等。
王维丽女士，王芷章先生女儿。河北省平山县人，1940年生。1963 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曾在北京市农林局林业处任技术员、工程师，1979 年调入林业部种苗局任高级工程师，2001 年由国家林业局退休。
李庆元先生，王芷章先生女婿。河北省平山县人，1938年生。1963 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曾在冶金工业部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做科学研究工作，1965 年调入冶金部《有色金属》杂志编辑部任编辑、主编，1989 年调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铜镍局，做生产企业管理和领导工作，1998 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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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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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编 腔调考原
序一 3
序二 8
序三 10
第一章皮黄正谬 12
第二章西皮考 19
第三章黄腔考 26
第四章二簧考（附吹腔弦索） 43
第五章秦腔及梆子腔考 50
第六章勾腔考 56
第七章其他各腔考 58
第八章弋腔考 61
第九章昆腔考 77
第十章结论 83
二编中国戏曲声腔丛考
前言 89
明杂剧的演唱和影响 90
中国戏曲主要腔调分布概况 119
论清代的两个地方戏 188
徽班使用的唱腔、剧本及其起源 205
皮黄来源新考 216
三编北平图书馆藏升平署曲本目录
杂剧 223
传奇 231
乱弹 251
四编王芷章日记
一、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辛巳壬午） 261
二、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壬午癸未） 262
三、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癸未甲申） 285
四、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甲申乙酉） 309
五、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乙酉丙戌） 328
六、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丙戌丁亥） 346
七、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丁亥戊子） 353
八、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戊子己丑） 364
附录
旧剧改革问题 375
清朝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公会、戏班、戏园的
关系 384
王芷章先生生平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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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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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前辈中国戏剧史专家王芷章教授（19031982），字伯生，号二渠，毕生与同时期的戏剧学者求教交往，勤奋耕耘，严谨治学，不仅探书海积文献，而且访民间作调查，相辅相成，铸为佳作。
王芷章先生在20 世纪30 年代，就陆续有戏曲研究的专著问世，1934 年完成第一部专著《腔调考原》；之后，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相继完成《北平图书馆藏升平署曲本目录》，出版了《清升平署志略》（1937 年，商务印书馆）和《清代伶官传》（1936 年，中华印书局）。又继数十年的调查研究，精心编撰，至1982 年逝世之前一年，完成巨著《中国京剧编年史》《中国戏曲声腔丛考》与《京剧名艺人传略集》。这些业绩，丰富了戏曲及其历史研究的宝库，对清代、民国年间的戏曲研究尤为珍贵。
王芷章先生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业绩，首先在于先生自己。诚如刘复（刘半农）先生在《腔调考原序一》所称赞的，他在治学上有一种披沙炼金的工夫和不怕难的精神与勇气。这种敢于克服困难的治学精神，是首先值得人们学习与景仰的根本所在。
特别是上述一系列的专著中，对清代、民国时期的宫廷与民间演剧的变迁，对雅部昆腔与花部乱弹的交替，对京剧的渊源、形成、兴盛与发展、流布，都作出了有理有据的表述，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戏曲史观。这一史观，在《清升平署志略》第一章引论中，王芷章先生就作出了明确的表述：
历来乐官所典，为庙堂之乐，良辅所制，为雅士之乐，而元人弦索与清代乱弹，斯乃民间之乐也，统论清三百年杂剧传奇，其作风既步明人后尘，而被于管弦者，又无不用昆山腔歌之；惟乱弹所取戏文，虽亦有出于元明之作者，但亦化雅为俗，改繁为简，而大部则出自无名氏之手，真正民间文学之色彩，自应于此求之；清代戏曲之盛者，正谓此俗讴民曲之发展，为他代所不及也。
这一看法，客观地表述了元、明、清中国戏曲总体流变的轨迹，表露了他重视民间之乐、推崇清代乱弹的观点。这正是王芷章先生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戏曲史观。他体现的是民间广大群众热爱民族戏剧的感情与观念。这种戏剧理念既摈弃了崇雅抑花的旧思想，也抵制了那种全盘西化否定民族民间戏曲艺术的错误思潮，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王芷章先生的上述著作中，可以领略到他专攻的重点领域有三：一是戏曲腔调源流的考辨；一是清代宫廷演剧；一是京剧历史编年。
《腔调考原》是有关中国戏曲声腔系统研究的早期研究专著之一，之后，又以《中国戏曲声腔丛考》进一步拓展了声腔系统的研究成果。它们都具有开创、建设戏曲声腔学科的研究意义。戏曲声腔是构成戏曲艺术形态的基础，它不仅是一种戏曲品种的唱腔曲调、演唱方法和伴奏（文、武场），具有旋律性与节奏性的音乐元素，而且是由它的形式与体制决定这一戏曲品种的剧本文学形式和体制，由它的旋律性、节奏性规范这一戏曲品种的表演程序、身段与演出风格与特点。一种声腔，就是一种完整的戏曲表演形态，同时也集中体现为一个戏曲品种。这个戏曲品种，在不同地域的流传，在接受各地观众习俗、爱好与方言语音、民间音乐的作用下，又会发生地方化的演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剧种与声腔系统。正因为如此，声腔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戏曲历史，还是结合研究现状与戏曲创作实践来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王芷章先生的专著，就是在梳理文献史料与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昆、弋（高腔）与西皮、黄腔、汉调、弦索、吹腔、二簧、徽调、秦腔、梆子、勾腔、柳枝腔、罗罗腔、四平腔等诸腔的腔调特征、结构体制、演唱特点、流行地域等方方面面进行的考辨，得出自己的见解与论断。精辟的论断不仅发人深省，而且把需要进一步考查研究的问题也提示出来。这正是其学术价值的所在。
《清升平署志略》成书的由来，在该书1935 年朱希祖序中有明晰的交代，赞誉其史观、主旨，寄后来者以厚望。全书分引论、沿革（南府、景山、南府景山之合并）、升平署之成立、分制（总管、内学、中和乐钱粮处、档案房）、职官太监年表（附民籍学生年表）、署址六章，全面地记述了升平署的成立、管理体制及职官太监、民籍学生情况；又系统地表述了其演变过程。联系到《清代伶官传》和后来的《京剧名艺人传略集》两部专著可以看出三点：（一）表述了由清中叶至清末，在南府和升平署为宫中演戏的主要艺人的生平、师承、代表性剧目，与内廷承应戏、连台大戏演出的时间与地点，及其所扮演的人物、所演唱的声腔。这对研究清宫戏剧演出活动的全貌、变迁极其重要；（二）结合伶官、名艺人的传略，看他们演剧活动的基本状况和走向，就可以清楚显现戏曲演出由昆腔、弋腔的兴盛走向衰落，而梆子、皮黄从民间兴起走向城市（北京），步入宫廷，而逐步取代昆、弋在民间与宫廷的地位。从这一戏曲演变的基本状况，可以看出清中叶以来，戏曲史上花雅之争的兴衰更替在宫廷演戏中的表现，以及统治者上层欣赏趣味的变化，以至由此而产生的对京师舞台，对各地戏剧发展的深远影响。（三）从清中叶至清末的艺人传记中（如大家熟知的侯俊山、想九霄等梆子演员；谭鑫培、王瑶卿等皮黄演员）恰恰反映了从乱弹在京师兴旺到皮黄戏脱颖而出，由徽班、汉调演变形成京调皮黄（京剧），并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从中也看到清宫演戏对京剧形成发展的影响。
关于王芷章先生的京剧编年史专著，我曾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讲到这本书稿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其系统性表现为，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开始，到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以年为序，记述了京剧经由徽、汉两调，集乱弹诸腔及昆、弋之所长，演化、形成京剧皮黄戏，并走向兴盛、改良的历程，不仅有充实的史料，而且论证、表述了自己得出的结论与见解。其全面性表现为，在简要涉及历史背景与京师特有环境的情况下，对有关事件、班社、科班、艺人（演员、鼓师、琴师、衣箱、容装、检场等）、腔调、剧目、表演、服饰装扮、演出习俗、演戏规制、管理机构等的各个方面，对宫廷、官府演戏与民间演戏，都加以包容。并且，注意到以北京为主，兼及天津、上海、山东、江苏等地区京剧流传、演变的活动。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京剧编年史》在京剧史论建设，乃至中国戏剧史学学科建设上的重要价值。
应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成果，都贯彻和体现出他的戏曲史观与戏剧理念，成为后来的学者们开拓戏剧史论、宫廷演剧、京剧史、声腔剧种研究的重要的参照系。
余从
2010 年5 月21 日于北京
一编 腔调考原
第一章皮黄正谬
皮、黄二腔，自传入燕都以迄今日，不过百余年事耳；然迕误虚伪之说之纷，未有逾于此者。盖旧籍既少讨论，而士大夫记伶之作，亦罕言此；且彼时书册流传不易，即言之，人亦不能遍知也。革命以还，评剧之文，如雨后春笋，谈腔调者不一而足，刊而行于世者，无虑数十种，散见于报章杂志者，更难为之统计。或出传闻，或由杜撰，曲辞妄解，自作聪明，且其谬悠之谈，今已遍于海内，海内人士，亦翕然从之无异词；设及今而不是正之，使有一定之论，则千百年后，谁复能知此腔调源流之真伪耶！用先将皮黄之异说，且已为吾民所承认而稍值一顾者（其有为一字不识之人所撰出之说者，兹不录），汇为一篇，加以辨证，名曰《皮黄正谬》，并用冠卷首，亦陈兰甫氏《经郛条例》当采之如谳狱之具两造之意也。
王梦生《梨园佳话》云：徽调者皮黄是也，皮为黄陂，黄为黄冈，皆鄂地名，此调创兴于此，亦曰汉调，介两黄之间，故曰二黄，今人求其解而不得，乃于黄上加竹，作为簧字，失其本矣。汉调流行皖、鄂之间，石门、桐城、休宁间人变通而仿为之，谓之徽调。清盛时，皖桐人官京师者济济有众，乡音流入，殆亦有年，必不始于咸同之世。然初仅一二杂剧，自立分支后，以昆曲式微，弋调不足以独立，是调聆音易解，高朗悦大，都人嗜者日多，皖、鄂又不梗于戎马，来京者众，于是代兴争鸣，苏班衰而徽班盛，拔赵帜而易汉帜矣。咸、同之际，京师专重徽班，而其人亦皆兼善昆曲，故徽班中专门名词，亦往往难以吴语云。
又云：皮黄以二黄为正宗，西皮若或为辅；盖二黄为汉正调，西皮则仅行于黄陂一县而已，其后融合为一，亦不可复分。徽人至京者以多艺名，出鄂人上，且多变换音节之处，故以徽调名，实则徽固无调，犹北方不产茶，而善于薰制，故京茶转有名也。（刊于商务出版之《文艺丛刻》甲集中。）
陈彦衡《说谭》云：二簧西皮始于湖北之黄冈黄陂，后分徽汉两派；要皆本其方言，编为韵调，音节虽有不同，规模仍归一致。北京梨园名角，自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始以二簧名于时，程徽人，余、王楚人，皆能本其所学，阐发精微，自成宗派，如书家之钟王，画家之荆关，后之学者，鲜能出其范围。大抵徽调高亢，激昂慷慨，气韵沉雄，程氏之音也，汪桂芬差足嗣响。楚调清圆，曲折悠扬，声情绵邈，余、王之胜也，谭鑫培独擅其长。又谓二簧之必用楚音，正如昆曲之必用苏字、梆子之必用秦腔也。
《京师三十年来梨园史》云：徽汉两调，与昆弋均不相蒙，其调仅有西皮、二黄两门；大抵创始于湖北之黄陂、黄冈之间，而衍于舒城、桐城之野，稍稍变异其音节，化板为灵。京师仕宦，皖桐人本多，中兴以前，即已有此，而未尝大盛；昆、弋式微后，得乘间代兴。其调既盛于京师，缘发自徽人，遂转为徽人所独有，与今鄂俗流行之汉调，有采择杂糅之处，而能熔化于无形，虽沿西皮、二黄之名，早已非其旧调，竟与汉调分立，别为一家。簧者黄也，二黄言黄陂、黄冈也，实乃汉调也；徽人融和汉调以唱皮黄，故京师人谓之徽调，间亦尚知为湖广调，如程长庚、余三胜唱时，其腔多有之。咸、同以后，苏班日少，无不称徽班，而湖广调自程长庚、余三胜之外，无复有知者。
刘豁公《昆乱考》云：昆曲始于昆山（县名），创自伊谁，史册无载之者，或谓为苏昆生想当然耳。二簧本为二黄，盖为湖北黄冈、黄陂人所创者也；后人以歌协丝竹之音，遂加竹头于黄字之上，故曰二簧。始于何时无可考。惟以意度之，当在秦汉之交，西楚霸王四面楚歌一语，可以作证；尔时之楚歌，固不必如今日之乱弹，而近日之乱弹，实滥觞于古昔之楚歌，固无疑义。而代远年湮，真传丧失，湖北之乱弹，虽湖北人亦不得而知矣。
又其《歌场识小录》云：乱弹者何？皮簧（西皮二簧）之总名也。其初本为汉调，满清中叶，始有徽调之称，近人以乱弹来京师，遂漫称之曰京调，其实不然。盖乱弹者，湖北黄冈、黄陂人所创，故又统称为二黄，初仅行于皖鄂间，咸丰初年，程长庚（即伶界尊为伶圣之大老板）师其法而变通之（调仍汉调，音用皖音），挟伎游京师，每一登场，万人空巷，二黄因以大昌，四大徽班（春台、三庆、四喜、和春）亦于以成立（刘氏又有往昔京中有所谓四大徽班者，春台、三庆、四喜、嵩祝，即程长庚等所创者也，与此论同）。徽调之名，即自此始。然调无徽汉之分，音有皖鄂之别，以皖音度之则徽调，易以鄂音，即汉调矣。（刊入《戏学汇考》）
日本三江村人《剧话》云：京调发明之始，名为乱弹，是声调可括为二黄西皮两种。二黄之调，发源于黄冈、黄陂二县，故名二黄，俗写竹头作簧，误矣。西皮之调，仅行于黄陂之西偏，故名西陂，俗写去阜作皮，误矣。皮黄之名，实为汉调，自安徽人习之者众，为时既久，遂有徽班徽调之称，而皮黄之名如故。（刊于《京剧二百年历史》中）
按以上诸人之谈徽调汉调，当以王氏之论为最早出（民国四年）。其余各说，皆沿袭而引申之。然观王氏之作，其自相矛盾处已多，首言徽调者皮黄是也，是徽有调矣；皮为黄陂，黄为黄冈，皆鄂地名，此调创兴于此，亦曰汉调，是徽汉为一调矣。而其后则曰徽固无调，窥其意，不外以徽调为出于汉调，与之无异，故有此语，若然直呼为汉调可耳；何以又有徽调之名？既曰徽调，则必有异，《三十年来梨园史》云：虽沿西皮二黄之名，早已非其旧调。是显言其非一调，又非无调，则彼前云徽汉之为一调何哉？又曰徽固无调何哉？京师不产茶，因徽地所产而薰制之，则其味必与徽茶迥异，故加京字以别之，呼曰京茶。京茶与徽茶，本质虽同，而其味已别，其名已分，自不能认京茶即为徽茶。汉调发生于鄂，传于皖鄂之间，徽人变通而仿为之，则其音节亦必稍差，故加徽字以别之，称曰徽调。徽调虽出于汉，实已非汉，即亦不能呼徽调为汉调，而彼首揭徽调亦曰汉调，是不啻呼京茶亦曰徽茶，其理为通乎？为不通乎？徽汉之为一为二，在王氏已不能自明，则后之强为剖判者，其错误更可知矣。盖如皮黄在京师畅行既久，其念唱皆以京音为正，虽任何省籍人唱之，绝不许用其土音，未闻有粤人唱之而用粤音，晋人唱之而用晋音者。今刘氏言一种腔调，而用两地之音唱之，想沪上人士之唱皮黄时，必有用沪音者；余足迹未尝至沪，不敢断定为非，今刘氏既著此论，想为当然之事，故予渴望读书有暇，得至春申江上，一聆沪音之皮黄也。
又按彼等之所以造此说者，盖因震于传闻，知徽伶以二簧入京师：但又知二黄为发生于黄冈黄陂，则是楚调矣；因此便生徽伶何以又歌楚调之疑问，思之不得其解，乃创为二黄发生自汉，而传于石门、桐城、休宁间，安徽人薰制之，改为徽调，遂携之入京，以迁就此二说，而求其圆满。但所知有限，仅知于咸、同之际，始行于京师；且有谓程长庚入都，始成立四大徽班者。殊不知高朗亭以二簧入京师，组三庆徽，乃在乾隆五十五年（见《扬州画舫录》、《日下看花记》、《随园诗话注》、《梦华琐簿》等书）。春台、四喜（本扬州班）即随之以入，和春最晚，亦于嘉庆八年成立，此四徽班得名之盛，实当嘉庆中叶及道光初年（见《听春新咏》、《金台残泪记》），所唱者从竹之二簧也；则彼谓徽伶在咸、同之际，以二簧入京师，误矣。黄腔（即今日所通行，而为彼等所误指为二黄者）入京，在道光十年前后，始倡之者王洪贵、李六（见《燕台鸿爪集》），虽不知其籍贯，约略可断其为鄂人；且能使黄腔发扬光大之者余三胜，三胜湖北罗田县籍，《菊部群英》载有明文，是在京首演黄腔者，仍属鄂人而非徽伶。则彼徽伶以二黄（从今名）入京之说，又误矣。自道光十年以后，陈鸾仙、丁鸿宝、胖双秀悉能用黄腔鸣于时，二十五年《都门纪略》所列，四大名班之所唱，悉为黄腔（即今日之二黄）；今彼等俱云咸、同之际，始行于燕都，更误矣。夫二簧本从竹，不从竹者为杨静亭之谬解，王氏乃不知此，反谓今人求其解而不得，乃于黄上加竹，作为簧字，失其本矣。吾不知谁为不知其解，而强为去竹之人，自恃小慧，创为谬论，更出此大言，以鸣得意，复笔之于书，以欺世人耳目，可哂之至，而亦可哀之至也。
再按西皮在有清三百年书籍中，只有甘肃调名西秦腔（《燕兰小谱》）又称西皮调（《金台残泪记》，《赌棋山庄词话》）之语。即以杨静亭之惯为谬说，亦未言此，乃近人竟言其源于湖北之黄陂县，实不知何据。
又王氏刘氏皆认二黄为西皮、二黄之总名，亦说之谬者。
张肖伧《菊部丛谭》云：世人论皮黄之出产地，每谓二黄出于黄冈，西皮产于黄陂，校非为是，几成定论；最可怪者，鄂籍诸伶，亦妄相附和，不为纠正，殊不可解。考二黄起于黄州，传于黄冈，故曰二黄（黄州与黄冈紧邻）。西皮俗名高腔，产于黄安、黄陂（黄安与黄冈紧邻），黄安与黄陂之高腔，又各有异同，属黄安者称黄安腔，吹腔亦属之，至今尚盛行于四川一带；其调鄙俗，为其他之皮黄班所不屑与伍。高腔所以名西皮者，盖即别于黄安腔而言，亦以黄陂居黄安之西也。
按此似有意立异，并存目无余子之心，但黄州邻封，不止黄冈，何以不传他县？且黄陂又实在黄安之南也。呜呼！鲁连不逢，又谁能使之杜其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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