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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享誉全球的早期教育经典名著，被译为30多种文字出版，畅销近百年
《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蒙台梭利的*本儿童教育专著，是对其亲手创立的儿童之家的经验总结。
《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是应用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的必备手册。
《童年的秘密》：揭开了儿童心理发展的神秘面纱，提出了敏感期这一极富革命性的理念。
《发现孩子》：提出每个孩子都应自然地进行学习和成长。
《有吸收力的心灵》：呈现出了蒙台梭利的革命性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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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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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揭示了蒙台梭利的教育原理和教育方法，主张从日常生活训练入手，配合良好的学习环境、丰富的教具，让儿童自发地主动学习，独立思考，自我发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通过应用本学习法，孩子不但能轻松、愉快地掌握阅读、计算的基本能力，还能掌握相当多的自然知识，更重要的是会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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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玛丽亚蒙台梭利是享誉全球的幼儿教育家，意大利第一位医学女博士。她完成学业后，开始致力于诊断和治疗儿童身心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创办了儿童之家，提出敏感期精神胚胎有吸收力的心灵等极富革命性的理念，为我们揭示了儿童发展的奥秘。同时，她还反思了成人对儿童的教育，指出儿童的很多问题源于成人对待儿童的错误方式以及对他们造成的压抑，向成人提出了警示。她独创的蒙氏幼儿教育法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儿童教育，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多中国父母的认可和推崇。
蒙台梭利在实验、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童年的秘密》《发现孩子》《有吸收力的心灵》等多部著作，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幼儿教育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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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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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1章
新教育和教学方法 001
第2章
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源起 015
第3章
孩子们想要的理想家园 025
第4章
儿童之家的教育方式 039
第5章
孩子的纪律与自由 047
第6章
怎样给儿童上课 061
第7章
孩子实际生活的练习 069
第8章
儿童的饮食 073
第9章
孩子的体格训练 081
第10章
孩子的自然教育 089
第11章
培养孩子的手工劳动能力 097
第12章
孩子的感觉训练 101
第13章
感觉练习及其教学材料 111
第14章
感觉教育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131
第15章
关于智力的教育 137
第16章
幼儿的阅读与写字教学方法 153
第17章
教学方法和教学用具 169
第18章
儿童期的语言 195
第19章
幼儿算术入门：数字教学 207
第20章
练习的顺序 219
第21章
再谈纪律 227
第22章
让孩子成为优秀的自己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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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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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新教育和教学方法
我并不是想写一篇介绍有关科学教育学的专题文章，只是想根据我不完整的记录提供一种实验结论，十分明显，这种实验结论能为新型科学原理的实际应用开辟道路，近些年来，这些新型科学原理正在逐步推动教育工作的变革。
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有关教育学发展趋势的问题，这些讨论已经超越了纯理论阶段，并要求把结论建立在实证结果基础之上。从韦伯、费克纳到冯特，生理学或实验心理学已成为一门新科学，就像过去的形而上学心理学为哲学心理学奠定了基础一样，这门新科学也将会给新教育学奠定基础。应用于对儿童的身体研究的形态人类学，也将是促进新教育学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元素。
尽管有这些发展趋势，但到目前为止科学教育学还没有建立，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所谈论的科学教育学只是一种模模糊糊而实际还不存在的东西，它还不过是一种科学的直觉或者科学的暗示。借助于19世纪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科学教育学必将冲破云雾展示在世人面前。人类通过科学进步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也必然通过新教育学来发展，但在这里我不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几年前，一位著名的医生在意大利建立了一所科学教育学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在教育界已感知新运动的老师。这所学校在两三年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吸引了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教师前来参观学习。这所学校还得到了米兰市政府的捐赠，得到了许多科学仪器。而且，这所学校创办开始就有很多有利条件，得到了许多人的援助，因为人们希望通过实验，建立起一门发展人的科学。
这所学校之所以受到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杰出的人类学家朱塞佩塞吉所给予的热情支持。30多年来，塞吉一直在意大利的教师中积极地倡导一种以教育为基础的新文明。他说：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感觉到必须要重建教育方法，需要为这项事业、为人类的复兴而奋斗。在他《教育与训练》一书一篇演讲稿的摘要中，他鼓励这个新运动。他认为应以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为指导，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研究。
塞吉说：好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形成一种指导和教育人的观念而奋斗，我对它考虑得越久，就越觉得它正确、有用。我想，为了建立一种自然而合理的教育方法，我们必须要把人作为个体进行大量的、精确的、合理的观察，特别是在幼年时期，因为这是奠定一个人教育和文化基础的关键时期。
塞吉还说：测量头部、身高，绝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建立一种教育学体系，但是它却为我们指出了通往这种体系所要走的道路。我们要去教育一个人，就必须对他有准确的了解。
塞吉使许多人相信：如果具备了人类个体的知识，那么教育人的方法就会很容易获得。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塞吉的追随者对他的这种说法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一些人的理解只停留在文字的表面，一些人的理解则曲解或夸大了他的说法。他们混淆了对学生进行实验性研究和对学生进行教育这两者的区别。他们认为，对学生的实验性研究是通往对学生进行合理教育的道路，通过这种研究，学生本人的教育就会自然地得到发展；以为实验研究就是教育，而把教育人类学命名为科学教育学。这批塞吉的信徒举着记录卡（一种记载学生的家庭、体格、健康状况等情况的表格）的旗帜，认为这面旗帜一旦牢固地插到学校这个阵地上，就会赢得胜利。
因此，所谓的科学教育学学校，其实只教会教师掌握人体测量方法，使用仪器来收集学生的心理学数据，他们认为这样就是把一支新型科学教育学的教师队伍建立了。
应当说，在这场运动中，意大利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法国、英国，特别是美国，在人类学和心理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上，在小学开始了相应实验研究，希望找到学校的再生之路。但是，这种研究很少有教师参与，绝大部分都是由对医学而不是教育学更感兴趣的医生进行的。通过实验，他们对心理学或人类学作出了贡献，但这种实验和研究实验结果并不是为建立科学教育学而有针对性地准备的。总之，人类学和心理学还没有针对性地解决学校儿童教育方面的问题，也没有科学训练出来并达到真正科学家水平的教师。
事实上，学校想要取得真正的进步，就需要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会把科学家直接带入学校这一重要领域，与此同时，还能提高老师的水平。克里达罗在意大利创办的教育大学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正脚踏实地地工作着。其目的是提高教育学的地位，使它从过去从属于哲学的分支学科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并像医学那样具有广泛而多样的研究领域。而且，教育卫生学、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也将成为科学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作为隆布罗素、德乔万尼和塞吉的祖国，意大利在这一运动中取得了值得引以为荣的成就。隆布罗素、德乔万尼和塞吉都是人类学发展的开拓者，他们分别开拓了犯罪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他们三人都是各自领域公认的权威，在科学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不仅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而且给公众做了广泛的普及教育工作。他们是祖国的骄傲。
然而，我们今天在教育领域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文明。在如此伟大的事业面前，我们都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全世界。在这一极为重要的事业中，所有的人，哪怕只是尝试而未取得成功，也都值得我们尊敬。因此，在许多教师和教育督学的努力下，意大利很多城市都建立了科学教育学学校和人类学实验室。虽然这些学校和实验室在未成规模之前就被摒弃了，但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并为人们认识科学教育学开启了探索之门。
虽然这些尝试性研究都不成熟，而且人们对尚处在发展阶段的新科学还不是很理解，但每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是从不断的失败和完善中诞生的。如果我们要建立培育后代的真实而有生命力的教育方法，我们就必须走出自我。
想用实验科学的方法来培训教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们尽可能用最正确的方法帮他掌握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我们也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机器，其用处也很令人怀疑。实际上，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模式指导教师进入实验，那么我们将只会停留在理论上。过去按照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培训出的教师，只知道某些权威人士的思想，只会照搬书本，不会灵活运用。理想的教师不仅要熟悉教学仪器，而且还要能操作这些仪器。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掌握一系列的实验知识和技能，并且学会用简单的和机械的方法进行这些实验。
但是，即使他们都做到了这些，本质上还是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最本质的差别不在于外部技术的掌握上，而更主要的是存在于人的内在精神上。目前我们培养的新型教师，还没有能够完全进入科学实验领域，还处在真正的实验科学的大门之外。他们还未能更进一步，达到真正科学家的水平。
那么，怎么样才能称为科学家呢？当然，他并不是只懂得去操作物理实验室所有仪器的人，也不是只懂得能够安全、灵巧处理各种化学反应的人，更不是只懂得制作显微镜来观察标本的人。也许科学家助手的操作要比科学家本人熟练，但他们不能被称为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对神奇的自然充满了热忱，那些实验方式只不过是他们揭示人类生命奥秘和真谛的手段。真正的科学家并非是只能够熟练地操作实验仪器，他们崇拜大自然，就像信徒们虔诚地笃守宗教的教规那样。真正的科学家就像中世纪的苦行僧那样，忘记了俗世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实验室。他们当中有的因长期使用显微镜进行观察而瞎了眼睛，有的为了科学给自己接种结核病菌，有的为了迫切了解疾病的传播途径而处理霍乱病人的粪便，有的冒着生命危险试验易爆炸的化学品。这就是真正的科学家才具有的高贵情操。大自然乐于向这些真正的科学家展示自身的奥秘，让他们得到发现的荣耀，表彰他们的辛勤劳动。
我认为，我们应该培养教师的科学家精神，而不是简单的操作技巧。也就是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教师的精神，而不是技巧。比如，如果我们在对教师进行科学培训时只考虑让他们掌握科学技术，那么这些教师就无法成为专业的人类学家、实验心理学家或儿童卫生学家。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把他们引入实验科学的领域，使他们能够熟练地操纵各种仪器。然而，现在我们则希望通过教师自己的学校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内心意识到只有科学精神才能为他们打开广阔的大门。
实验仪器就如字母一样，就像我们想要了解大自然，就必须懂得如何使用它。正如一本展现作者伟大思想的书是由各种字母组成了它的文字，而大自然的奥秘则是由实验仪器来揭示。
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如果一个人只是学会了机械地拼写课本中所有单词，那么即使面对一本印刷得清晰无误的莎士比亚的剧本，他也只能机械地阅读剧本中那些单词；只会做实验的人，就像只能拼写出课本上的单词的人一样。如果我们也只是机械地对教师进行培训，那么他们也只能停留在技术水平上，而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
我们必须设法使他们成为大自然的崇拜者和解读者。让他们不仅学会拼读，还能读懂莎士比亚、歌德、但丁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可以看出，这二者有天壤之别。如果要达到后者的水平，前者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在这里我们犯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以为一个掌握了拼写的孩子已经知道应该怎样阅读。是的，他能够读出商店门口的招牌和报纸的名称，也能识别他所看到的每个单词；如果他走进一家图书馆，也认为能够阅读那里的每本书籍，但他当真阅读的时候，他很快发觉自己只知道机械地去理解字面所表达的含义远远不够，还需要回学校重新进行学习。以前我们通过教授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而培训出来的科学教育学的教师，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培训真正科学教育学教师的困难，也不打算列出一个培训科学教育学教师的培养方案。让我们假设一下，假定经过我们充分的培训，已经培养出了能进行自然观察的教师，并且教师也具备了献身精神和科学态度。例如，那些昆虫学家会在夜间出发，走进树林和田野，他们或许会惊奇地发现他们所感兴趣的一些昆虫早就开始活动了。虽然这位科学家由于长途跋涉而变得困倦不堪，但他仍然全神贯注，完全没有意识到身上已沾满了泥浆和灰尘，也不在意露水已经浸湿了他的衣服或骄阳在暴晒着他，只是为了不惊动昆虫，以便能观察到它们日常自然动作时的情形。我们再假定，这群教师已经达到了这位科学家的水平，虽然这位科学家半盲了，却仍在通过显微镜观察一些微生物的活动，发现这些生物能彼此回避，以自己的方式来选取食物，并具有某种初级意识。然后，这位科学家通过电的刺激来扰乱它们呆滞的状态，观察它们是如何聚集在正负极的；接着他还用光的刺激来进一步实验，观察它们的趋光性。他通过观察得到了这些情况以及一些类似的现象，并始终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些昆虫避开和趋向刺激物是否同它们彼此回避或选择食物的特性相同换句话说，也就是它们对刺激物产生不同反应的原因是它们具有某种初级意识，而不同于磁铁那样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再让我们假设一下，这位科学家发现已经是下午4点了，并且他还没有吃午饭，他也很清晰地知道自己一直是在实验室而不是在家里，他为之很高兴，因为如果几个小时前回家吃饭了，一些有趣的观察就会被打断。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教师不需要通过科学训练就已经对观察自然现象具备了这样的兴趣，在工作时达到了忘我、痴迷的境界，这非常好，但还不够。事实上，教师的特殊使命不是观察昆虫或细菌，而是要培育人。他不是根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来对人进行研究，也不是像研究昆虫的科学家那样早上醒来就开始观察昆虫的活动。教师要激发的是人的觉醒。
我们希望培养教师对人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的特点是：观察者和被观察的这两个个体必须具有内在的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不存在于动植物学家与他们所研究的自然形态之间。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牺牲精神，是不会喜欢上他所研究的昆虫或者化学反应的。但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一件极其温柔的事情，它既简单又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种爱，爱并不为某个受过教育的智力阶层所特有。
为了说明第二种培养模式，即精神培训，让我们设想一下进入耶稣基督第一批弟子的头脑和心灵，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给他们描述一个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还伟大的天国时，他们很虔诚、天真地问耶稣：主，谁是天国最伟大的？耶稣听了后便摸着一个小孩的头，这个小孩正用崇敬而虔诚的神情望着耶稣，然后回答说：谁能像这个孩子一样，谁就将成为天国中最伟大的人。如果有一个虔诚的信徒记住了耶稣说的话，用崇敬、爱戴的心期盼达到这种伟大的精神境界，开始细心观察这个小孩的每一个表现，但即使把这样的观察者放到一个满是孩子的教室中，他也不会成为我们希望培养的那种新型教师。但是，如果我们的教师能把科学家自我牺牲精神和基督教徒虔诚与热心灌输到自己的心灵中，那么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教师。他将从这个孩子身上学会如何完善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教育者。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考察一下教师的心态。一位精通实验、有观察经验的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为了研究自然环境中的某种真菌而去野外进行精心的观察，回到实验室后又借助显微镜和其他一切实验设备做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他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既懂得研究大自然的重要意义，又精通利用现代实验科学所提供的一切手段。
现在再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位科学家因为工作有独创性，被安排到一所大学对膜翅目昆虫做进一步研究。当他到达工作岗位之后，有人给他看了一个装着许多美丽的蝴蝶标本的玻璃盖盒子，这些蝴蝶翅膀张开着，被大头针固定着，一动不动。这位科学家看到这会说，这不过是个小孩子的玩意儿，并不是科学研究。不夸张地说，他觉得这些蝴蝶标本其实是孩子们追逐蝴蝶，并用网子捉住了它们这个游戏的一部分。这种材料与这位科学家要进行的实验完全没有关联。
如果我们把一位按照我们的观点和科学方法培训出来的教师安排到一所公立学校里，那么也会遭遇类似那位科学家所遇到的情况，因为公立学校里的孩子们由于有严格的约束，不能自然地表现他们的个性特点。在这样的学校里，孩子们就像盒子里被大头针钉住的蝴蝶标本一样，也被固定在课桌旁，张开着他们所得到的乏味、一点意义也没有的知识翅膀，然而实际上这种翅膀已经失去了能力。
教师们只准备好科学精神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能进行科学观察和实验的学校。如果在学校里诞生了科学教育学，学校必须允许自由，孩子可以自然地表现自己。只有这样，才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
我想，没有人会肯定地说这一原则已经在我们教育学和学校中存在。有一些教师受卢梭教育思想的启发，呼吁把自由还给孩子们，并提出了一些不可实行的原则和模糊的愿望。但这些教育工作者实际上还并不了解自由的真正含义。他们往往把鼓舞人们反抗奴隶制度的那种自由，或者社会自由的概念与真正的自由概念等同起来。虽然社会自由是一种更高的概念，但它仍然有限制。社会自由就像是雅各在梦中所看见的一级级天梯。换句话说，它只是部分的解放，如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或一种思想的解放。
然而，教育学所包含的自由概念要宽泛得多。当19世纪的生物科学为我们提供研究生命的方法时，就已经显示了这种自由。所以，如果说过去的教育学预见或者模糊地表达了在学生接受教育前要对学生进行研究，要让学生自由自在地展示出他自己的个性，但实际上能够获得这种不清晰的和模糊的直觉思想，还得靠上个世纪实验科学的贡献才成为可能。我们在这里是要阐明我们的观点，而不是要进行辩论或讨论。如果今天有谁说自由的原则已经进入教育学，那么我们一定会笑话他，认为他就像站在装着蝴蝶标本的盒子面前的那个孩子，坚持说：蝴蝶还能飞。束缚的教育思想一直存在于教育学中，所以学校也一样盛行。学校固定学生的桌椅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仍然继续着早期唯物主义者的教育学思想，勤劳地搬运着石头去修葺已破烂不堪的学校，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最初学校里只有一些长窄不一的板凳，学生们只能挤坐在这些板凳上。后来，通过科学改进了这些板凳，并注意到了人类学的贡献。学校开始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身材设计课桌，并计算桌凳之间的合理距离，使孩子的脊柱能保持直立而不变形；学校还计算座位间应保留的宽度，并彼此隔开，让每个座位上只能勉强坐下一个人，这样的设计使学生根本无法舒展身体。学校这样设计，是为了把学生与他的邻座隔开，不能随意活动，并且可以被教师看见。这样还可以防止教室里出现不道德的行为。在教育中只要一谈到性教育原则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可耻，认为会玷污孩子们纯真的心灵。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而且我们还利用科学帮助我们改进桌凳，限制孩子们的活动。
一切是这样安排的，当孩子坐在座位上时，桌凳迫使他采取一种被以为是有利于他身体的舒适坐姿。学校安排的座位、脚凳和课桌的位置，在孩子们学习时让他们不能随意地站起来，分配给他的那一点空间也只能让他坐直身体。教室里的桌凳就以这些方式不断发展完善着。每一个所谓科学教育学的崇拜者都设计这种科学的桌凳。不少国家都为它们设计的课桌自豪，还为它们颁发专利。
当然，毫无疑问，制作这些板凳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人体测量和年龄诊断，参考了人类学；研究肌肉参考了生理学；考察直觉的反应参考了心理学。此外，最重要的是，在防止学生脊椎变形时参考了生理卫生学。这些桌椅的确是科学的，但它只是对儿童进行了人类学研究后才设计出来的。可见，这就是我们机械地照搬科学的一个实例。
我相信，不用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对这种做法感到吃惊。不可思议的是，人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婴幼儿卫生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以及人类普遍思想进步，竟然没有能更早地发现学生课桌的这种根本性错误。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开展保护儿童的运动，那么我们会更加惊奇不已。
我相信，不用多长时间人们就很难再相信关于这些科学板凳的描述，反倒或许会以惊奇的眼光用手来摸一摸这些曾经为了防止学生脊椎骨变形的桌椅。
这些科学桌凳的发展显示学生们一直受到一种制度的束缚，在这种束缚制度的支使下，他们即使生来强壮、腰板挺直也会驼背！从生物学观点来看，脊柱是人骨骼中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一部分，是我们人体最坚韧的部分。它经历过与沙漠雄狮、猛犸象的拼搏，经历过艰辛而沉重的采石炼铁，现在竟然被学校的枷锁压弯了。
很难理解，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社会解放运动的曙光还没有照到学校，所谓的科学竟然成了学校的奴役工具。然而，科学板凳的年代也就是劳动阶层要求从奴役的劳动枷锁下获得解放的年代。
很明显，解放运动已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大众领袖把社会解放作为他们的口号，劳工阶层不断呐喊；科学和社会主义出版物也声援他们的行动，报刊中充满了这样的文章。营养不良的工人要求的不是补品，而是要改善经济条件以防止营养不良。矿工们每天都要弯腰工作，他们得了腹股沟疝，但他们需要的不是腹带，而是减少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过上健康的生活。
就在同一社会时代，我们发现，孩子们正在不卫生的条件中学习，这妨碍了他们正常发育，甚至连脊柱都发生了变形，我们对这种可怕的现象作出的反应却是想要设计一种科学的板凳来予以矫正，这就好比给矿工提供腹带或给吃不饱的工人提供砒霜。
不久前，有一位女士认为我会赞同该学校的一切科学创新，她自得地向我展示了一种用来保护学生的紧身装置。她发明了这个东西，认为可以解决板凳所带来的问题。
外科有治疗脊椎弯曲的手段。我想提的是悬垂疗法，这种方法通过把孩子的头和肩用整形器械定期吊起来，并通过孩子自身的重量来伸展并拉直他的脊柱。在今天我们的学校里，这种紧身装置竟然大受欢迎。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给学生开一门悬挂的课程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把科学方法机械地应用到落伍的学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很明显，为了防止学生脊柱受到影响，合理的方法是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不能让他们长时期保持一种有害的姿势。孩子们最需要的是给他们自由，而不是去改进什么板凳结构之类的。
即使这种固定的座位有利于孩子的身体发育，但因为这些座位没法挪动，所以在打扫卫生时不便清理，很难打扫干净，教室反而容易成为卫生的死角。由于孩子们脚踏的地方被固定不能移动，他们脚上从大街上带来的污垢很快就会布满脚凳。现在，人们家庭中的内部陈设都变得更加轻便、简单了，人们可以很轻松地移动它们以便打扫和清洗灰尘。但是，学校好像没有跟上社会的这种变化。
我们应当想到，在这种束缚的条件中成长的孩子，骨骼都发生了变形，那他们的精神世界又会怎么样呢？当我们谈到帮助劳动大众时，人们总是以为要帮助他们解决像贫血或疝气之类的痛苦就可以了，而没有想到他们还有遭受奴役的苦难心灵。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已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他的灵魂就会受到压抑，甚至会被毁灭。奴役是人类进步的沉重负担，人类要前进，就要摆脱这种负担，因为拯救人的灵魂比肉体更加迫切。
那么，当教育孩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我们深知教师的不易。在教室里，他需要向儿童的脑中灌输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了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他认为有必要用纪律约束他的学生，并强迫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是，奖励和惩罚成为每位教师的工具，每个学生都被迫成为教师忠实的听众。
我认为这些奖赏和惩罚，简直就是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在学校里，它们不是被用来减轻学生身体的畸形，而是在制造畸形。用奖赏和惩罚激起的努力，是被迫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并不会带来儿童的自然发展，就像职业赛马骑师在上马之前会给他的马一块糖，或车夫用鞭子抽打他的马以让它对自己的命令有所反应。这种情况绝不会使马儿像在草原上那些自由飞奔的骏马那样雄伟壮观。
那么，在教育中我们要给学生套上枷锁吗？
诚然，我们都是戴着社会枷锁的自然人。但是如果让我们放眼看一下历史进程，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枷锁在一点点地放松。换句话说，自然或生命正在逐渐地走向胜利奴隶的枷锁被仆人的枷锁替代，而仆人的枷锁又被工人的枷锁替代。
一切形式的奴役都会一点一点削弱和消失，甚至是对女人的性奴役。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进行征服和解放的历史。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现在到底处在什么文明阶段，奖励和惩罚是我们文明进步所必需的吗？如果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一阶段，那么我们现在还用这种手段，只会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带领他们前进。
在政府部门和它的职员之间的关系中，也存在着类似于学校的这种情况。为了国家的利益，职员们每天辛苦地工作，但他们感觉不到或看不到他们的工作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他们没有意识到国家是通过他们日常的工作才完成运转的，而且全国人民都是他们工作的受益者。他们意识中的好处就是职务的晋升，好像学校里的孩子从低年级升入高年级一样。一个看不见自己的工作所具有的真正伟大目标的人，好像学校里一个被降级的小孩，被放到了一个低于他真实水平的班级中。人的尊严被损害了，人被降格为一台只有加油才能运转的机器，因为机器是死的。就像装饰打扮或渴望获得勋章、奖章，都不过是一种外界的刺激，只能短暂照亮黑暗荒芜的小路。
我们在用一样的方式来奖励学生。职员担心不能提升而被迫留在岗位上做着十分乏味的工作，正如学生害怕不能升级而被迫学习一样。上级的责备和老师对学生的批评一样，修改职员起草的需紧急执行的文书和教师给学生差劲的作文打一个坏分数一样。它们真的很相似。
但是，如果政府的行政部门不能使国家伟大，到处贪污腐败，那么在雇员心目中就失去了人所应追求的真正伟大的含义，只知道去谋求通过奖赏和惩罚所带来的那些眼前的东西。国家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她有众多有公正品格的工作人员反对贪污腐败，并遵循自己正直诚实的品性。就像社会生活中的生命战胜贫困和死亡并取得胜利一样，自由的本能也会克服所有的障碍，取得不断的胜利。
正是一种潜伏在人心灵中无限的生命力，推动着世界前进。
但是，真正做出伟大事业的人，从来不是为了那些所谓的奖赏，也不会因为害怕惩罚而却步。如果在一场战争中，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的成员只是为了升官，获得奖励，或者完全是因为害怕惩罚而不得不参战，那么当他们遇到一支规模弱小、却充满真正爱国热情的军队时，胜利将属于后者。如果一支军队的英雄主义已经没有了，那么奖赏和惩罚所起的作用也只不过为它带来腐败和怯懦。
人类的所有胜利和进步都要靠人的内心力量。
因此，一个年轻人如果依着自己的兴趣把医学当作自己的使命，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但是，如果他仅仅是为获得一笔遗产，或是如意的婚姻，或者根本是为了其他物质利益而学习，那么他将永远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或一名伟大的医生，这个世界也永远不会因为他的工作而前进一步。需要利益刺激的人永远无法成为伟大的医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品性，或许还比较纯朴，但肯定是有益的，而这种惩罚奖励制度可能使人放弃他的天性，选择一条错误的道路，并迫使自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的本性可能就会被扭曲、减弱，甚至泯灭。
我们总是不断重复说世界在进步，我们必须敦促人们去争取进步。但是，进步总是来自新事物，既不是来自任何人的预见，也没有任何奖赏，甚至还要充当殉道者。
一个正常人的心灵因充实而完美。惩罚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压迫的形式，也许会对那些本性邪恶的人有作用，但这样的人并不多，也不会影响社会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愿受法律的震慑，只要法律给我们规定的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并非因为害怕法律而忠诚老实，我们之所以不抢劫、不杀人，是因为我们热爱和平，因为我们生命的自然倾向引导我们向前不断发展，让我们远离那些罪恶的行径。
如果不涉及伦理学或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断言，一个违法者在犯罪之前知道惩罚的存在，就会感觉到法律对他的威慑。他能无视法律的威慑或者被引诱而犯罪，他自欺欺人地认为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他的脑海肯定也出现过犯罪与惩罚之间的斗争。不管刑法能否有效地阻止犯罪的发生，但无疑是为有限的犯罪者制定的。绝大多数公民都是诚实的，不会有任何方面的法律威胁。
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正的惩罚是丧失了自我。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那些志得意满的人身上一个我们认为非常幸运的人，可能就遭遇这种惩罚。一个人往往看不清自己所处的位置。
正是在这里，教育有所帮助。
今天，我们还在用课桌、物质奖赏和惩罚来奴役学生的身体与精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保持安静，遵守纪律。这会把他们带向哪里呢？真的难以预料。
我们对儿童的教育经常是向他们灌输学校计划中的教学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是官方教育部门编订的，并且还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面对如此无视孩子们的内心成长的情况，我们应该反思，否则将无地自容。
塞吉说得好：今天，社会迫切需要重建教育和教学方法。为这项事业而奋斗，就是为人类事业而奋斗。
第2章
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源起
倘若我们要开发一种先进的教育学体系，就必须另辟蹊径，走一条与旧式教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要求学校与教师同步改变教育观点。对教师而言，教师的角色将转变成一名观察者，使他熟悉我们的实验方法，要想达到这种目的，他需要在学校内进行大量的实验和观察。我们所倡导的科学教育学就是使学生有足够的自由空间，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说这种新的科学教育学是对个体的研究，那么观察的对象就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孩子。
实验科学有很多门类，每一门分支学科都是作用于它自身应用的结果。例如采用隔离研究细菌，细菌学由此产生，而犯罪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之所以能取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归功于研究者把人类学应用到罪犯、精神病患者、临床病人和学者等不同群体的人身上。因此，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实验心理学要求对实验所用的技术十分严格，必须通过反复实验，才能取得正确的结果。每一个实验得出的结论，都要进行详细解释，在解释过程中要做到公正、科学、严谨，不得有任何偏见。比如，大脑与智力密切相关，倘若我们要对某个人的大脑进行观察，无论他聪明还是迟钝，都不能带有任何偏见。
如果想让实验心理学服务于社会，那么就要放弃以前的信念。换句话说，实验心理学忌讳教条思想，而许多人在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上，极有可能存在教条思想，从而导致我们在研究上出现偏差，不能准确研究出儿童心理的种种动机。我们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弊端，在研究儿童心理变化时，使研究对象完全处于自由状态。如果我们还想从儿童的自然行为中得出某些科学的结论，建立科学的适合儿童成长的儿童教育学，那么我们仍要放弃教条思想。
要想科学地构建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就需要每一名研究者通过实验得来数据，战胜各种偏见和落后的思想。
可是，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问题，例如怎样建立一种与众不同的实验教育学方法。科学教育学的分支很多，例如卫生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但这些学科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仅是对个体的特殊研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喜的是，目前的研究工作中有部分与实验教育学使用的方法有关，它是我在儿童之家两年的工作经验所得到的成绩。对于儿童教育学而言，我仅仅开了一个头而已。我相信这些尝试性的研究，有可能会成为启发人们持续开展这项工作的动力。
事实上，在我们所倡导的教育体系中，经验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早已得到充分的证明。尽管截至目前，儿童教育体系并不完善，我们所建立的教育体系也需要改进，它现在还不能应用到对孩子们的管理中。
当然，我说这项研究来自过去的两年工作经验，这句话或许不太确切。实际上，儿童之家使用的这种教育体系，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它是从畸形儿童教育学演变而来的。
15年前我是一名助理医生，就职于罗马大学精神病治疗诊所，由于我经常去精神病院挑选研究对象，使我对智障儿童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那些智障儿童没有专门的居所，他们都住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当我完成正常的医院工作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智障儿童的研究上。就这样，我与智障儿童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此期间，我阅读了爱德华塞贡针对智障儿童所设计的特殊教育方法，并且掌握了他的整套教育思想。爱德华塞贡的教育疗法针对耳聋、中风、白痴、佝偻等精神性疾病疗效显著，当时爱德华塞贡的这种教育思想在外科医生中广泛流传。人们普遍认为，把教育学和医学结合起来，对治疗疾病有很大的好处。可以说，这种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着医疗科学的进步。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体系做指导，体育锻炼治疗疾病的方法流行起来。然而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智障儿童的智力低下主要是缺乏正确的教育，而不是一个医学问题。后来，在研究怎么治疗和教育智障儿童的医学大会上，许多人也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他们不认同体育锻炼能帮助智障儿童恢复智力。1898年，教育学大会在意大利的都灵举行，会上我作了题为精神教育的演讲，表达我对智障儿童治疗的观点，会后我的观点在外科医生和教师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盖都巴克西里在未成为我的导师前，是位伟大的教育部长。他曾拜访过我，他让我给罗马大学的教师们讲一堂有关智障儿童教育的课。从那以后，我又在州立行为心理学学校讲授过有关智障儿童的教育课。
在那所学校里，我天天给儿童讲课。他们在小学里被认为是无可救药、头脑愚钝的差等生。后来，通过慈善机构，成立了一所医学教育学院，我们除了接收公共学校的儿童外，还接纳罗马所有疯人院里的智障儿童。
在同事们的热情帮助下，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为罗马的教师们设计出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用来观察和教育那些发育不完全的智障儿童。我不但培训教师，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研究出一种教育智障儿童的方法，我在伦敦和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教育的工作中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一位小学教师，直接给孩子们上课。那时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从上午8点到晚上7点都需要上课，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那两年的教育实践，我获得了第一个教育学方面的学位。在我刚刚接触到有缺陷儿童方面的工作时，我就充满了信心，坚信我所使用的方法在教育智障儿童方面会有显著的效果。我相信，与人们正在使用的方法相比，我的教育原理更合理，更适用于缺陷儿童。我使用这种方法，使智障儿童的智力得到显著提高。我对这方面的情感投入相当深厚，它已深入我的内心，当我离开那里，寻找更为有效的治疗智障儿童的方法时，那段不同寻常的教育经历几乎控制了我的思想。我深深地相信，如果把相同的方法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也会产生奇特的效果。
从那以后，我开始研究矫正教育学，并且希望能够从事正常儿童教育学及其原理的研究。为此，我走进一所大学的哲学系，成为一名学生。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想法能否实现，但是我被一种伟大的信念所鼓舞。为了实现这种信念，我毅然放弃了其他待遇好的工作。
智障儿童教育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外科医生伊塔的工作，那位外科医生是耳疾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位尝试对人的听觉进行教育的人。他曾经在佩雷拉与巴黎的聋哑人机构中进行实验，他成功地让有耳疾的人完全恢复听力。后来他又用8年时间去照管一位智障男孩。他的方法在治疗人的听觉能力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还把那些方法扩展到治疗人体所有的感知官能上。
伊塔的教育学著作也非常有价值，它详细描述了伊塔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成果，凡是读过他作品的人都承认，这些教育经验和教育成果是人们在实验心理学方面进行的最早尝试。不过，正是爱德华塞贡建立了真正的智障儿童教育体系。爱德华塞贡最初是一位教师，后来改行成为外科医生。他把伊塔的教育经验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对疯人院里智障儿童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并把这种经验应用到巴黎的鲁皮加勒的一所小学里。1846年，爱德华塞贡在巴黎出版的一本名为《智障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的书中，第一次阐述了这种方法。后来，塞贡移民到了美国，他在美国创立了很多用于教育智障儿童的教育机构。在总结了自己20年的工作经验后，也就是1866年，他在纽约再版了《智障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并加入了许多新的研究内容，来阐述他的教育方法与教育理论。第二版的标题与第一版迥然不同，为《智障及其生理学方法治疗》。可以这么说，第二版是第一版的升级版。在第二版中，塞贡详细解释了他的研究成果，并把这种教育方法称为生理学方法。在这本书的标题中，他没有再提到只是用于智障教育的方法，主要陈述的是用心理学方法来治疗智障。
当我还在精神病诊所当医生助手的时候，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爱德华塞贡著作的法文版。20年后它的英文版才在美国纽约出版。尽管这本书以英文形式出版，但它在英国的销售并不理想，这让我想到，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塞贡的教育体系。事实上，尽管所有涉及智障儿童的机构在它们的出版物中都不断引用塞贡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论，但是，它们所讲述的却与塞贡的教育体系差别非常大。
我发现，应用在智障儿童身上的教育方法，基本上或多或少与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的教育方法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在德国，尽管在智障儿童学校的教育博物馆里摆放着各种特殊的教学仪器，但实际上这些仪器很少拿出来使用。
我曾经在比色特待过一段时间，了解到那里的老师手中尽管拿着塞贡编写的法文课本，但他们并没有按照课本上的教育方法去授课，只是使用了他的教学仪器。他们的教学纯粹而机械，每位教师仅仅执行相应的规章条例。不仅是德国，我去的其他地方，包括伦敦和巴黎，我所期待的那种全新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经验根本没有付诸实施。
对欧洲的教育方法研究后，我开始在罗马进行长达两年的智障儿童教育工作。在这两年中，我采用塞贡书中的方法进行教学，并在伊塔的实验中得到很多启发。
在吸取塞贡和伊塔教育经验后，我的视野得到开阔，并且在他们的实践基础上，我制作了大量的教学仪器，可以说在任何机构都没有见过如此完整的教学仪器，它们能够帮助教师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
对智障儿童的教育，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方法，那些放弃智障儿童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行为我可以理解。通常情况下，人们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教师与被教育者的地位相同，这就在情感上打击了智障儿童教育工作者，也就是说，智障教育工作者与智障儿童在同一个地位上，所以就有很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寻找其他的职业或到其他学校从事正常教育。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从事智障儿童的教育工作者，比普通的教师更伟大、更神圣、更应该值得尊重。那些放弃智障儿童教育的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唤醒那些儿童的心灵，没有鼓励他们使用教学仪器。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塞贡有着相同的看法。我在对塞贡工作进行彻底的研究以后，真正认识到他所使用的第一台仪器是心灵教学仪器。实际上，他在出版的那本法文书的结尾部分曾经介绍过他的研究工作。他在书中说，教师在工作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按照固有的旧式教育方式对智障儿童进行教育，那将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书中，塞贡还对培训智障儿童的老师有着殷切的期待，他要求老师们和善、声音悦耳，时常观察智障儿童的每一个行为细节，尽最大可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他说，智障儿童教育者必须使自己的声音和举止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用这种吸引力唤醒智障儿童脆弱而疲惫的灵魂，引领他们树立信心和面对生活的勇气。
与智障儿童的心灵保持一致，是智障儿童的教育宗旨。我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真正理解了爱德华塞贡教学实验的精彩。这些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实验，是真正有效的教育工具。通过这些实验，我得到了惊人的成果，同时我也感悟到，鼓励、舒适、情爱、尊重等都是来自人的心灵世界，我们给予它们越多的自由，我们就会得到越多的生命活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激励，那些智障儿童对任何最完美的外部刺激都会视而不见。
理解了那些教育的精髓后，我开始进行新的实验。我在这里不想作过多的介绍，但我必须要说明一下，我正在尝试一种教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全新的教学方法，这是儿童教育内容的一部分，而这种方法在伊塔和塞贡的著作中，都不太完善。
我成功地提高了许多智障儿童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还带他们到公共学校与正常儿童一同参加考试。他们的成绩非常理想，都成功地通过了考试。
看到这些成果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这对我来说再平常不过了。那些来自精神病院的智障孩子之所以可以和正常的儿童同场竞技，原因就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方式与众不同。在他们的心灵发展过程中，他们得到了特殊的帮助和关爱，而正常儿童的心灵发展往往受到忽视，并在不经意中受到了阻碍与抑制。我常常这样设想，如果把这种对智障儿童教育的特殊教育应用到正常儿童的教育上，那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很伟大的事情。那么，我的朋友们所谈论的奇迹就不会再出现了，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奇迹也就变得再平常不过了。一旦正常儿童通过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得到全面的发展，那正常儿童与智障儿童之间的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他们之间出现的鸿沟，在一定时间内不可能弥补。当然，智障儿童教育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要我们去努力研究和开发，智障儿童与正常儿童之间的智力差距将会一点点地弥补过来。
当人们还在用羡慕的眼光称赞我在智障儿童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时，我却开始进行新的研究，我的研究项目是什么原因导致普通学校里的那些健康儿童的智力还停留在一种很低的状态中。
关于智障儿童的社会适应性与正常人的差距，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于是许多人说：对于智障儿童的教育，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智障儿童得到更好的改善！
我对塞贡的教育方法深信不疑，在我对智障儿童进行教育的实际工作中，用实际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仍然继续研究伊塔和塞贡的著作，并把伊塔和塞贡的著作翻译成意大利语，整个过程我都亲手进行抄写。
我选择亲手抄写的原因是有时间斟酌每个字的含义，使我能真正领悟作者的精神。当收到1866年出版的塞贡英文版著作的副本时，我刚刚完成他那本600多页厚的法文版著作。在这本书中，有关新型教学实验方面的内容不多，但有一部分描述经验哲学方面的内容。塞贡对正常儿童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他认为对个体研究要建立在生理学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生理和心理的种种现象，然后再制订相对应的教育方法。塞贡相信，这种方法的前途很光明，一定会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指出一条路。
在我看来，塞贡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他就好像旷野中呐喊的先驱者，呼唤人们改变教育模式，最大限度地开发孩子们的智力。
这个时期，我在哲学系主要学习实验心理学。意大利的大学基本分布在都灵、罗马和那不勒斯三个地方，而实验心理学也是最近设立的学科。我在学习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到附近小学里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以这种方式来研究正常儿童教育中所应用的组织方法。我的这项工作，让罗马大学添加了教育人类学方面的课程。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把教育智障儿童的方法应用到正常儿童的教育上，却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机构来进行实验。1906年年底，我刚刚回到米兰，在米兰举行的一个国际展览会上，作为委员我给科学教育学和实验心理学领域的人颁奖。这时，一个机遇降临了，艾多阿多塔拉莫邀请我组建儿童学校。艾多阿多塔拉莫是罗马优质建筑物协会的局长，优质建筑物协会很有名气，他们在罗马拥有400多栋公寓。
有关组建儿童学校，我们做了大量沟通，觉得这是一项很有前途的事业，它一方面解决了儿童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给我提供了研究场所。于是，我答应了艾多阿多塔拉莫的邀请，经过规划、筹备到建设，1907年1月，第一所学校在圣洛伦佐区的一座大型公寓住宅里建立起来，我们还给这所学校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儿童之家。
1907年1月6日，第一所儿童之家正式成立。肯迪达奴西特里负责这所学校的全面工作，我则对这所学校进行管理和监督。
同年4月7日，第二所儿童之家也在圣洛伦佐区挂牌成立。1908年10月18日，我们的儿童之家在米兰市的工人居住区落地生根，慈善家协会的工厂负责给我们制作教学仪器。11月4日，我们的儿童之家走进罗马。随着儿童之家的影响不断扩大，瑞士马上行动起来，1909年1月，该国开始对国内的儿童收容所和孤儿庇护所进行改造，他们放弃了福禄贝尔教育体系，转而使用我们在儿童之家的教育方法和教学仪器。
儿童之家的重要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的办学方式很独特，这种独特指的是在住宅区建立学校，这说明具有社会重要性；另一方面，独特的教育方法具有教育的重要性。
今天能取得如此的成绩，我首先要感谢塔拉莫先生，他让我把智障儿童的教育方法充分应用到正常儿童的教育上。这里，我所说的正常儿童有年龄界限，通常为3～7岁。
其实，正常儿童与智障儿童的智力在婴儿期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生命体征基本相似，很难分辨出智力是否出现问题。
对于婴儿而言，他们为什么走不稳路，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肌肉运动还不能自我协调，还无法自我完成一些动作，例如脱衣服、拿东西等日常生活举动。他们的感觉器官同样如此，例如眼睛也没有发育完全，缺乏适应性及调节能力。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工具之一，人们利用它表达内心想法，增进友谊，实现愿望。可以说，语言在人类发展中起到巨大的作用。语言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着人类本身的发展与变化。那些年幼的婴儿存在着语言的缺陷，是生理发育的基本特性。所以说，注意力不集中、身体站不稳等，是正常婴儿和智障婴儿所共有的特性。普雷耶对儿童心理做过大量的研究，他认为，由疾病引起的语言缺陷和正常儿童发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缺陷是相同的。
由于智障儿童与正常儿童在婴儿期有很多相似之处，开发智障儿童智力的教育方法同样适用于正常幼儿。通过大量的观察，我发现儿童暂时性的缺陷变成永久性缺陷，主要原因是监护人对儿童的发育没有引起足够重视。3～6岁是孩子发育的重要阶段，一旦出现反常现象，监护人一定要认真对待，否则儿童就会出现永久性缺陷，例如语言缺陷、视力缺陷、走路缺陷等。
而我把智障儿童教育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在儿童之家得到了证明，证明它是正确的、科学的。我的教育方式不是一种形式的应用，它是塞贡教育法的升华，凡是看过塞贡著作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不过，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这两年的教育实验为正常儿童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它代表了伊塔和塞贡毕生的事业。
塞贡从他老师伊塔那里继承了这项事业，对于我个人而言，塞贡的第二本书出版30年后，我才开始利用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服务于儿童之家里的孩子们。在这10年中，我把他们的教育方法在儿童之家里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我在吸收他们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对他们的事业进行传承和创新。
从伊塔、塞贡到我，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整整50年。在这50年里，我们理论联系实践，为儿童教育摸索出一套成功而宝贵的经验。
这种经验在儿童之家里得到验证，值得我们单独撰写一本书来详细记录。事实上，儿童之家通过理想化的教育方式，解决了很多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学校现代化改革提供了一部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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