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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企业家的理想主义(“常读?人物志”系列)

書城自編碼: 294668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傳記財經人物
作者: 陆新之
國際書號(ISBN): 9787550427174
出版社: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28/15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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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大时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商业选择,而我们选择的这些商场人物,理想和情怀成了他们商业上成功的*关键的注脚。他们包括大善人曹德旺、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与王光英、大宅门的乐家、常青树鲁冠球以及万科传奇高管团队
內容簡介:
展现中国古今典型的成功企业家们的情怀和理想主义,呈现中国商业史上一脉相承的商业精神与文化。并感受那些注定要留名青史的商业大神们的强大的人格魅力!
??鲁冠球以及万科传奇高管团队
關於作者:
陆新之,商业观察家,亨通堂文化传播机构的创办人之一,德丰基金合伙人,北京华育助学基金会理事,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商业环境转变和解读企业案例。
目錄
目录:

曹德旺:我是个企业家,不是富豪 陆新之
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人生 吴比 郭亮
乐氏家族:大清药王的历史蜕变 吴比 郭亮
陈年:凡客没死,还有诗与远方 沈威风
老司机阿里巴巴 沈威风
作为一个美的存在 陈年
冯鑫自述:推翻自己 冯鑫
张之洞、盛宣怀与卢汉铁路、汉阳铁厂 苏布谷
王光英:第一位红色资本家 吴比 郭亮
杨粲三之死 吴比 郭亮
鲁冠球:基业至今 吴比 郭亮
王石的子弟兵 陆新之
內容試閱
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人生

文吴比 郭亮

有人说: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今天的主流媒体对荣毅仁的一个重要描述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往事如烟
有记者描写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而荣毅仁最喜欢的那句名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则被许多当代中国企业家视为圭臬。
3 000多年以前的周代,泰伯奔吴,立足梅里,把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荆蛮之地,开风气之先。公元前202年,无锡正式建县,因境内锡山锡、铅资源枯竭而得名无锡。隋唐时期,大运河贯穿其境内,交通便利。明清时期无锡成为长江流域四大米市之一。近代,沪宁铁路通车,形成了大十字物流枢纽,适于现代企业生根萌芽。
中国商业史上,显赫百年的荣氏家族就发迹于此。
荣家曾经风光无限,有人在朝廷里做大官,声名远扬。到了荣毅仁曾祖一辈,家道中落,祖父荣熙泰不得不进入铁匠铺当学徒工,长大以后给人做账房先生,艰难度日。
荣毅仁伯父荣宗敬,14岁因家贫离开学堂,辗转来到上海一家铁锚厂。那是1886年,正值晚清时期。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一直在私塾读书,而荣德生正是荣毅仁的父亲。之所以哥哥辍学工作,弟弟继续求学,是因为家里把光复门楣、考中科举的期望加在了荣德生身上。荣德生却无心求学,15岁跟随兄长足迹,从无锡郊区闯荡到了人潮汹涌的大上海。此时的荣宗敬在一家钱庄做学徒,他把自己的弟弟推荐到了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1]
几年后,兄弟俩和父亲一起在上海开了钱庄,名叫广生。这家钱庄后来成了荣氏家族财源滚滚的起点。钱庄生意很好,荣德生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他单身一人前往广东,并顺利融入了当地的商圈。
众所周知,江浙人和广东人是中国人中最会做生意的两个群体,他们对于时局变化的敏锐把握成就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商人。直至今日,政府高层的微小动作都会让江浙商人做出一系列的商业反应。当时,广东有广州和潮州作为通商口岸,从国外进来的物资中,面粉所占比例最大,销路很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受此启发,恰逢支持国货时局,广东归来的荣德生和哥哥荣宗敬把面粉厂厂址选在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随后陆续在上海、无锡、汉口开设分厂。又过了20年,这期间清廷如风飘去,各地都在革命,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荣家两兄弟却不声不响,跨入了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行列,成为名震工商业界的面粉大王。
这20年对于世界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光阴:1928年当选美国总统的胡佛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发了大财的美国人;日升昌票号在清廷瓦解后随之宣布破产,旧中国的金融心脏从山西平遥一路东行,转移到了上海滩;早先的商业标志人物,作为民营和国营企业两大代表的张謇、盛宣怀风吹雨打去;中国北方,周学熙继承了盛宣怀衣钵,成为民国初期最精明的官商;重庆北碚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粉墨登场;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企业大王刘鸿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开始谱写中国新的商业史
这些人闪耀在20世纪前50年,他们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过,这群人并没有被史学家过多提及。被后人记住的是五四运动中青衫飘扬的知识分子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化人。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21岁的荣毅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年轻的他更喜欢摆弄德国蔡司相机,玩赏珍贵的滴血玫瑰,观看足球比赛,这些也成为他一生的业余爱好。这一年,他以家族企业经理助理的身份走上中国工商舞台,他真正站在聚光灯下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荣毅仁和自己的家族在战火中扮演着自己的商人角色,小心地选择政治立场,一次次在重大的命运选择面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赢得了对这个国家的领导权。荣氏家族再度面临艰难的选择,走与留的选择。国民党溃不成军,腐败贪污,失去民心。当时的台湾经济尚不发达,去到那里谁能保证不会夜夜思念繁华旧梦?如若不走,又担心进城的共产党都是无产者出身,保不准要将有钱人共产。
反复权衡之下,沉默寡言的荣德生决意跟命运对赌,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最后,荣德生和次子荣毅仁决定留在祖国大陆。
遥想当年山雨欲来
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多年后,荣毅仁忆及当初,心绪不再沉重,传说解放军要进城,我们怕吃流弹,晚上让家人都睡在楼下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拦住我说,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解放军军纪真好,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2]。
时间回到3个月前,陈毅在徐州主持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要求秘书起草一份《入城守则》。次日,规定不入民宅。部队没有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
再回到解放军接管上海前一个月,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东方号驶离香港,3个与日后上海发展密不可分的人物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同船启程。历时7天,三人到了北京。5月9日晚,朱德亲自去潘汉年房间同三人见面。5月11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三人。中央决定让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管文化局,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许涤新任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
解放军进城一周,荣毅仁惴惴不安,密切地关注城中每天的变化。
1949年6月2日下午,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邀请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中国银行大楼召开座谈会。会后,荣毅仁到中国银行二楼找到许涤新,想邀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彼时的上海,处在经济恢复的困难阶段,荣毅仁的举动是在代表商界向新政府投石问路。
结果,陈毅不仅带了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夫人张茜和孩子们也一同带去。在荣毅仁的家里,陈老总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这次聚会一直到晚上11点才散场。席间,政治领袖和企业家没讲政治道理,但联络了彼此间感情。荣毅仁回忆这次吃饭时说:这次家常式的会晤,虽然已事隔数十年,却恍如昨日。
谁也不知,这顿饭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荣家的命运。在荣氏企业资金紧张、原料供应不足、困难重重的非常时刻,新政府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
1957,商人与国家
一个官本位的农业国家里,商业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而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向来尴尬。新中国,政府对于商人和商业的态度非常明确:公私合营,有偿地将旧中国的民族资产收归国有。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执政党努力恢复国家经济,发展生产力,稳定社会做出的让步。
回想新中国成立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上海逐步成长,却是同样的风云,不同的感受。
国民党政府对于荣家,是个矛盾而艰难的话题。中国工商业陷入萧条之际,荣家面临倒闭困局,唯一能伸出援手的就是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救济计划实质上却是要吞并荣家财产。先是陈公博后是宋子文,国民党的计划无疑是个充满时代特征的国家阴谋。
最后,荣家的产业在银行家陈光甫的帮助下暂时摆脱困境。时隔多年,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政府对私人经济相当冷漠,甚至不愿对漩涡中的民族企业家施以援手。[3]
1952年7月29日,荣德生在无锡病逝。这时的荣毅仁,已经与中国共产党诸多高层干部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因此,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荣毅仁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荣家产业实行公私合营。他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立即在工商界引发轩然大波。虽然放弃了祖业,可这样的结局至少让荣氏家族在困难中更好地存活了下来。
三大改造宣告完成。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阐明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看法。荣毅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疑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
疑问切中了难点,因此非常敏感。后来,荣毅仁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发言中,公开提出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答了荣毅仁的问题: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会提问题的荣毅仁展示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远见[4],而作为商人,退则富可敌国,进则登堂为仕的中国式梦想离他越来越近。1957年,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荣毅仁同时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1月初,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29年之后,荣氏200多位海外亲属回国大团圆,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分别接见了荣氏亲属。叶剑英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穿过风暴
中国商业阶层历来多灾多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始终扮演着模糊不清的角色。
荣毅仁选择留在祖国大陆,前途充满未知。经济建设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商人阶层和新中国一起度过了一段甜蜜的岁月。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领导阶层一旦思想上起了变化,政治运动势必成为主流。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和检阅红卫兵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荣毅仁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多次。直至周恩来亲自干预,夫妻俩才算转危为安。不过,荣毅仁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他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从此落下了腰疼病。那时,他还患有肝炎,并伴随眼底出血。由于耽误治疗,最终左眼失明。
此后,军代表让荣毅仁与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经叔平打扫卫生,洗刷厕所。两人干得很认真,甚至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洗得一尘不染。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惊异地发现,留在1978年之前30年记忆中的人物,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他们的热忱被国家无情地辜负,这是历史的遗憾。
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荣毅仁巧遇邓颖超,听到了总理口信你还是有前途的,一时间热泪盈眶。
身处逆境,却能守口如瓶,从不趋炎附势,和权势者保持距离,荣毅仁所做的一切都被老帅叶剑英看在眼里。1978年,在叶剑英的举荐下,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他赋闲家中,以养花为乐。
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原先付给资本家的定息都停止执行,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决定落实政策,予以退赔。时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的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一书中回忆: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可不是小数目。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对象就是荣毅仁。
荣毅仁大概感觉到了历史的新契机,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如果不是风云突起的政治运动,荣毅仁大概和很多民族资本家一样,会成为新中国工商业的缔造者。即便波诡云谲的政治事件无人能预先参透,对时局的理性判断依旧是荣毅仁在风暴中的防护伞。
两种角色:亦政亦商
荣毅仁一生的社会角色始终在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来回切换。早年的荣毅仁以资本家的身份进入世人视野,随后获得巨大的政治认可,而晚年又回归老板本色。
改革开放第一年,邓小平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
由此便有了之后的一次聚餐。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方是邓小平,客方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这5位资本家。
大厅摆上了火锅,众人围坐着吃涮羊肉,宾主双方觥筹交错,气氛相当热烈。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你们对搞好经济有很好的意见,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当其他人要求给民族资本家平反时,荣毅仁却提出新的想法:外汇有限,引进外资的目的性要明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既缺资金、设备,又缺人才。鼓励海外人士来华投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无法得知,荣毅仁目的要明确的融资方案是否蓄谋已久。总之,这位深谙转轨语境下政商关系不断变迁的红顶商人,将他信奉的一句名言发挥到了极致生意做多大,关键看眼光有多远。[5]
邓小平边涮着羊肉边对荣毅仁说:你主持中信,给你的任务,你觉得合理就接受,不合理就拒绝,由你全权处理,错了也不怪你。
一餐涮羊肉,不经意间改变了荣家的事业轨迹。
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营企业,荣毅仁担任董事长。一头华发的荣毅仁自掏腰包1
000万元,先期启动中信。
7月8日,中信在北京金鱼胡同召开发布会,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其他法令,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这一最初的外贸企业,可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首例,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还早了一年。
1992年10月30日,荣毅仁上书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中信工作,希望继续作为改革试点,坦言中信的国际化、经济法人和负债经营的特点,恳请给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国务院正式批文后,中信走出了夹缝中生存的境况。
一年后,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位76岁的红色资本家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助手。

2005年10月10日,胡润中国富豪强势榜公布,香港中信泰富CEO荣智健第三次登上榜首。两天后,荣智健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北京。他的父亲、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已因内脏感染、衰竭入住北京三○一医院。虽然远在上海和无锡的荣氏亲属还抱着一线希望荣毅仁能安然度过2005年的冬天。然而,这位喜欢穿法式双排扣西装,被人称做老板的老人还是在15天后辞世了。
荣毅仁的离去,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那一代企业家成为绝响。
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比荣毅仁小6岁,长期在重庆某医院卧病休养,曾经的中国船运大王卢作孚之子卢国纪,长叹一声。
从向毛泽东提出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能否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到率先提出将自己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再到创办中信,最后成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演绎了从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政治家的角色转换,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百年风雨竖起了一座丰碑。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财富家族继承人的企业家,以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缺失的样本
荣毅仁的身上,带着中国传统商人的慎重沉稳,同时又有欧美商人的活力。无论是接见外宾还是参与国事活动,荣毅仁都保持着现代企业家应有的翩翩风度。
改革开放30年的激荡风云,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新的老板,他们手中的财富已然到了惊人的地步。特别是随着私营经济的风起云涌,新企业和企业家脱颖而出。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新兴的老板们似乎从整体上遗忘了中国商业阶层特有的气质他们要么占山为王、故步自封,要么狂放不羁、目中无人。追忆那群曾经充满了矛盾的民族资本家,有这样一个问题渐渐清晰荣毅仁们给新中国商人阶层留下了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来一大批民族资本家,他们毅然放弃了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选择从商,需要莫大的勇气。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张謇,晚清状元出身,下海经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得见。
当时,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朽让心怀国家的士人绝望,而鸦片战争以后国家的衰落与败退,使一群人意识到了工商业的重要性。于是,一批从不缺乏参与和改造社会热情的中国人发现,通过商人的角色和手段也可以实现改天换地和青史留名的理想。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企业家出现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出发,开始放大自己的使命,纵横商场、指点江山,实业救国的理想远大于经商发财的目的。
但这注定是一场戴着脚镣的起舞。实业救国进而改造社会的行动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历史已给了这条道路一个确切的结论。但对于民族资本家们而言,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让这些留在历史中的名字不仅仅代表商人。
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企业大王刘鸿生曾经大力推销煤炭,此举威胁了售柴为生的山民生计,他说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
近代史专家侯宜杰在其著作《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他们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地的商会网络,有了英式商会的自治与民主管理实践。1906年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会员中一半人有办企业的经历;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期为九年,郑观应随即写了一封《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告诫朝廷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6]。
历史证明了这些未雨绸缪的观点,而它们都出自民族资本家。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从出身的背景上来讲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海外留学经历,继承了早期民族资本家奋勇经商、励精图治的精神实质。可惜,他们唯独缺少了民族资本家身上的某种特质时代感和整体感。当然,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因素。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样本已然缺失,一个阶层就这样在我们面前消失




陈年:凡客没死,还有诗与远方

文沈威风

从13 000人到180人,从一年冲100亿的销量到2015年全年仅完成5个亿,从创造中国互联网品牌历史上最为人怀念的凡客体,到仅剩3个策划
唯一的好消息是,凡客还活着。
而且,陈年说,从今年开始,可以比较轻松地活着了,库存、债务的问题都解决了。长期困扰他的供应链也理顺了。
用耐心还债
2016年2月29日,亦庄力宝广场。将太无二。
陈年约我吃饭。
没等坐下来,我就问他:你前两天说,历史包袱都甩掉了。怎么甩的?
陈年:耐心。
历史上,凡客的库存高达19亿元,欠债十几亿元。同时,公司每个月净亏损8
000万元。从任何角度来说,这样的公司还没死掉,绝对算是一个奇迹。
江湖上传的那些陈年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假装不在,以逃避上门逼债的供应商的故事,是否真实,我不知道。但是陈年自己说,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每天要面对债主,确是事实。
错是2011年犯下的。在那个受追捧的时代,在那个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的时间点,每个人都热血沸腾。30亿元的目标很快修改成60亿元,然后是100亿元。以人均创造10万元的价值来计算,公司至少需要一万人。
于是销售还没开始,人先码起来。人到位之后,各种订单先下下去,唯恐下得慢了、少了,没有足够的货卖,耽误了目标的达成。
结果就是,那年的销售是60亿元,留下一堆库存。
接下来的几年,公司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个错误。想办法减库存,想办法瘦身,想办法提高毛利率,但是都收效甚微。直到2013年下半年,沉重的负担把凡客压垮。
在这个过程中,陈年一直在反思,反思的陈年甚至成了业界一个著名的梗,因为没有一个企业家像他那样爱检讨自己,而每一次检讨又无力回天,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公司被包袱拖到深渊里去。
后来凡客开始向小米学习,陈年开始向雷军学习,把专注两个字挂在嘴上。把人减到最少,把产品减到只剩一款白衬衫。
陈年现在也并没有说只做一款产品的方法就是对的,他只说:这给了凡客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之前的修修补补起不到作用,只有用手术刀把好的坏的一把切掉,然后再寻找正确的方式。
从2014年开始,一边卖着少到几乎没有的新款,一边卖着库存,一边有计划地还债务。陈年说,到2015年8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催债的电话终于消停了。
2016年的春节前后,他终于觉得这个历史包袱清掉了。这让我都有点不习惯了。他说。
起于头脑发热
凡客的病,肯定是起于头脑发热。
可是在最热的时候,满世界都是像凡客一样的模式。那些想走凡客路子的品牌电商,这些年都已经死干净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模式实际是不成立的。
起初,大家想得很简单,把店面的成本抹掉,把渠道的成本抹掉,互联网服装品牌只要2~3倍的加价率就能够实现盈利。
但实际上,网站的成本即便忽略不计,流量的成本日益趋高,让自有品牌电商难以为继。再加上库存是所有服装品牌都无法忽视的问题,拥有几十年线下品牌经验的李宁、美邦,照样在这个问题上摔跟头。
陈年说我幼稚,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理论问题。没错,他们都死了,可为什么凡客还活着?
他说是人的问题。事情都是人做的,所以有的人干脆地死了,有的人还挣扎着活到现在。
这让我想起在总结凡客教训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如果当初一咬牙上了市,就一切都不一样了。为什么临门一脚退缩了?业界传言,因为某些投资人太作了,对估值不满意,不想挣小钱,于是耽误了一个大好局面。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机会在库存和欠债的问题已经沉重不堪,负面舆论已经山雨欲来的时候能完成G轮融资。要是没有那笔钱,我想后来的一切也许都不用提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凡客的投资人也算得上业界良心了。
还是得说,凡客的故事就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只有典型性,没有普遍性。
不能着急
我想,凡客再重新成为一个明星公司,重新成为一个价值百亿元公司的可能性大概很小了。曾经风光过,也曾经窘迫过的陈年,对凡客还有什么期待吗?
活着,健康地活着,是第一位的。陈年说。
不能着急,这是最近他老说的一句话。回想起2011年的头脑发热,他觉得就是着急了。他着急,投资人着急,整个市场也很着急,所有人都想跑得更快一点。一着急,动作就会变形,脑子就会不清醒。
所以,他说好不容易顺过来了,人也活明白了,做事情,尤其是做品牌,不能着急,要踏踏实实的。
甚至他的脾气也好了很多,以前就是个典型的既要还要都要的老板。现在公司的人说某件事压力有点大,他就主动表示,那我们慢慢做,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创业公司或许不能理解这样的心态。没有压力,哪里来的动力?没有更高的目标,哪里会有成功?不过,对于陈年以及凡客这家公司来说,的的确确是着急怕了。
过完春节,陈年打算把公司的具体业务都放给柯林丽(凡客联合创始人,从《书评周刊》开始一直跟随陈年创业的伙伴)。他说他是认真的,和柯林丽认真地讨论过这件事的优劣。
之前没有放,是因为拖着那样沉重包袱的凡客,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扛得住。现在可以放,是因为确定了凡客只做有品质的基本款的服装,严格控制品类和数量,接下来的事情就要求更精细化的管理和运营。
柯林丽比我强。陈年说,她比我实际,我太冲动了。而且,我甚至不会谈判,谈价格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我还是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真正和唯一擅长的事
陈年想做的是文化T恤。他找到他最喜爱的作家张爱玲、马尔克斯、穆旦,把他们的文字当作设计师的灵感,变成图案之后,印到T恤上去。
这件事的商业逻辑是,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的作品和思想能打动一代又一代的人。而凡客T恤图案除了好看之外,陈年更希望能发挥凡客品牌的作用,能宣传价值观,能给人一个只属于凡客的购买理由,而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便宜。
这件事的情感逻辑是,这是陈年喜欢做的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陈年认为这是他真正和唯一擅长的事。
我想,人还是要做自己才是对的。陈年说。他不想再硬着头皮去判断一个1995年出生的女孩会喜欢萌猫的图案还是手枪的图案,他想回到他熟悉的领域和语境中去,去讨论《六祖坛经》,去带领大家重读《西游记》。
不想去讨好别人了
我是支持陈年做这件事的。因为这件事真正符合凡客品牌的气质,在全中国,除了凡客,没有人会去做这样的事。
于我而言,这给了我一个购买的理由,对于T恤的图案,我和陈年一样无法判断。但是对于诗文和语句,我有自己的偏好。我愿意把沉默的,是爱情这样的句子,写在自己的身上。
陈年是把这件事当品牌在做的,反正他也觉得自己其实不如柯林丽管公司管得好,服装版型甚至电商,他都觉得自己没那么懂。我最擅长做品牌。他说。
所以,索性就做一个品牌经理。
我们讨论过凡客品牌走过的路。整个过程他对外讲过很多遍。但是现在,陈年说:我不想去讨好别人了。
这句话我也是支持的。我一直觉得,凡客体的成功,其实是一个很陈年的个人表达,恰好戳中了网友的心。再之后,抱着要戳心的目的去做事,就流于表面了。后来的品牌行为都做得不差,但是没那么真诚了。
所以,索性任性一点,做回自己,做自己爱做的事,说自己爱说的话,品牌也就有了个性和灵魂了。
有一天柯林丽问我一个问题,这件事万一做火了,怎么办?陈年说,我从来没想过,是啊,万一火了呢?想想还挺可怕的。





老司机阿里巴巴

文沈威风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2008年那一年,因缘际会参加了阿里巴巴诚信通团队的年会。那是一次不公开的年会,那时候的媒体圈也没那么多线人,所以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黄龙体育馆前排的一个角落里,眼前是灯火灿烂的舞台,身后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诚信通团队。
开场的视频就让我很吃惊。因为那一年正是全球深陷金融危机的时刻,大家都说经济不景气。视频的主题大概意思是:全球经济看中国,中国经济看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看诚信通,诚信通看你们每一个人我当时想,哇!电话销售能搞得这么有格调这么有使命感,也就是这儿了。
年会的内容不外乎是评选优秀员工,于是我看到一个个穿着燕尾服穿着拖地长礼服的员工登上了舞台,接过一座座长得和奥斯卡一模一样的小金人,激动得泪流满面。我当时的念头有两个,一是果然所有人都有当主角的三分钟,二是每天被人挂无数个电话的最不起眼的一线销售人员,这一刻享受到了公司给予的高光时刻和荣誉感。这样大概真的能让员工心甘情愿地替公司卖命。
后来,我跟很多企业的人说起过这个故事,有时候我说,你看,再卑微的事情一旦有了使命愿景,它就成了能让人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有时候我说,组织最重要还是要给员工荣誉感和成就感,人并不总是为钱活着对吧。有时候我说,洗脑真的不是在墙上贴标语那么简单,而是一门艺术。
讲了很多年,突然发现这件小事之所以能被我解读出很多个角度,是因为这个场景真的很阿里巴巴,它是阿里巴巴这些年运作的一个缩影:用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将人组织起来,用极强的执行力把战略贯彻下去,靠精密到无孔不入的组织文化校准方向,最终把阿里巴巴带到了现在的高度。

我一直觉得,阿里巴巴的核心竞争力,除了马云,便是非凡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因为这两个能力,他们把当时街上能两条腿走路的歪瓜裂枣们拉进公司,培养成了中供铁军。这支一穷二白的队伍,把以我的智商至今尚未能理解其精妙的中国供应商和诚信通这两个产品硬生生给卖出了花,把公司卖上了市,完美解释了什么叫一流的执行。
销售团队哪个公司都有,为什么现在撑起中国O2O大半壁江山的,还是阿里巴巴中供系?因为过去17年的辉煌、沉寂和坚持,已经让他们沉淀下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心法和套路可复制、能推广、管用。
还有组织体系。阿里巴巴是个特别爱折腾的公司,几大BU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无数次。我当记者的时候对于每次阿里巴巴的拆分与合并,下意识中都会产生一些类似阴谋论的猜测。直到有一天,听一位研究组织文化的同学分享,他把阿里巴巴历史上的战略升级、业务转型和组织调整都画到了一张大图上,我才后知后觉地恍然大悟。
马云说:如果说你们调整了战略,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有兴趣的是调整了什么组织,关掉了哪几个部门,合并了哪两个部门,哪一个领导被fire掉,哪一个领导被调整了,这是战略的开始。这段话我发给了好几个正在创业的小伙伴,因为在严酷的创业环境中,他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战略。
还有组织文化。阿里巴巴的HR已经被外界严重神话加妖魔化了。有人说阿里巴巴的HR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部门,当你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应该找谁的时候,请拨打HR热线电话个人认为这是真的。有人说阿里巴巴的HR干涉业务权势遮天个人认为,懂业务并且比业务部门更懂业务的HR系统大约真的是阿里巴巴特色,而且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还有管理理念。说实话,现在的管理学经典,还都充斥着工业时代的管理学理念。管理一万个工人和管理一万个运营 码农,绝对是两回事。如何考核、如何定绩效、如何激励、如何提高效率激发创新,这些管理学上的老问题,在这个时代绝对有新的答案。

阿里巴巴有很多可爱又有趣的老话、土话,其中零零散散地夹杂着一些组织管理上的心得和经验。但即便把所有的老话都收集起来,大约也只能像觉远和尚记下的《九阳真经》一样,杂七杂八,听的人要靠自己的运气和天赋,能抓住多少是多少。
这当然不够。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把自己运营十几年的心得和经验总结出来,分享给社会,是必须要做的事。这大概也是湖畔大学之所以成立的初衷吧。不管是谁,你的经验和心得,都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还之于更需要的人,才会带来共同的进步和更大的繁荣。
不过,这将会是一项漫长的工作,因为在我们最近采访合伙人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也记不太清楚了的确我应该回去好好总结一下
至少我们开始做了,并且会将结果即时同步出来。所有阿里巴巴合伙人,将会在三板斧的框架下,针对上三板:使命愿景价值观,下三板:人才组织KPI这六个大话题,回忆创业历程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故事,总结他们独有的心法,公开他们的管理套路。
不喜欢听道理的,可以听故事。听戴珊说说2008年淘宝高管集体阵亡以后她临危受命之后干了什么。听敏芝说说诚信门事件之后,她回到中供团队,看到铁军上下一片茫然的心情
说实话,大家几乎都要忘了,阿里巴巴一路走来,也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不过,只要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难总在那里,不远不近地等着坑你。现在,一起期待老司机讲述驾驶技巧吧。

[1] 李占才. 十字路口:走还是留民族资本家在1949[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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