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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的意义在于:一是历史学价值。南方报业史,就是广东发展史,也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小见大,口述史项目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二是新闻学价值。南方报业60多年弦歌不辍,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历届掌舵人的口述史不仅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新中国新闻发展的缩影。三是社会学价值。南方报业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时代如何破冰前行,作为新闻的亲历者和新闻事件的见证人,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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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南北交互"是李孟昱、刘陶、张琮关于《南方日报》初创时期的口述历史。
2012年12月底,为传承南方报业发展基因,弘扬南方报业历史文化,南方传媒学院新闻研发部启动"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项目。该项目的意义在于:一是历史学价值。南方报业史,就是广东发展史,也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小见大,口述史项目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二是新闻学价值。南方报业60多年弦歌不辍,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历届掌舵人的口述史不仅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新中国新闻发展的缩影。三是社会学价值。南方报业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时代如何破冰前行,作为新闻的亲历者和新闻事件的见证人,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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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吴自力:2016年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主任编辑职称,现为南方日报要闻部时局工作室副主任。曹轲:1988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从事新闻工作20余年,高级记者职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南方日报记者、部门主任,南方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主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南方网总编辑,现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罗永新:1986年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高级编辑。现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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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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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琮:重视搞批评报道,但更注重搞正面报道 3
一、从随军记者到党报记者 3
二、黄文俞真的很爱护下属 3
三、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放在一起 4
四、复刊《广东农民报》和参与创办《南方周末》 6
五、搞经营管理非常得力 7
六、干活方式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8
七、继承传统,批评报道和政策宣传都要抓 10
附录 张琮谈典型报道、新闻改革和队伍建设 11
刘陶:一手抓报纸,一手抓银纸 26
一、填志愿,写了十二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26
二、羊晚岁月,难忘麦扬、秦牧、杨奇 28
三、化解《南方周末》停刊危机 32
四、舆论监督,省委支持很关键 37
五、一手抓报纸,一手抓银纸 40
六、处理好各方面关系的艺术 49
七、传统与希望 53
附录 刘陶谈报社管理、党报优势 57
李孟昱:任上做了五件事 65
一、办南方都市报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65
二、组建报业集团 67
三、自办发行下决心,担下风险 68
四、办《21世纪经济报道》 69
五、启动竞聘上岗 71
六、要敢于说明、敢于据理力争 73
附录:李孟昱:探索1 12的规模效应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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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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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闻工作是从解放前《燎原报》开始的。《燎原报》不是很规范,是一份随军报纸。作为随军记者,我既是编辑又是记者,部队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当时报纸是刻钢板的,发行主要是靠地下交通站。
广东快解放的时候,我进了《粤赣报》。《粤赣报》是铅印报纸,四个版,比较正规,有编辑部、发行部、印刷厂,我还是个记者。
到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我就到了东江的惠州,筹办《东江日报》。《东江日报》也是铅印的,公开发行,也是比较正规的报纸,先做记者,然后是组长。
我从事新闻工作,严格来说应该是从《粤赣报》开始的。因为它是铅印的,机构也比较健全。在《东江日报》,我负责农村新闻的采访,还有照相(摄影)。当时在惠阳县土改,全省还没土改,东江日报派我们到那里采访了一年多,住在那边,有什么事才汇报,陆续写了一些连载章回体新闻不是小说是报道,在《东江日报》上连载,讲雇农丘子勤翻身入党,后来这个报道给了出版社印成书出版发行。
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的。
二、黄文俞真的很爱护下属
1953年到了《粤东农民报》,《粤东农民报》就在汕头,办到1956年2月底,粤东行政公署撤销,就停刊了。组织安排我进了《南方日报》,4月派我到南方日报惠阳记者站任副站长,1958年又调我去汕头记者站,当站长了。过了十几年才回到南方日报(总部)。
1956年3月到南方日报,总编辑是黄文俞。黄文俞,我在打游击的时候就认识他,那时候他是编辑部秘书长,经常给我们作报告。我来到南方日报之后,他是第一把手,我感觉这个人呢,很干练,业务能力很强,干起工作来比较厉害。
黄文俞,很有胆识,很关心爱护下级。我在惠阳记者站的时候,主要负责采访,还写了批评报道。当时刚好处于反右时期,地委秘书长要把我打成右派,报社坚决不同意,黄文俞亲自出面干涉,我因此躲过了这一劫。从这里可以看出,黄文俞真的很爱护下属,令我很感动。
三、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放在一起
我做记者之后,一个是喜欢写批评报道,一个是喜欢写通讯。
通讯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无论我去到哪边,都会选择写通讯报道。写通讯最重要是有细节,到第一现场,细节需要靠挖掘,不然写出来就干巴巴的。我写的每一篇通讯都会有几个细节。我在汕头记者站,观察生活的时候发现了《山中棋手》的主人公,我们还住在一起,他是住在山上的。我们为了专门采访他,在山上住了十多天,积累一些材料,然后就写成了《山中棋手》一文。当时反响很大。
我在汕头当记者站站长的时候,接触当地的干部群众,与当时的地委书记关系很好,他是管农业的,我经常给他打下手,我发现他的作风很朴实很艰苦,然后专门采访了他,写成了《地委书记》这篇通讯,在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篇通讯里面有很多细节。但是现在的同志好像不太喜欢写通讯了,我们报纸也已经很少通讯了。
1963年回来南方日报(总部),1967年我当采编组的组长,我是第二采编组,管经济、农业这块,我也写了不少报道,但是当时报道不允许署名,因为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采编组到阳江,经过一个点,广州政治部的一个点,写了很多报道,在那里一年多,那些报道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都没有署名。当组长之后任报社党委常委兼总编辑室主任,1979年担任副总编辑,也是管经济这一块。1987年,我就当第一把手,当时我已经58岁了,按照现在的政策,我是不可能当的。当时陈培是总编辑,后来他发现了肺癌,然后住院就不可能工作了,就由我代替他工作,代替了大概一年就把我提成了总编辑,陈培逝世的时候是61岁。当时南方报很坎坷,连续好几个同志相继逝世了。陈培、海南记者站站长曾庆松,还有陈树生相继逝世。
我的胆子够大,一定要坚持批评报道,因为是南方日报的传统,不但要坚持,还要发扬光大。我主持南方日报的工作,把批评报道当成一个重要的项目,一定要抓好,每个周会都会研究有什么好批评的。来信部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很多批评线索。来信部每个礼拜都会做出汇报,发现线索后,就组织人力下去采访。
批评报道不仅要胆子大,心还要细;光胆子大没用,心不细很容易出问题。有些批评报道还要送当地审查,每一篇我都要看过之后才能见报。当时的报纸不像现在的报纸要经过宣传部,由省委书记直接管,所以我就绕开它,直接请示省委书记。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我那时候没有送宣传部的。
那时候宣传部对报纸一般人事那些是管的,具体报道它不管。具体报道省委书记管,省委书记林若比较开明,他是支持批评报道的。当时宣传部长有些意见,我不管。我不怕他。反正犯错误我最多乌纱帽不要了,正厅级够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现在情况不可想象。当时很顺利,当时我们批评报道占了主角,实事求是,重要的批评报道有些还要给他本人看。当时《南方日报》威信比较广,下面不敢说你不要批评,有省委书记支持。
当时批评报道的对象不光是批评一般的小干部,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照样批,有时是地委委员、厅局级别。也有一些来找我的,比如批评统战部的一个干部,我批评他违反财政纪律。他们很有意见,甚至有副省级领导找我。我说这个是事实。幸亏我们批评了他们,不然错误越犯越大。有人开了个公司,公司发金卡给各个领导,这是不合法的嘛。我让报纸批评这个事情。后来公司出了问题,他们也知道理亏不敢再多提意见。
批评报道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领导的胆识。如果领导不敢抓批评,就不会有批评报道,不重视这方面怎么做批评报道。光是胆识还不够,心要细,工作要做得很细,采访一定要很深入,具体事实要站得住。稿子要交当地审阅,或本人审阅,总编辑要把关,有些东西该见报的见报,不该见报的放开一点。
另外,我处理批评报道有几个窍门,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表扬的报道放在一起,做对比。批评这个县以权谋房的,表扬另外一个县有关部门不以权谋私,对比报道说服力很强。搞批评报道我们没有官司,这是个奇迹,没有跟人打过官司。现在看来,搞批评报道寸步难行,不可理解。
批评报道,从报纸的公信力来说,我们这方面行。1988年和1990年广东省纪委两次写信给南方日报,都是为了表扬报社在惩腐倡廉中做出了贡献。打击以权谋房,是当时省委抓的中心工作,《南方日报》批评了恩平以权谋房。当时王宗春做省纪委书记,这个人比较尽职,支持批评报道,第一次写信表扬我们,我们把省纪委表扬信登到第一版报纸头条。第二次是1990年就集中弄以权谋房的报道,有些省纪委查出不是合理的,我们报纸报道后就解决了,省纪委很高兴,写信表扬我们。这个是空前绝后的,我们当时跟省纪委配合得很好。
当时《南方日报》的威信很高。一次纪委在办案的时候,一边挂着纪委的牌子,一边挂着南方日报的牌子,在查案的现场,联合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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