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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的前身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将近代放在前面，一方面可以同笔者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相对应，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已有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著作同名。
近代的开始年份应是1840年，但有些1840年以前的重要经济思想也略有涉及。特别是王鎏的货币思想产生于1840年以前，而他的货币理论和主张在1840年以后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所以对他的经济思想不能不予涉及。还有一些学者主要的经济思想发表在1840年以后，但他们的有些经济思想在1840年以前就有表述，因此也需要有适当的涉及。这样，1840年只是一个原则上的上限，有些经济思想要突破这个界限。同样，上册的下限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但廖仲恺的《再论钱币革命》发表于1920年，孙中山于1924年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些经济思想也只能并入上册。
上册较1998年版《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有很大的改进，具体如下：
（一）校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
（二）增加了研究对象，新增陈虬、汤寿潜、宋育仁三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的前身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将近代放在前面，一方面可以同笔者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相对应，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已有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著作同名。
近代的开始年份应是1840年，但有些1840年以前的重要经济思想也略有涉及。特别是王鎏的货币思想产生于1840年以前，而他的货币理论和主张在1840年以后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所以对他的经济思想不能不予涉及。还有一些学者主要的经济思想发表在1840年以后，但他们的有些经济思想在1840年以前就有表述，因此也需要有适当的涉及。这样，1840年只是一个原则上的上限，有些经济思想要突破这个界限。同样，上册的下限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但廖仲恺的《再论钱币革命》发表于1920年，孙中山于1924年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些经济思想也只能并入上册。
上册较1998年版《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有很大的改进，具体如下：
（一）校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
（二）增加了研究对象，新增陈虬、汤寿潜、宋育仁三人。
（三）对原有研究对象的经济思想扩充了新内容，如马建忠由3目改为4目，钟天纬由4目改为5目，郑观应由3目改为5目，何启、胡礼垣由3目改为4目，康有为由4目改为6目，严复由6目改为7目，梁启超由7目改为9目，孙中山由5目改为6目，朱执信、廖仲恺由一节分为两节（分别为3目和4目）。
（四）改变了注释格式，便于查对引文。
（五）增加了一些新的考证。
（六）使评价更趋稳妥。
所引用的资料都重新做了校对，并有更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改引其第2版，有些译文略有变动；《大同书》改引姜义华、张荣华先生编校的《康有为全集》，此版《大同书》与原来的通行版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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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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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说明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始
一、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
二、转化时期经济思想概述
第二节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
一、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
二、平均论
三、农宗论
四、商业和货币论
第三节 王瑬、徐鼒的经济思想
一、王鎏的名目主义货币论
二、徐燕的务本论
第四节 包世臣的经济思想
一、好言利的包世臣
二、本末皆富论
三、货币论
第五节 魏源的经济思想
一、主张学习西方的魏源
二、奢俭论
三、金属主义货币论
四、通商制器论
第六节 许楣、王茂荫的经济思想
一、许楣（附许裢）的金属主义货币论
二、王茂荫的货币论
第七节 孙鼎臣、汪士铎的经济思想
一、孙鼎臣的反用银论
二、汪士铎的人口论
第八节 洪秀全、洪仁玕的经济思想
一、洪秀全的田制论
二、洪仁玕的经济政策论
第二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洋务运动和学习西方思想的发展
一、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机器工业的产生
二、学习西方和西方经济学的传人
第二节 冯桂芬、李鸿章、郭嵩焘的经济思想
一、冯桂芬的经济思想
二、李鸿章的经济思想
三、郭嵩焘的经济思想
第三节 陶煦、王韬的经济思想
一、陶煦的重租论
二、王韬的商本论
第四节 马建忠的经济思想
一、精通欧文的马建忠
二、开铁道论
三、筹水师经费议
四、富民说
第五节 薛福成的经济思想
一、出使四国大臣薛福成
二、创开铁路论
三、工基商纲论
四、机器养民论
第六节 钟天纬的经济思想
一、研究中西文化差异的钟天纬
二、减私租论
三、创设铁路论
四、挽回工商生计利权论
五、货币论
第七节 陈虬的经济思想
一、东瓯三杰之一陈虬
二、盐法论
三、兴工商论
四、货币论
第八节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一、与外人商战的郑观应
二、商战论
三、货币论
四、银行论
五、铁路论
第三章 甲午战争后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一、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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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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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
三、权工商论
宋育仁指出，东西计学家分自然、人力、资本为生财三要素：自然者，主于地产，专属虞、农。人力则农与工共之。资本则农与工、商皆共之。孟子所言通工（功）易事之原理，乃四民交易之定理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就一业而功多之事，亦不能始终出于一手，不得不分功而治。西方计学家论分工之益，有省劳、节时、用所长、致熟练、生巧思五条；而分工之弊，则是有碍身体发达和不知业外技能。但这是就一家一业而言，若夫理通国之财，授万民之职，则因材施教者，器才而使，有其益而无弊也。他又说：先王之政，处工就官府。治众事者谓之官，藏器物者谓之府。官府者，正公司之确议；公司者，正官府之确诂也。将公司等同于官府。他认为，《周礼》生财之道广，故其财不可胜用，其渔畋诸政，后世都误认为礼文，其实都属于财政，通国之用所仰给，故其财不可胜用。他主张：今仿官府之制、参采西人之法而设公司。公司即官府也，即此教工，即此理财，毋庸以学校重艺科为也。
宋育仁又指出：通功易事之理，盈天下皆然，而于农工商之交易为最著。以有易无，以供应求，小至一家一市的互相补济，大至一国及国际的进出贸易。本国交易有关民业的盈虚，国际交易有关财政的消长。如商业偏胜，则分利者多于生利者，对一国的民业有损害，故工业必须重于商业。但工能增利必赖资本，工能成器必赖运销，器有滞售必资囤积待求善价，均恃商为周转。因此，权通国的通功易事，则工重于商；权国际贸易，则工商并重。工业与商业相离，则工重于商；工业与商业相联，则工商并重。他分析工有益于财政的有助成原料、改变物质、整顿土地、建筑场所、利用废物、推广机器等六条；商有益于财政的有流通有无、厚集人力、消纳废滞、周转国币等四条。
工业要耗费农食，而能增进器物。对此宋育仁指出：但食业于工之人数，不可过于食业于农之人数。农者日消其食力，而日进其生材。工者日消其食力，而日成者乃就其生材以之成熟货。熟货如不能出售，枉废食力之日，然化废料为有用，损益亦约略相当。商则通过交易以取赢，有奢侈欲望的所求多，有本分欲望的所求寡。奢侈之欲望无穷，为圣王所当禁，应以本分之欲望为断。商业有益有损，有损国家财政的有启奢侈（市埠之民，奢侈成风）；耗日力（往返道途，闲坐市肆）；易流亡（习惯远出，有时亏损而子孙流亡）。宋育仁认为：此三者，实业家所讳言，事发于无形，而流害于政教。此圣王之世所以立市政之条，而归商权于国，其意深远，非时俗计业家所能知。他又指出，论国内贸易，商之益十之三，商之损十之七；而论国际贸易，则商之损十之一，商之益十之九。他引日本学者葛冈的观点，说国际贸易能降低物价、平均物价、矫垄断之弊、竞进艺学、坚固民信。
关于放任贸易和保护贸易，宋育仁介绍了斯密反对保护贸易的观点，认为保护贸易使母财和国殖愈困。他指出，斯密是就英国的情形而言，而对中国而言，国际贸易之利益犹大。我既饶于地产，而绌于银币，正利于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畅其销路，所谓用之者舒，畅流以开源，邑业兴而野业乃更进也。非有大商任其国际贸易者，不能为托辣斯托也。尤利在持土货之高价，俾能与彼制造之货争衡。非有大商能为托辣斯托者任其国际贸易，不能以收桑榆之效也。在这里，宋育仁实际上已改换了主题，不是讨论放任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利弊，而是说国际贸易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所以他的结论是：故日，论其国际贸易，则商与工轻重相等；商与工联，则商与工轻重相等。宋育仁指出，工有赖于商之事五条：大工业资本有赖于商；产品推广销路有赖于商；产品供过于求，赖商为收买囤积，待价而沽；企业家须待持筹而算，始成完全生业；借贷以资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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