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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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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傅斯年先生1918年至1941年有关史学问题研究的十三篇学术文章。其中以《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为代表，不仅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的分析、鉴别与应用方法，而且强调了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一贯观点。其他十二篇文章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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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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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著作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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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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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方法导论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史记研究
战国子家叙论
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
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
考古学的新方法
明成祖生母记疑
夷夏东西说
说广陵之曲江
谁是《齐物论》之作者？
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
拟目
第1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
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
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
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
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
第四讲史料论略
第五讲古代史与近代史
第六讲史学的逻辑
第七讲所谓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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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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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论略
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已经归纳到下列的几个结论：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1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不过天地间事并不如此。物理化学的事件重复无数，故可以试验，地质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故有归纳的结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
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是司马君实领导着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做的。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
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但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却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丁徒然高揭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一个口号，仍不过是托诸空言；何如见诸实事之深切著明呢？所以我们把这一篇讨论分做几节，为每节举一个或若干个的实例，以见整理史料在实施上的意义。
第一章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第一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最比较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看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纪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它，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它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他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三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例一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到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第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第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第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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