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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流动人口是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2014年末流动人口数量已达2.53亿，而其中大部分为农村户籍进城人员，他们面对的问题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切实的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
政府、工会以及农民工社会服务组织对此均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仍未在根源上解决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明确了根源才能对症下药，此后政府、工会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应怎样的各自发挥其优势，互相合作共同解决以上问题？这就是这本书要回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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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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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作为个体的自然人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结构、关系等进行自然科学上的梳理与分析，为后续该问题的法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奠定基础；论述了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对城市文明的适应与融合、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提出了我国流动人口治理的基本范式：熵增治理范式，对其中的开放、自组织以及耗散等治理理念与机制进行了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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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勇，男，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助理、助理研究员，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9月-2002年7月山东大学光学系学士学位；2003年9月-2006年7月攻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硕士学位；2006年9月-2009年7月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法理学）博士学位。2009年12月-2012年6月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2012年11月任清华大学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12月任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助理、助理研究员。2016年7月任清华大学公益社创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治理、社会创新与治理。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刘国翰，男，1975年10月生，湖北省天门市人，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获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工程研究科，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发展与管理、地方治理创新、结构化多人博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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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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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章 作为发展度量的流动性
第一节 人口流动的位形：世界与中国
第二节 平行宇宙
第三节 流动：动势能转换
第四节 信息负熵：流动与文明
第二章 初民社会与群像
第一节 寂静的乡村：社会结构剖面与惯性
第二节 引力递减与差序格局：传统的社会结构
第三节 理性小农与理性扩张
第三章 流动
第一节 空间转换
第二节 社会记忆
第四章 适应与同化
第一节 薛定谔的猫：惯习与适应
第二节 量子纠缠：多重身份
第三节 楞次定律：排斥与融合
第五章 熵治理
第一节 熵增
第二节 组织与治理
第三节 共同体与团体社会
第六章 创新与治理体系
第一节 作为实验的创新
第二节 治理体系
第三节 现代性与组织化
第七章 结语：作为治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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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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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我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小山村。在我家以及家族里面，既有通过参军、参加工作而脱离农民身份的，也有外出打工的，还有留守在农村的家人和亲戚。
从小我的父母告诉我一定要通过学习走出农村，因为这样可以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地里刨食吃，但从未在理想啊、追求啊这些高大上的方面告诉我为何要走出农村，也从来没告诉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当时农活的劳累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在手上留下的老茧现在还在，因而这个理由对我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于是，我一直憧憬着走出去，进入城市。在我的第一次去县城的印象中，城里好像是个总是有好多好吃的东西的地方，有好多是我从没见过、听过的，更不用说吃了。记得我第一次吃方便面还是我一个表哥外出打工返乡时买回来的，当时真的觉得是人间美味。他给我讲的那些城里县城的故事，在我听来觉得还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那一年我十岁。
我的第一次流动是在小学四年级，父亲的单位组织去爬泰山，在我去扔汽水瓶的时候，同行的人去看挑山工打架，等我转身过来他们已经被人群包围。看不到组织的我疯了似的往山上爬，到了玉皇顶也没找到他们。我观察了一下地势与路线，在南天门低头坐着等，谁说话我也不理。就这样，我等到了他们，那一年我11岁。
农村很少看到车，有一天看到一辆吉普车的时候，我告诉母亲，等我长大在城里工作了，我会开着这样的车回来接她。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就只能读土坷垃大学。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有三次机会差点实现了老人家的愿望辍学。第一次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去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均是给我父亲打电话让他派车来接我。当时我问自己，学习是为了什么？如果是要过上比较好的生活的话，外出打工好像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毕竟看村里那些包工头混得都不错；如果是想和我父亲一样，做一个工人，我顶他的班就可以了；当然，我的心里还有一个一直也没有实现的愿望做一个外科大夫正如我大学报志愿的时候选择的那样。但是在那个时候，出生于农村的父亲在家里的权威几乎是无限大的，在他的好心下上午我报考志愿、下午父亲就帮我修改了志愿我读了另外一个专业光学，而这一切直到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才知道。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情，我脑子里就不断重复一个自己想象的画面：父亲小心翼翼地用刀片把志愿书的原有的学校名字刮去，然后一笔一画工整地写上那个他仍认为对我而言是最有前途的学校和专业。
考上了大学，我进城了。第一天报到的时候，接待我的老师看我资料后非得让我说句我家乡的土话，当时他脸上的笑容好像是很有种特期待听你说一下乡下话的感觉，我当时的回答是：你先说句你的家乡话。瞬间，他的笑容凝固了。大学生活好像没有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我一直以来只关注知识积累的教育历程，一下子进了城，很多反而不想了解，那时候开始有了乡愁。一个月的军训完毕后国庆节回家，回到了从小长大的地方，突然发现不会说家乡话了。在家里与父母、亲戚、邻居聊天时说出口的只能是普通话，大家都像看西洋景似的看着我。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后，我的舌头才终于听自己使唤了。父亲说，从前有个大学生放假从城里回家，看到父亲正在地里忙农活，于是用普通话说了一句青枝绿叶开白花，这是嘛东西，父亲抡起锄头就砸了过去，他边跑边用家乡话说黍米地里打死人了他原来真的知道这种农作物是黍米。当时的我尴尬得黑脸都变红了。现在的我，在家乡话与普通话之间可以无缝衔接、自由转换了。
回到学校，第一次上电脑课，看着旁边的同学熟练地操作，我当时怎么也找不到电脑的开关。我知道一定有开关，但我只在电视上见过这玩意，只能怯怯地问旁边的同学：开关在哪里？个中滋味现在依然清晰记得。这就是我大学生活开始后第一个触动内心的故事。在此之后，虽然能感觉到同学们之间出生和生长环境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但在本科期间似乎感受没那么深刻，一心想的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换了专业，而且我坚持报考外省的学校。原因有很多，除了想开阔眼界以外，最主要的还想离家更远一点，这样家里或家族的很多事就能以离得太远为借口推掉了，虽然这个时候乡愁越来越浓了。于是，我开始了第二次流动，但回家很少了，尤其是夏收、秋收的时候。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回家正好碰上麦收，多年不干农活的我，以为还和以前一样是农活好手。结果挑着沉甸甸的四捆麦子，爬了一个不是很陡的坡，我竟然被压得眼含热泪。等到春节再回去的时候，二姐去接我，下了公交车看着光秃秃的灰色的山，我说了句真够荒凉的，二姐鄙视我的眼神随之而来，你去再大的城市，这里也是你长大的地方。
研究生的时候，玩得最好的基本上要么是同学，要么是老乡，要么和我一样来自农村，似乎这个时候对于出身所造成的差异更加敏感了。最好的朋友是我的上铺兄弟，他来自哈尔滨的一个小农村，与这个主题有关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他即使口袋里有钱，如果是看着很高级的饭店他也不敢进去。这种自我认知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择业、发展。
这次流动后，我就扎根在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虽然户口落在这里，但我骨子里一直不认为我是所谓的那些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或新什么人，这一辈子也可能不会真正属于这个地方。但也可能这一辈子也离不开这个地方。经过这么多年，我发现自己终于回不去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了，无论在梦里多少次曾回到那个地方，但醒来后，物是人非的感觉会更加强烈。即使见到老乡，书里的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也越来越淡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心就这么一直暂悬，一直没有着落，总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无根的感觉。我经常会问自己：现在的我是谁呢？究竟归属于哪里？未来的我落叶归根时会落在哪里？抑或是在未来，根本就不存在落叶归根的问题？
读博士的时候在外面租房，记得那时候很多小的福利，比如控制食盐摄入量的小勺子等都是必须要拿着户口本去社区居委会领取。房东是老本地人，对我这个还未参加工作的学生非常非常好，在房租上减免，过节就来看我们，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后来听她讲自己下乡的经历，听她讲当地农民对她及其他知青的照顾，听她讲在农村和城市不同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以及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不同的环境而形成，我慢慢地明白，生活方式、习惯是紧紧依附在你生活的那片土地、环境、关系之上的。
工作后，最常联系的是同学、朋友和同事。家人或亲戚的联系有些时候变成了例行公事，能讲的话也越来越少，更多的是问候和聊些家长里短吧，且每一次几乎都有很多的重复。但是我是农村的儿子这句话却经常挂在嘴边，只不过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其语气与所带的感情都是不一样的，是根据当时所聊的话题及对象而确定的。上班以后，每年在京外出差大概有150天以上，在每一个城市的感觉和在北京的感觉似乎没有很大的区别，除了有家人在京以外。每次出差除非当地的朋友邀请，我和在北京的时候一样，很少去旅游景点，总觉得，这片山水与我的关联仅仅限于观光层面而很少涉及情感层面。
因此，除去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意义和身份意义，在地理意义上、社会意义和心理感知的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流动中的人。北京可能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能实现自己的或者更多的是从小被教育而形成的理想，所谓心有猛虎；即使知道现在的我不再属于那里，我的第一故乡我的老家，但每次想到它，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所谓细嗅蔷薇。
二
我想，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在所谓的城市化、现代化、市民化的过程中，无意识的、被动性的程度会更大一些。其实，我是被现代化的、被城市化的、被市民化的。在这个过程，重新建构另一个我。很多时候，此我和彼我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除非是在特定的时间点、空间域，我才会进行选择并具象。正如很多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一般都要回答两个：老家山东，现在北京。
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但是，事实真的如此么？卢梭讲过：现实的世界是有限度的，想象的世界是无涯际的。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读，在城市化这个过程中更贴切：想象的世界是无涯际的，现实的世界是有限度的。我们尽可以把农民进城想象成从一个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世界进入一个充满生机、充满机会、充满希望的现代化的地方。但宏观上的浪漫想象与现实生活的实践之间的鸿沟是非常之巨大的，更不用说具体到中观层面的某个地域的农民群体进入城市的特殊性，以及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在这个过程中适应性的巨大差异性。是的，城市是现代化的，繁华、璀璨。但是，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怎样才能与它建立真正的联系呢？即使是你主动地进入城市，偏好城市生活方式，除了制度上的障碍以外，你有能力自己主动融入这个过程么？在此之前，你对于城市而言，就是一个过客、局外人，城市对于你而言，只是暂留、工作的地方而已，可能连暂住都算不上。
进入城市后，原有的宏观层面上的，存在于制度和概念之中的差异如职业、身份、习惯等均得以具象。流动中的人在重新建立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甚至是家庭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建构着另一个自己，从农村人转变为另外一种同样具有差异化的群体身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获得了很多的称呼，并逐渐被标签化：盲流，外来人口，外来工或外来妹，打工仔，进城务工人员，民工，边缘人，乡巴佬，弱势群体，杀马特城市化不仅表现在个体的意识、自我认知等层面，也表现在地理上的郊区、城中村、城区等渐次接近城市的过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他们自己认为最舒服的、最熟悉的地方和环境成为很自然的选择。这种选择形成了城市中的农村，让流动中的人把自己变成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可是，城中村不是城市中存在的恬静的田园，那里没有幻想中的牧歌，没有鸟儿清脆的叫声，没有宁静，没有熟悉的笑容当然这可能是我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但那里有和父老乡亲一样的、被同质化的人群。在那里，有流动中的人最熟悉的，从小就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关系、规则，在这个群体中，他重新发现并界定了自己，但流动已经使得现代化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他的身上。他也可能经常在想：现在的我算是什么身份呢？来到城市究竟是为了什么？如何才能留在城市里？要不要回农村去？还能回得去么？这种困惑和纠结可能一直会持续存在于他她做出选择的过程中：留下，回乡，暂悬。
在城市中所塑造的我的形象又与在农村中的原来的那个我相互纠缠着，即使你很少再回到农村，在城市中的你的身份、关系、网络的建构也在影响着原有村民对你进行想象而建构另一个你，并进而改变原有社区群体记忆中的你的形象。这样两个在特定时间与环境中都具有实在性的存在，使得你的意识、行为等都会依据特定时空而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使得很多人真的很难回到农村了。
但不要紧，社会还在发展，生活还要继续。城乡户口的统一，公共服务逐步地均等化、社会服务日益多样化，市民权利的渐进实现，城市文化日益更具包容性与多元化，流动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个时候，你所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无论哪种选择都不会再存在当下让你所纠结的东西。因为，无论哪一种选择，将都是、仅仅是你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身份地位之分。
于是，从结构、功能尤其是功利的角度而言，之前流动对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塑，流动群体尤其是农民工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
三
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在当今社会，人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元，流动人口的角色也在逐步发生着变化：从边缘人逐渐成为主流群体之一，从问题和麻烦的制造者变为城市发展的合作伙伴，从外来人变为城市发展和多样化的必需，从文化上的单向改变、融入者变为多元文化的承载者。流动群体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学术研究上，社会结构的调整、城市和社区的治理体系与能力、基于服务的城市社会管理能力、制度与政策改革、人的城市化与适应性、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等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从刚开始的经济学到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理论、方式、范围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和良心。
关于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卷帙浩繁，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12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工概况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中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拓展研究，开始涉及流动原因、对流入地的影响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涉及农民工权利、意识、市民化、公共服务、社会融合等。二是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包括社会的二元、三元甚至是四元结构的形成及其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结构的生态地位，乡城与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及其结果，基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制度安排等。三是农民工公共服务研究，主要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与城乡一体化研究，为农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模式研究，公共财政体制与有效转移支持制度研究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居留与住房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三个部分。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主要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衔接、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社区支持、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业保险、社会救助、公共卫生、生殖健康等方面。关于居留与住房的研究包括农民工住房现状的研究、农民工住房政策、作为社会保障的农民工住房、户籍与农民工住房保障等方面。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研究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流动人口子女融入与认同、打工子弟学校、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权、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等方面。四是农民工聚集形态研究，包括整体分布、聚落形态、结构与功能研究，作为非正规部门的城中村研究，作为半独立状态的农村社区的聚集，作为都市村社共同体的研究，作为公共空间的研究等。五是关于农民工就业的研究，包括农民工就业基本概况、农民工教育与培训需求、农民工非正式就业、农民工就业能力与就业资本、农民工劳动合同与工资保障、聚集状态下的农民工二次分化等方面。六是关于农民工流动与户籍的研究，包括户籍所在地社会保障、居住证改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等方面。七是关于农民工及其子女身份认同研究，包括代际身份认同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身份认同的制度及其带来的农民工群体的内卷化等方面。八是农民工公民权利研究，包括迁徙自由权、结社权、政治参与权、劳动权、表达权与组织表达权、平等权、社会权等。九是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会和自组织研究，包括工会系统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农民工自组织现状与制度制约、维权NGO、区域农民工自组织的发展、农民工与工会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农民工自组织的历史演进、农民工工会与结社自由、农民工自组织功能研究等方面。十是关于农民工及其子女社会融合的研究，包括农民工与城市化、社会融合、户籍制度与社会融合、流动机制与社会融合、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农民工永久迁徙意愿的研究、代际比较与社会融合等方面。十一是关于基于社区的流动治理研究，包括社会管理视角下的流动治理、农民工聚集社区的治理、农民工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治理、二元社区多中心复合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等方面。十二是农民工政策的相关研究。随着政策的密集出台，学术界积极开展关于农民工相关政策的效果、实践、创新等方面的研究。
从阶段上来讲，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关注农民工流动的动机、条件、方式、途径，主要强调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初步探讨离土不离乡作为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模式。二是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开始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意义、规模、结构、特点、地理分布、社会经济影响及相关政策进行研究。包括对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局限性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以农村劳动力跨区域研究为主探讨与反思农村剩余劳动力应不应该大规模流动，基本上是从中国的城市化角度进行，比较侧重宏观分析与一般描述，研究方法开始采用社会调查方法。第三个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至今，从199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组织较大规模的调查开始到1994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研究，汇集多学科、多地域、多角度进行研究，跨越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在中观与微观层面上开展日益细致、深入的研究，城市化仍然是最为主要的研究视角。
当前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人口学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特征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从农民工流出地的角度，对农民工对农民工流出地资金、技术、信息传递、农业发展、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探讨户籍制度、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一系列二元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就业状况、流动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从流入地角度就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资源的重新配置对城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迁等一系列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定量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就农民工与流入地的冲突与整合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从农民工自身意愿出发就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倾向进行心理学和社会学定量研究；从公共政策与制度安排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进行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仍与城市化相结合，研究方法注重社会调查，国外关于劳动力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得到广泛应用如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推拉理论、新迁移理论等。其中社会适应性仍是研究的核心问题。
四
本书关于流动人口尤其是关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基于两条主线，一是从结构-功能角度，二是从流动链条流出、适应、定居或返乡、融入的角度。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去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能做什么，社会能做什么，政府能做什么，以使得流动真正成为文明发展的催化剂与度量衡。由此，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流动链条上来讲，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定居、适应、同化即使是形式上的，或者是再次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如何在一个大背景下去理解他们为何流动，其动力是什么？在流动中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群相是如何的？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这种需要如何得到满足？未来的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本书的研究框定在了流动治理这一范畴，试图解答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逐步组织化的结构，如何加以引导形成身份转变、惯习改变、社会融合。
同时，本书基于作者作为主要参与者所申请的自然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关于社会治理、社会创新和社会实验的研究，尝试用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学）的方法和框架来初步阐释流动与治理问题。这种尝试还是初步的，只是用物理学的基本定理及其哲学内涵来进行分析，其中很重要的运用数学方法、数学公式来精确地建构模型，进行更为深入的、准确的分析和研究将是下一步工作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之所以用物理学进行分析，是因为，虽然复杂的生命现象与物理学、数学的公理或定理完全不一样（截至目前，后者仍然无法对生命进行精确描述），但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结构、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客观性是可以用物理学、数学进行模糊或近似描述的。
本书以我国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对其特征、流动方式、身份构成、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按照户籍身份和流入地城乡类别两个维度，可以将流动人口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乡乡流动人口、城乡流动人口。基于乡城流动人口在这四种类型其所具有的社会结构、功能、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张力，本书主要以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农民工的流动为主要研究对象。
本书题目是流动治理，其实应该讲是流动与治理，在对流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治理模式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
本书的主要观点包括：
在当今世界，流动性程度与发展紧密相关，流动性可以作为文明的度量衡。
在未来，流动的动力将不再是由推拉等因素构成，更主要的是流动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身份构成、身份认同将不会再是唯一的，除了唯一的我还有另一个我，而我将主要由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对象来进行界定。换句话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在时空四维条件下才能得到确定的结果。
流动如果是作为一个相对于其他结构而封闭的系统的话，那么其无序程度就会逐渐增大并最终导致秩序的缺失，正如当年有的城市政府围堵进城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的无效结果一样。因此必须通过开放、自组织的系统，形成流动的耗散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作为负熵进入系统，由此形成流动的熵治。
从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角度，从公民自组织、自管理、自服务的视角，流动治理的前提是相关制度在国内的统一性与地区差异性的统筹考量，并通过建立起社会服务体制与机制实现流动有效的流动治理。从地方性制度每个国家作为地方的区分标准的比较而言，每一个制度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文化、法律、社会结构等决定其流动治理的特征。在中国，以面向未来的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为前提，建构起责任公民、责任社会、责任政府，才是中国流动治理的特色。
由此，传统的基于固定区域、固定人群、固定身份与认同的社会管理体系，在面对区域、人群、身份与认同的流动性、多重性、关联性的流动社会时，其效果必将趋于无效。如各地的网格化管理目前能够获得一定的效果是因为其把信息这一负熵引入到整个系统中，但由于其并没有将城市向流动人口完全开放，流动人口自组织系统仍然非常薄弱，因而网格化管理的效果要么逐渐趋于无效，要么获得效果的成本越来越高。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系统的开放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未来，流动人口的自组织将会在整个社会管理与治理系统由于高度的流动性而趋于无序时大量产生。
五
本书的写作除了因为需要完成研究报告的任务以外，更主要的是自2009年开始师从王名教授进行社会组织、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和社会治理的研究以来，一直未能对这几年的这个主题的相关思考做一个框架式的梳理。虽然两个基金项目已经把之前的研究进行框架化，但还需进一步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进行深入一点的研究。
在此，感谢恩师王名教授8年来在学术上的谆谆教诲，他的宽容经常成为我惰性增长的借口。感谢刘国翰师兄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与他的合作可以称得上是无间的。此次研究的两本报告的核心部分，关于流动治理的落脚点现代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研究也主要是由他完成的。他的严谨学风、扎实的知识积累经常令我深感惭愧。
基于作者自身的流动经历，其中有很多关于自我感受的主观性因素，同时也由于自己的学疏才浅而导致的不当之处请多多见谅。
李 勇
201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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