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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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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董亚炜群众路线三部曲的*部，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度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群关系研究》研究成果，聚焦理论前沿，回归党建根本问题，历时三年心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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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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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既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主观建构。本书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和政治理论为主线，从阶级利益关系、国家领导体制以及党自身建设等三个基本维度对群众路线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由于群众路线内在结构所具有的革命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又要对群众路线进行创新，使其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提供动力和开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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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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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亚炜，中共党员，1973年9月生，山西运城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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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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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中国革命道路与党的群众路线
第一节中国革命道路的首要历史任务
第二节国民党党建和建国的悖论
第三节提出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第二章群众路线形成与中共领导权的确立
第一节国共两党以党建国方略比较
一、 国民党一党独裁与领导缺失
二、 国民党政权的官僚化
三、 党的群众路线与领导权的确立
第二节党的领导权建构：主体、载体与议题
一、 群众概念的内涵与主体塑造
二、 利益载体：从土地革命到生活政治
三、 利益共同体：政治教育中的议题选择
第三节群众路线与党的领导体制的确立
一、 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延安整风与边区政权建设
二、 民主集中制的形成与党的团结统一
三、 政治动员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
第四节党的领导权理论与统一战线战略
一、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与领导权
二、 中共以党建国合法性依据
三、 领导权的集权、分权结构
第五节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与结构：党性、制度与主体
一、 思想建党原则：党性、党风与价值
二、 党组织的基本原则：群众性与开放性
三、 党的基本结构：领导与党员主体地位双重存在
第三章群众路线坚持与国家政权巩固
第一节群众路线式民主与人民内部矛盾产生
一、 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两种选择
二、 执政条件下的利益关系与群众路线的坚持
三、 政策制定过程与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
第二节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与坚持群众路线
一、 基层社会组织化与人民利益满足行政化
二、 人民内部矛盾原因分析及其理论
三、 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方式：开门整风
第三节开门整风与一元化领导间的紧张关系
一、 开门整风与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冲突
二、 政治界眼中的领导权与1957年反右运动的深层原因
三、 领导权与执政权高度重合
第四节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中的革命逻辑
一、 政治经济失衡与政治的决定作用
二、 国家政权巩固中的党的领导权与葛兰西运动战理论
三、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评析与革命逻辑的重新确立
第五节党的基本结构与运动社会的形成
一、 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化及其向党内的转移
二、 部门分权与党的集权交织循环的独特逻辑
三、 领袖的张力与运动社会的形成
第四章群众路线调整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
第一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政治发展问题
一、 社会主要矛盾的再认识与分权趋向的改革
二、 政府职能转移与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变化
三、 社会基本结构变化与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节人民利益满足方式重塑与群众路线的回归
一、 单位型社区与中国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困境
二、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对基层政治社会的重塑
三、 党内基层民主与社会利益表达的互动
第三节党的领导体制与政治社会问题的产生
一、 多元利益表达与一元化权力结构
二、 党内分权结构与基层社会失序
三、 党内集权结构与政治权威消散
第四节邓小平理论与人民内部矛盾政治化
一、 利益表达与人民内部矛盾政治化
二、 邓小平理论与群众路线的回归
三、 领导权、执政权之间的非均衡性权力结构
第五节领导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与政治现代化
一、 民主集中制发展与政治现代化
二、 民主集中制与领导体制的潜在风险
三、 初步的改革及其未完成的历史课题
第五章结论：群众路线的政治传统与现代政治发展
第一节思想建党原则与运动社会的基本结构
第二节政治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第三节群众路线的创新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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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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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建设现代国家，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践了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以党建国方略。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所替代，并不是由于以党建国方略本身的原因，也不仅仅是由于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保持自身性质的同时，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正如林尚立教授所述：至于什么样的政党能够担当这样的角色，不仅取决于政党的性质与能力，也取决于时代与中国社会的选择。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主体和支撑力量，与政党本身的先进性有关，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对这样的政党力量的迫切需求有关。
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所面临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目标来说，它们之间表现出了更多的继承性和一致性，1945年，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七大上，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针对中国未来的任务和道路，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而奋斗的最低纲领就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继承。毛泽东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因而，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确立的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革命目标具有一致性。无论从革命的历史，还是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来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相比，并无特别的优势，就中国现代化中的革命性而言，与中国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并没有特别的不同，甚至就国民党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还不如中国国民党长。
看来，人民和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功实践了以党建国的方略，除了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之外，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处理了自身的性质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正如林尚立教授所说：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作为核心力量的任何政党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都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建立广泛的同盟，从而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因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无论是作为中国资产阶级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还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都是少数。因而，革命党要领导中国革命，都要处理好自身与其他阶级的关系，这就要求革命党必须处理好自身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革命党在保持自身阶级特色的前提下，需要不断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群众基础，组织、动员、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才能保持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可以说，上述分析指出了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中的基本关系：政党自身的阶级性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一方面，以党建国的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政党的纲领和战略在体现自身阶级属性和保持自身先进性要求的同时，能否代表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并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取决于政党能否找到有效的方式将人民大众组织、动员起来，并加以引导。另一方面，政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表现为，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使人民当家做主。因而，政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不仅决定着党自身领导权的问题，而且决定着政党所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对此，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人民民主的这种本质属性，既根植于民主本身的规定性，同时也根植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规定性。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民主宪政理论是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提出的，并很快就作为基本的建国主张付诸实践。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表现为党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基本任务：一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制定既符合自身性质和革命目标，又能代表和动员其他阶级利益的战略、策略、政策，从而领导其他阶级进行民主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如何确立自身领导权的问题。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不断变化的形势，对自身的战略不断做出调整。当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时，长征一胜利，中国共产党就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及时调整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和战略，确定了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的政治口号，批判了当时中共党内在抗日战线方面的左倾问题和关门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的革命形势，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变。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所体现出的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另一方面的重要任务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将自身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统一起来，使人民成为政治主体掌握国家政权，通过社会革命，来满足人民利益，从而不断达到解放的目的。在解决这两个基本任务中，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成为关键。党的建设既要保持自身的性质和特色，具有革命性和政治活力，保障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党的建设又要适应执掌国家政权的需要，制定符合人民利益和需求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建设要具有人民性，以解决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只有将党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党才能将国体和政体有机统一，以党建国的方略才能得以成功实践。
因而，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革命的成功之路和国家的诞生形态，都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战略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力量联合掌握国家政权的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不仅仅是狭隘的、封闭的政党自身的建设，而是面向人民、面向建国的建设。与国民党以党建国的道路不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探索和实践这一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实际，寻找到了将自身阶级性与人民性统一的方式。从1933年8月至1934年1月，毛泽东撰写了《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集中探索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身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同时，如何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行自身建设，以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保持自身无产阶级先锋队阶级性的同时，制定了代表和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土地政策，组织、动员、教育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土地革命，逐步确立了党对广大农民群众和其他阶级的领导权，并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自身阶级性与先进性，适应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满足人民群众实际利益需求，而形成的革命战略。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客观上所决定的，党必须与其他阶级，尤其是广大农民阶级，以及农民阶级之外的人民大众形成利益共同体，以便形成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战胜势力强大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因而党的群众路线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自身与广大农民群众，以及其他革命阶级的关系中形成的。在中国革命中，政党能否团结和凝聚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形成政治势力，是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党与其他革命阶级的关系就是党的统一战线，在党的建设和党的统一战线战略中，党的群众路线起着中介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群众路线，党的统一战线战略才得以实现。相比统一战线的方略来说，群众路线更为根本，因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战线的方略是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
在处理党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党的群众路线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最具特色的，不同于其他阶级政党的一个鲜明标志，中国共产党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所在，进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与其他形态民主的区别所在。因而，以党的群众路线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建设，既体现党的阶级性，又体现了党的人民性，它保障了党的统一战线战略的成功。由于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才正确处理好了国家建设中的国体与政体统一的问题。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党的统一战线战略在党的群众路线的支撑下得到有效的实现，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与人民性得到有机的统一。所以，群众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肌体与灵魂，不仅成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成为其组织路线和工作原则。党领导与执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是由此建构起来的。正是由于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替代了中国国民党，成功地实践了以党建国的方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结构。
可以说，中国特殊的革命道路决定了，在中国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进行社会革命，实现中国现代化，革命政党必须在保持自身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同时，对其他革命阶级和社会力量进行领导。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特殊革命道路的必然产物，但同时，党的群众路线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建构。党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理论和列宁建党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逐步探索和形成的。党的群众路线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党的价值理念、工作作风、领导体制以及工作方法。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原理，根据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创造性地形成了最具特色的建党原则。它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政党不同，而且即便与苏联共产党等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相比，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运行规律。具体来说，建立在党的群众路线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形成了以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优良作风、领袖与群众双重主体以及开放式的政党结构等为主要内容的特色党建。
党的群众路线形成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过程。在党的群众路线形成过程中，党建构起了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其中，党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组织、动员、引导，人民群众意识到自身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力量，充分调动积极能动性，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和主人。这种双向的关系就是党的领导权的确立和行使过程，考察和研究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可以生动具体地展现党是如何逐步与人民群众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它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夺取国家政权，获取执政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因而，党的群众路线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的核心内容，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国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基本组织原则。出于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党的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引导、教育人民群众的过程中，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执政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深刻影响着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与党的民主集中制互为表里，互相配合，成为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和执政方式。党的群众路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传统，它决定着执政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发展。但基于党的群众路线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以及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却成为基本结构，决定着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可以说，从党的群众路线形成的基本结构，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的独特视角，在这一基本结构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得以有效的建构和清楚的展现。一方面，以党的群众路线为核心内容的党的政治传统，保障了中国共产党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同时，在面对不同的时代和历史任务的挑战下，中国共产党有效地把握了领导权，并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向前进，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形成于革命时期的党的群众路线，保留了阶级斗争的特性，内在地隐含着领导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无论是党在执政后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还是后来发展到极端的文化大革命，都无不与党的群众路线所蕴含的运动社会的结构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党的群众路线如何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政治资本，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未完成的课题。在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确定政治发展方向，选择发展路径，都必须首先正确地对待以党的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党的政治传统。因而，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成为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关键，寻找、探索、分析党的群众路线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形成，在执政后的发展，以及它所具有的内在结构，正是本书的研究的任务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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