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释放出的光芒虽然照亮了这个世界，但是仍然留下很多黑影；大量非理性的情感爆发撑起了上面第二首诗中更悲观的人生观。最猛烈的一次爆发发生在1755年11月1日，上午9点30分，里斯本发生大地震。地震中幸存的建筑，位于海边的那些被一场大海啸彻底推平，位于内陆的则被火灾吞噬。人员的死伤也同样惨烈。当然，里斯本大地震并不是最强烈的地震，但却是让民情最激愤的地震。首要的原因是伏尔泰影响巨大的诗作《里斯本灾难》，11月底之前就传遍了。第二年又出版了多个版本，而且一系列赞成或反对的小册子也紧随其后。
1759年出版的伏尔泰的《老实人》中对大地震的描写，影响力甚至更大，这本书是伏尔泰作品中读者最多的一本，也是18世纪可以位列前三名的超级畅销书。书中的老实人甘迪德、庞格罗斯博士和一名残忍的水手是一场船难的三位幸存者，他们艰难地在里斯本登岸，此时正好大地震发生。甘迪德惊叹说世界末日一定是降临了，水手冲出去趁乱抢劫，而庞格罗斯博士则问：充分的理性怎样既解释这场灾难，同时又不违背博士自己的行事原则（即我们的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善的，一切都应服务于推动世界的至善）？描写博士这种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时，伏尔泰暗中讽刺的是莱布尼茨，以及凡存在的都合理（whatever is, is right，即蒲柏《人论》一诗中的最后一句）的认识。博士出于自己的一套原则，想制止水手的抢掠、嫖娼和酗酒行为，于是他说：朋友，这是不对的。你冒犯了普遍理性，而且在滥用你的时间。他还用一个乐观的念头来安稳幸存者：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世界，因为如果里斯本有火山爆发，那这件事就避免了在别处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应该发生在别处：因为一切都是合理的。
可怜的甘迪德和庞格罗斯经历了很多挫折与苦难，终于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安顿下来。苦难过后，庞格罗斯昏庸的乐观主义丝毫未改、不变当初：毕竟我是一个哲学家，我如果否定自己，那我就不是我了。而在另一边，甘迪德看清了，在这个残酷、恣意、没有章法的世界，唯一的适应办法是收起自己的锋芒，务实地寻求有度的、实际的进步。书中，他最后的话是对不可理喻的庞格罗斯说的：我们必须打理我们自己的花园。
卢梭就不可能写这样的句子了。反讽（satire）、讽刺（irony）、明抑暗扬（understatement）并不属于他的惯用手法，全是因为卢梭本人并非像这些修辞手法一般拐弯抹角。把他与伏尔泰及其他启蒙哲学家区分开来的（并且把卢梭变成他们最仇视的敌人的）并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行事的方式。彼得盖伊说的好：卢梭身上有某种东西，单纯用行事风格、观点或个人怪癖中的一个是解释不了的，而要综合三者来解释。还有一个奇怪的元素，令同辈人感到不安。这个独特元素就是卢梭对于万事从心的坚持遵从他自己的内心。他在自己内心发现的是各种感情、神经症、偏执，混沌如一锅女巫的魔汤。正如卢梭一度的朋友、最终的敌人大卫休谟的说法，卢梭是如此的敏感，就好像他不仅脱去了衣服，还脱去了皮囊。而且这种极度敏感的心智结合了自我表达的杰出才华，以至于他常常对别人有所启发。如果说伏尔泰对人们的头脑说话，那么卢梭则进入人们的心里。卢梭告诫他的情妇华伦夫人，她并不倾听她的内心，即使心给她善的劝告；她听取的是她的理性，理性告诉她作恶。50年后，约翰济慈给他的朋友本杰明贝利写信说：我对任何事都不确信，但除了心中情愫的神圣和想象力的真实想象力所把握住的美一定是真的。
关于卢梭的成就的一些特质，里顿斯特拉奇的《法国文学的里程碑》（1912）中介绍得很到位。卢梭的独特在于他的独创性他既不代表他的时代，也不引领他的时代；他反对他的时代。他对世界的展望着实是革命性的他是一位先知，有先知身上独特的灵性。在卢梭的预言的核心，是他本能的、出色的洞察力，能够觉知灵魂尊严的重要性。卢梭的独创性正蕴藏在这种洞察力之中。他的反叛是一种精神的反叛卢梭率先统一了两种观念：首先，他复活了中世纪的灵魂理论，却没有触发它的神学根基；其次，他相信这可能一半是无意的，一半又带有深刻的考量俗世的、自在的（in himself）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在第二章我们已指出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在16 世纪，财富与军事力量是携手共同前进的。钱财搞活战争（pecunia nervus belli），或如法国人要言不烦地说：人只对付钱的人效忠（pas dargent, pas de Suisses）。但是，到了17 世纪初，诸侯们发现，筹钱支付瑞士雇佣军或继承瑞士雇佣军传统的多国雇佣军，是越来越困难了。殷勤、善于讨好的银行家们如福格尔家族、韦尔瑟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应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债拖垮，彻底破产了。1 诸侯们还未建立起官僚财政制度来压榨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也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支持16 世纪持久的小型战争。因此，17 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支持战争以及维持政治权力都要越来越有赖于获得财富，不是从欧洲以外去获得，就是从各国间的贸易中去获得。
事实上，开拓海外事业，同欧洲同胞相互残杀是相互作用的。对外扩张进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经费。最初，欧洲的扩张起源于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势力与伊斯兰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对抗，这一对抗充斥中世纪后期；实际上还被沿袭下来，直到15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蹂躏拜占庭基督教徒，并穿越巴尔干诸国直达欧洲心脏。当我们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务必不要忘记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伟大的好斗的文明在东欧直至18 世纪才停止相斗。
在西地中海，15 世纪早期，作为同摩尔人（Moors）战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统治，并获教皇诏书的批准，去攻击与征服撒拉逊人（Saracens）、异教徒以及其他对基督怀有敌意的人，掠夺他们的物品与领土，把当地的人民降为永久性的奴隶。a 这只有放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框架下才能充分理解，航海者亨利b派遣探险队沿非洲海岸寻找居民、撒拉逊人、奴隶、黄金（用来养家糊口），以及那位同样与异教徒抗争的神秘的潜在盟友，也就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这位传说中身在非洲的基督徒国王或许在与异教徒作战时需要援军，又或许，至少航海者亨利希望，在得知欧洲的基督徒朋友到来时愿意伸出援手。
作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斗争的继续，西班牙的扩张比起葡萄牙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伊比利亚半岛争夺战使卡斯提尔（Castile）的武士阶级名噪一时。对卡斯蒂利亚（Castilian）的骑士来说，战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3 世纪与14 世纪的西班牙光复战争时期，他们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挤压到更南部的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到15 世纪末，摩尔文明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优美的格拉纳达也被基督徒占领，时隔七百年，西班牙全境终于光复。几乎是在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贵族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持续五百年的宗教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他们一旦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坚毅性、狂热性，以及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是1000 年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后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学会了航海。
地中海区域则存在着世俗的对立集团：一方是黎凡特（Levant）与意大利的商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垄断了获利甚丰的同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交易；另一方则是西地中海人，他们随时等待机会打破前者的垄断。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险队沿着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 年时他们的明确意图是找到另一条去东方的路，以便叩开印度洋贸易的大门；到了15 世纪的最后一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成功实现这一目的。这个组织得很严密的贸易系统长期以来由阿拉伯人与印度人垄断，不欢迎闯入者。如果葡萄牙人不是很不巧地装备有那些极具说服力的工具国王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regum），此刻也是商人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mercatorum）也就是枪炮的话，他们是不大可能在印度西海岸建立起一个据点来的，更不用说（随后二十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在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生产香料的小岛上得手了。
正如我们已见到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陆上战争中，大炮只是其中的一种武器，还不是最重要的武器。但在海上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大炮便成为主要的武器。直到15 世纪，海上战争仍仅仅是陆上战争的延续。战斗的目标是设法靠拢敌船，登上敌船，制服船员。从出土文物来看，最有效的战船是桨帆船，它由于自带动力所以能不依赖风向或海潮，可以运载着武装士兵登上敌船，打败并俘虏敌人。商船须有大容积的船舱，且由于使用风帆，比较不易掌握，因此不适于战斗，除非对方也是商船。为了防备相互间的遭遇战，14 世纪时，商船开始装备小炮，后来这一做法普遍推广开来。但这种炮是后膛装填火药的，只能把1 颗石弹射出100 码，只能对机弩手起到一点辅助作用而已。机弩手能在船头与船尾高耸的船楼里射中敌船甲板上的敌人或已登上自己船只的敌人。
到了15 世纪，大炮即铜铸的大炮出现，它能装更多的火药，射出更重的炮弹。1 颗60 磅重的铁弹能射出300 码，不仅能杀死人，而且可以轰倒桅杆与索具，打穿甲板。如果全部舷炮齐发，甚至还可以轰沉敌船。大炮太重无法安置在船头或船尾的船楼里；何况，既然炮火已能阻止对手的船只靠拢来，那么，又何须把大炮安装在船楼里呢？所以，16 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火力攻击开始替代战斗中的出击。17 世纪，海上同陆上一样，火力成为主要武器。只要在平甲板上架起大炮，即使是商船也能对付只能在船头与船尾架炮的军舰。因此，一段时期内，战船同商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了18 世纪，炮火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一艘战舰如要取得优势，就必须在甲板上架起尽可能多的大炮；但同时要考虑，除非既能载货又能战斗，否则放船出海是不合算的。这个时期，战争、探险、贸易这几个术语几乎是可以互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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