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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 【大家写给大家的欧洲史纲要,一部与众不同的欧洲史大家小书。】
从战争方式的演变,串联1000年以来欧洲社会政治的深层变迁,讲述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2、 【不是对欧洲战役的罗列,而是关于欧洲文化与欧洲的兵。】
人文科学的任何一个分支都或多或少与战争有关。政治兴亡与军事成败直接相关;政权更迭的背后,摆脱不了商业争夺或者技术竞赛;战略、战术革新引发国家层面的战争;从中世纪到近现代,欧洲的兵经历过从骑士到职业军人的身份转变,欧洲版图则从160多个国家变成了现在的40多个国家。
3、 【读懂欧洲历史大轮廓的精简普及读物,了解欧洲战争演变的战争史进阶手册,美国西点军校奉之为必读书目。】
4、 【新思观察家精选系列之1,在极简的篇幅里给读者提供富有逻辑和思辨乐趣的知识。同时可以配合约翰基根的战争文化系列,是用战争解释历史的极简通识佳作。】
5、 新思观察家精选汇集具有当代回声的历史话题,旨在帮助我们收整见识的碎片,读懂现代世界的由来,反思现代人的生活境况。书的篇幅都在200至300页之间,外形精巧;这些权威作者所讲述的既是各自*擅长的话题,也是同一个大时代的不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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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现代欧洲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用战争解释历史,可以说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罗马帝国瓦解以后,欧洲大陆遭到蛮族入侵,在此后长达6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战争从未停止过。进入中世纪以后,哈布斯堡王朝、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宗教纷争开启了欧洲历史的新阶段。15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欧洲从大陆转向海洋,西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海上霸权引发了洲际战争,这种新型国际冲突逐渐失控,*终将欧洲带入全球战争的深渊。
战争不仅改写了欧洲的版图,也不断更新着欧洲的社会形态。书中以战争方式的演变为主线,串联起1000年以来欧洲社会政治的深层变迁,涉及宗教战争背后的商业之争,士兵从骑士到职业军人的身份转变,战略、战术的演变,技术竞赛以及现代化战争的诞生。透过这些描述,全书为我们读懂欧洲历史轮廓提供了一部视角不同的极简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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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英] 迈克尔霍华德
(Michael Howard)
英国杰出战争史学家,与约翰基根并称
二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他先后担任过伦敦国王学院战争史研究学会主席、牛津大学近代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军事和海军史学会主席,现任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迈克尔霍华德在战争史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曾荣获英国功绩勋章(OM)、荣誉勋爵(CH)、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军功十字勋章(MC)。他的代表作品《普法战争》获得达夫库珀奖,《大战略》获得沃尔夫森奖,《欧洲历史上的战争》受到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A.J.P.泰勒的高度赞誉,并被美国西点军校选为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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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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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 V
再版序言
/ VII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 003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 029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 053
第四章
职业军人的战争 / 075
第五章
革命战争 / 103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 129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 157
尾
声 欧洲时代的终结 / 183
注释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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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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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言
这本书出版于30 多年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史都是交由专业历史学家(尤其是英国的专业历史学家)来研究的。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军事史刚刚开始摆脱这种孤立状态。战争研究则被留给了畅销作家和军事专家,但这些军事专家的关注根本上是教条的,目的是得出一些永恒不变的战争法则和发展脉络,以便作为未来更高效战争行动的指南。当书店用帷幕把军事史和通史分开的时候(哎,大部分书店依然如此),只有两所英国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最近的伦敦大学,认真对待对战争的研究。
不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尤其重要的是那些亲自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家的经验,已经逐渐清楚地表明:无论对军事史学者抑或对通史学者,这种区分都毫无道理。对军事史学者而言,将战争的行为从其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会忽略那些理解战争至关重要的维度。对通史学者而言,如果不理解裹挟了整个社会的战争如何塑造了社会的经济、社会的政治架构以及社会的整个文化,那么想要理解社会是如何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我写这本书的(也是出版社委托的)原初目标,是提供一份欧洲战争发展的概览。但让我惊讶的是,我很快发现自己渴望致力于完成的是一个更具雄心的任务描绘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社会的发展。幸运的是,战争与社会这个主题开始引起我那些在伦敦、牛津尤其是美国的同事的兴趣。与他们的谈话,让我获益良多。他们应得我的感激,即便我并没有在这里一一道谢。这本书能经受批评的考验,屹立30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冒着风险,不经大改地重印(我只是新写了最后一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默默的贡献。
迈克尔霍华德
2008 年4 月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在第二章我们已指出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在16 世纪,财富与军事力量是携手共同前进的。钱财搞活战争(pecunia nervus belli),或如法国人要言不烦地说:
人只对付钱的人效忠(pas dargent, pas de Suisses)
。但是,到了17 世纪初,诸侯们发现,筹钱支付瑞士雇佣军或继承瑞士雇佣军传统的多国雇佣军,是越来越困难了。殷勤、善于讨好的银行家们如福格尔家族、韦尔瑟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应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债拖垮,彻底破产了。1 诸侯们还未建立起官僚财政制度来压榨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也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支持16 世纪持久的小型战争。因此,17 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支持战争以及维持政治权力都要越来越有赖于获得财富,不是从欧洲以外去获得,就是从各国间的贸易中去获得。
事实上,开拓海外事业,同欧洲同胞相互残杀是相互作用的。对外扩张进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经费。最初,欧洲的扩张起源于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势力与伊斯兰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对抗,这一对抗充斥中世纪后期;实际上还被沿袭下来,直到15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蹂躏拜占庭基督教徒,并穿越巴尔干诸国直达欧洲心脏。当我们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务必不要忘记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伟大的好斗的文明在东欧直至18 世纪才停止相斗。
在西地中海,15 世纪早期,作为同摩尔人(Moors)战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统治,并获教皇诏书的批准,去攻击与征服撒拉逊人(Saracens)、异教徒以及其他对基督怀有敌意的人,掠夺他们的物品与领土,把当地的人民降为永久性的奴隶。a 这只有放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框架下才能充分理解,航海者亨利b派遣探险队沿非洲海岸寻找居民、撒拉逊人、奴隶、黄金(用来养家糊口),以及那位同样与异教徒抗争的神秘的潜在盟友,也就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这位传说中身在非洲的基督徒国王或许在与异教徒作战时需要援军,又或许,至少航海者亨利希望,在得知欧洲的基督徒朋友到来时愿意伸出援手。
作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斗争的继续,西班牙的扩张比起葡萄牙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伊比利亚半岛争夺战使卡斯提尔(Castile)的武士阶级名噪一时。对卡斯蒂利亚(Castilian)的骑士来说,战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3 世纪与14 世纪的西班牙光复战争时期,他们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挤压到更南部的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到15 世纪末,摩尔文明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优美的格拉纳达也被基督徒占领,时隔七百年,西班牙全境终于光复。几乎是在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贵族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持续五百年的宗教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他们一旦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坚毅性、狂热性,以及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是1000 年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后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学会了航海。
地中海区域则存在着世俗的对立集团:一方是黎凡特(Levant)与意大利的商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垄断了获利甚丰的同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交易;另一方则是西地中海人,他们随时等待机会打破前者的垄断。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险队沿着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 年时他们的明确意图是找到另一条去东方的路,以便叩开印度洋贸易的大门;到了15 世纪的最后一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成功实现这一目的。这个组织得很严密的贸易系统长期以来由阿拉伯人与印度人垄断,不欢迎闯入者。如果葡萄牙人不是很不巧地装备有那些极具说服力的工具国王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regum),此刻也是
商人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mercatorum)也就是枪炮的话,他们是不大可能在印度西海岸建立起一个据点来的,更不用说(随后二十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在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生产香料的小岛上得手了。
正如我们已见到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陆上战争中,大炮只是其中的一种武器,还不是最重要的武器。但在海上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大炮便成为主要的武器。直到15 世纪,海上战争仍仅仅是陆上战争的延续。战斗的目标是设法靠拢敌船,登上敌船,制服船员。从出土文物来看,最有效的战船是桨帆船,它由于自带动力所以能不依赖风向或海潮,可以运载着武装士兵登上敌船,打败并俘虏敌人。商船须有大容积的船舱,且由于使用风帆,比较不易掌握,因此不适于战斗,除非对方也是商船。为了防备相互间的遭遇战,14 世纪时,商船开始装备小炮,后来这一做法普遍推广开来。但这种炮是后膛装填火药的,只能把1 颗石弹射出100 码,只能对机弩手起到一点辅助作用而已。机弩手能在船头与船尾高耸的船楼里射中敌船甲板上的敌人或已登上自己船只的敌人。
到了15 世纪,大炮即铜铸的大炮出现,它能装更多的火药,射出更重的炮弹。1 颗60 磅重的铁弹能射出300 码,不仅能杀死人,而且可以轰倒桅杆与索具,打穿甲板。如果全部舷炮齐发,甚至还可以轰沉敌船。大炮太重无法安置在船头或船尾的船楼里;何况,既然炮火已能阻止对手的船只靠拢来,那么,又何须把大炮安装在船楼里呢?所以,16 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火力攻击开始替代战斗中的出击。17 世纪,海上同陆上一样,火力成为主要武器。只要在平甲板上架起大炮,即使是商船也能对付只能在船头与船尾架炮的军舰。因此,一段时期内,战船同商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了18 世纪,炮火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一艘战舰如要取得优势,就必须在甲板上架起尽可能多的大炮;但同时要考虑,除非既能载货又能战斗,否则放船出海是不合算的。这个时期,战争、探险、贸易这几个术语几乎是可以互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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