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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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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属于陶瓷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弥补了当前陶瓷文献研究中的诸多不足，如对近百年少有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对存疑良久、缺乏证据或尚无一致观点的问题作了考证和阐释，还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和新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弥补了当前陶瓷文献学研究尚无一部著作问世的遗憾，填补了空白，具有开拓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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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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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研究清代的陶瓷文献，探讨陶瓷文献学这一交叉学科体系的建构。首先界清了陶瓷文献和陶瓷文献学的含义，明确了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内容，第yi次比较完善地解答了陶瓷文献研究中都会遇到的基本概念问题。本书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清代乾嘉时期为例，探讨了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的分类问题，总结了这一时期各类陶瓷文献的大致编撰数量、内容价值和所处地位等，本书弥补了当前陶瓷文献学研究尚无一部著作问世的遗憾，填补了空白，具有开拓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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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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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设计艺术系毕业，获得艺术学博士学位，主攻方向是艺术史论和陶瓷文献学。现为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教师，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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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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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陶瓷文献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
1
第一节 文献释义 1
第二节 陶瓷文献释义 3
第三节 陶瓷文献学释义 5
第二章 清代陶瓷文献的编撰状况及分类体系的建构以乾嘉时期为例
12
第一节 六经类 13
第二节 小学类 16
第三节 历史类 17
第四节 地理类 18
第五节 政书类 33
第六节 目录类 35
第七节 金石类 36
第八节 艺术类 38
第九节 谱录类 40
第十节 杂家类 43
第十一节 类书类 46
第十二节 小说类 47
第三章 唐英与陶瓷文献编撰 57
第一节 唐英其人其学 57
第二节 唐英陶瓷文献的编撰特点
67
第三节 《陶冶图说》的内容价值
73
第四节 唐英督陶奏折的内容价值
87
第五节 《陶人心语》的内容价值
100
第六节 《陶人心语》的版本流传
112
第四章 朱琰与《陶说》 121
第一节 朱琰其人其学 121
第二节 《陶说》的编撰特点 124
第三节 《陶说》的内容价值 126
第四节 《陶说》的版本流传 130
第五节 《陶说》与《陶冶图说》的承继关系
139
第五章 《南窑笔记》的编撰 143
第一节 《南窑笔记》的著者及成书时间
143
第二节 《南窑笔记》的编撰特点
147
第三节 《南窑笔记》的内容价值
149
第四节 《南窑笔记》的版本流传
152
第六章 吴骞与《阳羡名陶录》 156
第一节 吴骞其人其学 156
第二节 《阳羡名陶录》的编撰特点
163
第三节 《阳羡名陶录》的内容价值
167
第四节 《阳羡名陶录》的版本流传
176
第七章 《景德镇陶录》的编撰 186
第一节 《景德镇陶录》的编撰者及成书过程
186
第二节 《景德镇陶录》的编撰特点
188
第三节 《景德镇陶录》的内容价值
194
第四节 《景德镇陶录》的版本流传
217
第八章 龚鉽与《景德镇陶歌》 230
第一节 龚鉽其人其学 230
第二节 《景德镇陶歌》的编撰特点
232
第三节 《景德镇陶歌》的内容价值
236
第四节 《景德镇陶歌》的版本流传
249
第九章 陈浏与《匋雅》 251
第一节 陈浏其人其学 251
第二节 《匋雅》的编撰成因 252
第三节 《匋雅》的编撰特点 253
第四节 《匋雅》的内容价值 256
第五节 《匋雅》的版本流传 262
第十章 结语 278
参考文献 281
后 记 293
附录 《唐英全集》所录《陶人心语》中遗漏的序跋文字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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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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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宁先生新著《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即将付梓，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一点文字。
我和陈宁相识，源于《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的编撰。2006年，我应邀担任原景德镇陶瓷学院（现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外聘教授，协助陶院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编撰他们所承担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陈宁是这个课题组的骨干，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近八年。八年间，课题组除了完成并出版了《陶瓷艺术分典》外，还编辑出版了煌煌30大册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以及上、下两卷的《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在这两部书稿的编写中，陈宁任副主编，承担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还出版了自己的专著《颜色釉瓷》，也惠赠了一册给我。多年的交往，我深知他有极其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功底，也有极其深厚的陶瓷文献方面的知识积累。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还有许多很独到的理论认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一直以为他是陶瓷文化研究界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位年青学者。还在编写《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时，他送书稿来南昌交我作最后审定，交谈中，我就隐隐地有种预感，下一步，他很可能会在理论研究方面跃上新的高度，收获新的成果。所以，当他把这部《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放到我的案头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中，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甄别，都是最基础性的工作。脱离真实、丰富的文献，研究者注定只能徘徊于令人迷茫的荒野，自陷于武断臆测的泥淖，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只是缺乏可靠依据的臆说。《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孔子是谨慎的，他考辨夏礼、商礼，特别强调要以充分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后来也成了中国文化各个门类研究中所共同遵守的准则。陶瓷学科的研究自然也是一样。
那么，什么是文献呢？学科研究中一些学术概念的界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各人的理解也是可以见仁见智的。从孔子说了这段话之后，几千年来人们对于文献的解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学者们的解释往往不太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但演变到最后，从比较宽泛的角度讲，将有关的文字资料及有研究价值的文物称作文献，进而作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还是成了学界的共识。这当然是从其广义的角度来说的。然而事物又有其特殊的一面，文物由于是以实物形态而存在的，虽然大多都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价值的属性不同，学科的归类也往往不同。在研究中，是否都可称之为文献，是否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也便有了争论。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曾明确地表示，这个界定还是应该以是否有文字信息为依据。有的文物，诸如古人类头骨和牙齿之类，从其价值属性来说，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等器皿，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都很难被视作文献，因而对这类文物的研究，和文献学的研究范围还是有区别的。我觉得，这应该被认为是从狭义的角度做出的划分，也是更为确切、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的一种划分方法。
陶瓷文献便属于这样的概念。就一个民族的整个文化来说，陶瓷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有关它的文字资料自然应被涵盖在整个中国古籍文献和现当代文献之中。将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关陶瓷的文字资料视作文献，这自然是不存在争议的。然而，陶瓷作为一个极具工艺特点的学科门类，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正如陈宁在本书稿中所指出的，陶瓷作品作为一种载体，也有可能属于陶瓷文献的范围，也有可能不属于这个范围。陈宁比较认同张舜徽先生的观点。《论纲》认为，只有那些记录有文字符号信息的陶瓷作品，才可以被视作陶瓷文献。这自然就对这些年同样困扰陶瓷理论研究的关于陶瓷文献的界定，作出了明确说明。尽管《论纲》没有涉及清代陶瓷中具体的实物资料，但这个界定，无论是对本书的写作来说，还是对读者来说，我觉得都是十分必要的。
也许正因为陶瓷学科的这种特殊性，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陶瓷的关注，都相对集中在陶瓷制品的实物方面。陶瓷生产者的注意力，则又较多地集中在制坯、釉色、绘画、烧制等具体的制作工艺上。对陶瓷文献的搜集、整理的关注度，则显得很不够，更不要说进行更深入而系统的理论研究了。其实，中国陶瓷文献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因为我所从事的专业的关系，几十年来我虽对陶瓷史料未多加注意，但在阅读过的古籍文献中，我也曾从典籍乃至方志所载录的古代祭器中，看到一些有关陶制器皿的记载。从《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曾读到过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的故事。直至后来在陶院看到他们收集的陶瓷史料，我是被中国陶瓷文献的丰富而深深地震撼，以致满目骇然了。这种丰富到底到何种程度呢？陈宁参与编写的《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共250多万字，这还只是从现存的自先秦至清宣统年间的陶瓷文献中，精心筛选和摘录出来的最有代表性的陶瓷史料。稍后编辑出版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虽30大册，但因为涉及版权等方面的问题，诸如当代学者整理出版的极为重要的《唐英督陶文档》、《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等，均未能纳入其中。民国以后的陶瓷史料，在学界目前还基本处于无人顾及的状态。至于流散在海外的中国陶瓷文献，在国内现有的出版物中，除对极少数几个译本有所介绍之外，其余基本上是付诸阙如的。可以这么说，对中国陶瓷文献的整理，我们还是不够完整和系统的，而对陶瓷文献的研究，也大体上是处于零散的、对单部著作的孤立的研究状态。这和陶瓷文献丰富存在的现状是很不相称的。这自然而然地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陶瓷学科方方面面研究工作的拓展和深入。
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恐怕和当前尚未建立一门陶瓷文献学有相当大的关系。陈宁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言及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傅振伦先生就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中国古陶瓷文献学的设想，可惜20多年过去了，这一提议并未引起学界最基本的关注和重视。可能有人会说，建立一门陶瓷文献学，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确实，较之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各门类文献的研究，陶瓷文献的研究规模要小得多，因为它毕竟只是关于一种特殊工艺制品的文献研究。但我倒觉得，即便如此，陶瓷文献学这个命题还是科学的、合理的。首先，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其次，它是有很充实的实际内容的，这包括极为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实际存在、很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可以系统规纳并且完全可以成立的学科特点等等。作为一门学科理论建立的必要条件，其实它都具备。这些足以支撑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合理存在。无可否认，这数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在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倘若综观整个的研究现状，一个明显的不足也是毋容讳言的，那就是尽管陶瓷文献的整理还存在很多问题，但相较而言，陶瓷文献理论的研究又远不及文献收集和整理所取得的成就。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倘若仔细梳理一下，便会发现，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陶瓷原材料和具体的陶瓷工艺的研究，如瓷土、造型、釉色、装饰、烧制工艺等。二是对某些单一陶瓷著作的研究，如《陶冶图说》、《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歌》等。其中有些成果确实具有相当的水平，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工作还缺乏对全部中国陶瓷文献的整体的、系统的、科学的观照。这种缺憾的出现，不能不说和陶瓷文献学的未能建立有关。
陈宁的这部著作，也不是一部涵盖全部陶瓷史料的《中国陶瓷文献学》。他立足的是清代陶瓷文献学的研究，这当然是属于断代陶瓷文献研究的范围。这种选择，我想应该和清代陶瓷文献最为丰富也最为完整有关。因此，我觉得他的选择是颇具眼力的。联系到他在本书陶瓷文献学的提出一节中，对傅振伦先生《中国古陶瓷文献学》一文的评析，我甚至还认为，他似乎是想以清代这一时段的陶瓷文献研究作为一个突破口，为中国陶瓷文献学的建立做一些前期的、更为科学的探索。所以，和那种零星孤立的、罗列式的研究不同，他在书中细致地辨析了文献、陶瓷文献、文献学、陶瓷文献学等各种相关的概念，论述了陶瓷文献学的涵义，阐释了它作为学科的基本特点。再从文献学的角度，详细地考辨了整个清代陶瓷文献的编撰状况和分类体系的建构。然后以此为基础，以清代每一种重要的陶瓷专著为一个专题，逐次地论述清代最具代表性的陶瓷文献，考辨其编撰时间、著者事迹及成书过程，探讨其编撰特点、内容价值和版本源流，乃至一些文献编撰之间的承继关系等。这显然体现着文献学的特点，是以文献学的眼光和研究方法来做出的论述。这样做的结果，也便使他对每一种文献的研究不但考察全面，分析深刻，而且考辨极为详实。综观全书，无论是整体的架构，还是具体的论述和考辨，我以为都较好地体现了一部文献学著作的特点。如果作者的意图真如我在上文中所揣测的那样，是小试牛刀，想为整个中国陶瓷文献学的建立作一些先期探索的话，那么我要说，这个探索是成功的、有意义的。
是为序。
王琦珍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6年9月12日
一、写作背景和研究意义
当前，我国陶瓷理论研究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研究不断细化深入，诸如陶瓷设计、陶瓷史论、陶瓷鉴定、陶瓷工艺等陶瓷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针对于陶瓷器物的某一造型、某一釉彩、某一纹饰等细化研究业已出现，且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二是交叉学科不断建立和发展。随着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深入，为了多角度地发展和完善学科自身理论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交叉学科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陶瓷理论研究亦是如此，它只有与哲学、美学、文献学、考古学、图像学等学科理论相交叉，才能拓宽陶瓷理论研究的视野，才能更好地丰富和完善陶瓷理论研究的各项内容。而本书有关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就属于后者。陶瓷文献学是陶瓷理论和文献学学科理论交叉研究的结果，也是陶瓷理论研究和其它相关的交叉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故其研究尤为必要，也甚为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傅振伦先生提出中国古陶瓷文献学一词后，其研究并未引起关注和重视，二十多年来发展缓慢。期间，虽出现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显不足，这与古代陶瓷文献的实际存在状况及它在陶瓷理论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相符合。
笔者于2007年7月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景德镇陶瓷大学参与国家重大文化出版项目《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 《中华大典》是由国务院于1990年批准启动的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重大的文化出版项目。该项目是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类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分类法，将中国古籍资料按类编排，是继《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的编纂。而笔者参与的《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是《中华大典》编纂的其中一个分典，是将中国古籍中的陶瓷史料辑录出来，并按类合理编排在一起。将陶瓷单独列为一个分典，成为一部综合型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古代从未有过，至今亦属首次。]的编纂工作，通过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辑录了大量的第一手陶瓷史料，其中包括以前从未被发现或被征引的史料，这些史料价值甚高，弥足珍贵，亟需系统研究和充分利用。在工作过程中，笔者不仅全面了解到我国古代陶瓷文献的编撰情况，还深刻认识到古代陶瓷文献研究和利用的重要性。可惜的是，目前学界对古代陶瓷文献的研究颇为匮乏，既没有较为全面的系统研究，又缺乏较为深入的单篇研究，也正因如此，其重要性未能引起关注和重视，其价值未能得以体现和利用。就此而言，有关古代陶瓷文献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笔者以此作为写作对象，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的不足。
本书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清代，其原因有二：（1）清代是我国古代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这主要体现在康熙、雍正、乾隆前期这段时间。到了乾隆中后期，受实学[ 实学是针对宋明理学而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主张实事求是，反对照本宣科，倡导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玄理，注重实证调查，反对不切实际。实学思想萌发于宋代，发展于明代中期，至明末清初形成一股潮流，出现了诸如《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阳羡茗壶系》等体现实学思想的著作。这一思潮对清代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思潮的影响，一些文人学者开始走出故纸堆，走进百姓家，关注更切实用的科技生产，这其中就包括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陶瓷生产。他们收集分析与陶瓷有关的史料，调查总结陶瓷的生产历史、制备工艺、名窑名匠等，编撰出一批极具研究价值的陶瓷专论之作，如《陶冶图说》、《陶说》、《南窑笔记》、《阳羡名陶录》、《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歌》、《匋雅》等，其编撰数量比以往陶瓷专论之作的总和还要多。以此而言，清代是我国古代陶瓷专论之作最为丰富的朝代，也是我国古代陶瓷文献编撰最为繁盛的朝代。因此，选取清代作为陶瓷文献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很具有代表性。（2）我国古代虽然有重道轻器、重经史轻理艺的思想，陶瓷文献在古籍中的比重微乎其微，但是其绝对数量相对于个人研究而言，还是相当多的。想要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出于写作时间的考虑，与其全而不深，不如深而不全，故选取有代表性的清代陶瓷文献学作为研究对象，更具可行性。当然，为了保持研究的连贯性，本书对清代以前的陶瓷文献状况也会在必要时作以简要描述，但不予展开详论。
关于本书的研究意义，除了前面提及的有利于促进陶瓷理论研究的全面深入，为陶瓷理论研究和其它相关的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料来源和必要的使用方法、有利于促进陶瓷文献学的建立和发展外，还有一些更直接更重要的意义，具体在于：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清代乾嘉时期，概括总结这一时期陶瓷文献的编撰情况，使人们能够大致了解到这一时期陶瓷文献的大致编撰数量、分布特点、史料价值以及它在整个古代陶瓷文献编撰中所处的地位；通过深刻剖析清代重要陶瓷文献尤其是陶瓷专论文献的编撰者、编撰特点、内容价值、版本流传等，使人们能够意识到古代陶瓷文献及其利用的重要性，以此推动古代陶瓷文献研究的全面发展；通过充分利用清代重要陶瓷文献尤其是陶瓷专论文献的史料内容，不仅可使人们明晰其在陶瓷文献编撰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有利于理清我国古代陶瓷生产的发展脉络，有利于传承和保护我国传统的陶瓷技艺，有利于发展和弘扬我国传统的陶瓷文化；当然，其中记述的陶瓷贸易、陶瓷审美、人物事迹等史料，对了解和认识我国古代的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二、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尽管在陶瓷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体系建构方面无甚进展，但是在具体的陶瓷文献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一些成果的。就清代陶瓷文献学的研究成果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清代陶瓷文献的辑录。我国古代重道轻器，重经史轻理艺，这一思想导致古代科技文献编撰数量的稀少[ 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文献编撰数量稀少的原因，曹之先生曾做过深入研究，具体可概括为四点：一是作为封建社会立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安贫乐道，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二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他们以功名利禄为诱饵，把知识分子引入钻研儒家经典的死胡同，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脱离生产，脱离实践，脱离现实；三是历代封建统治者轻视科学技术，各个王朝都缺乏鼓励人们进行科技研究的机制，科技研究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四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的影响，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不屑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动手能力较差，有的甚至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错过了很多创造发明的机遇。]，而作为手工技艺的陶瓷类文献更是凤毛麟角，且多是只言片语，分布零散。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辑录出这些陶瓷史料，实非易事，故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渐渐出现陶瓷文献辑录之作。首开其源的是冯先铭编著的《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上册）》，继起者有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熊寥、熊微编注的《中国陶瓷古籍集成》，贾贵荣、张爱芳选编的《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续编》，梁宪华、翁连溪编著的《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编纂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等，它们从多个角度将所辑录的陶瓷史料按照一定的编排体例编排在一起，各具特色，各有优劣，可以相互补充，合理参照使用。这些成果都是针对整个古代陶瓷史料的辑录，清代的陶瓷史料囊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铁源陶瓷研究院联合编纂了一套《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全书共52卷（正文50卷，目录2卷），将清宫档案中的陶瓷史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门别类地编排在一起，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颇广，包括了清代诸朝督陶官的督陶奏折、各级官员的贡档进单、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御窑厂解运瓷器的种类和数量等，极富研究价值；且所录档案大多内容完整，文字清晰，是一部清宫瓷器档案的大汇集之作，也是一部清代陶瓷文献辑录的专作。总之，这些成果中所涵盖的清代陶瓷史料，为清代陶瓷文献学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就辑录史料的完整度而言，仍有一些缺漏之处，有待进一步地稽查和挖掘。
（2）清代陶瓷文献的本体及其价值利用研究。这主要表现为著者及成书时间的考证，正文内容的点释，内容价值的总结、评析和利用，版本的流传及异同辨析等，现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著者及成书时间的考证研究，主要是针对清代陶瓷文献中不明著者及成书时间的著作。就目前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对《南窑笔记》著者及成书时间的考证。《南窑笔记》是清代最早以笔记体的形式记录清初景德镇瓷器制作的工艺特点、品种风格、原料选用及其配制方法的一部专著。该书首次刊行于民国时期出版的《美术丛书》中，这一刊本是目前学界使用的通行本。查阅此本，便会发现丛书编者仅在《南窑笔记》卷端注明旧抄本，并未涉及该书著者及成书时间，这使读者在传写引用时多将著者视为佚名，而无人探究其著者及具体成书时间。直到2012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广州图书馆主编的《南窑笔记》稿本，该本封页题名《南窑笔记抄》，卷端题名《抄南窑笔记》，这极有可能是《美术丛书》刊行本的底本。该稿本由王婧点校整理，她根据《陶园年谱》的记载，认为该书为张九钺乾隆四十二年编撰而成。尽管此说单凭一书中的两条史料记载立论，证据略显不足，但这是对《南窑笔记》著者及成书时间的第一次考证，其做法值得赞赏和提倡。
关于正文内容的点释研究，主要是指对清代陶瓷文献的点校、注释、翻译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为了方便今人阅读，它们都会对正文内容进行点校，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有的根据内容描述加以插图，如赵菁整理的《匋雅》、《阳羡名陶录》；有的只对专业术语、人名地名、历史事件、生僻字词等进行注释，如熊寥、熊微编注的《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和何新所辑注的《钧瓷历史文献辑注》中收录的清代陶瓷文献；有的只对全文进行白话翻译，如韩其楼编著的《紫砂古籍今译阳羡名陶录》；但更多时候是综合使用，或将插图和关键词注释结合在一起，如连冕编注的《景德镇陶录图说》，杜斌校注的《陶说》等；或将关键词注释和全文翻译结合在一起，如傅振伦译注的《陶说译注》、《景德镇陶录详注》等，以便对正文内容做出更准确更清晰的说明。当然，点释研究是一个主观思辨的过程，不同的人对相同内容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相同内容也会出现不一致的看法，其中有些解释可能并不符合著者本意，偶尔还会出现点释漏误的情况，故使用时须认真鉴别。
关于内容价值的总结、评析和利用研究，主要是针对清代重要的陶瓷专论文献而言的。这些陶瓷专论文献常被陶瓷学界传抄引用，其内容价值早已获得认可，但对其进行总结、评析和利用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如雍乾时期著名督陶官唐英的陶瓷文献编撰数量颇多，主要有《陶冶图说》、《瓷务事宜示谕稿》、《陶成纪事碑》、《陶人心语》以及督陶奏折等。其中，《陶冶图说》是唐英根据宫廷所绘《陶冶图》二十张而配的文字说明，内容包括采石制泥、淘练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等制瓷工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记述清初御窑制瓷工艺的专论文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利用价值。目前对《陶冶图说》内容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赵宏的《清唐英中的工艺观》，李其江等的《制瓷技术理论化的特点及价值》，周媛的《论与的研究价值》等；对唐英其他陶瓷专论文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崔鹏的《从解读雍正时》，曹艳玲、袁义宏的《从自序看陶人心境》，权奎山的《唐英督陶奏折在御窑研究中的意义》，陈宁的《督陶官唐英文献编撰特点考析》等。这些论文从多个角度对唐英陶瓷专论文献的内容价值作了总结、评析和利用研究，但不够系统，也不够全面，有待将其文献进行宏观统筹和微观深入相结合的研究。又如《阳羡名陶录》是我国古代记述宜兴紫砂制作最为完备的一部专著，也是清代唯一一部系统记述宜兴紫砂制作的专著。该书详细梳理了宜兴紫砂制作的师承渊源、著名工匠、原料取材、工艺技法等，全面收录了明清时期各种文献中有关宜兴紫砂制作的史料和文人学者为宜兴紫砂而作的诗词铭赋等类的文章。目前对该书的内容价值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陈茆生的《吴骞及其》一篇论文，该文简述了《阳羡名陶录》的写作缘由，辨析了《阳羡名陶录》与《阳羡茗壶系》的源流关系，指出了《阳羡名陶录》在紫砂制作史上的重要意义，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阳羡名陶录》在编撰方面相关问题的研究，但其叙述较为简略，有时候只用一句话点到为止，未作展开评述，尤其是对该书内容价值的研究，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有待作进一步挖掘和考析。再如《景德镇陶录》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景德镇陶瓷史，对古今官民名窑、制作工艺、分工状况、行业行帮、瓷业风俗、陶瓷贸易等无不备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对研究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极有参考价值。目前对其内容价值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卢家明的《略论及其学术价值》和《探析》两篇论文。两文对《景德镇陶录》的成书背景、史料取材、编撰缘起等作了考证，对其内容价值从景德镇制瓷原料、烧窑技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瓷业习俗等多个方面作了评析，对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作了总结，认为该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景德镇陶瓷史，还是一部体现重视国计民生思想的陶瓷工艺史和陶瓷经济史。两文分别发表于1996年和1998年，距今已有十多年，根本无法借助于最新的考古挖掘和研究成果，来对该书的内容记载进行考证，这是其局限性。即便是依据当时的考古挖掘和研究成果，作者对其该书内容的考证也颇显不足。但就《景德镇陶录》正文本身的记载而言，作者对其内容价值的总结、概述和评析也不全面，如对景德镇所仿古窑、外地瓷窑等内容就未曾提及。这些不足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补充，以便更好地为今人所用。由此可见，尽管目前对清代陶瓷文献内容价值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有较大不足，如有些重要的陶瓷专论文献（如《陶说》、《南窑笔记》等）的内容价值研究仍然十分匮乏，即使对已有一定成果的陶瓷文献内容价值的研究也不够全面，尚需作进一步地挖掘和剖析。
关于版本的流传及异同辨析的研究，早期几乎无人关注，直到最近才出现少量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是针对唐英的陶瓷专论文献而展开，如董莲枝的《新发现唐英陶政示谕稿自序之异文》将民国陶务督办郭葆昌《景德镇陶务汇抄》中所载的《陶政示谕稿自序》与唐英《陶人心语》中所载的《瓷务事宜示谕稿序》进行了对比誊录，指出了两种版本在内容记述上的不同之处，是目前最早对清代陶瓷专论文献进行版本异同比较研究的成果；熊贵奇在其导师周思中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了《清唐英版本考略》一文，该文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陶人心语》的四种版本，对其内容进行了对比考证，得出了一些可借鉴的结论。另外，该文还对今人出版的《唐英集》和《唐英全集》作了简要评价，指出了两书在底本选择和印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颇经一番思索。但是，可能限于作者识力，该文并未能将《陶人心语》的所有版本查阅齐全，对不同版本中出现的不同之处也未能尽作解析，正如该文结语中所言，限于客观原因，笔者也未能见到顾栋高五卷本《陶人心语》，只能据手头掌握的文献作一番推测。除了这少量的研究成果外，目前对清代其他陶瓷专论文献的版本研究凤毛麟角。
（3）清代陶瓷文献编撰家非陶瓷文献编撰方面的研究。清代出现了一批陶瓷文献编撰家，如程哲、唐英、梁同书、朱琰、蓝浦、吴骞、龚鉽、陈浏等，目前有关这些陶瓷文献编撰家在非陶瓷文献编撰方面的研究颇多，其中以唐英的相关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唐英作为清代雍乾时期的督陶官，不仅在制瓷实践上创造了辉煌成就，而且在文献编撰上也留下了丰硕成果。概括而言，有关唐英非陶瓷文献编撰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制瓷成就。雍乾时期，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朝廷对手工业制作尤其是制瓷技艺的要求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作为当时的督陶官，唐英不得不谨慎从事，刻苦钻研，努力实践，使自己从不懂制瓷工艺的门外汉变成深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的内行家。无论是仿古瓷还是新制瓷，唐英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我国清代制瓷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最多，其成果主要有杨静荣的《唐英及其督造的瓷器》，耿宝昌的《漫谈唐英与唐窑瓷器》，叶佩兰的《唐英及其助手的成就》，江华的《唐窑及其工艺成就研究》，周剑的《论唐英的制瓷成就》，汪庆正的《唐英和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成就》等。
②戏曲创作。唐英督陶之余，擅长戏曲创作，一生改编和创作了至少十七种曲目，这些曲目后被收录到《古柏堂传奇》（又名《灯月闲情》）中。唐英身为地方官员，却不受当时雅剧昆曲的束缚，大胆革新，借用弋曲等地方曲种的曲调和曲风，引俗入雅，编写出雅俗共赏的新曲目，在我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上拥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近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颇受重视，其成果主要有刁云展、张发颖的《唐英的戏曲创作》，项晓英的《唐英及其戏曲创作》，罗学正的《略论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期间的戏曲创作》，李静的《唐英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胡婷的《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郑韡的《唐英昆曲改良研究》等。
③诗文书画。唐英自幼喜欢诗文书画，督陶之前又在内务府供役，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当时的书画名家，向他们学习请教，这对唐英后来拥有较高的书画造诣具有着重要影响。另外，唐英在空暇时间颇爱吟诗，所作诗文经整理成集，名曰《陶人心语》，另有《陶瓷心语续选》续补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其成果主要有孔晨的《我喜洁身归论唐英的书画艺术》，黄云鹏的《唐英书佑陶灵祠青花匾额》，童光侠的《唐英和他在景德镇的诗歌创作》等。
此外，还有对唐英生平的研究，如傅振伦、甄励的《唐英瓷务年谱长编》，傅振伦的《唐英生卒及其业绩再释》等；唐英与他人的比较研究，如耿宝昌的《蒋祈与唐英》，肖赞润的《唐英杜重远景德镇瓷业》等。这些研究均属论文，是对唐英某一方面的研究。目前对唐英进行全面研究的唯有张德山的《督陶官唐英》，该书简要介绍了唐英的生平事迹、交游情况和佛学思想，重点阐述了唐英在制瓷方面的成就，详细剖析了唐英在书画、诗文、戏曲方面的艺术才能，深入探讨了《陶冶图说》、《陶人心语》、《古柏堂传奇》三部论著的写作背景、内容特点和艺术成就，是一部全面研究唐英的力作。另有人对唐英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先后出版了《唐英集》、《唐英全集》、《唐英督陶文档》等，为全面研究唐英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来源。
除了有关唐英研究外，对梁同书、吴骞等人在非陶瓷编撰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对梁同书其人及其书法思想方面的研究，有麋杨凡的《梁同书书学思想研究》，张万钧的《肢残书法家梁同书》，张英秋的《笔墨之外求蹊径：梁同书的》等；对吴骞其人及其整理出版方面的研究，有吕延林的《吴骞年谱》，陈少川的《吴骞与拜经楼》，徐学林的《拜经楼主人吴骞的编辑刻书活动》，陈志平的《论鲍廷博、吴骞对的整理》等。通过对清代陶瓷文献编撰家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对他们在非陶瓷文献编撰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出他们在文献编撰上的整体思想和不同文献编撰之间的相互影响，还可以从侧面探析出他们在陶瓷文献编撰方面能够取得成就的原因。尽管目前有关他们在非陶瓷文献编撰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即使是对清代单个陶瓷文献学家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如对朱琰、蓝浦的研究就比较匮乏，尚待强化和补充。更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很少有人关注他们非陶瓷文献方面的编撰思想对其陶瓷文献编撰的影响。
综而观之，目前有关清代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较多不足之处，如对陶瓷文献、陶瓷文献学等陶瓷文献研究中首要解决的基本概念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对古代陶瓷文献的分布状况尚未见有多少研究成果，对清代重要陶瓷专论文献和陶瓷文献编撰家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即使是对清代某一重要陶瓷专论文献或某个陶瓷文献编撰家，也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些不足都亟待解决和完善。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首先，通过文献调查法，利用国内外图书馆、网络数据库（如中国知网、超星、ProQuest、Project Muse）等资源，广泛收集国内外陶瓷文献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清代陶瓷文献的相关研究成果，尽可能地收集齐全，以便分类整理、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和系统研究。在此过程中，还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文献学、历史学、目录学、编撰学、版本学、文化传播学、艺术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通过借鉴和参考这些理论和方法，探讨和解决陶瓷文献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问题。
其次，梳理和归纳收集到的陶瓷文献资料，做好读书笔记，包括其文献名称、编撰者、内容概要、所属类别、各种版本等信息。通过建构表格法，将这些陶瓷文献按照时间顺序，以表格的形式进行罗列，这样使用起来一目了然，方便后面对清代陶瓷文献作分期研究，了解清代陶瓷文献的大致编撰数量及其类别，进而总结出清代陶瓷文献编撰的分布特点、内容价值及其所处的地位，也为考察清代陶瓷文献的版本流传和编制清代陶瓷文献目录做好准备。
再次，通过归纳比较法，将目前有关文献的定义进行罗列，比较其异同，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以此为据，界定陶瓷文献和陶瓷文献学的涵义；通过归纳清代不同时期陶瓷文献的编撰特点，比较其异同，进而窥探出清代陶瓷文献编撰的演变情况；通过收集每种清代陶瓷专论文献的各种版本，归纳其特征，比较其异同，从而挑选出比较精良的本子，供世人参引。
在其过程中，通过专题研究法，将清代每种重要的陶瓷专论文献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其相关研究成果逐一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系统探讨其编撰过程、编撰特点、内容价值、版本流传等，对各种陶瓷专论文献编撰之间的承继关系作以深入评析。必要时，还需对每个陶瓷文献编撰家编撰的非陶瓷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以期发现他们所撰陶瓷文献和非陶瓷文献在编撰风格上的影响关系，方便对其所撰陶瓷文献的相关情况做出更全面、更准确的研究。
最后，通过跨学科综合研究法，即运用文献学、历史学、目录学、编撰学、版本学、文化传播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清代陶瓷文献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四、研究成果与创新点
本书的研究成果与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通过借用文献和文献学的一般原理及其方法，结合陶瓷文献本身的特点，提出了陶瓷文献和陶瓷文献学的涵义，明确了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解决了陶瓷文献研究中都会遇到的基本概念认识问题。
（2）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清代乾嘉时期，作为研究我国清代乃至整个古代陶瓷文献分布状况的时间范围，对这一时期的陶瓷文献编撰状况进行归纳和总结，梳理出这一时期陶瓷文献在古代分类体系中的分布状况，明晰这一时期各类陶瓷文献的大致编撰数量、内容价值和所处地位等，进而反映出我国清代乃至整个古代陶瓷文献的分布状况。
（3）对清代重要的陶瓷专论文献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清代每种重要的陶瓷专论文献为一个专题，逐一探讨其编撰者、编撰特点、内容价值、版本流传等，并通过比较各种陶瓷专论文献的正文内容，明晰它们之间的相互承继关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陶瓷文献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理论研究才刚刚开始，著者希望借此书的撰述抛砖引玉，激起一股陶瓷文献学研究的浪潮，推动陶瓷文献学学科的建构和发展。当然，囿于著者的学识和水平，书中难免有错漏和表述不完善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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