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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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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乎者也一类文言虚词是古人口语，这几乎是文化人*基本的常识。本书作者却提出这个与传统看法完全相左的观点。作者对汉语史上的材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分析，逆向考察了元明清时期、唐宋时期、汉魏南北朝时期直至先秦时期文言语气词与口语的关系。作者指出，古代书面语与口语既不对立，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整个文言虚词系统都是吕叔湘先生所谓人为的东西。汉语书面语无论古今，都是口语与非口语两部分的组合，非口语成分多，文言程度就高，就难懂；相反，口语成分多，白话程度就高，就易懂。作者特别强调，诸如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文言是古人口语之类的结论，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出现的，是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的产物。这些结论根本是未经任何证明的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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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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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乎者也非口语论》集中围绕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是否古人口语这一问题，展开密集论述。全书共分七章。*章，以丰富的文献依据和繁密论证，依次指出汉魏六朝至宋元明清时期古人口语中并不使用之乎者也这样的虚词。第二章，通过历史的考察，指出文言虚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爆发与其后迅速消失等现象，并分析其内在原因。第三章，分析指出了辞的本质就是非口语。第四章考察文言虚词的产生过程及成因。第五章，分析指出 辞的繁荣与言外观念之消亡的过程。第六章，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综合分析，指出 辞的加减与替换的情况。第七章，综合揭示了修辞乃古人为文之法的这一结论。全书语言凝练，结构得当，论述严谨，观点鲜明，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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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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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艺术的研究，出版《白话小说生成史》《中国小说艺术史》等。近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古代言文关系问题，先后发表《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论辞文言语气词非口语再说》《再论辞辞的产生及言外观念之消亡》等多篇论文，在语言学界引起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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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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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代口语中有过之乎者也吗？
第一节元明清
第二节唐宋时期
第三节汉魏六朝
一、 魏晋南北朝
二、 汉译佛经语体
三、 汉代的口语中有无之乎者也？
第二章文言虚词的爆发与迅速消失
第一节文言虚词的爆发
一、 甲骨文中的语气词
二、 春秋战国虚词的大增长
第二节先秦两汉虚词使用中的乱象
一、 语气词的错乱
二、 其他虚词的错乱
三、 虚词运用的个人化特征
第三节《春秋》三传的语气词考察
一、 《春秋》何以没有语气词？
二、 一种奇怪的问答形式也？也
第四节也邪之别与语气词的连用
一、 也与邪之别
二、 同音语气词的连用
第五节文言虚词的消失与遗留
一、 虚词何以消失？
二、 文言虚词的遗留
第三章辞的本质非口语
第一节辞意内而言外
一、 辞非指虚词
二、 何谓意内而言外
三、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
四、 辞达而已
五、 命题非辞
第二节从辞的异名看其非口语本质
一、 语助、助语、助辞
二、 语已辞、语终辞、绝语辞
三、 虚字
四、 发语、发端、句端、发声
五、 余声与韵
第三节声与貌：摹写物状之词
一、 拟声词
二、 状貌词（形容语助）
第四章文言虚词的产生
第一节从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说起
一、 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特点
二、 是口语省略，还是书面语复杂？
三、 汉语口语退化了吗？
第二节语气的缺失与辞的产生
一、 汉字能真实记录汉语吗？
二、 语气与句末辞
三、 停顿与辞
四、 语气与关系词
第三节假借与虚化
一、 何谓依声托事？
二、 句末辞的假借
三、 句首、句中辞的假借
四、 关于所谓虚化问题
第四节辞指书面语
一、 辞为政教
二、 辞为辞命
三、 祝盟之辞
四、 文体之词与辞的关系
五、 许慎何以改辞为词
第五章辞的繁荣与言外观念之消亡
第一节古代有普通话吗？
一、 雅言通语不是普通话
二、 官话也不是普通话
三、 雅言是指书面语
第二节书同名与书同文
一、 郁郁乎文
二、 书同文始于何时？
三、 正名与书同文
四、 几个方言语气词
五、 秦始皇书同文是统一字体吗？
第三节词类活用之辞
一、 词类活用与辞
二、 读破问题
三、 词类活用与口语的关系
第四节言外观念之消亡与一个假命题的诞生
一、 清代以来辞观念之变迁
二、 言外观念的遗响
三、 一个假命题的诞生：文言是古人口语
第六章辞的加减与替换
第一节同书中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第二节不同版本的虚词异文
一、 《尚书》虚词异文
二、 《诗经》虚词异文
三、 《周易》虚词异文
四、 《论语》虚词异文
五、 《老子》虚词异文
第三节引文中的虚词异文
一、 《孟子》引《论语》
二、 《国语》引《尚书》
三、 《史记》引文
四、 《汉书》引《史记》
五、 类书、注引中的虚词异文
第四节经传注释中辞的加减
一、 孔子为传注之祖
二、 添加语气词
三、 添加介词
四、 添加连词
第七章修辞：古人为文之法
第一节语法与文法
一、 古代为何没有语法学？
二、 古代文法何以发达？
第二节古人的修辞论
一、 虚字之用
二、 虚字难用
三、 虚字难释
第三节加字法与减字法
一、 加字法
二、 减字法
第四节换字法与造字法
一、 《世说新语》与《晋书》
二、 《旧唐书》与《新唐书》
第五节从加减换到全文翻译
第六节王若虚论辞评析
一、 《史记》辨惑
二、 《新唐书》辨惑
三、 韩欧文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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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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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李剑国
昭连兄关于之乎者也和辞的两篇论文发表后，我听到不少人表示赞同。比如明史专家南炳文先生，南开大学出版社原总编张格先生，都认为这个观点很有创见。有意味的是，他们都不是专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者大抵不以为然，甚至持不屑的鄙视态度。孟文发表后，语言学一片沉寂，不知是否也是这个原因。也是，老孟你一个门外汉，就像孙猴子大闹蟠桃会，搅乱人家好端端的语言学盛宴，不遭白眼才怪呢！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虽是语言学的门外汉，但也说了一辈子汉语，读了一辈子古书，品味了从商周到近世的无数文言文，作为一个汉语的当事人，毕竟也有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我就常想，难道几千年前的古人会说话就之乎者也吗？这些见于书面文献的之乎者也矣焉哉，是不是只为文化人书写时所用，来表达什么特殊意思呢？读了老孟的论文我给归纳一下，就是这些许慎等人叫做辞的词（现代语言学归之于代词、助词、连词、介词、语气词等），其实只是书面语词汇，是从实词假借过来表达语气、停顿和断句的，并承担着某些特别的语法功能。
老孟的论文虽然表面上避开理论，但实际上背后有着一个清醒的理论认识，就是对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亦即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的明确定位。我上大学时就听老师讲，文字是语言的记录。那时就怀疑，古人写的话是和说的话是不是一回事？汉语史好几千年了，可是成为一门语言学却是近代的事，而且从《马氏文通》开始就是套用西人的语言学理论（顺便说，套用洋人理论研究本土问题一直是国人的一大弊病）。所谓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就来自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话：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解释篇》）对于西语表音文字来说，这话可能是对的，但对汉语表意文字来说就大成问题。德国17世纪哲学家威廉莱布尼茨早就说过：语言是通过发音提供思想符号。文字是通过纸上的永久笔划提供思想符号。后者不必与发音相联系。从汉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转引自郑也夫《文字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莱布尼茨曾醉心于研究中国和汉字，他的结论文字不必与发音相联系，无疑是深刻的。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也有过精彩的论述，修辞学家陈望道说：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1925）文字学家唐兰说：口上说的语言，笔下写的文字，两者显然是不同的。因为西方人的语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语言也就研究了文字。反之，中国文字是注音的（引者按：此指认汉字不经注音是读不出来的，古人常用反切法注音），语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时期就已经不一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中国文字学》，1949）老孟也引用过黎锦熙、高名凯等学者的话，他们说得更透彻，直接涉及到这些书面虚词的性质，这里不赘述。
我所以引用这几段中外的相关论述，意在说明文字书写的书面语并非口语的直接记录。但这不是在重复书面语较之口语简洁准确等习惯看法，而是说研究古汉语中的之乎者也之类时，必须破除它就是口语记录这一惯性思维，必须好好想想它们是怎么来的，究竟在语言表达中起着什么作用，是不是因为书面语中有就能证明口语中也有。
古人口语中肯定有表语气的词，大概如兮猗些之类，是古楚语中的语气词；郑玄也说居是齐鲁语助。但它们没有成为通用词汇，在书面语中通用的乃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之类。而这些通用的词汇大多有本义，比如焉字依《说文》的解释是江淮的一种黄色鸟类，耳的本义为耳，主听也。它们是被假借过来用以弥补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时的语气缺失，用以表示各种语气并兼作断句提示（即老孟说的标点符号），这当然只是文人笔下的产物，是文人间的约定俗成，并代代相传下来，在文言文的写作实践中不断被规范化。由于这些辞的加入和被有效使用，从而形成文言文这一独立语体，它和口语并存。文人说话是一回事，书写是另一回事。书写要遵循传统，要雅化、避俗，口语中有的他们不见得用，口语中没有他们反而会创造出来。几千年下来，说归说写归写，就这么回事。自然二者也有相互渗透的现象，但大面貌是不变的。只要将现代的书面语与口语相对照，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写专业论文，不会用家乡的方言土语，只能用书面语，而通用的书面词汇又有很多是自己的口语中所没有的。所以我们虽然来自各种不同的方言区，但写出的论文看不出有方言的区别，古代书面语也应该如此。
老孟在论证观点时引用了大量文献记载和语言资料，不但相当充分，而且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严谨的分析与解释，并作出合理推断，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证据链。有人对老孟说你这是文学的方法，不是语言学的方法。我不晓得什么叫文学的方法，莫非是说靠的是想象、夸张吗？那么语言学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其实文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靠事实说话。老孟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绝非是抛开历史和事实的想入非非，更不是有人说的有意制造什么人咬狗的轰动效应。如果新闻媒体报道他的观点是猎奇，那么发表孟文的两家高校学报也只是人咬狗式的猎奇而不是学术行为吗？我听说发在《南开学报》上的《论辞》一文，外审专家表示这是他审过的最有创见的文章，而且被学报推荐为2015年度两篇优秀论文之一。人家一直是踏踏实实的，秉持着严谨的精神做学问，不是为了争眼球。当然，他对材料的使用和论证也许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修正，但批评的态度不应只抓鸡毛蒜皮，不应纠缠细枝末节，而应直奔主脑才是。在我看来问题其实很简单：人家举出那么多的事例来说明之乎者也非口语，有材料，有分析，有结论。你反对可以，但也应当举出大量的反证，说明之乎者也是口语。只要你的分析到位，说的更有道理，比老孟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他的观点自然会倒掉。
这几年昭连兄研究之乎者也可谓朝思暮想废寝忘食，到了痴迷的地步。2013年我曾写过《戏赠昭连兄》一律送给他，不妨引在这里：
世系孟轲孙，乡邦刘季地。
虽无隆准颜，亦有浩然气。
蟋蟀岂微虫，葫芦乃大器。
耽研语助词，思苦人憔悴。
虽语含戏谑，但对他的执着精神着实钦佩。如今他将多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出版，诚为学界幸事。借用时下一句时兴话，对他的可贵精神和可喜成就也点个赞吧。
序二
王志耕
昭连先生在即将退休的这些年，迷上了古汉语的文言虚词研究，在外人看来，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但在我看来，如果他一直搞他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才是不正常的。不断拓展自己的兴趣，而把一种兴趣做成专业，这才是他的个性。但我仍然没有想到，他竟然把这个兴趣做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一开始他只是写了几篇论文，虽然是长文，但也不过3、4万字，我想，能在专业刊物上发上一两篇这样的论文，这个问题就算是到此为止了。但也许是这些年来，业内的质疑声刺激了他的斗志，他最后竟做出了洋洋50万字的巨著。这一下，我需要认真思考这件事的性质了。
首先我注意一个颇为诡异的现象：对于昭连先生的观点，凡非语言学专业的人大多都持肯定态度，听说有的外审专家对其论文甚至给予高度赞扬；而大凡语言学专家，有的持否定意见，更多的人是不置可否，只说路子不一样。此前我一直在想，难道说，孟氏观点真是个伪命题，或者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并且是一个在错误的框架内进行的、没有意义的命题？然而，当我再次看了他的书稿之后，凭着一般做研究的判定方式，我觉得论证没有问题，因此，结论是正确的。既然如此，那么它所推翻的定论就是有问题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人拿出另外一套证据来说明此前的定论的正当性，昭连先生的起码自成一体的论证方法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其实当初我也怀疑，怕昭连先生毕竟不是门里出身，别拿一个外行的东西让专家笑话，所以还劝他一定找真正懂这一行的专家来认定，它到底有没有价值。结果如大家所知，似乎还真没有找到专家来为他站脚助威。到最后我认定这是一个严肃的研究成果时，我忽然明白了，它之所以无法得到行家认可，原来它其实根本不是个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种对多重学科越界的问题。
当你质疑文言虚词不是口语的时候，你就跨越了语言学的界，因为语言学最基本的理论是文字是语言的纪录符号；当你说某些文言虚词为断句符号的时候，你甚至已经跨进了媒介文化史的领域；此外，这里甚至还涉及了某些虚词究竟需要不需要发音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显然超出了传统语言学者固有的知识范畴乃至想象。因此，昭连先生的工作最终变成了一个无法在学科上进行归类的行为。因为近代以来的学科建制显然是由西方所主导的，而昭连先生面对的这种独特现象，在世界上除了汉语之外的其他主流语言中是不存在的，尽管其他语言也有各种衍生字符，但这类字符却不会因表意问题而引起争议。之所以引起专业学者的质疑，因为这个研究超出了所有专业的域限。当然，与此同时，它也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学科门类着眼于语音与文字关系的文化史考察，姑且把它叫做语音文化学，可以放在大的人类文化学的范畴之中。当然，如果语言学界的人士有足够的创新精神，也可以将其放在大的中国语言发展史的范畴里来考察，只不过其中所涉及的知识域却超出了语言学。
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样说：创新来源于自由思考，甚至是胡思乱想。自由思考的要点是不能迷信权威和书本，不受狭隘的专业的框框束缚，要进行学科交叉。其实，从学科发展史上来看，很多论域的突破都是由该论域之外的学者提出的挑战。我是学文艺学出身的，比如文艺学这个学科的出现，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遇到了来自语言学的刺激。尽管一百年来，对于什么是文学性的问题还存在争论。但这无疑推动了文学的研究，甚至语义学已经渗透到文艺学的每一个问题之中去了。最初法国人福柯在建构他的知识考古学的时候，因为从表面上看是在大的历史学科建制之内，也曾引发过历史学家的质疑，因为你整个的史料整理和使用的规则都跨越了历史学的传统域限，甚至被指责是肢解材料而用于个人观点的证据，而不是发掘完备的史料来建构一个历史联系。但福柯的学说却给人类文化发展史的研究带来了震撼性的突破。任何一种新的发现对旧有的知识谱系而言都是异类，雅各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在上世纪初曾遭到毁灭性抨击，雅各布森在十月革命后就跑到捷克去了，在那儿建立了布拉格学派，后来又到了美国。但今天，大家都承认，他是文学批评话语理论的首创者之一。当然，今天昭连先生自然不会有被迫远走他乡的顾虑，但如果业内人士总是以个人的专业视角来看他的研究工作，那么这也跟思想流放差不多了。因此，作为坚持传统观点的研究者，理应对昭连先生的发现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期望有学者也来像他一样做系统的研究工作，来完善对这一命题的论证。所以说，我们不能用内行看外行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昭连先生不是不懂汉语史的常识，只是不同意那些常识，他要颠覆那些常识，而有些常识是在被颠覆之后才成为新的常识的。
昭连先生在做了他最初的一些工作之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专业越界的问题，所以，一直是在语言学科内征求专家意见。但凡专家，总是根据自己的学科常识来衡量昭连先生的命题，因而一般都是先入为主地否定了这个论断。甚至是一开始就把这个工作看作一个本专业知识谱系的另类，而忽视了它本来的合理性。所以，我觉得对于昭连先生的工作，应当是先不去考虑他的论断，而是看他的文献是否正确，分析论证方法是否合理，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这样才能确定他的结论是否正确。如果论证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分析理解有不正确的地方，就应该指出来，并给出正确的答案。比如，许慎说词是言外，昭连先生的理解是王充说出口为言，既是言外，当然就是口语之外的东西，也就是单纯的书面语成分。汉代以后的文献他也举了不少，而且都能得到相同的结论，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他在推理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认为有问题，不妨把自己理解的言外明确出来；如果能找到词是口语的古人论述，那当然就更有说服力了，可惜这样的论据大家还没有找出来。这样就势必造成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局面：文言是古人口语这个大家公认的观点，无法证实；而以大量古代有关论述证明的文言虚词非口语的结论，大家又不肯承认。路子不一样不应该当成一种回避矛盾的托词，因为路子是为结论服务的，很难想象，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真相。
总之一句话，昭连先生的研究也许是对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它体现出多重的越界，这也就导致不同的专家以各自的专业视角，发现的都是以这个专业视角来加以衡量的视界盈余，即无法以个人专业规则来做出评定的内容，因而本能地做出否定性判断。这无疑会影响我们对这个工作的内在逻辑正确与否的评判。因此，我的看法是，请与昭连先生的研究命题相关的专业人士，首先以否定性思维越出自己的专业域限，而从文化整体性角度来衡量这个工作的意义；其次则是从科学研究的普遍逻辑出发，从证据链的完整性角度来检验这个工作的严密性。但无论这个工作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它已经发现了世界上一种特殊语言的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因此，对这一特殊现象的研究或许将推动一种新的学科的建立，起码是拓展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新的空间。
2016年5月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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