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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亿万农民工是这一社会巨变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但同时也是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改革进程中的边缘群体。在以*为核心的等级化公民权体系中，农民工群体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他者地位，如何修补这一群体所集中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裂痕，成为改革时代执政党-国家和以媒体为核心的公共论争的焦点之一。
《大众传媒与现代中国（第2辑） 公民权的话语建构：转型中国的新闻话语与农民工》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对执政党一国家话语对农民工群体的意识形态重构，以及公共舆论围绕这一群体公民权状况的基本维度所展开的话语论争进行了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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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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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身份和权益 陈卫星
导论
改革时代的农民工
移民／人口迁移与媒体研究
研究问题与关键概念
各章概要
第1章 改革时代的媒体与农民工
改革与社会转型
大变革
改革的局限性
传媒制度：变化与延续
历史渊源
改革时期的变化和延续性
中国媒体体制分析的不同路径
改革时期的国内人口流动
迁徙权与前改革时代的人口流动
国家、市场和农民工
小结
第2章 公民权、公共商议和话语论争
公民权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含义
西方起源
中国语境下的公民权观念
公共领域与商议
公共领域
民主商议
沟通两者
中国特色的商议政治？
传媒与话语论争
新闻媒体与公共论争
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和媒体话语
公共论争中的话语架构
移民问题和媒体再现
媒体和移民研究领域的一般议题
中国农民工与媒体
小结
第3章 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
研究问题
相互构成的分析框架
方法论与分析方法
架构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
新闻话语的批判分析
文本分析
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语境间的互动
个案研究和过程描述
数据搜集方法
个案、报纸和文章的抽样方法
报纸抽样
个案和文章的抽样
政策档案搜集和深度访谈
小结
第4章 农民工的意识形态再造
历史制度背景
工农联盟
市场化与农民工议题的意识形态挑战
《人民日报》的农民工议题报道
党报与《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的农民工议题报道：历时性描述
命名方式的变迁
可控人口流动的合法化建构
控制民工潮
新阶级的话语建构
小结
第5章 户口论争：融合与排斥的辩证法
户口制度的政治经济分析
历史起源
户口制度的社会后果
关于户口制度的话语论争
定义户口
围绕户口改革展开的话语论争及其与农民工问题的关系
危机框架和渐进主义策略
关于户籍改革具体政策的话语论争
户口与农民工问题
小结
第6章 公民权的话语建构：个案研究
个案
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关于工厂体制的话语论争
背景
心理压力框架和个体归因
军事化工厂体制框架与微观体制归因
权利贫困框架与宏观体制归因
穷二代的再生产：关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公共讨论
背景
媒体报道和公共论争
穷二代的再生产
黑学校与政府责任
草根偶像：身份建构与文化实践
背景
农民工与春晚
小结
第7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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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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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现代中国（第2辑） 公民权的话语建构：转型中国的新闻话语与农民工》：
在1949年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中，户口制度是控制人口生育、流动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资源分配的最核心的制度安排，也是建立和实施城乡居民间不平等的公民权制度的主要机制。户口因此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排斥机制之一，同时也是社会歧视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户口这一世袭的公民权等级制度，是产生农民工群体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的制度基础。就农民工来说，由于其农村出身和农民身份，户口成为最主要的门槛，将之排斥在城市公民权、合法城市居留权和相应的公民福利资源之外。由于无法获得城市户口，尽管农民工在城市辛勤劳作，为城市和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他们依然在制度意义上维持着农民身份。因此，户口实际上构成了决定当前中国农民工公民权的第一个层面，即城市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资格的核心要素。
本章将通过对从7份重要党报和6份都市报中抽样选取（见第三章）的新闻报道进行比较分析，来考察中国社会中代表不同利益部门的不同言说者一行动者如何在相关的公共话语论争中，运用不同的话语框架，以不同的方式定义户口制度及其与农民工议题的关系。第一部分将对户口制度本身做一简要的政治经济分析。随后将对党报和都市报之间以及农民工输出地媒体和输入地媒体间不同的话语框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本章也将考察执政党一国家关于户口政策的主流话语和试图推动或挑战主流政策话语边界的替代性话语之间的动态论争过程。
户口制度的政治经济分析
历史起源
1949年后，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前者基本上是国家牺牲个人利益和自由迁徙权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工具手段，而后者则部分恢复了人民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流动的基本权利。但除了1950年代初期，在绝大多数时期，无论这种流动是自愿的还是国家强迫的，一切人口流动始终受制于户口制度的限制。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终结户口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相反，这一制度延续至今，依然在控制人口生育和流动、就业以及差异化的福利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195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为了严格控制社会秩序，同时为新政权亟须的重工业发展提供原始资本积累，执政党一国家在1950年代建立起了户口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巴斯所谓的族群边界标记（ethnicboundarymarkers）（引自Solinger，1999b，页27）。在现有人口控制制度中，户口实际上以一种类似于内部护照体系的方式发挥着管控功能（K.W.Chan，1999）。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以世袭的居住登记类型为基础将一部分国民进行区分，这使得户口制度成为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最有效的社会排斥机制之一。尽管在帝制和民国时代均有户口登记和人口控制的先例，但户口制度在社会排斥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超越了所有先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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