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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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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倾力推荐的辽宁省考古专家。中国红山文化考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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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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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汇编作品，主要搜录了郭大顺先生曾经发表过的79篇考古学术论文。该书分上下册出版。上册主要是红山文化考古部分，下册主要是非红山文化考古的相关内容。这些成果都是郭大顺先生考古成就的集中体现，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该书专业性较高，属于考古学术圈读物，也可供考古爱好者研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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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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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顺，1938年11月3日出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市，1962、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和研究生。1968年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1983-1994年任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兼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1998年退休。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先后主持了小河沿、石棚山、东山咀、牛河梁等著名的红山后及红山文化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主要论著：《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考古文物之美.1》（1994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1997年）、《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1998年）、《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1997年）、《追寻五帝》（2000年）及论文百余篇。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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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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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林声1
一、综述
红山文化研究回顾2
从东山嘴到牛河梁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始末16
学科理论与牛河梁考古28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红山文化31
写在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出版之际37
二、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46
从牛河梁遗址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54
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回顾与前瞻65
关于辽西区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思考71
牛河梁遗址所见东北南部早期聚落演变与文明进程
编写《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体会之三74
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所见祖先崇拜的若干线索81
辽河流域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再思考为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诞辰而作85
三、红山文化玉器研究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研究辽宁文明巡礼之四96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再研究111
红山文化有玉蚕吗？123
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龟壳说凌家滩的启示129
也谈红山系玉器144
漫谈红山文化玉材产地与岫岩玉矿的早期开发153
从红山文化绿松石饰件想到的165
红山玉的多文化分析173
玉与陶中国史前玉文化研究提出的新课题176
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181
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189
从唯玉为礼到以玉比德再谈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196
从史前玉礼器的演变看礼源于俗204
再谈礼源于俗215
龙凤呈祥从龙凤题材的发现看红山文化及西辽河流域在中国文化起源史上的地位221
红山文化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式文明的有关问题229
红山文化玉器的新认识编写《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体会之二237
从史前玉文化研究成果看中国史前史为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诞辰而作244
四、红山文化与史前艺术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258
从新发现的石雕人像谈红山文化的人体雕塑艺术266
猪龙与熊龙275
规范中求变红山玉特征再认识278
龙凤佩红山文化一重玉287
六千年前的一幅透视画辽河文明巡礼之一289
五、红山文化与古史传说
考古追寻五帝踪迹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学习笔记296
《考古追寻五帝踪迹》绪论299
从桑干河流域史前考古的两个实例看古史传说的涿鹿之战304
六、文化关系研究
良渚红山逐鹿中原312
论聚落的层次性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比较研究317
从以玉示目看西辽河流域与外贝加尔湖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
兼谈红山文化玉料的来源322
本册参考文献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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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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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声
郭大顺同志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一代考古学家。即将问世的《郭大顺考古文集》真实地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他成长的历程和丰硕的考古科研成果。大顺同志邀我作序使我感到压力很大。几天来我在阅读文稿时，字里行间不断浮现出一些往事的回忆，感触颇深。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考古界一向被认为山海关外少有考古价值的辽宁大地，突然相继出土了金牛山旧石器时期洞穴遗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和姜女石秦宫遗址。这三大考古发现如同阵阵春雷轰动着中国，也轰动着世界。指挥发掘这三大遗址工程的专家和具体组织者就是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的郭大顺同志。那时，我刚刚走进省政府领导工作岗位，分管科教文卫工作。出于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诸多矛盾，破坏文物案件屡屡发生。我在文化工作方面，首先选定文物工作。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制定辽宁地方文物保护法规并得到省人大立法通过。以此为内容召开了全省文物工作会议。同时，及时处理三起破坏文物重大案件，为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打下工作基础。
文物保护在当时还是一项新的工作。为了提高省、市、县各级领导的认识，认真贯彻《文物保护法》，我们还举办了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学习班。请郭大顺同志授课，收到很好的效果。当然，使我最难忘的还是同郭大顺同志一起考察秦行宫和红山文化遗址，那是对我的一次文脉的融通，也是一次文化震撼。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碣石前跨海陆两地建起雄伟的秦行宫和望海台，十分壮观。特别是地下的排水工程和具有皇家气魄的秦宫瓦当，给我留下深深的历史艺术印记。当时曾留下七律《碣石怀古》，最早传递了这个考古的信息。这次考察具体处理与北京有关方面换地建设的问题，为进一步发掘和保护遗址创造了条件。
红山文化堪称文明的曙光。女神庙和石冢是集坛、庙、冢三位一体的文化艺术宝库。在这座东方文明的曙光面前，我感到中华民族的自豪，认识到发掘这项工程使命的光荣、责任的重大。在这里我有幸结识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大顺同志的导师苏秉琦先生。先生的大文物观点和红山文化遗址中他正在论证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历史文化和考古工作的启蒙。也为制定我省以后依托遗址建设起博物馆、划定法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等长期规划描绘了蓝图。
三大考古发现提高了辽宁地位。过去是考古不出关，现在是考古要出关。夏鼐先生还要亲自出关考察，形势十分喜人。并由夏先生提议，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年会要在沈阳召开。
苏秉琦先生于会前的1983年牛河梁遗址发掘前就来到朝阳和喀左考察，作了燕山南北考古的学术报告，对朝阳以至辽宁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说喀左、凌源、建平三县交界地区是中国考古的金三角，还发表了红山文化与古史传说五帝代表人物如黄帝部落在北方活动有关的观点。这些学术活动，都大大提高了对辽宁在中国历史上重要地位的认识。那次全国考古年会省政府作了精心准备，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参加了会议开幕式，北京和各地著名学者赶来参会并不辞辛苦地到牛河梁遗址参观，沈阳铁路局为各地学者到牛河梁考察特意安排了专列。使这次会议成为中国考古学会召开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学术盛会，也是那年我省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遗憾的是夏鼐先生在会前不幸病逝，我们这次会议第一项议程便是哀悼这位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和我国考古事业的指导者和组织者。
我读了大顺同志考古论文集之后，感到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研资料价值的专著。郭大顺同志很长时间是以东北地区考古、辽宁考古，特别是红山文化作为他的研究重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因为内涵非常丰富，而且大多是前所未见的内容，所以从它被发现起就成为专业界和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的一个重大学术研究课题，由国内到国外，研究逐渐深入，持续不断。郭大顺和他的同事不仅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者，而且有苏秉琦先生和他的学术思想指导，在红山文化研究中从一开始就起点较高。早在东山嘴遗址发现时，郭大顺同志就捕捉到文明的信息，更大规模的牛河梁遗址发现后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证明记载已久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同时也表明，地处关外的辽宁和东北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从而引起了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讨论；郭大顺同志的研究中还提到牛河梁遗址的坛、庙、冢和出土的龙、凤等玉器群，既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对后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此后他在这方面又有不少成果，如依据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习俗和玉礼器组合，提出从史前的以玉为礼至后世儒家的以玉比德，他们之间有传承关系，这已进入思想史领域，这一观点得到提倡从古代玉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费孝通先生的重视。可见，郭大顺同志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涉及历史考古以及与历史考古有关的多个领域，所以，这本专著的出版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考古工作和历史文化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辽宁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辽宁省原副省长）
学科理论与牛河梁考古
1987年，正当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加快发展步伐时，苏秉琦先生预言了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的三个层次：
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各地考古研究的全面展开，正揭示出56个民族、10亿人凝聚在一起的基础结构；
从区系分析到以五千年文明起源为重点的社会分析即古史重建，作为学科合乎逻辑的发展，正在为中华文化的星火燎原和连绵不断找到破密的钥匙；
学科更高层次的理论探讨已跨进哲学领域，把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创造中的历史相连接，体现越科学化才能越大众化的辩证关系，也使考古学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20多年过去了，我们庆幸地看到，中国考古学正在按着这三个层次依次或同步前进。牛河梁考古及以牛河梁遗址为重心的燕山南北地区考古，作为苏先生创建学科理论的一个重要试点，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有所收获。
一
在苏秉琦先生学术思想指导下牛河梁考古三阶段：
（一）东山嘴遗址的发现和燕山南北考古课题的提出。
东山嘴遗址于1979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并发掘，正在思考学科新的突破点的苏秉琦先生得知其内涵的特殊性时，当即决定进行现场考察。1983年夏在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考古座谈会上苏先生正式提出燕山南北考古的新课题，并将东山嘴遗址的发现与文明起源相联系，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由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转向五千年文明起源讨论的重要环节。
会后根据苏先生提出的在喀左、建平、凌源三县交界地区多做工作的建议开始进行的牛河梁遗址发掘，成为推动中国文明起源讨论全面展开的新契机。
（二）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提出及其对文明起源讨论的指导和推动。
在1985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刚刚开始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是由文物保护重点的古城古国引申出文明起源重点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体现出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来自于中国多年积累的田野考古实践，也与多年的文物保护实践有关。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理论，也是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心环节，即以大遗址为重点目标开展田野考古和对已发现的诸多大遗址从更高层次理解。现成的实例就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各地都发现了一批距今四五千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心遗址和高等级遗迹与遗物，除辽宁牛河梁以外，如山西陶寺、甘肃秦安大地湾、浙江良渚、江汉平原城址群等，对它们代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不论放在原始社会末期还是文明社会初期，都有个如何定位的问题，一时有些迷茫。古文化古城古国在这时提出，起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对正在兴起的文明起源讨论起到端正方向和推向深入的作用。
（三）原生型古国和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的地位。
90年代初苏先生以重建中国史前史的三篇文章，发出重建中国古史的号召。接着身体力行，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与三模式的系统观点。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的红山文化，作为三部曲中的古国和三模式中的原生型的重要实例，表现出它在重建中国古史中先走一步的地位。
二
以上各阶段的研究成果都有不断向新领域深入的趋势，大致从两方面展开。
（一）重视文化交汇在中华文化起源、文明起源和古史重建中的作用。
在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基础上，苏先生又从考古学文化区间关系入手，提出红山文化坛、庙、冢祭祀群的出现，是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南北交汇的后果。进而描绘出一幅南北交汇路线的Y文化带，以为这是中华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是为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一次具有奠基意义的组合与重组：红山与仰韶一旦结合，中华文化史面貌为之一新。
进而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两个方面对考古与古史传说作有机结合的尝试：五帝时代分前、后期，与从仰韶到龙山的考古分期的对应；由四周向中原汇聚的文化交汇导向，与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活动轨迹的对应，对此可有多解。重要的是，由考古学研究到历史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而复原无文字可考的史前史，特别是五千年文明起源和与古史传说的结合，更是考古界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否适时实现这一转化，是对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成熟和自觉程度的考验。可由此理解苏先生及时提出重建古史号召对提升学科地位的意义。
（二）突出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祭祀礼仪在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1984年《文物》发表《座谈东山嘴遗址》，苏先生根据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写成《我的几点补充意见》一文，在文章的校样上，先生在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它们之间的广阔地带没有发现过和它们属于同一时期的古遗址和墓群，却连续发现过相当殷周之际的青铜器群窖藏达六处之多。我们有理由推测，这里还有可能发现与窖藏同一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物或建筑群遗迹。之后特意加了一段：这里的坛（东山嘴）、庙（牛河梁）、冢（积石冢）和窖藏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远在距今五千年到三千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1985年、1987年苏先生观摩女神头像后的评价是：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共祖说及其延伸，包括共祖与个祖、远祖与近亲、主神与多神、女神与男祖的区分与联系，都是祖先崇拜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社会变革中，在依据物质生产发展的同时，格外重视宗教信仰等精神领域和思维观念的作用，从而也突显出中国文明起源自身的道路和特点。
三
在苏秉琦先生的直接指导下，牛河梁考古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入，从中国文明起源到中华文化起源，并已触及思想史领域。
苏先生是考古界的思想家，从他对牛河梁及学科各领域的指导过程中，还可以看到他进行理论思维的以下特点：
（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唯物论和每一个历史学科不是同一层次；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历史；应在唯物辨证法指导下形成考古学的具体方法论，如通过研究仰韶文化，总结出研究考古学文化运动规律的方法，即动态考古学。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初，先生紧紧抓住坛、庙、冢就意味着由氏族到国家迈出关键的一步，即高于氏族部落的组织形式古城古国已经出现，而没有回应当时对文明概念的讨论。
（二）重视学科史。既回顾过去，更洞察当今，深知带动学科全局的问题所在，从而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尤其是对五千年文明起源这样中国考古学中最重大课题和任务，始终念念不忘。
（三）保持学术敏感性。抓住苗头，提出规律性认识，指导全面。材料是第一位的，但科学的预见更为重要。以对东山嘴遗址的考察为例，1983年5月29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在中国考古学会郑州年会期间登嵩山中岳庙时的感受：总的环境风貌是四周环山，北面嵩山高耸，中间有颍水从西向东，庙位置坐北向南，庙后是高高在上的一座方亭式建筑，庙前是长甬道通双阙。你想，这多么和东山嘴位置、地形、地貌相似。原来他仅从尚在想象中的东山嘴遗址与后世相同的建筑布局中，就已捕捉到文明的信息。故而克服会议筹备、天气炎热的困难，一定要亲到现场考察。当前，面临文物保护的紧迫形势和认识深度决定保护力度的经验积累，保持科学的预见性就显得尤为珍贵。
（四）抓紧正面论述。对不同意见，重视而不争论；对非善意的指责，不屑一顾。
由此，先生晚年学术思想发展迅速。对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在辽西的出现，1985年9月在兴城作《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时认为是古国象征，到当年11月在侯马作《关于晋文化考古》时就提出其背景是南北交汇的结果。1991年提出重建史前史的口号（三篇重建古史文章），第二年提出三部曲（纪念北大考古专业四十年文章），1993年提出三模式（中国考古学会九次年会讲话），在不到三年内，就完成了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系统论述。
（为2009年《苏秉琦百年诞辰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三十年》庆祝活动而作，原载于《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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