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代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背景是过去的成就和发现逐渐积累的结果。欧洲人与中国人，甚至包括澳洲土著人，都对这一文化遗产有所贡献。但是在此我们并不直接关注这个共同基础缘起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系列著作中，摩尔根（M. de Morgan）就曾较早对此做过阐述。本书的主题是将欧洲文明的基础视为人类精神的一种特殊的和个性的表现。然而在这个论题上存在一些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西方文明仅始于历史时期公元前1000年后地中海之一角，它真正的史前史不在欧洲，而应到古代东方去寻找。而另一方面，我的一些同行似乎已发现了人类文化所有较高层次因素在欧洲本土的起源。我对这些极端观点皆难以苟同，依我之见，事实的真相介于这两者之间。在这方面，自称已有最终结论当然会失之于正确。我所能做的，只是以谦卑的态度呈上我尽力将所有事实整体加以认真考察之后的结果。
我认为，在标志着人类摆脱环境束缚的艺术和手工艺的肇始以及在那些凝聚人类奋斗的精神纽带的创建上，西方都受惠于东方。但是，西方人并非盲目的模仿者，他们改造了来自东方的馈赠，并且将其与非洲和亚洲所创造的成就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继而能够开创自己的发展之路。大约公元前16世纪，新的有机体已经开始活跃，并达到了西方人所承认的那种高超的境界。在爱琴海、多瑙河流域、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青铜时代早期的人群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些将西方世界与埃及、印度和中国区别开来的、具有非凡活力、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表现。但是，这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论点自历史初期就已存在的古代东方和现代西方彼此的角色在更为遥远的过去曾是颠倒的。
因而，我的任务是展示许多具有新兴活力的地区所共有的那种文化资本的创造，其发展最终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因为在青铜时代中期新兴力量的萌芽明显已很活跃，于是这个阶段自然就成为探询这一问题的自然界标。但是，不同学派之间分歧的存在让我们有必要对相关证据做仔细的研究。
东方学者确实带着某种轻蔑来看待欧洲早期人类的粗陋制品，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先验（a priori）的理论。但是，他们的反对者却在我们先祖粗糙的人工制品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通过潜心的研究建立一个有力的案例以支持他们很难被一些规律总结所推翻的论点。材料本身一定要详察，读者也一定要判断哪种观点在整体上更有逻辑性和协调一致。在发展的最后阶段，欧洲大陆分成了几个区，它们在不同时段的空间关系可以用四幅地图来表示。这些区域之内，所观察到的现象发展序列十分清楚，争论来自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在此，我试图将物质材料按其适当的顺序客观地加以铺陈，并且对其进行阐释以提出几种较有依据的观点。
但必须记住的是，我们的材料仅仅是曾经有血有肉，而且现在仍然不时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有机体的骨架。我们在地图上所见的这个匀称大陆，其本身就是史前期的一份遗产。农民用石锄和石斧将它的无数河谷开辟成耕地，猎人和牧民从原始森林中开辟出穿越的小径，乘坐独木舟的水手渡洋抵达西部群岛，携带角质和石质镐的勘探者发掘地下的珍宝以及穿越山口探寻商路。这些探索者是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先驱，他们所发现的路径为罗马大道和现代铁路所遵循。
早期人类的遗迹只是一些火石和其他石头以及铜和烧土制造的无足轻重的碎片。然而，这些残片却是我们高尚先祖成就的具体表现。这些粗陋的器具，是构成作为我们现代生活物质基础的巨型机器和整套机械设备的先决条件。进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斧头装柄的新方法是蒸汽机和飞机发明必不可少的前提。最初的发明孕育着后来一切进步的萌芽，而发现道路上的第一步却是最为艰难的。因此，我们无名先辈的成就确实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文化遗产之中。
最后，我想对同一领域中的许多学者深表我的感恩之情，也包括那些我不能接受其观点的人。此外， 还要提及我经常引用他们的著作，伯基特先生（Mr.M.C.Burkitt）、亚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 、福斯代克先生（Mr. E . J . F o r s d y k e ） 、休特利先生（Mr.W.A.Heurtley）、费伦兹拉兹罗博士（Dr.Ferencz Laszlo）、沃加博士（Dr.P.Vouga）、韦斯先生（Mr.A.J .B.Wace）等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非常热心地给了我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和帮助。乔基姆小姐（Miss M.Joachim）阅读了校样，对她我深表感激。我对那些慷慨允许我在此使用他们出版物中的插图的人与机构特表谢意：意大利的艾利奥博士（Dr.Ailio，the AccademiadeiLincei），大英博物馆托管组织（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雅典不列颠学院（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意大利古生物志编辑（the Editors of the Bullettino di PaletnologiaItaliana），剑桥大学出版社（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韦斯（Wace）和汤姆森（Thompson）等先生，古生物与史前史调查委员会（the Comision de Investigacionespaleontologicasy prehistorica）和马德里的奥伯迈尔教授（Prof.H.Obermaier），亚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利沃夫的科兹洛夫斯基教授（Prof.Kozlowski），希腊公共教育部（the Greek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汉斯赖纳特博士（Dr.HansReinerth）和德国力宾根大学（the UrgeschichtlichesInstitut Tubingen），布拉格的施拉尼尔博士（Dr.J.Schranil），克里特岛的西格先生（Mr.R.B.Seager），布雷斯劳的塞格先生（Mr.H.Seger），皇家人类学研究所（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伦敦古物协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哥本哈根北欧古物协会（the Societe des Antiquaires du Nord），布鲁塞尔人类学协会（the Societe dAnthropologie de Bruxelles），布拉格的斯托基博士（Dr.Stocky），瑞士国家博物馆（苏黎世），赫尔辛基的塔尔格伦教授（Prof.A.M.Tallgren），雅典的桑塔斯教授（Prof.Tsountas），波尔多大学文学院（the University of Bordeaux, Faculty of Letters），维特赫兹（the K.Vitterhets）, 斯德哥尔摩历史与古物学院（HistorieochAntikvitetsAkademien），柏林民族博物馆史前史研究所所长（the Director of the PrahistorischeAbteilung of the Museum fur Volkerkunde）、纽沙特尔的沃加博士等。
我还要提到的是，索引做了特别设计以便行外人士能够很快找到必要的专业术语的解释（一般都用了图表加以说明）。附录则可使读者在本书付梓之后对史前史研究的进展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戈登柴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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