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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百年典藏》被收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呈现了一种全新的中国话剧史雏形，更接近于话剧的历史，而不是话剧被外力操控的工具史。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是D一次将我国话剧百年发展历史进行纵向呈现，也是话剧创作成果和理论积累的集中展示。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即体现了中国话剧创作的Z高水平，又兼顾了美学和历史学的双重视角。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的编选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学术态度严谨，钩沉史料丰富，是文学、戏剧表演等专业的本科及研究生必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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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套书简介：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共十五卷）
作品卷（共十卷）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一（早期新剧）》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二（五四时代）》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三（1930?1937）》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四（1937?1940）》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五（1940年代）》套书简介：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共十五卷）
作品卷（共十卷）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一（早期新剧）》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二（五四时代）》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三（1930?1937）》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四（1937?1940）》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五（1940年代）》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六（1950?1960年代）》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七（1970年代）》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八（1980年代Ⅰ）》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九（1980年代Ⅱ）》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作品卷十（1990年代）》
理论卷（共五卷）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理论卷一（1906?1929）》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理论卷二（1929?1949）》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理论卷三（1949?1977）》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理论卷四（1978?2000）》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理论卷五（百年话剧记忆）》
19世纪中叶，西方侨民把话剧带入中国，数十年后，话剧开始为中国人接纳。
20世纪中国话剧的经历，就浓缩在这套十五卷的《中国话剧百年典藏》里。本套书是我国话剧百年发展历史的纵向呈现，也是话剧创作成果和理论积累的集中展示。全套书分为剧本、理论资料两大部分，其中前十卷是剧本，后五卷是话剧理论与资料汇编。
这部《中国话剧百年典藏》是一部全新的中国话剧史的雏形。基于这部典藏的中国话剧史，或许更接近于话剧的历史，而不是话剧被外力所操控的工具史。人们并不难从中找到新的历史线索，还有对中国话剧发展进程新的历史把握。
本套书被收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出版集团重点扶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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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傅谨，主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陆炜，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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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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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傅谨
19世纪中叶，西方侨民把话剧带入中国，数十年后，几乎是踩着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门槛，话剧开始为中国人接纳。当中国人开始面向中国观众演出话剧，并且用话剧演绎中国故事时，它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中国戏剧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整个20世纪中国戏剧史历程中，话剧并不只甘心于成为各地数以百计的多剧种中的普通一员，它从出现到成熟，其过程与影响均十分引人注目。话剧一方面迅速融入中国的文化语境，为中国增加了新的戏剧样式，出现了许多优秀剧作；另一方面，更在中国的戏剧观念与理论领域，成为西方异质艺术文化移入的代表，对中国传统戏剧带来重大影响。回顾话剧进入中国短短一个世纪的历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话剧传播的范围和地位足可与其他历史远更悠久的本土剧种相比，甚至有以过之，而且它强势楔入中国戏剧引发的各种变化，且早就无法磨灭。
20世纪中国话剧的传奇经历，就浓缩在这套十五卷的《中国话剧百年典藏》里。本书是我国话剧百年发展历史的纵向呈现，也是话剧创作成果和理论积累的集中展示。全书分为剧本、理论资料两大部分，其中前十卷是剧本，后五卷是话剧理论与资料汇编。
如前所述，本书的前十卷，是20世纪中国话剧最具代表性的剧本的结集。这些剧本的遴选，主要由陆炜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刘叙武负责，而遴选的原则以及重点，我和陆炜教授一起经过了多轮反复讨论，最后才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我们经过细致沟通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本书既名为百年中国话剧典藏，那么，收录在本书中的剧目，就需要做到既体现中国话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同时还要通过它们展现20世纪中国话剧发展的基本路径。因为需要同时兼顾历史与美学这双重视角，因而具体的选择标准，就必须因应话剧发展状况的变化而有所偏重，在不同历史时期，遴选的标准不得不略有出入。读者和话剧史家们可以看到，最终选择收录在这十卷里的，既包括了话剧史上有价值、有地位或有反响的剧本，同时也有在某个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是在话剧草创时期，人们对话剧的文体的理解还不够统一和成熟，假如按中国话剧成熟期的标准看，假如完全拘泥于剧本的文学水平这单一的标准，其中绝大部分剧目恐怕未必有入选资格，然而，如果缺少了这些剧目，话剧的发展轨迹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同样，又如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主要的话剧作家和演员多数集中在国统区，或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但东北与华北等沦陷区，包括上海租界沦陷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话剧创作与演出仍不能忽视。尽管因前人的研究十分零散与有限，那个年代的资料保存发掘工作也很不理想，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相当部分的标志性作品，以开拓话剧研究者的视野。还有同样特殊的文革后期，话剧完全成了政治权斗的工具，但毕竟这是中国话剧百年里走过的一段路程，也应该收录其代表作品，以确保话剧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进程的完整性得到充分呈现。
我们把所有这些剧本分为十卷，基本上以十年为一卷，但也并不完全如此机械。剧本的前后顺序大致依据发表与演出的时间排列，其中偶有少数剧本，演出时间在前而剧本整理或发表的时间在后，考虑到戏剧的特殊性，还是以演出时间为主要的参考标准。尤其是从19和20世纪之交话剧初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间，受京剧演出体制的影响，话剧的演出剧目主要是幕表戏。近代以来，京剧等剧种的城市演出，尤其是新编剧目中，出现了大量幕表戏。所谓幕表，是一张包括分幕和分场、上场人物及每场所用的道具等等在内的简单表格，京剧行内有专门的后台经理（类似于现在的舞台监督），演出之前他要在后台贴一张这样的幕表，用于分派角色和提示服装、道具等部门的职员。早期话剧的演出经常是这样的，由于幕表戏的编戏师傅只给演员提供一个相对简单的故事梗概，具体细节和剧情推进完全依赖演员的自由发挥，虽有许多精彩的演出，却没有成型剧本，当年的演出情形与剧目的具体内容均难以保存。20世纪5060年代，研究者们根据当事人的记忆和吐录，重新整理了早期话剧幕表戏的某些重要剧目。这些剧本成文的时间很迟，但是从戏剧的角度看，它们当年的演出比其后复述整理的文字形态的剧本更具有话剧史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理应按其演出的时间安置，因此，这些剧目均依其上演时间收录在前几卷。诚然，这些剧本成文的时间与实际演出的时间的跨度达数十年之久，如果说它们无法真正复现当年演出的原貌，那是可以想见的；而且幕表戏的演出既无固定剧本，每场演出均需依赖演员的即兴发挥，所以同一剧目必然有截然不同的版本，所记载的只能是近似于其中某次演出的内容，后人只能通过剧本大致了解当时话剧演出的状况，不宜胶柱鼓瑟。其实，同一剧目的剧本有不同版本，恰是戏剧的常态，即使是那些先创作完成再交付排练演出的剧本，也难免会在排练演出过程中有所改动。如本书所收录的剧本，就既有文学本，也有演出本，从中也可见出戏剧行业文学与演出之关系的复杂性。
本书的后五卷是理论和资料。理论卷一到四，仍按照时间顺序，搜集了20世纪各年代话剧发展和理论探索的重要文献。这四卷分别由王凤霞、王桂妹、胡志毅和周靖波、陶庆梅担任分卷主编，他们都是对所负责的那一阶段的话剧历史与理论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各卷选择收录哪些文献，主要由他们决定，我只是在最低限度内提供过些许参考意见。其中理论卷一所收录的是话剧草创时期的文献，话剧的理论研究当时还只有雏形，有关早期话剧演出的记录却弥足珍贵。所以该卷的内容略有特殊性，主体是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早期话剧的演出资料。顺便提及，话剧界一般把早期话剧，即话剧定名之前阶段的演出均称为文明戏。从理论卷一所收录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早引进并演出话剧的先辈们从来都只称早期话剧为新剧，极少使用文明戏这个称呼，后人理当给予这些当事人起码的尊重，纠正以文明戏作为早期话剧统称的错误用法。①
最后的理论卷五名为《百年话剧记忆》，由我自己负责选编，这一卷不只是前四卷的拾遗补缺，我尝试着在百年话剧发展历程中选择一些重要和不同寻常的事件，集中、成组地收录与之相关的文献，提供给研究者和话剧爱好者。该卷或可名为话剧记忆，意思是说，或许这些涉及不同历史阶段的敏感话题的资料，多为话剧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我期望这一卷的内容，能让我们对中国话剧的历史有新的认知视角，尤其是能让后人记住这些独特的历史片断。
20世纪中国话剧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区区这套十五卷的《中国话剧百年典藏》，当然无法将百年话剧发展历程中值得典藏的所有剧目与文献全数容纳在此，我们的希望是，这里已经收录了20世纪中国话剧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或有遗珠，不妨待来日重新修订时，再加增补。至于坊间已有的各种话剧剧本或理论的选本，不同的选编者自有不同的偏好与思路，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定的重合，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其中固然体现了趣味的差异，更体现出不同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无论是剧本还是理论资料，如果说这个选本有其特点，那就是我们尝试着要回到话剧本身，从这门艺术出发总结它的百年历史。换句话说，希望把话剧从社会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还它本来的面目。假如可以把每个剧目和理论的选本都看成某种学术思考特殊形态的结果，那么，我们不妨把这部《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看成一部全新的中国话剧史的雏形。而在我看来，基于这部典藏的中国话剧史，或许更接近于话剧的历史，而不是话剧被外力所操控的工具史。人们并不难从中找到新的历史线索，还有对中国话剧发展进程新的历史把握。
其实，这才是我们这部典藏想达成的最重要的目标。
①有关早期话剧恢复新剧这一称呼，而不宜称为文明戏的具体论述，参见拙文《关于早期话剧的几个问题》，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
编选说明
20世纪80年代是话剧创作繁茂的时代，是足以和40年代相媲美的又一个话剧的黄金时代。这个戏剧繁荣阶段是由历史条件造成的。
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这种解放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形成的。1976年文革结束，当年10月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逮捕了四人帮，从组织上粉碎了极左的政治势力，但未来的道路怎样走还处在摸索之中。突破发生在1978年。该年3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开启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得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按，两个凡是指被奉行的规则或信念：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确定过的事，都必须遵行而不可以改变）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年1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路线上肯定了突破两个凡是，提倡解放思想，从工作方针上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经济政策上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治上决定平反冤假错案，包括给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完成了否定极左路线的历史性跨越。1979年举行的第四次文代会则取消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邓小平的祝词更明确地反对党对于文艺创作横加干涉。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仅是给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思想解放思潮开闸，更是对思想解放的提倡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由此形成和奔涌起来。
然而，进入80年代后，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非继续得到官方的鼓励，而是受到不断的遏制。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考虑到思想解放运动溢出政治边界的可能，从而提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入80年代后，四个坚持被一次次地强调，先是写进党的决议，接着写进《宪法》，成为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全国文联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针对《假如我是真的》等剧本提出社会效果论（揭露和反思社会问题的剧本动机是好的，但社会效果不好，作家创作应该考虑社会效果），从而制止了戏剧创作向社会批判发展的势头。接着，针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涌入大陆，出现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1983年，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发动了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6年发动了第二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直至1989年的政治风波，从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的新时期终于结束。
上述情况直接影响了80年代戏剧的发展面貌。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后，从来是政治要求最集中鲜明的表现的戏剧在思想解放的文艺创作潮流中一马当先，涌现出了直接批判文革、为蒙冤受屈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接触社会问题的一大批剧作，形成了1979年到1981年的戏剧三年繁荣的盛况，一时间，恢复现实主义的思潮成为众口一词的口号，触及时弊干预生活成为时兴的创作倾向。剧本创作座谈会召开以后，这种创作势头被遏制了。由于人们期望的尖锐接触时弊的剧作不再出现，1982年开始出现了剧场票房冷落的现象。戏剧界一时惊呼戏剧危机。但这一变化并没有造成80年代的戏剧萧索，而是引发出了两个现象。第一是戏剧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化和题材宽泛化；第二是戏剧形式革新的大潮。
戏剧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化和题材宽泛化之所以可能，原因在于80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和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从思想解放运动说，这一运动的内容并不仅仅是对于文革从政治上拨乱反正而已，而是包含着根本价值观的解放：从过去崇尚阶级斗争，人只是为革命而生存的概念转变到重视人的价值的概念上来。于是，过去的一切都可以和需要从重视人的价值的立场上来反思和描写，这就有了极为深广的创作空间。从社会变化来说，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社会发生了种种巨大变化，个人的生活已经从过去一切由国家安排，吃大锅饭转变到可以自主择业，可以下海经商，可以自我设计以追求个人发展的状态，中国进入了社会的转型期。这种巨大的变化带来了人的精神和生活现实的巨大改变，这就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需要表现的创作题材。于是，触及时弊的社会问题剧创作势头被遏制本身虽然是一种限制，具有消极性，但却导致了一个积极的效果：戏剧创作摆脱了直接为当前政治服务的狭窄轨道，回归到艺术的正常状态，即走向了从广泛的意义上反映生活、思考生活的广阔天地。于是，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从人性的角度深刻反思历史的作品，出现了许多及时反映社会转型期人们生活变化的作品。它们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如果说戏剧文学的上述表现是自然而然出现和发展的，并非刻意追求和大张旗鼓的话，那么戏剧的形式革新正与此相反。形式革新的浪潮是高喊着开阔戏剧观的口号而兴起的。从1982年开始，出现了一个戏剧观大讨论，几年中，探讨戏剧观念的文章奔涌而出，成为所有戏剧杂志的第一主题。这个潮流的到来看似突然，其实是戏剧发展内在要求的应时而发。中国话剧自从五四时代原样引进西方的话剧之后，虽然也有一些现代派的戏剧，但写实主义始终是主流。1949年之后，话剧的形式始终是写实主义的一统天下。形式上突破写实主义限制走向多样化是话剧发展的必然的要求。文革结束以后，话剧创作由于题材变得宽阔、内容出现更加内心化和哲理化的趋势，采用新的表现手法的尝试已经出现。文革后一批戏剧人走出国门考察戏剧，则发现世界戏剧的形式极为多样。中国话剧的形式革新已经蓄势待发。于是，当戏剧危机出现，大倡写实主义和触及时弊的声音落潮的时候，导演、舞台美术家们要求形式革新的声音就占据了戏剧论坛的中心地位。一时间，似乎形式革新成了戏剧摆脱危机的药方和出路，布莱希特、中国戏曲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不同成为整个戏剧界趋之若鹜的热议话题。戏剧观讨论是到1985年落潮的，而剧场中戏剧形式的实验则从1982年开始由最初的探索戏剧演变为普遍的小剧场运动，直至80年代末仍未停歇。这场形式革新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1985年之后，中国大陆话剧的舞台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由过去写实主义一统的局面转变为形式多样化的、和世界接轨的面貌了。
于是，80年代的话剧是内容丰厚、形式多彩的一个黄金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的戏剧繁盛不仅是大陆，而且是台湾和香港。
台湾的当代戏剧可以以1979年政府文艺政策的变化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表现为一种政府统制的生态。自1949年国民政府上台之后，重建戏剧体系，提倡创作反共抗俄剧，是50年代的戏剧面貌。进入六七十年代，反共抗俄的色彩逐渐淡化、消解，但戏剧平淡而不繁盛。但自1980年的首届实验剧展开始，台湾戏剧出现了转型，变成了民间的、实验戏剧的生态，创作和演出繁茂，形成了后期的戏剧繁荣局面。这种明显的变化，一般归因于西方戏剧潮流的影响。的确，自20世纪60年代李曼瑰倡导和举办世界剧展和青年剧展活动以来，台湾的戏剧逐渐打开眼界，年轻的实验性的戏剧人才开始生长起来，到了1980年的实验剧展终于修成正果，民间的、实验的戏剧从此蔚成局面。而到了此时，台湾戏剧的骨干人才也已经更新换代：由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大陆迁台戏剧家变成主要是由台湾去西方专攻戏剧学成归来的一批新锐了。这些人由于戏剧素养与世界接轨，戏剧手段极为自由、丰富，与大陆迁台戏剧家恪守写实主义截然不同。所以，西方戏剧对台湾的影响不仅是明显的事实，而且发展脉络清晰。但当代台湾戏剧的转型和繁荣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台湾的经济60年代开始起飞，于是，由60年代到70年代，台湾社会的心态已经由以反攻大陆为精神支柱转变为珍重当下的现实生活。到了70年代末，政治不仅趋向宽松，而且社会空气已经向提倡民主、最终发展到1987年的解严的气氛转变。正是这种社会的变化使得当局在1979年做出了文艺政策的改变，使得戏剧终于走出政府统制的藩篱。开启台湾戏剧繁荣时期的1980年的实验剧展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总之，应该说是社会的变化和西方戏剧的影响一起造成了台湾当代戏剧的转型和繁荣。80年代正是这种繁荣势头最旺的时段，这和大陆戏剧文学创作的繁荣及形式革新在时间上正好同步。
香港的戏剧在20世纪50年代由少数旅港的大陆成名剧作家充当亮点，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是由中学、大学的校园戏剧充当主力。从1977年香港话剧团建立到1985年香港演艺学院建立，专业戏剧逐渐发展起来。从剧本创作看，进入80年代，对翻译剧的依赖减少，原创剧本的写作有很大发展。而1984年关于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港人由此形成了如何对待回归的所谓97情结。港人开始积极思索香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思考身份、价值与文化。这一思潮使得刚刚起步的本土创作具有了变得明晰的自我意识和需要表现的历史内涵，使得一批思想和社会内容比较厚实的剧本产生出来。
于是，在80年代，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话剧创作同时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应该说，80年代话剧的繁荣不论在分布的地域上、优秀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在思想的深度、题材的广度和艺术形式的丰富上都大大超越了被称作话剧黄金时代的40年代。
上述的繁荣使得本书挑选哪些优秀的入选剧目更费斟酌。在数量上，80年代选入的剧本数量和40年代一样，即比其他的每个十年多出一倍，分为两卷。在具体选择上，我们注重拉开时代距离，用长时段的概念看剧本，即不是注重某个作品的演出当时多么轰动，而是设想多年之后人们能在剧本中获取的历史感和文化价值感。我们意识到大陆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台湾的经历解严、香港的进入回归倒计时是这个年代最深刻最重要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也是戏剧创作内容丰富和深刻的基础。所以，入选的作品不仅要求写作一流、演出受欢迎，而且更注重其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历史性变化，以此作为选择时侧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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