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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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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水稻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规模效应及各要素投入对产量的影响情况。2．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技术方面）过程分析及内、外部影响因素分析。3．水稻种植户家庭自有劳动力在各生产节点投入情况，生产过程投入总劳动力数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4．水稻种植户固定生产性资金投入情况分析，计量分析投入可能性的影响因素。5．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规模情况，计量分析投入规模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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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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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雷，男，1981年10月生，江苏涟水人，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所综合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任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11年7月份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学位，201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经济管理学博士后出站，主持农业部软科学、财政部基本科研专项课题5项，参与世行、粮农组织课题2项，在《农业经济问题》、《农村经济》、《生态经济》、《中国高教研究》、《高等农业教育》等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文章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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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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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
11研究背景、研究意义（）
12研究目标、具体内容及其对象和重要概念介定（）
13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技术路线（）
14论文的创新点及预期（）
2理论基础和国内外文献综述（）
21关于农户行为的研究（）
22关于农户模型的研究（）
23农户采纳行为研究（）
24关于农户劳动力投入行为的研究（）
25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
3我国水稻生产情况及调研地区的情况介绍（）
31我国的水稻种植基本状况（）
32调研地区总体情况及种植条件（）
4基于CD生产函数分析水稻种植投入产出情况（）
41基于CD函数分析水稻种植投入产出（）
42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分析框架（）
5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分析（技术层面）（）
51品种标准的确定（）
52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过程分析（）
53水稻种植户产前品种采纳行为内部、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54水稻种植户产前品种采纳行为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55小结（）
6水稻种植户生产性劳动力投入行为分析（）
61水稻种植户生产性劳动力投入行为影响因素基本假说（）
62模型自变量定义和描述性分析（）
63模型因变量的选取过程和描述性统计（）
64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
65小结（）
7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分析及结论与对策建议（）
71样本农户基本情况（）
72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影响因素基本假说（）
73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74进入模型的因变量的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75Tobit模型相关理论（）
76运行结果及分析（）
77小结（）
78结论与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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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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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粮食问题与国家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一些国家将大量的粮食用于生产生物燃料，造成全球粮食需求逐渐增长，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粮食供需紧平衡现象。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世界粮食安全体系中显得尤为重要，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农业政策关键目标。水稻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是口粮自给的重要保证。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且水资源短缺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还较弱，水稻生产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危险。这些外在因素主要是通过内化到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上影响水稻产量，水稻产量和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本书以水稻种植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要素投入角度研究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计量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要素投入主要分为技术投入、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角度笔者选择了分析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对品种采纳行为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计量分析；劳动力投入研究笔者选择分析水稻种植户在种植过程中各主要关键节点所投入的家庭自有劳动力的数量，对水稻种植户劳动力投入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资金投入笔者选择了分析水稻种植户是否进行固定生产性投资和生产性投资规模的多少，并对固定生产性投资发生可能性和生产性投资规模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通过这三方面，运用黑龙江地区水稻种植户调研数据研究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在同等技术条件下，考虑到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的替代效应，农户增加劳动力投入对水稻亩产量影响为负值；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决策过程主要分为以下5个步骤：问题识别、需要和欲望、信息搜寻与技术评价、选择与采纳、采纳后感受及其下一轮决策。优质水稻品种采纳在决策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外部主要受农村文化和价值观念、农户所处的社会阶层、农村基层组织、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影响，内部主要受农户的文化素质、农户自身对新技术的态度的影响；教育年限、水稻种植规模、亩产量、是否外出务工、是否参加相关技术培训对水稻种植户采纳优质水稻品种影响显著正相关，家庭房屋价值对水稻种植户采纳优质水稻品种影响显著负相关；投入来说，地块细碎化程度、地块平均离家距离、家庭年收入结构对农户亩均劳动力影响显著正相关，家庭平均教育水平、农户家庭人均种植水稻面积、家庭是否拥有大型生产器械对农户亩均劳动力影响显著负相关；家庭规模、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收入、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期望度，对水稻种植户是否发生固定生产性资金投入影响显著正相关，非农就业比例、信贷水平对水稻种植户是否发生固定生产性资金投入影响显著负相关；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例、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收入、信贷水平、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期望度，对水稻种植户生产性投资规模影响显著正相关，家庭平均教育水平、家庭住房价值、是否发生灾害对水稻种植户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负相关。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条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广泛开展农民职业培训，努力提高水稻种植户的教育水平；二是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水稻种植户进行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三是推动水稻种植技术和品种改良研究，引导农户种植优质水稻品种；四是加大水稻生产支持保护力度，提高稻米最低收购价格；五是促进水稻种植户剩余劳动力转移，拓宽就业信息发布渠道，创造劳动力转移就业条件，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六是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确保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供给。
1导言11研究背景、研究意义111研究背景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必需品，而且也是人们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粮食短缺，不仅会引起局部冲突、社会动荡，更有甚者能导致文明的消亡。对于国家来说，粮食也是最重要的战略储备，也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它与国家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因此，粮食问题始终是人类历史上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现今，伴随人口增长和食品结构的升级，一些国家投入大量的粮食生产生物燃料，造成全球粮食需求逐渐增长，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粮食供需紧平衡现象，因此，很多国家通过补贴形式鼓励粮食进口，并采取提高关税等手段限制粮食出口，增加本国的粮食储备，保证本国的粮食安全。在国家自我保护意识和竞争意识的驱动下，一些国家在粮食进出口政策上竞相效仿，全球范围的粮食供给在数量增长较缓的情况下，又面临出口受限，进口增加以及粮食调节困难的情况，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粮食库存的下降。2009年度，全球粮食产量2011亿吨，需求2050亿吨，存在缺口039亿吨，库存量为330亿吨，同比减少了039亿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告）。国际上对于粮食安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20世纪70年代，全球范围爆发的粮食危机后，粮食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粮食危机成因研究，但还没有明确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了食物安全的概念。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得到了世界粮食理事会、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将粮食安全定义为：粮食安全的终极目标应该确立为：对于各类群体，能够买得起又能有地方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食品。1996年11月，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质量上的需求：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目前，世界粮食安全形势面临形势复杂，粮食供给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价格滞留于高位，饥饿人数有增无减，除了受人口增长、土地匮乏、水资源紧缺等传统因素制约外，全球气候变化、金融危机、自我保护主义倾向等也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长期和深远的影响。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世界粮食安全体系中显得尤为重要，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农业政策关键目标。近年来，我国粮食供需关系的变化与世界粮食供求呈现惊人的相似性，只要是我国因调剂粮食品种进口部分粮食，必然会引起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这之间并非有必然联系，只能表明我国的粮食安全受到世界的关注度非常高，对于世界粮食安全的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从国家总体层面上来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粮食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了基本自给，保持了供需平衡，全民的膳食水平和营养状况也都得到了全面改善，可以说，我国总体层面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国粮食生产，从2007年后连续4年突破1万亿斤（1斤＝05千克，全书同），产量分别为10 030亿斤、10 574亿斤、10 616亿斤、10 928亿斤，这几年粮食需求增加迅速，2007年缺口达124亿斤，2008年、2009年趋于平衡，由于2010年南方水灾和北方旱灾，产量所有下降，又出现了较大缺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逐年减少，人口持续增长，特别是全球能源短缺催生的生物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压力越来越大，形势还很严峻。从全国消费需求角度，每年刚性增长80亿斤以上。根据人口预测，204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新增2亿人，再加上消费水平逐步提高，粮食需求将保持长期的增长态势，粮食产量要在10 000亿斤基础上要再增加1 000亿斤，才能基本保证粮食需求。另外，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且水资源短缺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还较弱，粮食生产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危险，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不能只用储备粮食来应付缺口，应该充分调动主产区种植户的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积极保证粮食播种面积，依靠科技进步增加粮食单产，在提高粮食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并保证一定的粮食储备，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水稻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是口粮自给的重要保证。我国常年水稻种植面积约为3 000万公顷，占世界水稻播种面积的195%，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总产量约为19亿吨，居世界首位，其中，粳稻为730万公顷,约占总面积的255%。水稻生产为解决我国十几亿人民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19812005年全国年平均水稻播种面积为3 125万公顷，产量达179亿吨，单产为每公顷575吨，水稻作为三大粮食作物之一，平均单产比小麦的每公顷339吨和玉米的每公顷442吨高出很多（分别为小麦和玉米单产的17倍和13倍）。在我国粮食生产中，水稻的播种面积最大，约占粮食种植面积的27%，单产最高，占粮食比重最大，约占粮食总产量的43%，从事水稻生产的农户接近农户总数的50%，全国有65%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年稻米消费总量近2亿吨。因此，水稻生产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上承担着重要的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稻米作为口粮和重要的战略物质，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体现的是一种使用价值，即使有部分作为城市居民消费口粮，也不能代表其商品属性和价值功能。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农户种稻卖谷、粮库收购卖米的生产和经营相互分割状态也发生了变化，农户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自身食用，收购部门也不再是农户种什么稻米就收购什么稻米，而是农户根据稻谷品种的产量、质量和效益等指标按照市场需求来生产，且伴随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土地流转和集中，水稻生产的商品化也逐步提高，这种情况下，水稻生产实现品种专业化、布局区域化以及经营一体化将显得尤为重要。各种外在因素主要是通过内化到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上影响水稻产量，水稻产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的差别主要反映在各种要素投入变化，主要包括土地、技术、劳动力、资金等，不同水稻种植户不同的要素投入在水稻产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何引导农户改善生产行为提高产量和质量将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粮食作物生产中，北方的优质粳稻虽然比重不算太高，但它是唯一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品种。粳稻种植对于粮食安全尤其是粮食流通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黑龙江省是我国北方粳稻区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及商品率最高的省份，具有生产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品质好、产量高、生态环境良好、资源丰富等优势。2007年，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253万公顷，占全国面积的779%，总产量达到1 6585万吨，占全国的水稻总产量的892％。虽然在全国的比重不是很大，但该区所种植的品种均是品质较好的粳稻，商品率较高。因此，东北大米以良好的品质而蜚声国内外，在我国大米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在价格上较日、韩等国家和其他地区有明显的优势，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112研究意义水稻作为我国三大作物之一，水稻生产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担当重要作用。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对于水稻生产来说，重点就是如何稳定水稻播种面积，提高水稻产量和质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水稻种植户作为水稻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生产行为对水稻产量和质量将有重要影响，产量和质量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引导水稻种植户改善生产行为来实现的。水稻种植户采纳优质水稻品种可以从技术角度提高水稻生产产量和质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因此，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优质稻米品种，并在实际中进行试用和推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水稻的产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升。水稻种植户劳动力投入和资金投入对水稻产量有很大影响，目前对于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测定及影响因素的确定缺乏实证研究，政府在制定生产政策时也缺乏数据支撑。因此，研究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确定水稻种植户生产过程中的各项要素投入，在有限投入要素条件下如何更合理的进行要素投入分配，对于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以及如何从政策上引导农户改善种植行为提高水稻产量和质量，将显得尤为重要。12研究目标、具体内容及其对象和重要概念介定121研究目标水稻生产的整个过程主要是通过农户种植来实现，因此，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对于水稻产量和质量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以水稻种植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要素投入角度研究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对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计量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要素投入主要分为技术投入、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角度我们选择了分析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劳动力投入研究我们选择分析水稻种植户在种植过程中各主要关键节点所投入的家庭自有劳动力的数量，资金投入我们选择了分析水稻种植户是否进行固定生产性投资和生产性投资规模的多少，通过这三方面，运用黑龙江地区水稻种植户调研数据研究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合目前政策特点，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引导和优化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从而达到提高水稻种植产量和质量。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水稻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规模效应及各要素投入对产量的影响情况。（2）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技术方面）过程分析及内、外部影响因素分析。（3）水稻种植户家庭自有劳动力在各生产节点投入情况，生产过程投入总劳动力数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4）水稻种植户固定生产性资金投入情况分析，计量分析投入可能性的影响因素。（5）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规模情况，计量分析投入规模的影响因素。122具体内容全文拟分为7部分内容，各章节具体研究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导论，分析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介绍了本研究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技术路线；确定了本研究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并对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进行了初步评价。第二部分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围绕本文研究内容，介绍本研究依托的相关理论，为本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对国内外有关农户行为、农户模型的研究进行回顾并加以评析，进一步加深本文的研究意义。通过对技术采纳行为、劳动力投入行为、资金投入行为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研究，为本论文分析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调研地区水稻生产总体情况。首先对我国水稻种植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回顾，对水稻种植研究现状和种植技术状况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国内、国际水稻生产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对佳木斯市包括桦川和桦南县种植条件和种植情况进行分析，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对调研地区水稻种植户总体特征进行描述分析。第四部分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水稻种植投入产出情况，运用2008年全国粳稻调研成本数据，从要素投入产出角度分析稻种植户生产行为。选择了同等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亩均投入与资金亩均投入对于亩均产出变化的指数回归模型。并对本论文研究假说和研究脉络进行说明。第五部分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分析。用品种采纳行为代表技术选择状况，研究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决策过程及其内外部影响因素，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计量分析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第六部分水稻种植户劳动力投入行为分析，对每个节点过程家庭自有劳动力投入数量进行统计，研究每个节点过程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对水稻种植户劳动力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运用简单回归模型对劳动力投入影响因素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分析确定水稻种植户劳动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向。第七部分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分析及结论与对策建议，对农户的固定生产性资金投入和生产性资金总投入进行统计分析，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对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运用二元Logit模型研究水稻种植户是否发生固定生产性投资行为，运用Tobit模型计量分析水稻种植户发生生产性资金投入规模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向。综合考虑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对引导和改善农户种植行为提供的政策建议，并对进一步的可能研究方向提出展望。123研究对象及重点概念的界定水稻种植户：生活于农村（可以存在外出务工情况），以家庭潜在契约关系为基础，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水稻生产的农户，可能会出现雇佣劳动力和机械生产的情况，但是家庭对生产出来的稻谷具有储存和销售拥有控制权的种植户。生产行为：农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满足一定的目标，在农作物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主要指农户在种植水稻过程中所采纳的一系列活动总称，本研究认为主要包括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生产过程中的家庭自有劳动力投入行为和生产过程中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等。品种采纳行为：水稻种植户在水稻产前对于品种选择的决策过程，本研究将水稻品种分为优质和普通两种大类，农户根据自身面临的各种条件，具有决策选择优质和普通的权利，整个决策过程及其决策结果都属于采纳行为的范畴。家庭生产性自有劳动力投入行为：水稻生产过程中，家庭自身投入的专用于水稻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不包含雇佣劳动力的情况，主要包括犁地和准备阶段劳动力投入、育苗过程劳动力投入、插秧过程中劳动力投入、除草过程中劳动力投入、施肥过程中劳动力投入、灌溉阶段劳动力投入、收获过程劳动力投入及其他管理过程的劳动力投入。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水稻生产过程中，家庭投入的专用于水稻生产的资金投入，它有可变投入和固定投入组成，可变投入包括水稻种植户购买种子费用、化肥费用、农药费用、灌溉水费用、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力和机械的投入；固定投入里笔者将大中性机械农具、运输机械、生产用房等投入按照年折旧来计算，2005年前的投入不计算在内，2005年后的投入按照总价格5年折旧来计算，对于役畜投入，主要参考当年产生购买活动时的投入，不进行折旧。可变投入与固定投入加总后得到了生产性资金总投入。13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技术路线131研究方法为实现研究目标，本文拟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具体来说，采用的分析方法如下。（1）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在实地走访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力图使研究结果建立在翔实的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在实地调研中，采取面接式访谈方式，根据研究内容设计了调查问卷，逐题询问农户。（2）逻辑演绎和归纳总结相结合：遵循过程分析，并在各过程选取了代表性的可度量和观测的行为进行研究，在对各分步主要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后，归纳总结提出政策建议，引导和改善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用定性方法提出种植户品种采纳决策时目标集，在计量选择方式中用定量的方式描述了选择偏好。（4）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在研究水稻种植户品种采纳行为时采用了计量经济学中二元Logit选择模型分析方法，在研究农户劳动力投入模型中采取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方法，在研究是否进行固定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时候采用了Logit选择模型，在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规模影响因素研究中采用了Tobit回归模型。（5）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相结合：本研究在研究农户经济行为理论基础上，分析农户生产行为特征，基于要素供给角度分析农户生产过程行为影响因素，提出相应对策，并注重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132数据来源本论文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调研数据：2010年5月黑龙江调研数据，在黑龙江调研过程中本人作为组织参与者，参与胡定寰研究员组织的东北地区水稻种植户调研，在黑龙江三大水稻产区中随机抽样，选择了黑龙江第三大水稻主产区佳木斯市作为样本市，再在佳木斯市各区县中随机抽取了桦川县和桦南县作为样本县，然后在每个县随机抽取1个乡镇，再在该乡镇随机抽取5个村，共得到了10个村。对于每个村根据预调研时取得的农户名单进行随机抽样，从而确立了305户水稻种植户作为农户样本。二是统计年鉴及统计调查资料：本研究参考的统计年鉴资料主要包括《中国农业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佳木斯统计年鉴》，模型回归中采用了《中国种植业成本数据库》里面的统计数据，其他统计相关的资料来源是从调研地区政府部门收集获得。三是其他有关参考文献上列出的统计分析资料。133技术路线技术路线见图。研究技术路线图
14论文的创新点及预期论文研究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本研究运用农户经济理论，巧妙的将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这一复杂的行为，分解可定量分析的要素投入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要素投入角度，在各个节点需求代表性的生产行为进行分析，对生产行为理论进行了完善。（2）方法上的创新：本研究对水稻种植生产行为的研究分解为三种要素投入，对每种要素投入选择和数量均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分析，理论、政策、实践相结合，论文整体研究更具备科学性。（3）调研农户数量及数据充足：本研究采用规范的随机抽样方法，调研农户数量为305户，调研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对于主要问题及主要节点，分解细致，询问翔实，数据充足，为论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文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本研究受调研经费限制，调查地区仅限于黑龙江佳木斯地区，还缺乏全国范围的调研数据；农户种植角度也限于粳稻的种植。（2）调查数据的限制，仅基于横截面数据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缺乏时间序列数据的支撑，对于农产品价格等影响因素只能获得询问式答案。
2理论基础和国内外文献综述
2理论基础和国内外文献综述21关于农户行为的研究亚当斯密（1776）认为在利润相等或者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人们选择投资途径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农业，其次是制造业，最后才是贸易业。资本家的经营活动投入的是资金，他们着眼于利润，农民的生产活动着眼的不仅仅是利润，因为他们不仅投入了资金，而且还投入了劳动，而且并非所有的要素投入都可以用市场价值来衡量（西斯蒙第，1837）。农户经营行为在当时并不是研究重点，直到俄国经济学家恰亚诺夫（1924）提出劳动均衡理论，他认为农民农场只有总收入和原材料费用是可以用客观价格单位来表达，没有工资范畴，只是用所耗费的劳动的实物单位表示劳动耗费，这主要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对于农业生产，他依然认为一般寻求最低生产成本的原理。Chihiro Nakajinma（1986）用现代经济学思想重新进行解释，他以劳动付出和收入作为自变量的效用函数，新古典消费理论以闲暇作为自变量的效用函数在农户行为研究上更为流行。Amartya KSen1966将产出的效用和劳动负效用结合,他认为农户行为可以纳入理性框架,在不完美的劳动市场,家庭农场的劳动成本与市场工作存在缺口,劳动力转移就存在可能。新古典理论在农户行为分析上主张农户生产也同企业家一样理性分配资源,利润最大化是其行为目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西奥多W舒尔茨，他提出了著名的理性小农理论，他认为农民能够让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依靠重新配置农民所拥有的要素不会对农业生产有显著增加。农民种植选取品种之间的配合，耕种的次数和耕种的深度，播种、灌溉及收获时间，人工工具选择、灌溉选择渠道和简单设备配合等方面都考虑到了边际成本和收益，各种生产要素都得到了充分利用，这就是经典的贫穷而有效率的假说。对于实际生活中农户表现出的非理性现象，舒尔茨对此解释认为：使用现在良种的预期产值在相当程度上比使用传统品种要高出不少，但是新品种有一个适应过程，它对于湿度、气温、土壤的质量、灌溉条件、施肥技术等方面的要求相比传统品种要高出很多。在这些预期的要求不能被满足的时候，相比传统的品种，现代良种的产出也许有可能会出现更低的产出。从农民自身条件来说，采纳旱涝保收、日积月累的传统品种进行生产，正是因为他们在当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限制下，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农户理性的初步判断，舒尔茨在他所著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到走集体农庄形式并不一定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正确途径。而应该是在保存传统家庭式农场生产组织形成的结构基础上，向农民提供现代化的生产要素，提供相比更有利的投资方式和机会，即出现更高投资收益的现代生产技术、优良品种，农民在追求利润的目的驱使下会产生选择创新的动机，从而完成了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和过程。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视角研究农户经济行为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统和现实素材。主要代表有马若孟（1970）、斯科特（1976）和黄宗智（1985，1990）。马若孟以1939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时中国河北和山东农民的经济行为，他认为农户有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强烈动机，农户的决策是基于劳动辛苦程度和风险承受力之间的均衡。他认为，农户对农产品价格变化非常敏感，他们尽可能将土地投入最好的用途，他们会衡量土地出租和租入土地的成本和利益，他们也会考虑各种非农业收入，并在工作之间配制劳动力，达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基于家庭收入最大化的基础上，他们有购买土地的强烈动机，他们会将租入土地得到的收入与在村外从事工作所得到的收入进行比较，同时要考虑所需要的艰苦劳动的总量，把风险程度与获得一季收成所需要的单调的艰苦劳动总量放在一起进行权衡。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科特对东南亚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强烈的生存伦理问题，农户具有强烈的互惠观，他们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基于道德，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在安排生产时以规避风险为第一位，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他们生产决策的标准是获取较为稳定的产出，即使这样决策有时候会以平均收益减少为代价；同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追求安全的动机高于追求利益的动机。如果某项新的生产技术品种存在相对较高期望收益，同时又存在预期收益不确定性和风险时，即使明知这样决策的收益低很多，农户也偏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生产技术。美国学者黄宗智以中国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小农家庭为研究对象，整合了舒尔茨、恰亚诺夫和马克思的小农理论，他分不同层次提出了农户经济行为特点，解释了不同人群的行为逻辑，对于经营农场主来说，主要表现为对最大利润的追求；对于中农来说，主要表现为满足家庭消费需求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均衡；对于小农来说，则表现为在人口、租佃和雇佣剥削关系之下，追求最有有效的维持生存的方式。通过实证分析，他总结我国农村经济发生的变迁可以归结为3种，一是单纯性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与劳动力的投入出现同步性扩展；二是过度密集化，总产出的扩展建立在单位工作日的边际报酬出现递减的条件下；三是发展，即产出或产值的扩展较劳动投入出现超越性扩展，单位工作日所产生的边际报酬也出现了相对递增的情况。小农经济存在的过密化主要是由于人口因素与可获得的资源之间出现了失衡，人口的增长出带来过剩劳动力的出现和数量的增加，并且会给生存带来高度的压力，从而导致了极端过密化情况的出现，所以过密化是人口增长的压力条件下，维持生计的一种策略，总产量虽然会有一定量的增加，而劳动生产力却不能得到一定的提高。他以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解释数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变迁。他在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过密型增长主要依靠粮食作物生产转移或过度到劳动相对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生产，棉花和桑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些经济作物以外的商品性家庭手工业副业的增长也是参与了这过密增长的过程。伴随小农经济的过密化而带来的商品化过程，黄宗智把这个过程称为过密型商品化，他分析认为，通过充分投入家庭劳动力的过程而带来相对较高的家庭收入，但这并没有带来单位工作日的生产效率和收益率的提高，这样商品化的过程也不会导致传统的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推进和延续传统小农经济。中国乡村经济停滞主要是由于过密化的结果，因此中国乡村发展需要走反过密化道路。邓大才（2006）综合了黄宗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归纳分析出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产生了不同动机与行为，他分析认为：理性农户如果出现经济利益上的刺激，小农便产生追求利润而进行创新的动机；生存农户为了满足消费和生存的需要，会产生安全第一，生存第一的动机，而没有把利润看着第一；弱势农户目标是主要是为了减少被剥削程度，追求受剥削的最小化，争取自身最大的权利，通过最小成本付出改造传统小农社会，扭转自身存在的弱势地位；效用农户满足可以用较为主观的概念效用表达，效用的目标则优于利润的目标，即小农最终追求目标是效用满足的最大化。从动态的角度研究，按照农户满足的行为与动机进行划分，可分为传统型小农阶段、商品化的小农阶段、社会化产生的小农阶段以及现代型小农阶段。国内对农户行为研究已成为我国农业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户在所从事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追求单纯的利益最大化，农户行为选择产生的目标具有多重性的特点（牛建高等,2005；张欣等,2005；孔祥斌等,2004）。孔祥智（1999）研究认为农户经济行为目标在多重性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农户侧重点不同，一类侧重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行为目标是生活消费的最大化；一类侧重于追求农产品价值的增值，行为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还有一类农户是介于两者之间。总的来说，市场化的程度越高，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就会越强，农户的社会目标伴随收入增长和逐步增强，社会目标又反过来对经济目标产生作用。史清华（1999）以山西调查数据证明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他对浙江的研究涵盖了家庭农地经营、物质资本储备、农产品生产行为、购买力问题等诸多方面。农户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产品商品率、资产专用性程度、兼业程度、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农产品市场框架结构以及农户所处的角色等方面都有可能带来行为变化（王跃生，1999；池泽新，2003）。陈传波、丁世军（2005）研究认为，农户传统生产经营活动依赖于现代投入要素和商品市场，受产前和产后相关部门的垄断，对于仅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获得的边际利润趋于零，有时可能为负，收入的多样化水平和绝对收入之间呈现出倒U形曲线关系，主要由于农户专注于风险低和收益低的生产活动，富裕农户则从事高收益的生产活动。在低收入的农村地区，收入多样化对于生计安全有积极有效的正面效应。部分学者（陈利顶等，2007）把农户行为所受的影响因素总结归纳为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两类，内部影响因素主要由家庭经营规模、家庭经营目的、家庭劳动力素质、村域风俗习惯与传统观念等组成，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含政策方面、制度方面以及自然条件约束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以后，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户行为总体上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户从事生产的目标选择集从单纯的农业行业行为转变发展到兼业行业行为；二是农户生产经营制度的选择行为逐步从创新行为转向搜寻行为程保平，2000。农户经济行为产生的变化与政府预期政策目标的之间的一致性，不仅影响对政策实际效率有显著影响，也会影响整个农村发展的方向以及发展的速度鲁礼新,2005。农户认识和感知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同样，采用行为也呈现出了不同特点。由于农村生存发展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农民耕种土地的目的，对实际耕地的各项要素投入，对耕地保护所持有的态度以及土地流转意识都会出现差异。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农户耕地保护意识在不断下降，投入意愿也在下降，短期流转意识有明显增强，耕地种地的目的主要停留在满足自家口粮上（陈美球等，2006）。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农户经济行为目标应该是一致的，由于农业生态环境具有正外部效应和无偿性，因此二者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因为生态环境破坏的无偿性，农户破坏环境没有得到相应的乘法，破坏环境的行为自然产生，从而不可避免的对生态环境有某种程度破坏，出现生态不平衡现象。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由于存在正外部效应，这又加剧了农业经济行为目标与生态农业发展的矛盾牛建高等，2005。22关于农户模型的研究对于农户来说，他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是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的，这种决策的关联性对于政府政策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分析农户生产、消费等行为就不能简单的以传统经济研究方法将其分开，必须要对其相关性和政策在关联部门的溢出效应进行探讨。20世纪20年代初，用于研究农户行为模型化方程初步建立，主要是由恰亚诺夫Chayanov在研究分析苏联小农时提出来的，他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俄罗斯农户对于工作和休闲时间的分配情况，他研究的基本假说是建立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二是农户可以自由的获得土地；三是农户自己可以决定农产品的消费与出售；四是农户有最低的收入消费水平保障。在这样有条件均衡的基础上，他认为，农户在工作和休闲上决策依据是农户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休闲的边际效用，也就是说农户从事某项生产活动的劳动投入时间直到农户评价的边际效用等于所获得商品的边际效用时才会停止。恰亚诺夫的理论并不是简单的将农户作为纯利润追求者。日本经济学家纳卡吉马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将农户非为纯劳动力户、纯消费户和混合农户3种类型，并对3种类型异同点进行了分析比较，他认为农户是一个农业企业、劳动力户和消费户的有机结合，行为准则是效用最大化。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经济学家将生产和消费分割开来，认为厂商的职能是生产，家庭的职能就是消费。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改变了过去分割的局面，开始把家庭作为小型生产单位来看，从此开始，农户分析进入了农业家庭模型（AHM）时代。贝克尔（Becker,1965）对恰亚诺夫理论进行了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新农户经济学模型。他的假说前提是把农户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两种方式的结合体，在收入约束、生产边界函数和工作时间的约束下，追求自身效用满足的最大化，他主要通过数理分析方法研究认为，农户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可以把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分开,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生产决策最优问题，随后在预期效用满足最大化的驱使下，再决策消费最优问题,也即是决策的可分性（separability）或迭代性recursiveness。Barnum等1979对农户模型作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建立了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内的系统的农户模型，他们注重延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并将其引入农户模型，将自己所生产的消费品也进入了模型，同时，对恰亚诺夫的劳动力市场缺失的假定进行进一步修正，并对恰亚诺夫的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假定进行修正，允许有劳动力市场的存在。Lopez（1984，1986）通过在农内劳动和农外劳动加上了上下班成本，直接证明了非分离性，因为其数据的问题，所以他的结论的一般性并不明朗。Arayama（1986）研究了家庭规模对家庭投入自家地劳动投入时间的影响，他通过日本地区水平的数据检验了劳动和消费的非分离性。Lofgren和Robinson（1999）在家庭模型里引入了交易成本，并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证明了家庭中只要存在消费品影子价格不是由市场外在决定，而是取决于家庭自身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家庭生产和消费觉得就是不可分离的，存在价格缺口的情况下，由于自给自足产生介于产品的卖出价格和买进价格之间的影子价格。只要存在家庭不是市场价格接受者、市场产品与自产产品不完全替代或出售和购进存在价格缺口时，市场就是不完美，不存在分离。Pitt和Rosenzweig（1986）探讨了劳动、消费的分离性，研究了农户健康状况和农场利润的关系，证明了农场利润不受农场主生病的影响。Benjamin（1992）利用1980年印尼国家社会调查数据，证明了农户劳动力分配决策独立于家庭结构的零假设。Bardhan和Udry（1999）运用数理逻辑方法证明，如果市场完善，则存在分离性，家庭生产决策目标将是利润最大化；如果市场不完善，家庭生产决策取决于家庭的偏好和禀赋。Singh和Squire（1986）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农户模型，模型中引入了价格因素、健康问题和农户与利润关系函数、农户生产健康函数等。Strauss 1986对此模型又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扩展，将信贷变量、储蓄变量以及投资变量引入了农户决策系统，将农户模型继续扩展到为同时包含了两个生产周期系统，并将农户模型从静态研究拓展到了动态过程模型分析，应用范围也扩展到了农户决策行为和政府宏观政策，将贷款和利率等政策联系到一起。美国经济学家Lau等人Kuroda et al,1980；Lau et al,1978；Adulavidhaya et al,1984，包括世界银行的专家Barnum和Squire 1979,1980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农户模型研究方法和参数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并对模型参数从估计性角度进行了经验研究。Lau等1978运用台湾调研的时间序列实证数据对农户模型进行了标志性的开拓研究，他们运用线性支出系统LES方法和对数线性支出系统LLES方法估计了各类参数的弹性变化和政策变量变化对需求方面产生的影响。在生产方面，Kurida 和YotopoulosKuroda et al,1978等经济学家通过估计Cobb-Douglas生产函数推导出了利润函数。Barnum 和Squire1979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和消费的完整的农户模型，并对马来西亚的Muda Rive207户农户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农业政策变化对农户的农产品产出价格、劳动工资率以及家庭劳动力规模等都有显著影响。Singh等1986在农户行为模型中引入了利润效应Profit effects。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不考虑利润和考虑利润两种条件下的区别，并估算出了非农产品、农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研究结果显示日本、泰国和塞拉利昂三国在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上有显著的不同。在考虑到利润效应条件下，日本的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由-087变为-035，泰国的弹性从-082变为-037，塞拉里昂的弹性从-074变为-066。另外，De Janvry Alainde （1991）、Elisabeth Sadoulet（1996）、Emmanuel Skoufias（1994）等运用农户模型对农户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上述研究基本都是假定农户模型是可分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可以分开考虑，因此对农户消费需求方面和生产供给方面都分别采用相应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估计。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从经验证据和经济理论发现农户的生产、消费决策是不可分的Lofgren Hans et al,1999。De Janvry Alainde 等1991曾经对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如果市场不存在，农户无法直接参与到市场中，农户的消费与生产决策将是不可分离的，生产则依赖于消费品的价格和农户的偏好。目前，学术界对农户行为模型的是否分离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一般来说，农户模型可分的条件是各种商品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商品具有同质性，并且农户是完全的价格接受者。Lofgren Hans 等 1999建立了一个包含交易成本和内生的农户出卖劳动、自己自足或者雇佣劳动选择的不可分的农户行为模型,并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进行分析。Taylor 2003建立了一个不可分的农户行为模型，利用中国的农户数据进行估计，发现农村劳动力汇款会使农户面临的市场限制变得宽松。研究指出农户劳动力流动对农场生产、收入和作物产量都有显著的负效用，而汇款则相反，对这些变量的效用为正。Thomas2001研究指出农户家庭内总收入的分配对产量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拒绝了标准的收入共同（income pooling）假设；Thomas et al 1994利用台湾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也拒绝了单一模型，但没有拒绝农户内部资源分配存在帕雷托效率；Thomas et al1997利用印度尼西亚的农户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指出这些地区财富由于个人控制，婚后夫妻财富的分配对该地区儿童健康存在显著的影响，从而拒绝了单一模型。Kaushik Basu2001建立一个允许男女权力间存在不对称的集体模型，结果显示，权力不对称的程度以及威胁点threat point对农户的决策有影响，并且他们各自获得的收入也会影响到农户的决策。一般而言，农户模型研究时都假定家庭内部成员在决策系统中是统一的，在深入农户内部研究中，部分学者也尝试了非合作型的决策形态。Mark R.Rosenzweig1980考虑了土地拥有地位的不同,修正了竞争性的假设,并构建了多人家庭模型。伴随博弈论发展，博弈模型思路也进入了家庭模型研究视线，Mansbr（1980），Senauer（1988）等在分析家庭决策和婚姻行为中，进行了这样的努力。对于劳动力同质和异质的讨论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在恰亚诺夫初始分析以及后来的诸多模型中，假定劳动力的无差异性，这种无差异性则简化了分析。Rosenzweig（1978）假定家庭内部男女劳动力是不完全替代的，而市场上同类劳动力可以完全替代，他针对无地农户、拥有小规模农场农户和大规模农场农户构建了统一的效用函数，把闲暇作为重要的影响因子进入函数。Udry（1996）着眼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效率，研究认为资源使用效率与性别关系密切。Marcel（1999）研究发现受过较高教育的男性的农业家庭能获得更高的非农业收入，在劳动力转移上要先于教育程度低的农户。教育对作物种植和畜禽养殖效率无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将劳动力从底生产率活动转向非农工作实施再分配实现的。在时间分配上，Pollak 和 Wachter（1975）通过家庭生产函数研究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问题。Heckman（1980）对时间分配和效用结合上做了大量研究，他把消费者在t期效用函数表示为消费效用和闲暇效用构成的凹函数，并认为目标函数是t时期内效用综合的最大化。Summer（1982）考虑了价格、家庭特征等环境因素变量构建了目标函数，在闲暇概念上也采取了非劳动时间的概念。此外，Mishra 和Goodwin（1997）等人在研究非劳动供给时使用了期望效用函数的形式，Gersbach（2001）把家庭特征结构P引入了效用函数中，对家庭结构不同导致的效用函数作出了区别。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一些学者利用农户行为模型对农户经济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评价了政策绩效。张林秀（1996）对农户行为模型的经济含义以及应用价值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任常青（1995）建立了一个在价格风险和生产风险存在的前提下，包含生产和消费的农户生产决策模型，并对陕西省县级数据（19841991年）采用回归法分析并估计了风险条件下的玉米、小麦的生产决策模型。张林秀（1996）在农户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第一次利用线形规划的模型方法，对张家港和兴化两地农民在不同政策环境下的生产行为和户行为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评估了政策效果的影响。都阳（1999，2001）通过建立家庭时间配置模型，利用1997年抽样调查的中西部6省的农户资料，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劳动力供给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中运用Probit模型对非农劳动供给的决定、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进行了计量分析，评估了劳动力市场完善和人力资本积累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配置的模式产生的影响。曹轶英（2001）利用农户行为模型对农户的微观经济行为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农户粮食净销售的测定，明确了影响农户行为的主要因素，同时通过建立农户微观行为方程，论证了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大批学者利用农户行为模型考察我国农户对劳动力配置（曹阳等,2005；方松海，2008）、农地规模包括兼业程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蔡基宏，2005）、农户决策行为分析（杨慕义，1999）。这些研究都是把农户作为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整体来综合分析农户各种行为反应方面的研究，是农户行为模型在国内的运用。23农户采纳行为研究Schultz（1975）认为在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时主要应考虑农户对新的农业技术的接受速度、对新的农业技术的寻求和学习使用。他认为有利性差别是解释农业新技术接受速度的有力解释变量，而不是人性、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差别。决定有利性因素主要有：绝对产量的增加、产量和价格的波动以及由此造成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譬如，制度因素是影响农户的接受速度的重要解释变量。后来的研究大体沿两条路线进行：一条路线是通过建立以效用和预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采纳新技术行为模型，从理论上对影响农户采纳行为的因素进行定性分析。例如，1986年Caswell和Ziberman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分析井深和土地质量对滴灌和喷灌选择行为的影响。另一条路线通过对实地调查数据的分析，找出影响农户技术采纳的因素以及影响强度。例如，1996年，Barkley和Porter利用美国堪萨斯州9个观测点20年的数据，找出影响小麦品种选择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品种的生产特征和质量。运用理论框架分析：Hiebert假定采纳者是风险厌恶型的，运用随机生产函数研究不确定性和不完美信息对肥料采纳的影响，Hiebert假定只有可变成本对采纳行为带来影响，不完美的产出信息通过肥料的主观的随机的生产函数来表现。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厌恶同现代作物生产体系中土地少和肥料使用量少有一定的联系，采纳可能性同产量有正相关关系。如果不同的采纳者有不同的辨认和分析信息的能力，那么采纳可能性同生产者的技能有确定的联系，即存在正相关关系。正如Hiebert（1976）指出的，这些理论上的结果是Nelson、Phelps以及Welch研究的结果的延伸，另外，采纳可能性的增加也对农村自然环境的改善起一定的作用，良好的自然环境（良好的土壤和充足的水分）可以增加预期的产出，增加采纳可能性。Feder（1980）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只同新的需要使用肥料的作物品种有联系，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传统的作物品种。Feder用不变的生产规模报酬形式的公式Y=F（x） G（x）e作为新的作物的随机生产函数模型，其中Y代表产出，x投入要素的数量，e是随机干扰项，均值为0；他同时假定采纳者是风险厌恶型的，并且采纳新的作物品种不需要任何固定的初始成本。通过这个框架体系，Feder研究发现，新技术的每公亩采用量与风险厌恶没有关系，与产量不确定性也没有必然联系，当农户没有严格的信用约束时，与农场的规模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些事实条件下，风险仅仅影响新旧作物采纳在现有土地上的分配，这一点和Hiebert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考虑到与土地分配相关的农场规模的影响，Feder认为，现代作物的报酬主要取决于风险厌恶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明确的理论，但是如果效用被解释为超过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那么现代作物的的土地报酬随着农场的规模增加而增加。Feder等也认为农户受教育水平程度的高低与农户是否采用新技术呈高度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对新技术的早期采纳者尤其明显。Ervin（1982）研究同样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新技术的可能性要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并且还发现年纪轻的农户倾向于采纳水土保持技术而放弃传统技术。Just和Ziberman（1980）在Feder研究的基础上，用同样的随机生产函数模型将所有的投入都考虑在内。研究结果显示，新技术的采纳增加或者减少不仅取决于这种投入是风险降低的还是风险增加的，也取决于相应的采纳者是风险偏好者还是风险厌恶者。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说明了与产出相关的量在技术选择中充当了重要的解释变量。特别是当新技术与传统技术在产出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且新技术的风险性显著高于传统技术，那么大农户倾向于比小农户使用更多的土地采纳新技术，伴随着农户的财产的增加，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呈下降趋势。Feder、Omara、Just、Zilberman和Rausser（1981）的研究结果均表明与新技术相关的交易成本以及获取信息的费用能够解释农场规模和农作物报酬之间的关系。他们同时论证，在特定的时期，当农场规模低于一个特定的临界标准时，此时农户将不采纳新技术，该特定的临界标准随着交易成本和获取信息成本的增加而增加。Leather和Smale（1991）建立了一个学习模型来解释农户采纳新技术的不完全性。他们指出，农民通过前一期采纳新技术的信息来判断这种整套新技术能否赢利，判断结果将为本期是否采纳整套新技术提供决策依据。假如判断符合农民的预期标准，那么农民将倾向于本期采纳整套新技术。Wozniak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的因素。他认为，农户的身体状况也可能影响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因为身体状况影响到农户的生产行为和有关生产的决策行为，同时农户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将影响农户获取有关新技术信息的能力。一般认为，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身体状况相对差的农户对农业新技术需求较弱。Hicks、Hayami、Ruttan和Binswanger（1980）也对农业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过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农业技术诱导理论。他们指出，农户的耕地禀赋和收入将会对农业技术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当某种资源变得稀缺时，会诱导农民采用某种新技术，节约该种资源的消费量，从而提高该种新技术的采纳可能性。Fischer和Lindner充分意识到了农户之间的很多差异，譬如劳动力资源、土壤质量等，这些差异引起了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行为的差异。农户对自身定位比较明确，对自身情况有了良好的把握，采纳行为发生前往往要用预期的平均利润来补偿自身的不足（劳动力资源、土壤质量等）。如果在农户和现实的信息资源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时，农户在采纳该项新技术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以及了解更加长远的评价。Lindner后来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正因为农户获得信息存在差异，所以规模越大的农户采纳新技术越早。他把新技术采纳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发现阶段，也即是从新技术的可利用阶段到对新技术的认知阶段，第二阶段是评价阶段，即从认知阶段到最后的使用阶段。他假定农户在不断的搜寻和学习新的更好的技术，这些活动受到预期收益的影响。规模大的农户对技术的预期要比规模小的农户高，所以他们投入搜寻和学习的精力也相应的多，因此，他们的发现阶段时间要明显的少于规模小的农户，也即是第一阶段所用时间相对的缩短了。规模大的农户往往在产生预期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一些小范围的尝试，得到了一些内部信息，从而也缩短了他们用于评价阶段的时间。通常规模大的农户在认知阶段和评价阶段所用时间都比规模小的农户要少。Rogers（1983）把技术扩散定义为：一种新技术经过一段时间，通过一定的渠道在社会系统成员中交流的过程。农业技术扩散则是一种农业新技术通过一定的时间和渠道，在农民群体中交流的过程，一般要经过突破阶段、紧要阶段、跟随阶段（自我推动阶段）和从众阶段。Wilkening、Beal、Bohlen和Shoemake（1961）从农户采纳的角度分析认为创新采纳是一个学习过程，心理学家认为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情况下，个体学习和接受某种创新一般要经过特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意识阶段、评价阶段、试用阶段、采纳阶段。每个阶段开始于上一阶段的结束的时候，意识阶段是农户了解有关新技术创新的一些情况，评价阶段也称为劝说阶段，这个阶段农户将对他们原先的实践情况与新技术的期望值进行对比，对比的结果就是接受或者拒绝。试用阶段是在前一阶段的接受的基础上，进行小范围的试验，试验成功则进入下一阶段，也即是采纳阶段，这一阶段农户将大范围采纳该项新技术。Rogers和Shoemaker（1971）研究指出农户采纳新技术行为在时间上分布符合S形曲线。在这个曲线当中，农户采纳者在时间上被分为5种：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大多数、后期大多数、落后者。创新者，此类农户具有冒险精神，他们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社交圈子较为广泛，因此往往能够从系统外部引入创新的思想和技术；早期采纳者，此类农户与当地的社会关系联系更为紧密，他们能够把握舆论导向，并且可以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扩散速度；早期大多数者，在人际关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接受农业技术创新，因此采纳农业技术创新将更为谨慎和小心；后期大多数者，他们采纳农业新技术会抱一种怀疑态度，只有大多数农户采纳了该项农业技术创新以后，他们才会作做出采纳决策；落后者，此类农户几乎不受周围的舆论导向的影响，他们与社会系统基本处于隔离状态，他们参考的对象往往是过去，只有当他们确信采纳该项新技术没有失败可能时，他们才会做出采纳决策。运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Omara（1980）通过对墨西哥农户采用水稻新品种来研究预期风险对农户采用水稻新品种的影响，这种预期风险用农户对水稻新品种的预期产量来表示，农户对新品种预期产量的高低影响农户采纳该品种的可能性。Kebede（1992）通过对埃塞俄比亚农户的采纳行为分析，发现农户采纳行为受到农户的风险规避的影响。他认为，对于有非农产业收入的农户，家庭收入、农场规模、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以及从事农业的经验与农户风险规避行为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如果没有非农收入，则会呈正相关关系。Saha，Love和Schwart（1994）分析了在不完全信息扩散条件下生长激素的采纳行为，他们将农户决策过程分为3个阶段：了解这种技术、决定采纳和采纳强度。他们研究发现农户的年龄以及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纳行为有重要影响，农场规模对于是否采纳该技术有正影响，越是没有经验的农户就越可能成为早期采纳者。农场规模和教育水平在农户决策过程3个阶段都是正的和显著的，这就说明规模越大、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更愿意去认识和采纳该技术，而且采纳的强度会更大。Dorfman（1996）研究了两种生产技术的组合问题，这两种技术改进了的灌溉技术和整合了的害虫防治技术，Dorfman认为，从事非农业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不采纳新技术，从事农业程度高的农户，采纳积极性高于从事非农业程度高的农民。Kaliba（1997）也利用Heckman模型研究坦桑尼亚农户采纳奶牛养殖技术，研究认为农户性别、年龄、家庭劳动力、土地规模都对农户采纳奶牛养殖技术行为产生影响。Dong（1998）利用Probit和Tobit模型研究了印度农户采纳高产新品种行为，研究认为家庭人口少和年龄大的农户更愿意采纳该项新技术。他认为许多新技术的采纳不能用诸如缺少信贷、经营规模小、人力资本匮乏等因素完全解释，由于新技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农户往往愿意观望，他认为关键不是研究是否采纳而是要研究农户何时采纳问题。Tangata（2003）等在对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调研的基础上，利用Logit模型分析调研数据，发现农户的年龄、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人数会影响到农户采纳新技术，其中农户年龄与采纳新技术呈负相关关系，即年纪轻的农户更愿意采纳该技术。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与采纳该技术呈负相关关系，即家庭农业劳动力人口越多，采纳该技术的可能性将越大。Wozniak（1993）同样利用Probit和Logit模型分析美国农户采纳饲料添加剂的情况，研究发现农户的教育水平、信息源与农户采纳行为呈高度正相关，经常与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接触的农户采纳新技术概率要高于很少去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农户。生产规模大的农户比小规模的农户更愿意获取信息，因此采纳概率更高。后来他把技术分为：大范围推广的成熟技术、刚刚开始推广的新技术。把农户接受信息的来源分为4类：主动接受与被动接受公共部门（农业推广部门）信息、主动被动接受私人部门（农业公司）信息。研究认为，信息对于农户技术的早期采用更为有用。各种不同来源的信息互为补充。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更愿意采纳新技术，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倾向于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获得信息。Doss（2001）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研究农户行为，他通过非洲农民技术选择研究，认为性别影响劳动力、土地规模、土地产权、各种农业投入、技术推广服务等因素，通过这些因素作为中介来影响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的。Korsching（1984）在Rogers和Shoemaker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归纳：创新者约占农户总数的25%；早期采纳者约占农户总数的135%，早期大多数约占农户总数的34%，后期大多数约占农户总数的34%，落后者包括没有采纳者约占农户总数的16%。目前，国内农户采纳行为的相关方面研究资料很少，国内的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分析主要以实证分析为主。运用理论框架分析：蒋太碧（1998）等从农业产业特征的角度分析了农户采纳行为的特点，他们认为，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传统农业中农民资本稀少，规模狭小，农民的文化水平低等因素导致了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李建华（1996）等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他认为农业科技成果周期长及其先进性和实用性的问题，影响农户采纳新的技术成果。朱方长（2004）研究认为，不同的采纳类农户的主要社会变量包括：社会经济变量、个性变量、沟通行为变量，其中社会经济变量包括文化教育程度、收入、生活水平、富裕程度、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声望等。一般来说早期采纳者比后期采纳者接受过更多的正规教育，即往往比后期采纳者具有更高的文化修养。个性变量，主要指采纳新技术的态度，一般来说早期采纳者比后期采纳者具有相对开放的观念体系，他们采纳新技术抱有更积极的态度，他们更相信科学，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和塑造自己的将来。沟通行为变量，主要表现为人际网络、接受信息渠道等方面，一般来说，早期采纳者具有更多的人际关系网络，阅历更为丰富，与农业科技推广组织有更多的联系和接触，并且拥有更多的渠道接触大众媒体，他们比后期采纳者更主动搜寻有关农业技术创新的信息，具有更强的控制舆论导向的能力。吕玲丽从另一个的角度研究农户采纳新技术的行为，她认为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市场品种应该是多元化，然而我国农户在采纳新技术过程中，存在非常严重的模仿风，这样容易造成较大范围的机构趋同现象，同一产品会出现过剩，达不到结构调整的目的。为此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少农户之间的盲目模仿现象。她认为农户选择新技术主要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农户选择新技术易受心理素质及其资金水平的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也会影响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宣传部门宣传不够全面会误导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不足限制了农户对新技术采纳的选择范围。结合影响因素，吕玲丽（2000）认为防止跟风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经营决策水平，为农民充分选择技术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应当提高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水平，充分发挥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康涛（2001）等人从农业推广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贫困地区农户对采纳新技术有安贫心理、依赖心理、自卑心理、急于致富心理，农本心理、自给心理、守旧心理、求稳心理以及从众心理。他认为，为了提高科学技术的转化率，应该努力提高贫困地区的农民科技致富意识，增强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信心，培育农民采纳科学技术的本领创造农民采纳科学技术的良好的外部条件。要从加强科技的实用性和质量以及农业推广队伍建设等方面为农民采纳科学技术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徐勋华（2001）在分析农民采用农业技术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农民自身、农业产业特征、农业科技供给因素、农业推广机制、环境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妨碍农民采用先进科技的制约因素，提出了提高农民采用先进农业技术应该发展农村教育，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增大农技投资力度，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市场、农业风险保障机制。运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袁飞（1993）等以浙江为例分析了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他们认为，人均收入高地区农户劳动力机会成本大，农户在技术选择上倾向与节约劳动力且能增加产出的新技术。林毅夫（1994）通过对湖南5个县500户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杂交水稻技术采纳行为，研究表明农户的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纳杂交水稻的概率和采纳密度均有显著的正效应，农户从事农业的经验对于技术采纳行为也存在正相关。朱希刚（1995）在对云南和贵州6个乡289户农户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经济实力强的农户采纳杂交玉米的概率较大，而远离集镇和少数民族农户以及非农收入比重较高的农户采纳杂交玉米的概率较小。汪三贵通过对云南省和贵州省289户农户调查，运用农户预期期望函数以及Logit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完备条件下贫困农户采纳新技术的行为，研究认为正因为信息传播不完善，造成很多农户技术内容和效果不了解，从而放弃、推迟或减少了新技术的采用。家庭财产状况和户主的教育水平并不对相对简单且成本不高的新技术采纳产生影响。汪三贵（1996）研究认为贫困地区农户技术选择行为总体上是风险规避型的，对于风险寻求型农户往往以好年景收益来决策，风险规避型的往往以坏年景来决策，中立型的会以长期边际收益线来决策。影响农户技术采纳的主观风险是由于信息不完备造成的，不能正确估计投入产出，结果往往是高估边际成本而使技术采纳量下降。赵龙群（1997）等人在对山东461户农户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目前农户采用先进科技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解决措施，研究认为目前农户采纳行为最大的变化是因为农户有了选用科学技术的自主权，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增加经济收入。他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农民采纳农业新技术：建设以政府农业科技服务机构为主题的多元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农村组织建设；加大培养农村经济建设急需人才；采取多种方式培训农民，拓宽农民采纳科技的渠道；稳定发展农业科技服务队伍。陈继宁在对武胜县200户农户的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农民采用新技术主要受以下几种因素影响：经济效益、产量、土地经营规模、劳动力、文化程度、政府干预以及社区邻里的影响。陈继宁认为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最后决策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追求赢利最大化已经替代了追求产量最大化成为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同时他还提出了几点加快农业新技术采纳力度的措施：提高农业新技术的经济效益；加强良种繁育，提高农业产量；逐步推广农业湿度规模经营；建立农村劳务市场；大力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科技素质；制定优惠政策，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邻里社区对农技推广的积极作用（陈继宁，1998）。胡瑞法（1998）通过对浙江15个县43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村妇女在水稻生产计划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决策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认为，家庭人口较多的家庭，非农收入较少的家庭妇女进行决策可能性较小，并且妇女的年龄以及妇女本身的职业都会影响妇女在水稻生产计划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决策中所起的作用。黄季焜、胡瑞法（1998）在对黑龙江、河南、四川和浙江196户农户调研基础上，运用农户技术选择模型分析认为：人均收入高的农户倾向于选择优质技术和节约劳动型技术，人均收入低的农户对优质技术和节约劳动力需求愿望不强，他们倾向于高产技术和节约资金型技术。人均订购粮任务高的地区农户倾向于选择高产技术。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单位面积物质投入就多，人均耕地与资金节约型技术有负相关关系。此外农民的年龄和性别也对技术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年龄大的倾向于高产与节约资金型技术，而妇女倾向于优质技术与节约劳动力型技术。与此相对，宋军（1998）在研究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发现，女性往往愿意采纳节约劳动和高产技术，男性偏向与选择节约资金型和优质技术，二者研究结果存在一些偏差。唐永金（1998）在对山区农户考察的基础上，发现由于山区自然条件差，农业生产水平低，农民采纳创新的首先考虑是增加产量，家庭需要是采用创新的第一原因。高启杰（1999）通过对3类地区农户对3种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状况，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农户与推广人员接触的频率、大众媒介的使用频率、农户拥有的农业科技书籍与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有正相关关系。黄季焜（1999）通过建立农业技术选择行为模型对农业技术从产生到采纳整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政府、农业科研人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在农户的技术需求上认识上有显著的差异。他认为农户的耕地面积，人均纯收入以及农户自身的因素都对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产生影响。朱明芬、李南田（2001）通过对浙江省500户农户的调查，发现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非常被动，而且需求不足，农业技术需求和供给不相适应。为此必须改善行为环境，引导行为主体，改变传播方式，改进技术类型才能促进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力度。陈会英（2001）通过对山东100户农户的调查研究，研究发现我国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这种体制也暴露了弊端规模不经济。小规模不仅影响了农户的资金积累，而且也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效果，同时也导致农户技术采纳目标的短期化。张舰（2002）等人运用对彰武县200户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年龄、地区差异和户主从事非农业程度对大棚技术采用具有显著影响，农户越年轻越倾向于采纳新技术，户主从事非农业程度越高越不愿意采纳新技术，此外劳动力数量、土地特征以及地形特征对新技术的采纳基本没有影响。张舰建议农业推广机构应该将新技术的接受对象定位在年轻并且从事非农业程度低的农户，并且在推广过程中注意试验和示范，增加周围农户对新技术的了解和信心。韩青、谭向勇（2004）通过对山西农户的调查资料，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农户灌溉技术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对再灌溉技术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粮食作物一般采用利用率较低的传统技术，经济作物一般采用水利用率较高的现代技术，水资源稀缺程度会影响农户的灌溉技术选择，水价和政府扶持对经济作物灌溉技术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粮食作物的灌溉技术选择几乎没有影响。秦文利（2004）利用对河北临漳县4个行政村100户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的素质角度分析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该研究表明农户素质对新技术的采纳过程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提高农业新技术的采纳力度，应该构建高水平的农户素质培训工程，制定农业推广计划，改进农业推广方式，从本质上提高农业新技术的采纳可能性。目前，国内外技术采纳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类：是否采纳（包括采纳程度）；何时采纳。一类研究是从采纳结果的角度来探讨农户采纳行为，另一类是从农户采纳创新的速度的角度来探讨农户采纳行为。国内外研究农户采纳行为基本上都是从以下4个角度来研究：农户个人特征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风险变量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信息变量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技术诱导因素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农户的自身特征主要是指农户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身体状况以及农户自身的其他特征等。农户个人特征对农户采纳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风险因素主要是从农户的风险偏好的角度来研究农户采纳行为的，并且研究相关的其他因素对风险偏好的影响。信息变量主要是从获得信息的成本等方面来研究其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这一类变量一般采用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教育程度、农场规模的大小等。技术性诱导因素主要包括农户的家庭收入、耕地禀赋、劳动力禀赋等，这些方面也会对农户采纳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24关于农户劳动力投入行为的研究国外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时期。WilliamPetty1690、Adam Smith1776、David Ricardo1817、Freidrich Liszt1841是劳动力配置问题研究的先驱。西方发展经济学全面建立起劳动力配置研究的理论框架。WALewis1954、CHFei & GRains1961、DWJorgenson1961、MOTodaro1969、Stark1991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劳动力配置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理论。从近年文献来看，对于劳动力配置的研究并没有新的重大思路和理论出现，目前国外的研究多数仍是沿着经典理论思路展开。Banerjee1991、Decressin1995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以迁移者收入最大化为标准，分析了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动因和影响因素。Spilimbergo1999）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发现利率水平、工人平均工资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配置的重要因素。Jan KBrueckner & Yves Zenou1999通过引入土地效率因素，扩展了托达罗模型，发现土地租金增加对劳动力转移有限制作用。John Gilbert & Thomas Wahl2003、Thijsten Raa & Haoran Pan2005分别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影响劳动力配置的动因和障碍因素，特别考察了贸易、资本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西方经典理论也构成了我国劳动力配置研究的理论基础，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政府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1980年以后，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矛盾逐渐凸显，才逐渐有学者关注此问题。虽然我国对于农村劳动力配置问题研究得比较晚，但比较完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吉元、胡必亮（1994）将三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联系起来，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入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二元境界结构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推理来源于农业部门内部的供给，拉力来源于非农业部门的需求。与二元经济结构相比，三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来源于两个拉力，即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内部工业部门的共同作用；推理也比较特殊，体现在农业部门内部与来自外部的非经济因素所引起的推力共存。胡鞍钢（1997）利用劳动耕地比例的方法估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计算结果是1995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5万人。李实（1997）、杜鹰（1997）、都阳（2001）等人从收入、资源禀赋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动因，认为农业收入偏低和资源禀赋缺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2）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推算农业生产总量达到最大时，各生产要素（仅指劳动力与耕地）按最优配置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推算的结果是1999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7亿人。蔡昉（2003）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因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而改革开放以来日趋扩大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除了城乡收入差异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宏观因索外，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因素还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经济社会因素。危丽、杨先斌（2005）运用静态博弈方法,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选取两个角度：一是低素质农村劳动力转移；二是差别素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对托达罗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做出说明。 白云涛、甘小文（2005）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动态预测模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稳态和长期趋势进行预测。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高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方法规范、视角独到的研究分别从微观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分析了经济社会因素对流动决策的影响。赵耀辉（1995）研究结论为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但土地拥有量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显著，并且外出者中年轻、未婚男性居多。非农产业有显著的影响朱农（2002）采用一种Probit模型的结构方程 Structural equation 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及收入差距的来源。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显著影响迁移决策，并且女性的城乡收入差距要高于男性。婚姻状况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首要解释为已婚劳动者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程名望、史清华和徐剑侠（2006）的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的Logit模型估计和基于微观经济变量的描述性分析指出：城镇的拉力特别是城镇工业技术进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性别、家庭收入、区位等因素的差异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明显的影响。盛来运（2007）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等多层面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并利用农村住户调查34 000户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外出决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农民个体而言，劳动力外出行为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对于家庭所在社区而言，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性；从制度层面来说，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变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影响。李晓春、马轶群（2004）考虑到现在还在我国普遍实行的农村与城市分离的户口政策，根据流向城市的农村户口劳动力的去向，将城市部门分为两个部门，建立了一个哈利斯托达罗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并用这个模型分析了农村户口劳动力向城市劳动转移的经济效果。程名望等（2005）的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已经由依靠农村转变为依靠城镇拉力，因而解决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工作思路，应尽快转移到如何增强城镇拉力，特别是在户籍、子女入学、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建立完善的劳动力转移市场。25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Steigum（1983）指出，对于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学派。一是调整成本理论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假设农户投入资金的可得性不受限制，最优的长期资本存量应该是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和技术进步等变量的函数；与调整成本理论对应的另一学派则比较强调金融变量在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Lewis等（1988）在研究澳大利亚农业问题时得出的结论是，资本的使用成本是影响农户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农户收入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对于农户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Reardon等（1994）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非洲农户的非农收入和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非农活动的增加有时会使农户的农业投资减少，但非农收入有时也会被用于农户投资。Jacoby等（1995）指出，加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利于农户增加土地投资。Bjomson,Brucecd（1995）研究了商业周期对农地投资的影响，指出：19611990年的农地投资回报率显著地受到商业周期资本市场风险状况和贴现率的影响。Upton Martio（1996）认为，投资是有风险的，当投资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农民才愿意投资。农民进行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市场的不确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灵3个方面。Gruyte（1996）通过对19491991年荷兰农业投资数据分析发现：存在金融状况的约束下，影响农业投资的显著因素有资产资本比、贴现率、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而储蓄并不会对农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2000年以后，国内关于农户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也日趋丰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承芳、张林秀和樊胜根2002 利用江苏省300个农户19931999年的调查资料,分别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农户的非农就业比例、借贷的可获得性、土地规模、房屋资产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是影响显著。同一年，郭敏、屈艳芳（2002）利用19872000年的统计资料，采用双对数计量模型来逐一分析各因素与农户投资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收入、农地收益水平、农业贷款资金和农户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农户投资起着正向促进作用，而农地规模与农户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陈铭恩、温思美（2004）认为郭敏、屈艳芳对于现阶段我国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陈铭恩等对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非农产业替代、土地产权强度、投资边际收益3个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辛翔飞、秦富（2005）通过建立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又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分析发现，农户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支出和地区差异是影响我国农户生产性投资的主要因素。刘荣茂、马林靖（2006）利用南京市200个农户2004年截面数据，分别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是否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和影响农户投资规模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生产性投资受到非农就业程度、土地规模、信贷能力、教育培训支出、生产资料购入价格和公共投资设施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马骥（2006）还利用2006年对河北省和山东省200个农户的调查资料，通过建立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对华北平原农户冬小麦和夏玉米两种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农户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的因素除化肥价格、家庭非农收入、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等基本特征变量外,还包括土壤质量、种植目的、是否接受过施肥指导、是否施用有机肥和农户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刘荣茂、马林靖（2006）以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因素；运用Tobit模型探讨影响农户投资规模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到非农就业程度、土地规模、信贷能力、教育培训支出、生产资料购入价格、公共投资设施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焦俊党等（2007）根据对巩义市山地丘陵区100家农户投资行为的调研分析，认为农户投资与区域环境关系有以下关系：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投资，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农户投资愿望相对强烈，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自然环境对农户投资影响程度降低，社会环境的影响能力上升。金英兰（2010）总结了农户投资行为中表现出的四大特征，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数据，利用双对数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收入与投资高度正相关，农地收益水平与投资相关水平较强，如果农民非农收入高将转向兼业，不利于粮食安全。Steigum（1983）认为，对于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学派。一是调整成本理论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假定农户投入资金的可得性不受限制，最优的长期资本存量应是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和技术进步等变量的函数；与调整成本理论对应的另一学派则比较强调金融变量在投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对于农户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Reardon等（1994）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出发来研究非洲农户非农收入和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非农活动的增加有时会使农户的农业投资减少，但非农收入有时也会被用于农户投资。Jacoby等（1997）指出，加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助于农户增加土地投资和土壤改良。Upton Martio（1996）认为，投资是有风险的，当投资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农民才愿意投资。农民进行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市场的不确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灵3个方面。Gruyte（1996）通过对19491991年荷兰农业投资数据分析发现：存在金融状况的约束下，影响农业投资的显著因素有资产资本比、贴现率、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而储蓄并不会对农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2000年以后，国内关于农户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也日趋丰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承芳、张林秀和樊胜根2002 利用江苏省300个农户19931999年的调查资料,分别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农户的非农就业比例、借贷的可获得性、土地规模、房屋资产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是影响显著。同一年，郭敏、屈艳芳（2002）利用19872000年的统计资料，采用双对数计量模型来逐一分析各因素与农户投资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收入、农地收益水平、农业贷款资金和农户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农户投资起着正向促进作用，而农地规模与农户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辛翔飞、秦富（2005）通过建立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又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分析发现，农户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支出和地区差异是影响我国农户生产性投资的主要因素。刘荣茂、马林靖（2006）利用南京市200个农户2004年截面数据，分别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是否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和影响农户投资规模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生产性投资受到非农就业程度、土地规模、信贷能力、教育培训支出、生产资料购入价格和公共投资设施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马骥（2006）还利用2006年对河北省和山东省200个农户的调查资料，通过建立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对华北平原农户冬小麦和夏玉米两种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农户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的因素除化肥价格、家庭非农收入、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等基本特征变量外,还包括土壤质量、种植目的、是否接受过施肥指导、是否施用有机肥和农户对待风险的态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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