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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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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消除了很多人对于元代的误解。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由武人统治从而使整个社会都缺乏文化气质的时代。相反，元代的文人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他们优游其中，为后世留下不朽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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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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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蒙元统治时期，中国诗文书画的基本观念形态作为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对影响文艺观念的哲学思潮、政治格局与士人心态进行探讨，并以此深入地阐释各个时期诗文思想与书画观念的生成与演变。在分析诗文与书画相异理论体系的同时，还特别关注二者相交融的内在肌理，例如以书入画、诗画合璧、诗书画一体等都是本书所要关注的理论问题。对元代的文学与艺术观念进行相关性研究，不仅可以从不同视角认识、理解元代的文艺创作成就，也可以在契合文人趣味的艺术形态（诗文书画）中，深入思考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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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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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博涵，男，汉族，1981年生，河北曲阳人。中共党员，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思想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现供职于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学术研究处。主要从事国学研究与传播工作，致力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国学发展史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等领域的研究。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故宫博物院院刊》《北方论丛》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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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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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蒙元初期士人的文化认同及其文学观念
第一节 士人地位的提升与努力
第二节 理学北传与士人的道德践履
一、赵复与理学的北传
二、郝经之学与其道德践履
三、许衡的天命观及其实践
第三节 自得而有用的文学观念
一、文学实用功能的突出
二、文学创作中的自得
第二章 至元大德间的诗文思想
第一节 士人的参政热情与士风问题
一、士人积极的参政热情
二、吏弊问题与士人心态
三、士人振作士气的几种方式
第二节 实学与文学思想
一、自得有用的文章观
二、文以载道说的复兴
三、文章创作的气骨
第三节 文学复古与南方观念
一、宗唐得古说
二、性情诗学的回归
第四节 方回的诗学思想
一、格高论与一祖三宗说
二、风韵之美与晚年趣味
第三章 延祐以后诗文思想的演变
第一节 世运迁转与士人心态的变化
一、延祐前后的盛世印象
二、士人的社会担当
三、世运之变与士人的淡泊
第二节 理学与文学思想
一、雅正与中和正大之音
二、性情之正与情性之真
三、文道浸润的浙东文章
第三节 隐逸与文学思想的演变
一、隐逸之趣与文人高致
二、境趣与人心之诗
三、情性说与铁崖体
第四节 元末诗学的风雅正变
一、风雅诗集的编纂与言志说
二、戴良的心态与创作倾向
第四章 复古与元代书画观念的形成
第一节 重视心法自得的北方书学观
一、书法即心法与由技入道
二、自得之妙与对颜真卿书法的宗尚
第二节 赵孟頫与书画艺术的复古主张
一、北上大都与对书画创作的反思
二、作画贵有古意的提出及其意义
三、书法复古与用笔千古不易
第五章 诗书画交融的文艺思想形态
第一节 逸气与诗书画的融贯
一、文人的雅逸生活与闲散自娱
二、逸气呈现与文人墨戏
第二节 诗书画合一与同题集咏的生命寄托
一、三绝艺术的创作与收藏
二、同题集咏对元末性情自适的缅怀
三、明初文人的身心安顿与生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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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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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至元大德间的诗文思想
至元年间，随着蒙古政权对南宋的征服，南北实现了自南渡以来的未曾有过的统一。尽管征服南宋在忽必烈看来只是征服世界的一小部分，但对于身处汉地的士人来说，统一意味着一种新生活的到来。这种生活不再具有征战的恐惧与离散的艰辛，只要时机许可，士人甚至还可以参与到蒙古政权当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壮志。忽必烈不会忘记他的汉族谋士们在其争夺汗位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的治国策略亦开始接受汉地采用汉制礼仪的方法，从中统元年设立翰林学士院到至元元年奏行祭祀之礼，再到至元八年取《周易》乾元之意，建立大元的国号，始制朝仪等等，这一切不无表示一个正统化的中原王朝正在成立，它的基本建制几乎都延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汉族士人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地参与政务，为忽必烈的国家统治出谋划策，他们的事功观念对倡导文学的实用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思想进一步加深了自得而有用的观念，是对前期文学思想的深化。作为被征服的地域，南方遭受到的破坏要远远小于北方，那里的士人仍然可以享用它的物质文化资源。但其政治影响却如逝水东流，一去不返，加上元廷对南方士人的种族划分，可以说，南方深厚的文化积淀不再具备重要的政治价值。士人在摆脱了科场举业之后，开始在私人领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对诗学复古的关注以及对性情的声张，都预示着南方观念开始进入主流文坛，并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
第一节士人的参政热情与士风问题
北方士人在金蒙之际表现出积极的参政热情，这与蒙古贵族对治道之士的器重是有很大关系的。然而，在蒙元初期取缔科举考试的情况下，执政者对朝廷如何选拔有用之才，并没有一定的评价标准，往往是吏道杂而多端。仕途的泛滥之弊对有识之士的出处心态影响深远。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元初士风均呈现出颓弊之势，而如何振作士气，改变士风，成为士人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
一、士人积极的参政热情
忽必烈接纳汉族士人、以汉法治理汉地的策略早在潜邸时期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中统建元之后，屡有大臣上书建言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设置国家机构以实现政权的稳定统治，这无疑印证了耶律楚材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的主张。[1]
潜邸时期的刘秉忠是与耶律楚材有着同等谋略的士人，在遭际忽必烈以后，他上书数万言，以陈说治国之策，其基本思想是恢复历代以来所丧失的典章、礼乐、法度、以及三纲五常之教的儒家治国之道。与耶律楚材一样，他提出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主张，尤为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国家广大如天，万中取一，以养天下名士宿儒之无营运产业者，使不致困穷。或有营运产业者，会前圣旨种养应输差税，其余大小杂泛并行蠲免，使自给养，实国家养才励人之大也。而学校的修建、礼乐的恢复以及科举的设置则成为实现国家修养生息、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至元初，刘秉忠在忽必烈的指示下建设中都，并奏请以中都为大都，建立国号曰大元，史称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2]多桑在其《蒙古史》中说：忽必烈在位以前，诸司草创，设官甚简，重权皆在武臣名达鲁花赤者之手。此辈执印治事，其权重于相臣。至是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定内外官制，于是置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设司天台一所，定军将宫臣之官制。[3]元初的这种建制一方面压制了正在增长的蒙古贵族的特权；另一方面也使一个善于征战的游牧民族改变了固有的种族特征，开始认同中原人的生活方式。其有利的一面在于能够稳定众多汉地士人的亡国情绪，并激发他们的参政热情。其不足则是汉化的蒙古贵族在享受定居生活的舒适与奢侈的同时，丧失的是草原民族那种为生存而抗争的凝聚力与强大活力，这也是窝阔台家族屡屡挑战忽必烈汗位的一个重要借口。无论如何，蒙古人的此种汉化倾向确实得到了大多数士人的支持，他们的建言上书无不代表着那个时期士人积极的参政热情。
至元初，金末进士孟攀鳞被召，条陈政事七十事，大抵以郊祀天地，祠太庙，制礼乐，建学校，行科举等儒家礼制为主。[4]又卫辉路总管陈祐上书元世祖，言及太平之本，他说：一曰太子国本，建立宜早；二曰中书政本，责成宜专；三曰人材治本，选举宜审。[5]至元十二年，礼部尚书许国祯上疏言：慎财赋、禁服色、明法律、严武备、设谏官、均卫兵、建学校、立朝仪，事多施行。[6]十三年，康里人不忽木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奏言儒学兴国之要，其言：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若曰未暇，宜且于大都弘阐国学。[7]二十年，崔彧以刑部尚书上疏，言时政十八事。[8]至元十九年至二十四年之间，程钜夫多次上书论及南方士人的入仕问题，如二十三年，他奏言道：兴建国学，乞遣使江南搜访遗逸；御史台、按察司，并宜参用南北之人。[9]因为在1276年南宋灭亡之后，元廷面临着如何治理南方的重要问题。程钜夫的取会江南仕籍以通南北之选的策略，为南方士人进入权力中心打开了一条关键通道，他所举荐的江南遗逸诸如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等人，大多入选台宪及文学之职。士人的这种努力，作为一种文化认同方式，积极地反映出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汉地所产生的政治效应。
二、吏弊问题与士人心态
易代之际的士人大多都会反复思量出处进退的问题，或忠于前朝而杀身成仁，或不仕新朝而高尚其事，或念于生计而奔赴仕途，有学者将此三类士人群体归纳为：忠义、遗民与贰臣。[10]实际上，在现实面前，除去殉国者不算，遗民群体对于新朝的认识也会随着时间与观念的变化，而逐渐淡化对新政权的消极态度。萧启庆指出，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原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类型，但不久之后遗民型的人物即多转变为贰臣。[11]这对元初仕进群体的增大是有刺激作用的。随着大批士人的涌入，元廷在取消科举的情况下，必然要对如何选拔人才斟酌一番，但在建制没有完善之前，选拔人才不无泛滥之弊。
至元十九年，程钜夫在奏陈时事中指出：昨者钦奉圣旨，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此最良法。奸臣卖弄，遂至颠倒。求仕者凭外省之咨，而外省贪饕，尤其可畏。有钱者无告敕可以得咨，无钱者有告敕却不得咨。求仕之人，有卖家丧业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无根脚，大钱计会，白身而一旦受宣命者；亦有外省等官，将空头咨示旋来内省，寻趁有钱人员书填姓名；亦有内省官吏，通同作计，公行添插人员；又有一等泼皮歹人，置局京师，计会保官，诬写根脚，保明而得官者。吏治之弊，至此已极。[12]程钜夫所陈说的吏治现状，最能体现平宋初期士人入仕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中选法标准的缺失与利益勾当是一个严重问题。举凡有钱财、有跟脚、有权势的人都能以各种手段谋得一官半职，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其素质可想而知。至元二十一年，中书省的文书指出：缘自归附之后，老成前辈恬于进取，各处保充教官者，其学问才德，往往不厌人望。近年以来，一道既设提举学校官，各路又设提学与教授并为学官，而下又有训导、提点钱粮等职名，不惟品级相悬，于义未当，而官冗人滥，深不副上司崇重师儒、乐育人材之意。[13]至元二十四年，中书省在《儒职升转保举后进例》中再次批评了官冗人滥的事实。[14]胡祗遹曾对这种现实表示过深沉的忧虑，他说：当今政治，失于疏阔混淆，而略不程式拣择，失于繁冗紊乱，而略不整齐裁削。何谓繁冗，繁文繁政，冗官冗吏是也。今日政治文案，设官置吏，选才不精，署员太多。不精则十不如一，临事又却不得用。太多则互相倚靠，耽误政事，文案丛杂，前后不一，议论纷纭，是非无定。[15]至元二十五年，尚书省颁布《学官条例》，对滥举之弊进行了一定的遏制，明确了选法的谨严与妄举的责任追究。[16]由于吏制建设不完善，加上官场习气的贪饕与贿赂之风，吏治的泛滥之弊在大德年间一直存在。郑介夫于大德七年上《太平策》指出：今之隶名儒籍者，不知壮行本于幼学，而谓借径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既仕路非出于儒，不须虚费日力。但厚赂翰林集贤院，求一保文，或称茂异，或称故官，或称先贤子孙，白身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选便求升路，才历一任便干提举，但求迁转之速，何问教养之事，因此学校遂成废弛。[17]
元初吏治的泛滥之弊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在废除科举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地选拔人才虽有利于革除宋金科举之弊，但也抛弃了一些严格的取人程式，从而导致相关机构在人才选拔上持有不同的标准。程钜夫在南下求贤期间曾质疑过有司对朝廷求好人的理解，他说：且陛下遣使江南，丁宁之曰求好人，夫所谓好人者，大而可以用于时，细而可以验于事，盖无所不该矣。而凡出使者，皆昧陋愚浅，不达圣见之高明，止以卜相、符药、工伎为好人之尤，此何谓也？不惟不达圣见，且使远方有识之士或以浅窥朝廷，臣窃耻之。[18]的确，对于一个不熟悉中国政治体制的游牧民族来说，治理国家就是在从中获得利益，他们对能工巧匠、医药占卜之人的亲睐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治世观念。宋濂在《元史》中将这种混乱的人才标准视为吏道杂而多端，他说：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19]其二，各色人等通过各种手段进入权力中心，势必对传统的仕进观念造成破坏。那些凭借雄厚的资财，或是专业性的技能而步入仕途的人，对儒家学而优则仕人生信条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挑衅。士人在这种风气中往往不能把握自己，如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王恽在分析元初吏弊时以势字为因果，可谓独具慧眼，他说：甚矣！吏之不学，取之无术也。纷纭苟且，自进自退，据其名则正，较其实则非，而官之形势，众之情伪，习不相远也。故谚曰：画地为圄不可入，削木为吏期不对。此盖伤其持心，近鄙之之辞也。然非吏之性也，势也。他进一步指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取法古人，在制度上谨严有法：尝闻近代吏之出身难矣。由州而吏员，由吏员而部掾，法侓刀笔，人材行止，举明有官，否则结罪。然后考试有司，寸步不遗，设法既严，百不选一，犹恐中非其人，害于而政。[20]
吏弊的现实给士人的出处心态带来很大的影响，一些有志之士宁可保持自身道德的完善与自适自娱的心态，也不愿意跻身浊世，诱于功名。我们在元代的散曲中经常会看到叹世、自娱与归隐的主题，例如无名氏之作：
《叹世》：一带山如翠，牢把柴门闭。危来催，危来催，不恋荣华贵。不如饮金杯，饮金杯，一世儿清闲落得。
《幽居》：愿学陶渊明，卸印归三径。不争名，不争名，曾共高人论。且妆惛，且妆惛，识破南柯梦境。
《玩世》：弗使心饕餮，只要身常洁。且妆呆，且妆呆，静把柴门闺。晋朝耶，魏朝耶，指落花无言自说。
《村居》：农家畏日炎天，避暑在黄芦堰。林泉，边，跣足而眠。有忘忧白鹭红鸳，堪怜。斗举香醪，齐歌采莲。悲意忘形，乐矣欣然。瓦缶斟，磁瓯里劝，邻叟相传。四个题目的拟定呈现出曲作者对世事的一种基本态度，在这里，一切功名富贵都被淡化，洁身自好、濯足林泉的形象被高高树立起来。边缘士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体现了底层文人的精神诉求，但又无不流露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失去进身之阶的时代中，他们往往通过补吏，或出任教官以步入仕途。对于文人来说，获得入仕的机会以实现学有所用的理想是不难的，难的地方在于升迁。元代的官员选拔与晋升程式虽承前代而来，但稍有区别。传统的方式一般是在取人方面多设门槛，通过层层考试才能获得授官的机会，一旦得官即能平步青云。元朝不同，它的授官方式很简单，选即官之，难的地方在于达宦。姚燧说：胜国因之而小变焉：选即官之，惟不使得为令，必制置、提刑、转运诸司五人举，始用为令。令而上，郡牧、侍从、五府之官，无不能至者。则自贡而选而举，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硗乎其艰哉！[21]方回在《送仇仁近溧阳州教序》对元代教官的升迁问题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何谓易于仕而难于达？学校之士，自县教谕为山长学正，一任即可入路府州教授以入流，路府州县诸司存吏，以年劳为吏都目提控，考满则外省咨内省以入选，军功随军，此不必论，似乎入仕之甚易。但自县尹而上，以至总管，则极不易得。内之六部集贤翰林紫枢黄阁，未有敢垂涎之者。吾友山村居士仇君远仁近，受溧阳州教，年五十八矣，归附垂阙三十年始得一州教，则有其难于仕也。[22]明初刘基将教官视为仕途中的冷官，以其品秩低，职权小，难以显达为主要特征，他说：今之由学校掌出内，为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难矣。教授名九品职而不得与民事，故谓之冷官。由是以达于县府，然后得行其所志，壮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其不皇皇也！[23]冷官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士人出处的恬淡心态。顾嗣立曾如此评述元初诗人袁易的形象，他说：易字通甫，平江长洲人。丰姿秀朗，不求仕进。部使者将荐之于朝，谢不可。行中书省署徽州路石洞书院山长，罢归。所居吴淞具区之间，筑堂曰静春，聚书万卷，手自校定。堂之外，蒲、荷、松、菊、梅、竹之属，缭绕其间。左江右湖，禽鱼翔泳。或风止雨收，挟小舟以笔床、茶灶，古玩器自随，扣舷高歌，望而知为世外人也。[24]文人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本无可厚非，然而他们渊博的学识与远大的抱负，并非从一开始就认同了淡泊名利的田园生活，也只有在难行其道的境遇下，守道才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宋元之际的文人对道的守护在两个方面达到了心理上的平衡，一是对气节操守的坚持，一是对高雅生活的追求。这两种趣味成为元代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黄溍曾回忆说：方凤、吴思齐、谢翱三先生，隐者，以风节行义相高。间出为古文歌诗，皆忧深思远，慨慷激烈，卓然绝出于流俗，清标雅韵，人所瞻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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