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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辑）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一套大型当代文学批评丛书。丛书遴选当代文学批评界渐居话语中心的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希冀通过他们的专著，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及批评在新世纪的生长脉络，并藉此途径，呈现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图景。
2.本书收录作者历年关于当代华语小说的文学评论，以文学性的笔法，条分缕析，评述了二十年来华语小说代表性作家在叙事结构和技巧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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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水底的火焰当代作家的叙事之夜》是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辑中的一本。收录了作者针对当代中国文坛二十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评文字。
这些文字，面对整个世界和现实生活这样的超级文本，面对作家作品这一具体文本，以及，面对作者批评的浸入与超yue，营造出木叶自己的叙事之夜。
这些文字，有深情，但不全是热爱，还包含怀疑与不满，甚至是挑剔与警示。在当下文学批评令人堪忧的氛围之中，具体到每一篇文学批评的写作，作者不作廉价的赞美，也不作恶意的批评，同时，也不会吝于赞美或怯于批评。
这些文字，灌注了知识、善意与勇气并且，力争在知识中加入眼界，在善意里蕴含公心，在勇气里追求准确。
好的文学批评，始于困惑，面向光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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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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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叶，原名刘江涛，生于北京，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居上海。2006年，获《中国时报》文学奖之诗歌评审奖。2014年出版随笔集《一星如月看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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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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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被缚的宿命苏童《黄雀记》
谁为死去的见证者作见证余华《第七天》
一个作家的叙事之夜余华和他的批评史
在男人的面孔上，她们的世界随她们一起转身格非《山河入梦》
呼吸，孙甘露
一种回溯式的探索韩东《欢乐而隐秘》
另一种特立独行的猪，及其死亡李杭育《公猪案》
一个有限的情感乌托邦陈永和《光禄坊三号》
辑二
冯唐论
过于正确与急切的叙事徐则臣《王城如海》及其他
作者与总叙事者的较量论赵志明的小说
失踪，及其所创造的路内《云中人》
穿越真实与荒谬的子弹读阿乙
旁观，卸妆与灵魂的深读姬中宪
我们总是比生活既多些又少些读双雪涛
延时直播的越位读韩寒
虚构的葬花天气论安妮宝贝
叙事的丛林论笛安
文珍的远方叙事
自足与互文周嘉宁《你是浪子，别泊岸》
肖像，或命运的微积分读祁媛
辑三
雪花着地即非花2006文坛回眸
望见那望不见的2015长篇小说回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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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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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几年前，开始有人称我为批评家或评论家，后来传到了远在家乡的妈妈那里，她有些好奇，有些莫名，就说什么是评论家，平日里大家不是一直在评断、在议论么。我无法还原她的话，却由此想到，批评或评论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私生活，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人们甚至习焉不察。譬如，会说：北京有雾霾，上海也有，人心之中又何尝没有；想不到，明星八卦比国之大事还受关注；如若希拉里当选总统，会是什么景象？人工智能打败了一众围棋高手，据说，人类将于20XX年实现永生，科技一日千里，将来的作家将如何写作这些口头的深深浅浅的言说，均是宽泛的评论。
几乎有了人类，便有了评论，也不仅仅是凭借言语，还通过图画，甚或行动等。这些类似私生活的评论、批评，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其中只有一部分最终落在纸端。那些关于文学的部分，就是文学批评，当然，更多的文学批评直接便是用笔写就，到了近世，更是形成了系统严明的路径与面貌。言谈中的私生活化作文字，成为公共知识，构成公共影响，这种公共性无形中又要求表述更有思想，更有发现有一种说法，文学评论、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是文学，言外之意，缺失了美感、深度与创造性，那未必能称为文学批评，至少不是好的或美的文学批评。
一部作品一旦形成，包括批评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是它的读者，面对种种评论便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所有作品共同的命运。
读初中时，曾见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被逼到了忍耐的极限，脱口而出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当时不知这诗句的出处，只是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怔住了几秒钟，似乎没听懂，又似乎瞬间全都明明白白了。后来才发现杜甫颇是写了不少这种壁立千仞的评论，其《戏为六绝句》除去言及尔曹，还写有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等。它们是绝句，是诗，同时又是非常出色的关于诗歌等文学作品的评论。此外，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首《论诗》也广为传布，作者是清代大史学家赵翼，他也是有建树的诗人，这样的书写者在古代不算少。像杜甫（以及赵翼）这样是在写诗，也是在做文学批评，结合得又近乎完美，然而今人鲜有可兼善者。也正因此，那些既是大作家大诗人又是大批评家的人是高标是典范，值得人们报以更多的敬意。
文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翻译，同时它也可视为一种对世界和生活特殊的评论、批评，还可能是对批评的反批评，整体上呈现为一种谜之抵达，或抵达之谜。
文学面对的是自己所身处的世界和现实生活，文学批评既要面对整个世界和现实生活这样庞然的超级文本，又要面对作家作品这一具体的文本，与此同时，作者还须得将自己放进去再升腾出来，所谓发现世界，发掘自我。所以，最后呈现出的文本，有时或者说很多时候已经偏离、远离或超出原来的作家作品，无论所面对的是主要作家还是次要作家。
文学和文学批评二者都处在世界的无限以及自身的局限之中，而且是在这无限和局限之中的一种生发。
有敏感的朋友表示，私下听到的评论往往更风生水起更花枝乱颤，抑或更不留情面甚至带有毁灭性，不过落在纸页上的评论文章则往往四平八稳，少了生气。这是对某些当下文学批评的质询。无可讳言，公开的批评文字可能包含了伪饰、套路、人云亦云、陈词滥调，太谙熟于和气致祥，以致牺牲了美与真，给劣作、庸平之作以浮华，便也构成了对秀异之作的不公。私下的、口头的批评（也会存在问题）因了即时性、社交性等因素，也许永远不会与公开的、书面的批评完全同一，但它们无不在召唤诚与真，一方面诚以真与实为起讫，一方面诚又并非简单地由个人意愿决定，而是有赖于才具，是对自我与文本的双重发现，是洞察力、思想力和表达能力共同的果实。前路迢迢，至诚如神。
一位小说家在与朋友聊天时赞许了我写的评论，并特别提到一个词，有深情。我们一起喝过酒，不过并不算很熟，而他所言确乎点到了某种东西。几年前，大概是第一次出席较为大型的文学研讨会，我的发言混乱，至今只记得一句：我可能会是一个文学的原教旨主义者。我亦深知，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有赖于经过淬炼的激情，以及对世界的敞开。我对自己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有着这样的激情，而又不全是热爱，还包含怀疑与不满，甚至是挑剔与警示。在当下文学批评令人堪忧的氛围之中，具体到每一篇文学批评的写作，简而言之，我不做廉价的赞美，也不做恶意的批评，同时，也不会吝于赞美或怯于批评。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谈论一个作家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一种虚妄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同时我以为，也不能批评一个人并不具有的缺点，而这尤为考验一个批评家的客观性与领悟力。
《蒙田随笔》论阅历一文中提及了批评：我们必须有一对极硬的耳朵根才能倾听别人坦率的批评；因为很少人能够听了不感到像被咬了一口，谁大了胆子向我们提出是在对我们表现特殊的友谊；因为为了对方得益而不惜说重话伤感情，这是健康的友爱。我认为对一个缺点超过优点的人进行评价很不好办。柏拉图对于审查他人心灵的人提出三点要求：知识、善意与勇气。我喜欢特殊的友谊，也希望对方不要误会健康的友爱，至于这三点要求，在知识中应包括眼界，在善意里应包括公心，在勇气里应包括准确。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批评也是一种自我审视。《诗品》里有一句话颇有意味：摇荡性情。你的文字无论是摇荡自身的性情，还是摇荡你所面对的世界或作家作品的性情，都有摇荡在其中。《文心雕龙》里说抑扬乎寸心，总有些东西会回旋起伏于心，得失寸心知，有抑有扬才是这尘世的节奏。
我们从来不是在真空中书写，一方面是来自现实的掣肘以及桎梏，一方面在于自己内心的是否斩截而辽阔。
英语诗人庞德有一句诗深得我心，我的爱人像水底的火焰难寻踪影。水底的火焰这个意象，可能代表了我理想中的批评文本与批评状态，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那是送给这个世界，送给作者，送给愿意或能够看到这个评论的所有人的一支火焰，一支深邃的火焰。当然，也送给评论者自身。
这支水底火焰的境界为什么令我迷恋？就像爱人一样，她是有难度的，幽深，难寻踪影，不易抵达，对她的爱有赖于体恤，更有赖于自我的沉潜，发现与创造；她有一种纯粹，又有一种明亮；她有一种穿透，又有一种魅惑；她意味着一种负重，一种对困难的正视，一种多重压力之下的自在生长，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巨大的轻盈好的文学批评，始于困惑，面向光与自由。
感谢《上海文化》，创刊之初的2009年，吴亮老师便以独特的方式约我写了两篇评论，并未吝惜自己的褒扬，可惜我写的不够多与好，有些辜负了这位先锋作家批评家的声如洪钟，以及迷离的笑意。还有程德培老师，他的日常表达与书面行文均非同一般，又甚为不同，前者合纵连横，后者缜密绵延，其性情在这两者之间腾转摇曳，感谢他的提振与策励。
感谢德海和定浩，他们不断以各自的实绩和诚挚的约稿来激发我。
感谢金理，几年前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写一篇作家论，刊出后，他在不止一个地方转述陈思和先生等前辈的赞许。实是惭愧。
感谢责编胡远行兄的建议，这个集子索性纯粹些，仅收入谈小说和小说家的篇什，这样一来，便可更为集中地注目萦绕于心多年的叙事之夜的问题，有志的作家也许会更深地感受到何为叙事之夜。
从大学开始至今，有一个兄弟便持续与我相互切磋，我们是普通读者，也希望做久长的普通读者，这是知与行的一个开端，也是人生欢愉最为简净的源头。关于文学，我们有多少相近的观点就有多少迥异的观点，我甚至觉得，正是那些具具体体的分歧与经久不息的砥砺更出色地维系并推动了彼此的友谊。值得一提的是，他正成长为一位独特的小说家，这也令我更加确信，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创作者与评论者，相互照拂，相互提升，一同构成并映照于名为创造的永恒之流中，就好像是两岸青山相对出，伐木丁丁，友声相闻。
一个作家的叙事之夜
余华和他的批评史
一
1954年，卡洛斯富恩特斯开始发表作品时，不断听到一句不祥的话：小说已经死了。语出《小说死了吗？》，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于199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举办的富恩特斯作品研讨会上的开幕词。由赵德明翻译，刊于《外国文学》，1995年第6期。而在不远处，马尔克斯正杀气腾腾，《枯枝败叶》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将接踵而至，《百年孤独》亦将于13年后横空出世。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内，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等一众作家，所带来的拉美文学爆炸，震撼并丰富了世界文坛。还是在这个1954年，海明威获得诺奖。是年11月，张爱玲译毕《老人与海》说，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她希望人们能读此书，看了可以对我们这时代增加一点信心，因为我们也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比较，都毫无愧色张爱玲： 《老人与海》之译者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伟大，毫无愧色，这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作家的致意，也表明了小说之生生不息。
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谈及小说的困境。20世纪以来，尤其成为一个话题，1930年代，瓦尔特本雅明关注过小说的危机；1960年代，美国作家约翰巴斯写有《枯竭的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也议论过小说的危机；1980年，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里借其主人公之口有过表述，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转引自〔美〕J．希利斯米勒：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年1期。；中国作家中，最执着也最鲜明的，非马原莫属。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从不同的地方走出来指称，文学危机，小说已死，他们所言的文学或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这死亡与危机也都有着譬喻性，但是，经传媒放大、坊间流转之后，似乎小说家族真的日薄西山，一个叙事之夜正在降临。
事实上，说哪个时代是叙事之夜，都有些冒险，不过，不妨视之为一种强调，警示人们，相对于影像的叙事能力、游戏的叙事和娱乐功能、网络的万有引力般的叙事空间与在场感相对于形形色色的屏幕文化的高歌猛进、给你好看、给你舒坦，小说不再处于隆重的位置，不再是显学。小说家在提问，社会也在向小说发问。
细思量，风传小说已死之际，往往是文学在嬗变的时候，还可能是文坛分化的关坎，抑或审美趣味、阅读路径和媒介更新的时代，关乎新媒介、新思维、新体验和新风尚。小说家族看似奄奄一息、叙事之夜弥漫于途的时候，小说前所未有的美与光色，很可能正从大地、从时代的内部升起。此时，对叙事之夜或叙事的黄昏的言说，便暗含着对新叙事新美学的渴念。就当代中国而言，不是常常有人说，这是个应该产生狄更斯或巴尔扎克的时代么。
相对于小说已死的宏大言说，本文更想探究的是另一层面的叙事之夜，即藏在一个小说家心底的叙事之夜。除了时代的挤压和世界的召唤，作者自身的写作实绩与声名也会成为压力，于是，他的破局，既有内在的需要，也有外在的挑战。具体而言，就是作家所感受到的叙事危机，他的开天辟地或将复古道，他的远大抱负或区区虚荣，他的天真勃发或自寻烦恼，他叙事本能的澎湃骚动或暗流涌起。有志于写作的人，终其一生，将不止一次遭遇这样的深渊和黑夜。借用布罗茨基的名句，这深渊，这黑夜，好比一匹马来到作家们中间，寻找真真正正的骑手。
放眼华语文坛，余华的作品并不太多，而他的写作历程，构成了一部微型而又发人深省的文学史。他的文本颇有活力，也不时引起争议。他的文学态度似乎变化迥然，又一如既往。就其小说和言论来看，他不断在思考叙事的问题，文本的每一次变化均醒豁而又周折，于其内心，叙事之辗转或叙事之夜，想必也是醒豁的，周折的。
一些时候，余华自认写得很好、影响亦大的作品，未必得到及时的赞许，甚至遭遇刀砍斧剁般的批评。不过，在一个个关键点上，余华及其文本均碰到了强力的评论。先是零星的点评，渐渐有了专论、专章论述、文学年谱，评传亦已不止一部，访谈更是无以计数。就是这样，有人仅凭片语只言便令余华信心满满，有人二十出头就对他做了精彩解析，有人大声断喝，有人极言其谬余华就像一棵会行走的树，领受着这个世界的风雨光暗、时移势易，同时，他也在改变周遭的光线，并形成自己的风或风暴。
二
对余华最早的正式评论，很可能是来自肖复兴，评的是余华同志的《星星》，文笔干净而富有诗意，对话简洁而洋溢情趣肖复兴： 《一月清新的风读〈北京文学〉第一期青年作家专辑》，载《北京文学》，1984年3期。。包括小说处女作《第一宿舍》和《星星》等在内的早期作品，余华一直未收进集子，也算是对此时期和作品的一种自我评价，且包含着对未来的期待。
1982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我最初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尔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的写作，和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余华：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收录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而在其他不止一处，余华说是1980年，即20岁之时，遇到川端，王侃的《余华文学年谱》亦从此说。在川端那里，他学到了对细部的尊重，以及准确而丰富的描摹功夫，就仿佛练书法从正楷、从永字八法练起，底子硬的，实的。
川端的气息以及与此相近的文字，吸引着他。那段日子，在川端之外，他只接受普鲁斯特和曼斯菲尔德等几个多愁善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渐次刊发，并获有一奖。谁料，才几年光景，川端老师成了桎梏。一个灯塔般的存在，何以迷惑了航船的行进呢？我以为，这是最早降临于余华的叙事之夜。已有人指出，余华在这一自修期的作品，无意于解释世界，带来了可贵的混合着忧伤的温馨，像《星星》的艺术成就，不在王安忆《雨，沙沙沙》等篇之下，两者风格有些相似，但《星星》远远未能使余华引起同等的注意参见樊星： 《人性恶的证明余华小说论（19841988）》，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2期。。时势，变了。此刻的中国，正经历着决定性的1985的洗礼。这不仅仅是小说的变革期，还是诗歌、音乐、电影、当代艺术等等风云变幻之际。
如此之夜，自有其凉意或燥热。在余华陷入细节，倾心于晴空静水、一点点的恩怨、一点点的甜蜜，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之时，卡夫卡扮演了解放者的角色，让他从一个小偷，变成了大盗。川端康成让我知道怎么写。而卡夫卡对我的影响已经不是仅仅局限在文学上，是整个世界观的改变。余华、洪治纲： 《火焰的秘密心脏》，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此后，改变了的世界观或者说对意义的探察，成为余华叙事的重要支点。早期的那些抒情性、阴柔之美，均让位于冷叙事，手法也更为多变有力。
这一过程并不是断裂的，亦即，影响的变化不能简化为一个作家对另一作家的替代。余华早期的作品里，已蕴含后来的种子。如《星星》中对星星解决纠纷的描写：楼上的小女孩哭哭啼啼来告诉他，说楼下的小胖子刮了她的鼻子，他立刻下楼赏了小胖子两记耳光；待会儿，小胖子来报告： 刚才小女孩骂了他，他又马上上楼赏了小女孩两记耳光。接下去是小女孩申辩没骂他，是小胖子造谣；而小胖子发誓自己没造谣，否则不是人。于是他又一次上楼，又一次下楼。他就这么跑上跑下给人吃耳光余华： 《星星》，载《北京文学》，1984年1期。这里面，有已被注意到的冷酷叙事徐林正： 《先锋余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我觉得，还包含着在后来不少作品里屡屡出现的暴力迷恋、重复叙述，以及余华式的幽默与斩截。我进而认为，余华1986年前的短篇和散文，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梳理。
1986年冬，李陀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说余华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余华、杨绍斌：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1期。彼时，李陀的一句话可能胜过日后的一百篇评论。
《十八岁出门远行》真的有如一个成人礼，标志着先锋余华的诞生。小说是可以乱写的，余华的胆子越来越大，叙事越来越自信。创作就此获得了加速度。
作家看作家，大抵感性，可能迂回缭绕，也可能一剑封喉。张抗抗读了余华（早期）作品，呼之为恐怖大师。格非注意到这一点，并把这种恐怖书写，追溯至童年经历和典型影响： 父亲的那座医院仿佛成为了世界的浓缩或提纯物，一面略有变形的镜子。余华后来多次谈到了那座医院，用的是漫不经心、轻描淡写的语气。这种语气到了他的作品中，则立即凝结成了具有锋利棱角的冰渣。他是那么热衷于描述恐惧、战栗，死亡和鲜血，冷漠和怀疑。格非： 《十年一日》，收录于《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有的评论家则从存在的本相上去理解：余华早期的小说里，死亡、暴力和血并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而是经由余华的叙述，被指证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是这个世界内在的本质。谢有顺： 《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载《钟山》，2002年1期。关于余华小说的暴力叙事与死亡叙事，王德威等多位海内外学者，亦有论及。我想，此类文章还会问世，而在更多地考察新世纪的作品之后，会发现有所变化。譬如，暴力、死亡以及宿命越来越走出符号化的局限，为社会现实所赋形，某种意义上，是从不可承受之轻，走向不可承受之重。
早在1988年，张新颖就注意到余华思想的不比寻常，人克服困境的无望，人的荒谬和困境是由人自身造成的张新颖： 《荒谬、困境及无效克服余华小说试评》，载《上海文论》，1988年3期。。莫言也早早指出了余华的思想力，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余华能用清醒的思辨来设计自己的方向，这是令我钦佩的，自然也是望尘莫及的。莫言： 《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2期。莫言的敏锐和谦虚，说明很可能叙事之夜也曾在他和当时其他新潮作家的内心升起，而且正如我曾强调过的，叙事问题从不简单地就是叙事问题。那是一个文学的好时代，作家们崇尚虚构与探索，想有七十二般变化，也想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后来，对于先锋派，有模仿、滞后、不落地、无新意等批评，但我认为，那段实验功不可没，是一种承传，也是中国文学（及美学）一种必要的自我检视、更新与丰富。难以想象没有1980年代先锋探索的中国当代文学。
在同一篇文章里，莫言还说余华是残酷的天才。陈思和也曾称余华有着天才的心灵，认为他预感到了最后审判般的恐怖参见陈思和： 《余华小说与世纪末意识》，载《作家》，1992年5期。。当作家才发表了较为有限的作品，评论者就这般断定，对于评论者和作家都透出一种考验。
与此相伴随的，还有一些和大师的比较研究。先是卡夫卡、川端康成，稍后还有罗伯-格里耶、福克纳、马尔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拉伯雷这里说说此间的承传，有两句话不断被提起，它们都把年纪轻轻的余华引向鲁迅的遗产： 一，在新潮小说创作，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中，余华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继承者和发扬者。李劼： 《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载《钟山》，1988年5期。二，理解鲁迅为解读余华提供了钥匙，理解余华则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角度。赵毅衡： 《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当然，此外或者说此后，尚有多人联想到鲁迅。
因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轨迹，鲁迅曾是很多人最早或较早接触并讨厌的作家，余华也不例外。当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作家后，可能会重新领略鲁迅的意义，余华正是如此。以上可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并不意味着他们未曾受到鲁迅的影响，在后期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能从鲁迅那里汲取多少营养。很多东西，接近于集体无意识，而承传本身又有赖于时机、气质和禀赋。从《四月三日事件》和《狂人日记》之间的单篇比较，到整体上的对照，都不乏研究。隐约间，余华的叙述有一种鲁迅式的速度感，那种直接，那种以少胜多的修辞，那种冷硬背后的温情，以及大悲悯。不过，余华显然不是勤力正面书写启蒙的作家，他更关注在重压与极限之中，人性善恶的流转、人的本能与无能的隐现，而不是那么分明地去评判国民性。
回望这一时期，明显感到，什么样的人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只不过，叙述的焦虑与影响，不是止于临摹，也不是硬生生地介入，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发现，否则，当时那么多的流派和作家或出土或舶来，乱花渐欲迷人眼，即便仅仅说现代文学，亦属浩淼，余华何以适时地遇着了川端和卡夫卡，并接受其照耀与照拂？起初是川端使余华发现了自己的某种潜能，使余华更像余华了，尔后，卡夫卡令余华进一步接近自己，成为自己。顺说一句，这二位作家之不同，人们谈得较多，事实上，他们都有着极端之美，一个是极柔，一个是极锋锐。这也是余华1980年代先后选择他们的一个缘故。他们之后，更多的影响（如鲁迅、福克纳）将以更微妙的形式汇入，并促使余华再度发现自己。
三
1989年之后，长篇小说渐渐扮演起重要角色。《心灵史》《九月寓言》《废都》《白鹿原》《长恨歌》《马桥词典》《丰乳肥臀》《尘埃落定》等，都有着独特的起点与力量，几乎每个作家都向外跨出了一大步。不过，余华的变化依旧是显著的一个。
以《在细雨中呼喊》为先导，尤其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面世，批评界似乎发现了什么，如背叛，如转型，如苦难，如温情事实上，作为美学根基的河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河宽了、水深了。《在细雨中呼喊》尚有些许承上启下的意味，《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则明确标示着，余华第二次进入并穿越他自己所感知到的叙事之夜。小说容纳或者说获得了更丰沛的历史感和厚重感。这，还和一个时代之夜的到来息息相关。此后，人们惯用众所周知的原因、庞然大物之类的语词，来谈论那一根楔进时代的钉子。此后，资本及其主义越发汹涌，冲荡着一个个人。
作者有很多话要说，文本的体量也被撑大。就叙事而言，最微妙而决定性的变化，是虚构的人物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活出自己的生命力，走出自己的道路，不再仅仅是作者的一个工具，一个符号，一个一劳永逸的设定。余华不止一次讲到这一点，他接受了这些声音，和他们一同构建其命运。
对余华及其笔下的人物，王安忆的看法不一般。她说，余华会让人觉得是一个找爸爸的孩子，寻找和认同英雄父亲是他一个母题王安忆、张新颖： 《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第249页。。她还认为，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就是那么一点不循常情，成了英雄。比如许三观，倒不是说他卖血怎么样，卖血养儿育女是常情，可他卖血喂养的，是一个别人的儿子，还不是普通的别人的儿子，而是他老婆和别人的儿子，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这样一个俗世中人，纲常伦理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却最终背离了这个常理。他又不是为利己，而是问善。这才算是英雄，否则也不算。许三观的英雄事迹且是一些碎事，吃面啦，喊魂什么的，上不了神圣殿堂，这就是当代英雄了。他不是悲剧人物，而是喜剧式的。转引自洪治纲： 《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这些话，引人去思考父亲的精神意义，以及继承者的当代伦理。此外，人类的情感何等丰富，余华为什么写下那么多深刻的并无血缘关系的父子之情（后来痛批《第七天》者也很难否认养父部分的魅力）。悲剧喜剧的问题，也是余华的一大特色，从《活着》开始的长篇创作，几乎都令人感受到悲剧中的摇曳，和喜剧中的悲情。在这方面，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斟酌与探讨。
以活着为标题或局部标题的作品不少，有的还是在余华之前，如皮皮《活着》、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惟有余华赋予这两个字以大地般的韧度，和精神纵深。进而言之，余华1990年代的三部长篇，仿佛三种意义上的活着，每一种的内部又自有沧桑与邃远。活着二字，在中国，在尘世，原本就很有力量，余华的创作令它拥有了更漫漶的延长线。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还有一个殊异的存在： 苦难。苦难书写，可以说是对五四文学的一种接续，已近乎中国作家的一种叙事本能。此刻，之所以苦难的意义会不断得到彰显，当然和前文所提及的时代强行转轨大有干系，作家们不得不深入思考。有时我甚至觉得，余华的文本比他本人还善于思考，还富于张力。
余华一面叫人看较多的苦难和制造苦难的罪恶，一面又提醒人们，对苦难和罪恶试图加以解释和克服的一切努力都是如何的不可能。郜元宝：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载《文学评论》，1994年3期。对于苦难问题的专论，郜元宝写得早且影响大。洪治纲认为，1990年代前，余华往往将苦难纳入到人性恶的领域，他是提着屠刀去对待苦难，甚或有玩味之意，但从《两个人的历史》和《在细雨中呼喊》起，苦难慢慢地剥离了人性恶的阴影，不再成为人性的简单注解，而是进入现实与命运对抗的潜在部位，成为作家展示人物生存意志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基石。洪治纲： 《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也有人认为，余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喊苦难中的温情也能不时拨动中国人的心灵痛处，可惜余华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却转而以温情地受难来麻醉痛处了。九十年代母题变异却在无形中卷入了制造人民的遗忘。夏中义、富华： 《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载《南方文坛》，2001年4期。这样的母题性解析，值得省思。有人又指出，《一九八六年》是提醒人们记住苦难的，而后来的余华缺乏受难的勇气，选择用忍耐和幽默来消解苦难，鼓励遗忘苦难、接受苦难。福贵和许三观虽然都从苦难中走过来了，但他们最终却成了被生活榨干了生命力的、充满暮气的老人，在他们面前，站立着的只是广阔的虚无，厚重的麻木，以及庄禅式的自我逍遥，但没有克服了受难之后的存在的欢乐。谢有顺： 《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载《钟山》，2002年1期。这么说自有其逻辑，但换个角度而言，是一个重要命题在余华创作中日益凸显，那就是和解。余华以及笔下的人物，并没有屈服或屈从，抑或陷入虚无，而是开始了一种对神秘命运的日常性陪伴，以及与命运的漫长的和解。福贵和许三观相信在自己之外，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他们与这一更高的存在相互合作，使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即便不能更好，那也要更像自己。
起初，苦难是以一种灾难、厄运以及暴力的形式进入文本，刺入并改变人物的生活，典型如《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到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苦难成为了一种生活的诞生，自自然然地生成与推进，在一个个平平常常的日子，考验并彰显人物的生存意志和乐观精神。值得强调的是，余华没有勉力以西方或宗教意义上的受难和受难意识，来书写此间的国人，更多的是诉诸一种生命的本能，和朴素的生活智慧。这在千百年来，是太多中国人世俗上的救赎。当然，也有必要检视佛道思想在余华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伸展，如有与无福与祸色与空，我看到一些研究文字，但还有待深入。
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关于形式转变、重复叙述、女性塑造、黑色幽默、悲悯情怀、生存哲学等等，评论家们均有讨论和发现。
概而言之，从探索性的中短篇，到骨子里先锋依旧且更有体量与当量的三部长篇，从对人性之恶、人世之厄的深度叙写，余华在读者和批评界那里累积了极高的信用，某种意义上，此番对叙事之夜的领悟与克服，更加艰难。稍后，就在小说和评论都广受赞誉的期间，余华说了一句话，当作家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同时，他也开始遭受到来自叙述的欺压了。余华： 《叙述中的理想》，载《青年文学》，1996年5期。这透露了作者叙事与创造上的警醒，也预示了新的叙事之夜的降临。
四
在世纪末，余华以批评文字赢得掌声阵阵，对于经典的回溯也收获多多。然而，预想中的长篇一再延宕，久久不能竣工，这对于一个正当年的作家而言，是幽暗难熬的。谁料，有一部作品一进入状态后，很快就失控了。他沉浸在发现新的写作能力的喜悦之中。而这部正面强攻的小说分开出版后，李敬泽、王宏图、谢有顺、苍狼、王达敏、李云雷和阿乙等一众批评家、作家和普通读者，都发出了严厉的声音，甚至有了一部《给余华拔牙》的批评集，构成了另一种正面强攻。粗略看来有以下几点： 《兄弟》商业化；粗俗；浅薄；虚假；无意义的重复；把四十年来的经验简化成善恶斗争；缺乏真正的发现；共识叙述、常识叙述；思想后退，创造力下降；认同混世哲学；是垃圾时代的垃圾写作
新世纪之前，对余华的批评并不算少，冷血、溢恶、思想有软肋、写的不是小说亦均颇具杀伤力，不过由于媒体不够发达，互联网尚未铺展开来，批评声大多局限于圈子内。而且，余华的作品很快被经典化，至少成为了一些人的当代经典，批评的声音便也更隐约。新世纪以来，情况则有所不同了。这个被文坛寄予厚望的兄弟滑了下来，这似乎是当时很多人看了《兄弟》的第一感觉，酷评涌来，这个曾经的文坛宠儿，甚至被认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我视这一阶段，为余华的第三个叙事之夜，也是至今最为漫长的。
每个叙事之夜，都处于一个压力的临界点，也充满了对想象力的召唤。第一个叙事之夜，大气候很为明显，马原、莫言、残雪、苏童，等等，不少人敏察到了这一点，并以各自的文字刺破了那陈腐之幕、虚伪之幕、贫乏之幕。第二个叙事之夜，同样有着大气候的环绕，不单是政治气压的陡变，在新写实和新历史等写作之中，也均可辨认出先锋的身影和元素。到了世纪之交、新世纪以来的这个叙事之夜，除了来自自身，来自这个国度的地覆天翻，还有着日益明显的世界文学和全球化的激荡，于是，这个时代的夜晚更加暧昧繁复，每个作家的体察便也迥然。新世纪以来的《檀香刑》《受活》《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向度、力度以及对当下的介入度殊为不同，却无不引发热议，也有这么一层缘由。
关于《兄弟》，复旦大学举行过一个座谈会，有人批评，也有人支持，陈思和毫不掩饰地称这是一部好作品潘盛整理： 《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余华〈兄弟〉座谈会纪要》，载《文艺争鸣》，2007年2期。。他还撰有一文，理据远取巴赫金的狂欢、民间性、怪诞现实主义等，指出《兄弟》是当代的一部奇书，对余华来说，似乎也是意想不到的从天而降的创作奇迹陈思和： 《我对〈兄弟〉的解读》，载《文艺争鸣》，2007年2期。。张新颖和刘志荣的对话也有发现，内在于时代的方式，实感经验，下部挽救了上部张新颖、刘志荣： 《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载《文艺争鸣》，2007年2期。
稍后，国外的反应不同凡响。《兄弟》在日本销得不错，毛丹青发博文说，大多数的评价是肯定的，具体论述不详。在《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书中，韩国评论者的立场、美学判断似乎与我国接近，分歧较大。在英法美德意比等国，大报名刊均有关注，作者被和狄更斯、拉伯雷、左拉等相比较；小说在某国被评为年度图书，还被与《失乐园》、《铁皮鼓》等相类比；谈得较多的还有隐喻、讽刺、悲情、疯狂、黑色幽默，以及政治的愤慨、几十年的动荡、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等。赞语包括史诗、划时代、世界剧场、污垢斑斑的伟大作品，等等。当然，也有人批评这部小说，如夸张、荒诞、粗野等，不过以赞赏为主，或者说就余华新浪博客所转载、王侃《〈兄弟〉内外（四）》所归纳和其他报刊的译介来看，大抵是如此。
岁月匆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看李光头和宋钢这对异父异母的兄弟，开始反思革命年代与改革年代的勾连与对冲。小说的潜文本慢慢被发现。坦白讲，当初我对《兄弟》是有所迟疑的。粗略说几点，如，文字的质感与声调问题，慢慢地，我觉得还可以处理得更好，但这也是一种有力触动时代并与时代相匹配的语言；如，余华的自辩，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找出一千个例子我就服，无论这些话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或曲解，都不是一个自信淡定的文学家该有的回应方式；如，叙事的节制问题，可说之处颇多，暂且讲讲结尾处林红开妓院，我是在重读《现实一种》时，转而理解作者的匠心的。《现实一种》也写到一对兄弟，山岗被枪毙后，似乎可以停笔了，但作者还写医生们摘走了他一个个的器官，使得故事更具社会辐射力。这还不算完，作者又让他的器官在陌生人身上发挥功用，尤其是睾丸，繁衍了后代，这是作为复仇者的山峰之妻万万没想到的。这是反讽与隐喻，也是现实一种。以此来反观林红，就易为理解作者何以毫不含糊，把至为良善的美人推到了时代的湍急之中。是她在悔恨，在愧疚，在自弃？是小说文本对性的道德意义的解构或取消？是一场空？总之，美洁如她也没能成为小说中最后或唯一一个不为性、金钱与权力所改变的人，而这一改变又暗含着某种惨烈的时代的逻辑，可以说是林红和作者一起合谋，一破到底，将早已被时代和欲望撕碎的自己聚拢，悬立于苍茫夜色中。事实上，宋钢、林红、李光头和童铁匠等人的结局，无不是大悲喜，有待于更深入的探究。
不料，《第七天》的面世，又是一场风雨。陈村、郜元宝等都有所指摘。在一片酷评之中，有程永新等人的力挺，金理还发微博说，《第七天》是杰作。
对于辩护者或喜欢此书的人而言，似乎不由得要先面对新闻串烧、语言庸常、结构松散、深度问题等等批评。张新颖指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整个这个时代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新闻。无力感是这个时代很多个人普遍的状况。这个小说是用诗的语言来写的。张新颖： 《时代，亡灵，无力的叙述》，载《长城》，2013年5期。荡开一笔，对语言的探索原本就是写作应有之义，更是先锋文学的一大利器。对余华语言的关注，从肖复兴起便有谈及，其实，还颇有可谈之处，至少彼时的诗意到了此刻，已然饱经沧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余华以普通话写作，极少用方言，口语只是在《兄弟》等几部作品里较为彰显。这很可玩味。对照《繁花》，引人深思当代作家如何实现汉语之美而又直抵当下。《繁花》是一种独特的魅惑，《兄弟》和《第七天》是否别有一种壮阔或波澜？
终究，太多争议的关键在于，一个作家如何面对现实，如何文学地抵达真实，如何看待人之为人，时代之为时代，世界之为世界。
余华曾援引罗伯-格里耶的观点，文学的不断改变主要在于真实性概念在不断改变余华： 《虚伪的作品》，载《上海文论》，1989年5期。。起初，余华囿于常识，叙事也多为常识性的；慢慢地，他怀疑常识，反思真实，通过打破常识与逻辑，或以寓言化的手段来叙事，很多时候不惜借助暴力与死亡中的激情因素和震惊效果去打破习见与陈规。到了《在细雨中呼喊》，他把生命与毁灭、岁月与尊严等种种，一一打捞、还原或重塑。《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又有所延展，并用历史化了的现实去触摸现实，反思现实，让悲悯深入并升腾。至此，他屡屡强调的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
时代自身的叙事也有着一种加速度，现实以崭新的姿态不断走来。《第七天》没有沿着一个新闻深掘下去，这是为人所诟病的一点，事实上，它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传统的写法，再写一个《伍超卖肾记》已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也不是他此刻期许的触碰庞然现实的方式。当代中国已然一个世界级文本，早先一个人对荒诞的见证，要十八岁出门远行，而今，各个年龄和层面的人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荒诞与恐怖；以前，苦虽苦，难虽难，许三观还是可以通过卖血一次次渡过难关的，而今的社会，别说卖血，纵是卖肾、卖身也可能是杯水车薪了；即便民间英雄李光头归来，也可能慨叹不已。就《第七天》的文本来看，我觉得，余华是把源自社会的一系列事件集束性地回敬给了这个社会。
现实是汹涌的，喧嚣的，但依旧需要被唤醒。换言之，再盛大的现实也有狭窄与局促的一面，有赖于重新发现与虚构。同时，鉴于时代有太多的众所周知和禁忌，文学创作看似自由无拘，实则掣肘多多。你想写实，而很多实是不能写的，或者说是不能直来直去的。这敲打着作者的想象力。
早在《第七天》之前，余华就已多次对人在死后的情形进行铺展与追问。《兄弟》上部临近结尾处最是撼人，宋凡平被戴红袖章的人生生打死，因个子太高无法放进棺材，所以又给砸断了膝盖。作者以残酷而夸张的方式，以戏谑和反讽来接近生存的真相，直抵人性和时代的霸道与无能。《第七天》则以幻想，以创生一个死后的世界为旨归。有人觉得，杨飞-李青和伍超-鼠妹的故事是泛滥的屌丝男逆袭女神，其实没这么简单，俗气的逆袭总是以善终来收尾，春梦得享，童话成真，而《第七天》绝没有止步于此，李青离开了杨飞，并在另一段婚姻里失败，最终自杀，在死后的世界里他们去的地方也是不同的；鼠妹死了，伍超为给她买墓地而去卖肾，在死后与她再次错过。个中悲情，是一种文学的真实。
《兄弟》和《第七天》的路径有异，不过均可视为见证者的文学，有着时代的清单，明的，暗的，明明暗暗的。在这两部颇有争议的长篇里，可以真切地看到，一个作家对准时代焦点的努力。黄德海： 《〈第七天〉，卑微的创世》，载《上海文化》，2013年9月号。换言之，这是有着一部分射门意图的写作。华丽的盘带，有力的冲撞，巧妙的配合有时都不如一个射门来得振奋人心，即便未必射中，或是射中了也未必能改写全局。但是，作家觉得自己有这么一个责任，并呈现了一种可能。
当然，这也暴露了中国作家群体性的焦虑，贾平凹的《高兴》《带灯》，阎连科的《风雅颂》《炸裂志》，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作家们想去书写这个时代，而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时代，多有遮蔽的时代，汹涌而匮乏的时代，创作上成功不易，有时成功也伴随着遮蔽与匮乏。
《兄弟》和《第七天》，都是把自己和故事暴露在时代之中的写作。所有的零件全部裸裎，材料与榫卯清清楚楚，连茬子也是鲜猛锋利，但在这些材料、榫卯与茬子的内部，另有鲜猛的东西。这是一种自我的降格，也包含着一种自信与放大。
余华一直在怎么写和写什么这两点上，同时拨动读者的心弦。对于这两部书的批评，彰显了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在场。文学不很景气，批评家的名声也不甚光彩。但你可以清晰看到，有人是发自内心地不喜欢这两部小说，有人是别有用心或过度揣测；单就叙事而言，有个人趣味的因素，有新老经典的影响，有时代氛围的拂动。这些批评，有真知的成分，也包含着审美上的分野，判断上的困惑。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多见的批评之夜，批评者试图解析这个时代的病症，而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思所言体现的是此时此刻的不安与真实。
我青睐这两部作品，一厚一薄，都有大抱负，冲击着叙事美学的极限，并有所开拓。不过，如此大破大立的作品，其问题也颇费思量。《兄弟》的书写更自由或者说恣肆，完成度更高，上下两部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审视并深化着自己。《第七天》的细部描写有不够落实之处，叙事线索和内在逻辑也可以安排得更结实有力。两部长篇还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不妨联系阿城的说法：诗是什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无一句不实，但联缀这些实也就是象以后，却产生一种再也实写不出来的意。阿城接着指出：曹雪芹即是把握住世俗关系的象之上有个意，使《红楼梦》区别于它以前的世俗小说。阿城强调意与诗的意识，并喜欢诗腔不外露。参见阿城： 《闲话闲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5页。《兄弟》不是没有意，也不是说后记里自我的阐发不够阔远厚重，而是还有些明了，有些用力过猛，又有些未及升华。《第七天》在象的方面另有构筑，我认为，新闻还可以更多些，处理还可以更巧妙些，要草船借箭就要更胆大包天，更理直气壮。死无葬身之地是承载这个意的重要部分，有人联想到鲁迅的彷徨于无地，有人联想到《佩德罗巴拉莫》里的死-生叙事。《第七天》里存在着一个卑弱者和见证者的创世，死无葬身之地正是彰显这一努力的所在。《第七天》笔触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所损害所忽略所遮蔽的人，似乎，作者力有所不逮，但是，我们到底看到了在死后的世界里，两个现实中的仇人居然和解言欢了，更多的人相互温暖，回忆，淡然存在着，直至最后仅仅剩下了骨骼、骨头。那骨头里，葆有着思想和言行的自由，也葆有着在尘世所失去的一切宁静。
这两部作品的实绩和冒犯大都来自这里。而再往前迈一步，并不易。一如卡尔维诺在论及文学中的轻时所言，堂吉诃德以长矛刺穿风车的翼板并被吊到半空中的场面，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只占寥寥数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作者只把他的资源的一丁点儿放进这个段落。尽管如此，它依然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有时，大敌当前，越发需要举重若轻。有一种轻盈与诗意，胜过千言万语和千军万马。
旁人看到的是文本的竣成，小说家历经的是叙事的考验。我觉得作家就是跟着叙事走，只有在叙事中去更新自我，叙事我觉得它就是一条道路。余华： 《小说的世界》，收录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在这条路上，有虚构和现实的砥砺，有想象力对困难的克服。叙事问题挑战着作者，也激发着灵感。一个作家，纵是有着公知之心的作家，最终要对准的焦点是自我，是内心的深渊，是虚构的美与力。
在另一端，小说这种文体也在等待着凶猛的作家，以及凶猛的现实。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小说艺术像活人一样有了生命，并且站在我们中间，她肯定会叫我们不仅崇拜她、热爱她，而且威胁她、摧毁她。因为只有如此，她才能恢复其青春，确保其权威。〔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现代小说》，收录于《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伍尔夫早在1919年就讲过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来自叙事的恒久诱惑。对于伍尔夫或真正的作家而言，小说陷入困境之际，正是仰慕者们施展才情的大好时机。
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尤奈斯库此语广为传布。事实上，某一时期或特定时期的先锋往往有些刻意，有些无形的条条框框，多多少少为了实验而实验，透出先锋腔。1990年代是一次破局，到了新世纪，余华更是不再受缚于小说规则和时代趣味，打破自己已被接受的先锋形象和先锋路径，不再追求风格化，而是根据不同的题材和立意选取不同的叙述方式，进入了一种更广阔的创造的自由。事实上，一些先锋作家的写作也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典型如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苏童的话代表了一些人的心声，没有人会为先锋去写作。如游泳的目的是到达彼岸，而不会考虑姿势。先锋不先锋，完全取决于一个作家的内心生活转引自徐林正： 《先锋余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经过了这一叙事之夜，余华的书写虽有不足，但是，更本真也更混沌，更简单也更复杂，更直接也更邃远《第七天》延续了《兄弟》的及物性，并作了鲜明的调整，它们都隐含着小说家源远流长的试探，以及对时代之为时代、世界之为世界的接近。
五
关于文学已死，艾柯也被问到过，他把我们的思绪拉得更远：我今年75岁了，在过去的60年间这样的说法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会儿说文学死了，一会儿说小说死了，更疯狂的说法是书已经死了，但事实上，我还不断地在阅读、在写作。我认为那样的说法非常愚蠢。夏榆： 《艾柯访谈： 我是一个经常被误读的人》，载《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他对小说、文学以及阅读的信心，我完全认同，但我并不觉得那些声音愚蠢。无论视之为渊源有自的预告，还是常说常新的讣告，骨子里都是关切，有警醒，有思变。
《战栗》中曾风光无限的诗人，何以在一度崇拜他的女读者面前一步步变得那么窘迫？余华这一创作于1990年代初的中篇，是写给诗人的，也是写给普通人的，或许，还可视为一个文学时代的挽词。世纪末以来，为什么从纸媒到网络，从普通读者到专业读者，对余华的小说有那么高的关注度？除了国外获奖和张艺谋同名影片的助力，除了余华对形式一如既往的敏感，对现实不断地深入等等之外，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张清华2002年指出，余华前期和后期作品反差巨大，前期他是如此地执迷于复杂的叙述实验，给读者制造繁难的障碍；而后期他看上去却是如此地简单和直白，以至于连孩子和粗通文墨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读者。张清华： 《文学的减法论余华》，载《南方文坛》，2002年4期。作家马原更是自信地点出：从抱残守缺的意义上说，传统小说阅读发生了巨大的障碍，被摒弃在新的时代，现在《兄弟》累积销售近百万册，能把阅读出现的障碍踢碎、敲开，是了不起的事情。舒晋瑜： 《马原： 研究越深入，离小说家就越远》，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4日。
究竟余华是如何踢碎阅读障碍的，马原没有细讲。也许他明了，太多的畅销宝典卖座秘笈，看似真理在握，实则刻舟求剑，纸上谈兵。归根，一个作家通过两个异父异母的兄弟，就巧妙地将两个庞然的时代，将数不清的人，融汇在一道，构成一个巨大的生存现场，这不耐人寻味吗？
如何接近读者，是个大问题，这里的探究，亦不过是抛砖引玉。一，对通俗元素的适当借鉴。余华曾提到马尔克斯极其推崇《基督山伯爵》，其潜台词是有些意思的。具体到创作上，一部小说能够广受关注，绝不是写一写偷看女厕所或举行处美人大赛等俗艳之物事就能奏效的。有人发现，《兄弟》是一部关于窥视和围观两个主题的书，是否可以说围观是一个启蒙主义的命题，而窥视是现代主义或存在主义的命题呢？他进一步指出，除了鲁迅，还没有哪个作家能够这样以哲学家的深度，这样尖锐、逼真、形象和入木三分地同时写到这样两个主题。张清华： 《窄门以里和深渊以下关于〈兄弟〉（上）的阅读笔记》，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4期。这种对于通俗的借用与改造，也是一种自由书写的体现。二，余华自认，写作之初，就知道故事的重要，但那时没多少人注意到他讲故事的能力，更多关注他的特异的形式了。即，余华是先锋作家中少有的始终未忽视故事性，并不断在强化它的一个。三，1998年，余华曾有言，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他越来越注重现实的介入力量，以及对人物性格、欲望和命运的书写，提供了福贵、许三观、宋钢、李光头、杨金彪还有林红等可近可感的人物。四，可能还在于，余华相信神奇的单纯的力量，以减法书写丰富，以幽默面对悲凉
市场瞬息万变，读者众口难调，甚或喜怒无常。想为市场和读者写作，谈何容易。终究，作者要书写自己看到、想到并信赖的东西，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文学，而不是屈从于其他。尤其是，这已然是一个日益民主的阅读时代，自由的阅读时代。诱惑爆炸性地增长，如何建立眼球和小说的友谊，费思量。
时代变了，阅读变了，写作呢？
阅读之变，背后是科技的发展，视听的影响，娱乐的冲击，永远在生成在逝去的新闻与信息本雅明等人早就敏察到了新的技术、生产生活方式、消费消遣方式等的变化，对创作与阅读的影响。几十年过去，一个个优秀的小说家、文学家，展示了他们的智慧与努力。在中国，曾经有过1980年代那样盛大但并不正常的文学热，终究，文学回复其本应具有的状态。当阅读碎片化，浅阅读兴起，类型文学攻城拔寨，而所谓的严肃文学越来越令不少读者敬而远之的时候，余华等少数几位作家却接近了读者，接近了阅读。当然，还很难说他们已经做得多么成功，或者说有多少可借鉴性，明显的教训与潜在的问题也不少，都值得研究。
展开毛姆所著《巨匠与杰作》，有一句题记：小说的首要前提就是引发兴趣。〔英〕毛姆： 《巨匠与杰作》，李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所引巴尔扎克的话为本书题记之一。此语出自巴尔扎克。也许，这样古老的话值得当下的小说家们细细忖度。关注市场和读者反应是否会伤害小说创作？这是一时难以厘清的疑问。可以肯定的是，大凡真正好看的小说，无不蕴含着值得思考的艺术性或技巧性。不是说要媚俗，不是说要贪图名利或畅销，更不是说要放弃实验与创新，而是要更加地勇于探索，锐意变革。小说之薪火相传，就是要尊重内在于小说的难度，也尊重外在于小说的难度，激发各种层次的读者（某种意义上也是评论者、消费者和资助者）的阅读兴趣和欲望，正好能雅俗共赏、广为传布，自是好的；那些特异、繁难、艰涩的奇书天书，只要为小说探索和认知世界开出了新的路径，便是美的；事实上，更多的妙品佳构，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美与好。经由对无尽困难的无尽克服，焕发小说最原始也最具开放性的魅力与可能众山之巅，是走得又远又高的巨匠与杰作。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时代。有人说是盛世，或许不错，因为而今看来，康乾时代问题多多桎梏多多，也被称为盛世。我坚信的是，这是一个叙事的盛世，是可以出现或可能出现旷世之作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所蕴含的叙事之夜也最为庄正与浩大。尤其是，小说的叙事性和技巧，已经化入了非虚构、音乐、电影、电视、广告、综艺等等之中，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和小说争夺着读者（也在反哺或激发小说）。一个作家，一个有平常心或雄心的作家，会更清晰地预感到，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升起。海子： 《海子诗全集》，西川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是的，不仅仅是夜幕四合，不仅仅是天黑了下来，黑夜也会从大地的深处，从时代的内部，从一个人的心底，向上升起。在这个双重或多重的叙事之夜，小说的丰收时节，也可能正是另一种荒凉或不满足的开端。
雪落。花开。关于人之为人，世界之为世界，总有一些东西，是文学才能发现的，是小说才能赋予人类的。
原刊于《批评史中的作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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