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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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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革的结束，此前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呈现出松动的迹象，选本运作从选家资格、选择标准、入选作品到出版社的确定等等一系列环节，都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是与文学批评地位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文学选本，在经典的确立、自由批评空间的创立、创作指导和时代精神的建构等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对80年代文学选本的整理、分类及分析，本著作力求从选本的角度重新建构80年代文学坐标，充分发掘出选本在批评标准的形成、文学史观念的更新、文化认同的建构、公共空间的开创和新时期共识的凝聚等方面的作用，并发掘出选本在80年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以及选本文化在特定年代所具有的文化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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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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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1977年生，江西景德镇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入选第二批之江青年学者，入选《环球时报》第四届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博士后面上基金、博士后特别资助、省社科规划等项目多项。入围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获第十八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年度优秀论文奖。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社会科学》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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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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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思和
徐勇写了一部论著《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我读着文稿，思绪不觉回到了青年时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求学、任教、开始学术生涯的时代。徐勇以选本编纂的新视角来解读80年代的文学生产，给了我许多启发。从文学的生成而言，社会环境和人心所向是第一性的，其他因素都是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广义地说，文学选本属于文学传播的一种形式，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正如文学创作的发表可能对社会环境更新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文学选本就能产生更加集中和更加强烈的效果。文学创作不仅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更新，而且对于人心所向也有直接的引导和启发，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了写这篇序文，我特意回到黑水斋工作室。从一大堆旧书中找出了几种曾经影响过我的文学选本，又一次翻动发黄发脆的纸张，让自己深深地陷入了回忆与感恩之情。这几种选本都在徐勇的论述中被多次讨论过，但我还是愿意以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来见证这一文学史的现象。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的选本大抵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属于年度选之类的，要求从某个历史阶段挑选出被认为是优秀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使之经典化；另外一种是对于某些新兴的文艺思潮，或者被忽视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给以集中的展示，希望唤起人们的关注，以求改变文学史的某些因袭的既定观念。譬如，本论著多次讨论过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种文学选本，一本是《建国以来短篇小说》（1978），三册，另一种是《重放的鲜花》（1979），一册。这两种选本大致上分别属于我说的两种功能，前一种《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就是属于对1949年以来的短篇小说做了经典化的选择，也注意到了方方面面的流派、思潮的代表性，而后一种《重放的鲜花》则是旗帜鲜明地集中选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判、作者也因此受到迫害的一批优秀作品。事实证明，这批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受到批判后二十年的环境下重新出版，仍然被读者认可，并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红豆》等作品，至今来看仍然是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被经典化了。这两类功能不同的文学作品选本，都有传世的意义。但就我当时在求学的过程中，更加受到后一种选本的影响，它直接改变了我原来接受的教育形态，帮助我打破了力求全面、四平八稳的学习思维，产生了某种非常强烈的倾向性。
这两套选本我都是收藏了的，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读前一种选本的印象，可能只是配合文学史学习翻翻而已，但阅读《重放的鲜花》时产生的激动，却一直影响了我以后对当代文学史的认识和选择。只要读过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读者，大约都不难理解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徐勇在论著中分析说：相比《重放的鲜花》，可以看出《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在编选上的谨慎和偏于保守。在这套选集中，大凡《重放的鲜花》中收录的作品，很大一部分均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深究下去真的很有意思：《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前两册1978年1月编辑，5月出版；《重放的鲜花》则是1979年5月出版。而《建国以来短篇小说》的第三册1979年4月编辑，1980年1月出版。虽然前后只相差一两年的时间，但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启，人们对当代史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很显然，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出版领域是得风气之先的，当他们编辑出版《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前两册的时候，已经在做拨乱反正的工作，可是当这套选本编完付印时，编辑们发现社会进步比他们的思想走得更远，大部分右派分子已经摘帽平反，原来被批判的作品有可能重新出版。于是就有了《重放的鲜花》这个专题的选本。换句话说，《重放的鲜花》是对《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前两册的补充和纠偏，但是它仍然不是前者的续编，因为前者是一种经典化的工作，而后者是带有对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判作品平反的意思，还是不足以解决这些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因此，在接着《重放的鲜花》以后编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第三册，才是接续前两册的经典化的工作。在第三册里，偏重的是文革后的文学创作，也有限度地选入了文革前被批判的作品，而与《重放的鲜花》重复收入的只有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可能是考虑两个选本出版时间太近，要避免太多重复）。我们从这两个选本的对照中大致可以了解选本的两个不同功能是怎么被区别的，但是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重放的鲜花》后来反倒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的选本。
第二种选本是关于争鸣作品的汇编集。我手里有一种是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的《争鸣作品选编》，没有出版单位，出版时间是1981年12月。分上下两辑，分关于反映我们的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关于反映十年内乱中伤痕的作品关于反映爱情、婚姻伦理道德方面的作品以及关于艺术探索及其他方面作品四个专题。徐勇在论著中讨论了多种文艺争鸣的选本，也包括了这个选本。但是其他的选本都是公开出版的，虽然也保留了很多当时社会和文坛的信息，但终究受到各种限制，没有像这一个选本那么开放和容纳了巨大的信息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选本不是公开发行的，而是将征订单寄到学校中文系，被张贴在系办公室的墙上，我是无意中看到这个征订单，按照上面的地址寄了钱去，由编辑部直接寄给我的。唯有在这个选本里能够比较集中地收录了《假如我是真的》《苦恋》《在社会档案里》《飞天》《调动》等一系列当时都因为争议性而轰动一时的作品。那是在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使文艺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伤痕文学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文学批判的锋芒从反思文革逐渐深化，开始关注现实社会的各种阴暗面和精神伦理的探索。在上述的作品里，对于官僚特权的警告，对于党内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揭露，对于文革灾难的形成缘由的探讨以及对于传统婚姻观念里的人性、女性、爱情的探索，都已经发端于青萍之末，但这些矛盾都被深深地遮蔽在控诉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激情之下，还没有被社会普遍认识到。这些敢为天下先的文学创作以特有的尖锐性惊动了国家上层，以至于胡耀邦出面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并且发表讲话。我觉得这个选本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选编起来，将这些作品立此存照的意思。因为其中有许多都是没有被放映、被上演的剧本，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结集出版的话，以后真是很难搜集研究。而这个选本却有胆有识保留了伤痕文学的真实信息。为后来者研究1980年代文学与社会，提供了绝好的材料。毋庸回避，这个选本也是我主编文学史教程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论著还有一个特点，作者不仅描绘了当代文学选本的流行情况，还注意到同时期出版的大量外国文学的选本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文革后文学的迅速发展和兴盛，与新一轮的外来思想和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分开而论的。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进和传播，直接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趣味和走向，培养了新一代的作家。在这个传播中，我特别要提一个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金子信先生，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北上跟随唐弢先生攻读现代文学研究生，文革后回上海担任编辑，此人目光远大，性格活跃，在我读大学时期，他因为结识我的同寝室室友，经常来寝室聊天。他那时候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书籍，其中就有著名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四册八本，十一个专辑，分别介绍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文学、垮掉的一代、新小说、黑色幽默等等），完全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选本。因为金子信来自社科院，他与外文所的许多顶级专家都有密切来往，特别邀请了袁可嘉先生写了洋洋洒洒的长序，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此书第一册出版于1980年，第三册出版于1981年，都是在我读书的时期，几乎每一册出版，我都狂热地阅读学习，并且结合这个选本介绍的作家作品，再去进一步扩大阅读。我后来曾经涉足比较文学领域，靠的就是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喜爱，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因某种原因，这个选本的第四册拖延了一段时期，到1985年才出版，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振聋发聩了。文学创作开始朝文化寻根方向发展。我看到徐勇在论著里多次讨论这个选本的意义，就想到了金子信先生，因为他才是真正的领风气的人物，也是这套文选的主要推手。
选本与文学生产的关系极为复杂，也是极为个人性和私密性的，要真正深入研究就会涉及具体个人的成长命运和内心经历，非短短的一篇序文所能详尽。徐勇的书，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提出了一个新的考察文学的角度。我愿意将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说出来，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作参考，也许这也会激发读者个人的阅读经验，加深对这部书的理解。是为序。
2016年8月14日于鱼焦了斋
后 记
自2012年博士毕业以来，我一直心存困惑，虽然论文也已发表了数十篇，但对于什么是我的学术研究的方向，什么样的领域才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生长点等等这样的问题始终没底，以至于选题选了好几个，皆不中意，价值也都不高。后来在一次饭桌上，听到一位前辈告诫，学术研究的选题，不能求偏，别人没做过的，并不代表就有价值，而应选择那些既很少被关注又要有价值的，那样的选题才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持续性。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深为自己此前的选题的偏颇汗颜。在这之前，我曾设计过的选题有文学中的服饰话语文学与色彩等，选来选去，我深感到疲惫，不知如何继续下来。就是这次宴会，让我明白好的选题的重要性。文学选本编纂是近几年来我比较满意的一个选题，虽然很多时候也会对自己的这个直觉深感怀疑。表面上看，这一选题与我的博士论文并无太大关系，但其实早在博士论文的写作期间，我就已经留意这一选题，并着手开始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只因其涉及大量的资料，且难度较大，一直非常犹豫且举棋不定。正是这次宴会，让我下定决心，坚持把这一对我来说尚属陌生的研究领域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
事实上，就古代文学研究界而言，文学选本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选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代有迭出，这当然与选本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只是这一情况自近现代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变。现代印刷等技术的发展使得选本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选本逐渐失去其光环，但即使如此，其在现当代文学文化中的地位仍旧不可忽视。遗憾的是，关于这一领域，虽偶有零星的研究成果浮现，但试图从整体上把握或对它进行系统研究的，却并不多见。某种程度上，本著作是较早对当代文学选本展开深入系统研究的成果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著作中有些观点虽然不一定公允或有待商榷，但因是本人的初步尝试，它之于本人，仍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完成当然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张颐武老师，但因为著作的写作过程贯穿博士就读到博士后在站期间，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陈思和老师与段怀清老师对我的指点和帮助亦很重要，我十分感谢！而事实上，本书的写作也是在复旦大学的博士后宿舍里开始，我要深深感谢复旦大学！在本书出版之前，书中的大部分篇章均已或即将在某些学术期刊发表，因此，对于那些发表我的书中篇章的贵人们，我心里的感激之情更是难以一言穷尽，他们有《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刘艳老师、《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社的殷国明老师和王峰老师、《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的韩春燕老师、《社会科学》编辑部的李亦婷老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王泽龙老师和王雪松老师、《广东社会科学》编辑部的韩冷老师、《人文杂志》编辑部的魏策策老师、《湖南大学学报》的肖永明老师和编辑张海英老师，《现代中文学刊》杂志社的陈子善老师和黄平老师、《宁夏社会科学》和《青海社会科学》的编辑老师，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社的张志伟老师和评审专家等。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的这些论文就不能顺利地发表出来，对于他们，我要深深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另外，还有一些师长，我也要表示感谢，比如说《学术月刊》的张曦老师，我的著作中的其中一篇文章曾经投到她的手里，虽然最终没有发出，但因为她的认真而公允的审读意见，令我受益匪浅，亦令我心存感激之情！同时，也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欧阳婧怡编辑，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匿名评审老师们，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但我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我这一本不太成熟的著作才能得以顺利出版。谢谢你们！此外，还要感谢那些对我这本著作的写作一直关心与关怀的身边的师友亲人们，这一名单很长，恕我不一一例举。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关心，使我感到学术研究并不总是一件辛苦而枯燥的事情。
最后，仍有必要再次感谢陈思和老师。陈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的这本拙作写序，让我感动和不安！对于70后的我来说，80年代的文学选本编纂实践中确实有很多东西是无法触及或被忽略的，陈老师作为亲历者和前辈，他的讲述及评析为我提供了思考与研究的新的方向，让我受益匪浅，希望能在将来的持续研究中有所改进和提高！另外，陈老师提出的文学选本的两种功能，把我一直以来没有想清楚而又深深困扰的问题理论化和概念化了，这对我以后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此，特别要感谢陈老师！陈老师辛苦了！
另外，本书的写作还得到浙江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的资助和立项，因此也作为其成果的一部分，具体项目名称为：
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研究成果（编号14ZJQN008YB）。
徐 勇
2016年8月16日于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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