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和宗教学。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聘为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员，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等聘为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被美国旧金山大学聘为Distinguished Fellow of EDS-Stewart Chair，被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
我也许注定要通过文学而与宗教学发生某种牵扯。早年读中文系的书，得知《一切经音义》的作者是个叫做慧琳的和尚，随手翻翻，又知他还著有《白黑论》。本来读不懂，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不过居然发现他与我的父辈同属秦郡人氏，从而开始幻想自己与那和尚之间的因缘。直至看到五台山的楹联山色归真镜，禽声出慧林，真想问问父母这与我的名字有否联系，可惜彼时他们均已过世，遂成遗憾。不过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慧琳和尚的确给过我一种良性的心理暗示。为此，我至今对这位未曾读懂的和尚怀有一些好感。
随赵澧先生读莎士比亚时，借着赵先生的宽容径直从莎士比亚走进了基督教研究；由此才逐渐积结缘分，最终随方立天先生专攻宗教学。方先生以佛学研究闻名海内外，师从方先生而不能略窥佛理，实在枉担了学生的虚名。无奈我入室晚、闻道后，方先生知我皓首而不能穷经，特准我守基督教，入方便门，从而有《神学诠释学》。
方先生以戒、定、慧论说佛学，所谓依止于戒，心乃得定；依止于定，智慧才生。这种依戒资定，依定发慧的佛家逻辑，常使我感慨良多。强以谓学，则戒可在有涯之性命，定可在无涯之学思；然而何以为慧？我至今觉得它无去来处，可望而不可即。如同西哲纠结于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佛学却将其化解为我从来处来、我到去处去；西哲以尼采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直觉追究起点，佛学回一句自无始以来，竟能了然无碍.
就广义的阅读活动而言，当代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一种悖论：一方面是文本的诠释产生了太多的可能，使意义本身显示出空前的不稳定性、甚至可以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各种传统、文化和群体的不同观念实际上正被同一种利益规则所取代，即所谓社会系统对生活领域的殖民化。这两种问题的实质，都是使意义更多地退隐。而要逃离虚无、重归意义，仅仅靠坚守的勇气、决绝的态度，或者用新的意义替代被动摇的秩序，都是行不通的。
神学对这种当代处境的相关回应之所以特别重要，乃是因为神学的自身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在信仰和歧义之间作出一种选择，或者说必须在歧义当中处理信仰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人文学的根本问题，也正是在意义的缺失中把握人与意义的关系。如此则可以得到三个背景性的问题。
第一，与诠释相伴随的，历来是歧义。乃至有的神学家也宣称：神学永远不追求确定性。然而如果说文学的歧义可以培育读者的参与冲动，历史的歧义可以刺激后人的怀疑精神，哲学的歧义可以滋养智者的思辨乐趣，道德或者法律的歧义至少也让我们了解到人类价值的限度，那么惟有神学的歧义最难自圆其说。基督教神学在当代社会中如何处理信仰与歧义的关系，也许可以说是神学对于当今多元语境的最大启示。
第二，诠释的限度是在于语言的限度，而神学所要读解的圣言同样是以人言来表达的。神学诠释学的传统并不否认语言的弹性和限度，然而圣言与人言的关系究竟如何？在人言的限度之内，圣言所表征的意义如何才能超越语言的锁链？对处理文本与意义之关系的诠释学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从本质上说，神学诠释学并非教牧的工具。因此当诠释学所引导出来的种种论说不断强调文本的敞开、意义的多元之时，一方面有神学家宣称一切神学都是诠释学；另一方面则是诠释学最主要的代表加达默尔在其晚年的著作中直接从诠释学进深到宗教和伦理问题。这种诠释学与神学之间的互动，究竟应该对人文学思考带来何种启发？
在神学的意义上讨论诠释学问题，绝不仅仅是因为诠释学导源于基督教的释经学。《圣经》与其他宗教经典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关于耶稣基督的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用耶稣基督的母语写成。这使《圣经》先天地带有某种诠释的意味，从而才有一切神学都是诠释学之谓。同时这也提示着我们：意义与理解之间，必定存在着异质性。神学诠释学的独特逻辑并不是要消除这种异质性，并不是要弥合理解与意义之间的鸿沟，却正是要通过这种绝对的异质性，在延异（diffrance）的过程中建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意义关系。
国内学术界对诠释学问题的关注，当以洪汉鼎先生翻译出版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为标志。但是由此引出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伽达默尔本人深感兴趣的神学诠释学领域。而西方对于神学诠释学的研究则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也许是由神学自身的诠释学性质所决定，几乎所有重要的神学家都必然会涉及诠释学研究；同时最具代表性的诠释学思想家也都专门讨论过神学诠释的问题。有鉴于此，本书希望以西方的原典和相关研究为据，又尽可能在汉语语境及其特定的问题意识中处理这些材料，力求对中国自身的人文学思考有所切近。在作者看来，人文学领域的价值追寻和意义诠释问题，或许会在神学的维度下被逼向最后的解决。
本书初版于2001年，修订时保留了主体部分的原貌，所增内容另成章节。原书以圣言人言为题，可见于艾略特的诗句，相关讨论亦正可由此而出：
The endless cycle of idea and action,思想与行为的无尽循环，
Endless invention, endless experiment,无尽的发明，无尽的实验，
Brings knowledge of motion, but not of stillness;带来动的而非静的知识，
Knowledge of speech, but not of silence;带来说的而非沉默的知识，
Knowledge of words, and ignorance of the Word.带来人言的知识却对圣言无知。
Where is the Life we have lost in living?我们遗失在生活中的生命到哪儿去了？
Where is the wisdom we have lost in knowledge?遗失在知识中的智慧到哪儿去了？
Where is the knowledge we have lost in information?遗失在信息中的知识到哪儿去了？
The cycles of Heaven in twenty centuries两千年的宇宙轮回，
Bring us farther from God and nearer to the Dust.让我们愈发远离上帝而接近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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