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踏上一段不可思议之旅 我与学者综合征患者的非凡之旅，始于1962年7月2日。最近一名擅长日历计算的学者综合征患者告诉我，那是一个星期一。那天，也是我作为一名新晋精神病医生开始工作的第一天。
实际上，我是镇上的一名新医生。我刚刚结束麦迪逊大学医院精神科住院医生的实习期，加入了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附近的温纳贝戈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医疗团队。我的任务是在那儿新开一个儿科诊室。47年前，就是在那个儿科诊室，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位学者综合征患者。
新成立的儿科诊室，从当时温纳贝戈心理健康研究所800多名住院患者中，选出了30名18岁及以下的患者。他们都是具有严重心理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大多被诊断为自闭症。他们全部都患有严重残障。
其中4名陷入此种困境的年轻人，立马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正是他们，开启了这段关于人类心智及其神奇能力的非凡之旅。
约翰（John）是一名正值青春期的小伙子，能记住整个密尔沃基市的公交系统。他知道每一条线路从头到尾的所有站点，一名公交车司机因此评论说你比司机更了解这些路线。约翰经常带着一个被剪成城市公交车前玻璃窗形状的硬纸壳，在儿科诊室附近游逛。他在一张纸上记下了无数街道的名称，然后把它卷起来，可以通过随时转动它来改变上面的目的地，就像公交车前方显示下一站目的地的显示屏一样。最近，我对这个小伙子进行了第47年的后续跟进，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你将在第29章看到他是如何将自己超凡的记忆能力，用于一项非常有意义和富有成效的工作的。
另一位患有自闭症、失语和严重认知障碍的男孩，可以在只瞥一眼桌上的500块画面朝下的拼图后，仅靠对其几何形状的记忆，以缝纫机一般的精度、动作和节奏，将它们复原。他在全过程中完全不需要图片的辅助。
第三位年轻人是一本行走的历史上的今天日历。我记得，他每天早上都会考我，历史上的今天发生过什么。我曾试过在头一天的晚上突击复习，以应付我的每日测验。但在他对每日历史事件的庞大记忆库面前，我总是落败的一方。
还有一个小家伙，在篮球罚篮时，准确度堪比罚篮机。他每次都把自己的脚踩在罚球线上完全相同的位置，保持完全相同的举球方式，每一次发出的篮球的运行轨迹也完全相同。由于罚球线离篮筐的距离不变，他通过使用相同的动作，将球扔在同一运行轨道上，永远弹无虚发。去年，当纽约罗切斯特一位名叫贾森（Jason）的自闭症少年，第一次参加本赛季的篮球总决赛，并在4分钟内投进6个三分球时，我想到了这个孩子。热得就像一把手枪。他说道。视频中，队友们把贾森抬到肩膀上，整个球场的观众山呼海啸一般。这个视频感动了整个国家。他的教练哭了，很多观众也哭了。
我被这些矛盾共存的孤岛天才深深震撼了。是的，我称之为孤岛天才，因为他们就像漂浮在严重心理障碍之海中的孤独岛屿。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做到的？这对整个大脑的功能和隐藏的潜力，意味着什么？也许，它们也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体内？当时，我对自己发出了这些问题，并追寻至今。
有意思的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1887年，J.兰登唐医生也有与我一样的触动。时为伦敦厄尔斯伍德救济院医生的他，在30年职业生涯中，也曾遇见了集低能与超能于一身的患者。唐医生，因描述了一种精神发育迟滞类的疾病即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唐氏综合征，而为世人所熟知。他在厄尔斯伍德工作了30年，目睹过成千上万患有形形色色的发育障碍和智力迟钝的孩子和成年人。1887年，唐医生在伦敦医学学会的一系列讲座中，对自己漫长职业生涯中所见所闻的患者，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其中一篇名为《论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些心理影响》（On Some of the Mental Affections of Childhood and Youth）的演讲中，唐医生（1887）与同行们分享了一些他所接诊过的超常患者，就像我一样，那些患者引起了他的强烈关注。其中有一位这样的患者，他能建造结构精巧的船只，还能逐字逐句地背诵复杂的文章，但却完全不理解自己背诵的任何一句话。还有一个男孩，他能够一字不落地记住《罗马帝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甚至可以做到倒背如流。此外，一些孩子可以牢牢地记住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和日期。一个孩子可以记住伦敦每个糖果店的地址，并说出自己每一次造访的日期；另一个孩子则可以说出救济院里每一个人的到来日期；还有一个孩子知道所有住院患者的家庭地址。
还有一些算术天才也非常显眼。一名12岁的男孩，可以在题目写下的瞬间，准确地计算出一个三位数乘以另一个三位数的答案。唐医生称之为闪电计算。在唐医生报告的案例中，也有音乐方面的孤岛天才，就像现在一样。一名男孩在观看完歌剧后，可以分毫不差地回忆起所有的咏叹调。还有一位患者，他能够在不借助时钟的情况下，完美计算出刚刚度过的时间长度。而现在，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能精确计时的病例。
总而言之，唐医生在他30年的临床实践中，遇到过10名类似的独特患者。在当时，现在表达贬义的白痴一词，是被广泛用于描述智力低于25的智力障碍者的科学术语。然而这10个人身上所具备的某些超凡的知识和能力，与其整体上的低能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唐医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他把白痴一词与法语单词savoir（意思是知道）结合起来，命名为白痴学者（idiot savant）。现在，由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个词已经被弃用了，而代之以学者综合征。
在自己的诊室遇到了4名学者综合征患者之后，我开始研究当时已有的有关这个非凡而惊人的疾病情况的文献。就是在那次研究中，我找到了唐医生的毕生心血。我发现，在1887－1962年，全世界只有寥寥几份零散的案例报告。有意思的是，在所有这些报告中，所报告的超凡技能，一般只归于5个领域：美术、音乐、日历计算、闪电计算和机械或空间技能；而且几乎所有报告中的患者都是男性。甚至唐医生也特别提到了这种不寻常状况中的女性缺席现象。此外，所有的报告都提到了伴随这些特殊的能力或技能出现的，往往还有超凡的记忆能力。那种记忆被唐医生称为言语黏附，因为患者似乎无法理解自己庞大记忆库中所存储的大量知识。
随着我继续在儿科诊室工作，出于兴趣，我继续对学者综合征进行研究，其中让我尤为着迷的，是它和自闭症之间的关系。我对自闭症的兴趣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尚未成为精神科住院医师、尚在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产生这个兴趣的契机，是因为在那些年，我曾有幸与自闭症教父莱奥坎纳医生（Dr.Leo Kanner）交流并互动。在1944年发表的一篇经典文章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坎纳医生，第一次对早期小儿自闭症进行了准确描述。他的描述，无论从清晰度、准确度还是灵敏度方面而言，后人都无出其右。坎纳医生在麦迪逊大学担任一学期的客座教授期间，我得到了聆听其教诲的宝贵机会。
由于头脑中谨记着坎纳医生（1944）对早期小儿自闭症的描述，因此，当我在一些帅气的孩子们身上遇到这种令人困惑的疾病时，立即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诊室里的这些孩子，是如此专注、如此冷漠，又如此沉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个神秘世界里。他们有的喜欢连续几个小时地盯着旋转物的顶端，或转动的三轮车车轮；有的拥有奇特且强烈的仪式感和惯例；有的走路必然踮起脚尖并按照特殊的步态，或在大厅里旋转不停。他们和别人几乎没有任何眼神接触，没??有情感需求，也从不付出感情。他们中，有的自出生起，就显现出上述的所有症状；有的已经正常发育，活泼好动，十分健谈，但突然之间，他们会令人惊讶地退回到自己沉默隔离的虚拟世界。我甚至可以在自己的诊室里四处走动，而完全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与我在培训期间，造访其他机构的唐氏综合征患者诊室的经历完全不同。唐氏综合征患儿能够四处爬行，伸手，理解他人的言辞，会高兴而热情地对待来访的客人。
当我开始在我的儿科诊室工作时，科学界流传着一个非常残酷的说法，而且经常白纸黑字地将这种名为自闭症的灾难性疾病，归咎于所谓的冰箱母亲。但在我看来，我诊室里所有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和我在路上遇到的所有母亲一样温暖、有爱和担当。我从没见过哪怕一位所谓的冰箱母亲。因此，1970年，我开始对小儿自闭症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我收集了当时在威斯康星州能找到的所有病例，总共找出了270例，并由此得出结论，每万名儿童的发病率约为4.5例，这个概率与当时英国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研究报道的相符。
在那项研究中，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发现，早期小儿自闭症患者父母的年龄和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本次研究对象中其他类型发育障碍患儿的父母。之所以说令我惊讶，是因为此前我认为，坎纳医生（1944）所指出的类似结论，可能是因为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遇到的样本，比我接触的更多来自乡村的样本，受教育水平本身就更高一些。但事实证明，无论在坎纳医生还是在我接触的总体样本中，更大的年龄和更高的教育水平，是区分早期小儿自闭症与其他类型的自闭症或发育障碍的重要因素。在2009年威斯康星州的一个类似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中，门纳（Maenner）、阿尼森（Arneson）和德金（Durkin）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可以确定的是，除了这些变量外，我发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所谓的冷漠残酷的冰箱母亲在我诊室的患儿母亲身上有任何体现。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我有机会见到并结识了这些自闭症患儿的父母，根据我与他们的后续联系，我认为，他们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群体的父母一样，内心充满了爱、温暖、关怀和责任感。
1964年，温纳贝戈心理健康研究所的负责人，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平调到夏威夷的一个类似机构。我当时也正计划离开温纳贝戈，回到我实习过的俄勒冈州西北部，但院长职位的空缺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当时整个美国的心理健康运动正处于伟大复兴之中。这场运动的背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 Kennedy）和美国国会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和动力，他们显著地提高了全国心理健康项目的资金预算。其中一部分专项资金，也惠及了威斯康星州和温纳贝戈市。结果，整个州乃至整个国家的儿科诊室，都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与重视。
正因如此，我留在了温纳贝戈。1964年5月，我接受了代理院长的职位，并且一任就是15年。即使承担了负责整个医院的职责，但我对儿科诊室仍然保持了一贯的特别关注。不过我对学者综合征的科研兴趣，虽然还留存心中，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许多其他优先事项挤到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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