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说不完的《浮士德》
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诗剧《浮士德》,是一部旷世不朽的巨著。它在问世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先在德国,继而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不仅一再地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其他文字,而且每一个文化稍微发达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不止一种译本,研究它的著作、论文也成千累万,汗牛充栋。[1]人们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带着不同的审美眼光对《浮士德》进行观察;而这部杰作呢,就如同一块硕大的水晶体,随角度、背景和审美眼光的变化而变化,永远闪射着美丽迷人的异彩。正如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莎士比亚有莎学,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浮士德》也已形成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独立流派,被称为浮学。
像《浮士德》这样长久地保持着巨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经典作品,在德语文学史上真是绝无仅有,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屈指可数。它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一部德语文学著作。马克思早年写过一部命运悲剧《兰尼姆》(未完成),其主人公贝尔蒂尼就被认为是《浮士德》里的糜非斯托(魔鬼)苍白无力但可辨认出来的翻版[2]。他在自己的论著里还经常引用《浮士德》,或者巧妙地借用书中形象,或者创造性地发挥书中的思想。他特别欣赏糜非斯托冷峻尖刻的嘲讽,曾让这个魔鬼现身说法,帮助揭示金钱、货币带来邪恶堕落和助长异化现象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3]列宁同样非常喜欢《浮士德》。他流亡国外时只带了两本文学书籍,其中一本就是歌德的伟大诗剧。他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也经常读它。除去革命导师,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推崇《浮士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称他为德国人世俗的《圣经》[4],说只要带着它,一个人即使终生独居在孤岛上,也不愁缺少精神寄托
诚然,对于歌德的《浮士德》,近两百年来并非只有推崇和赞美。在歌德逝世后不久的19世纪中叶,对于诗剧的第二部,批评和贬斥真不算少。甚至有些原本十分景仰老诗人的年轻一代作家如赫勃尔、默里克、凯勒以及海涅等,也不完全理解这部巨著,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但是,时代的前进,研究的深入,渐渐消除了好心人的误解和反动势力(如德国的纳粹理论家)的曲解,使《浮士德》像一座深深埋藏在地下的宝藏,终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珍视。
《浮士德》对于后世作家们的影响,更非同一般。海涅、拜伦、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等大诗人、大作家,都写过类似题材或主题思想的诗剧;平庸之辈的仿作更不计其数。到了20世纪,在《浮士德》启迪下写成的作品仍不断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为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浮士德博士》(1947),卢那察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1918),高尔基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71937)以及法国杰出诗人瓦雷里的戏剧片断《我的浮士德》(1940),等等。[5]在咱们中国,一提起《浮士德》,人们自然会想起文学巨匠郭沫若,因为他不仅是这部世界名著的译者俄译本则出自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而且本身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也深受《浮士德》的影响。